內容介紹
曾經有人說戴望舒詩是詩壇的“尤物”,大概是說它美艷而富於可怕的誘惑性吧,自然這是寓貶於褒的。我願意在正面意義上使用“尤物”這個詞,我認為戴詩美麗而富於感情,有親切、柔美的抒情風格。戴詩的魅力來自他那誠摯而憂傷的感情。他的詩與20世紀20年代臻於高潮的英語系的現代主義詩的重“知性”不盡相同,他的詩主情,情是他的詩的骨子。儘管他很快就拋開了浪漫派,而傾向於象徵派,甚至後來還傾心於後期象徵派,但他的詩一直有浪漫主義的情愫。他的《詩論零札》認為詩所表現的,是情緒的抑揚頓挫,是去掉了音樂與繪畫成分的純粹的情緒。他的詩集,無論是《我的記憶》,還是《望舒草》,或者《災難的歲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勝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長起來的穆旦的詩加以比較,一個重知性,一個重感情,區別是很顯然的。番草在紀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說,當時他們那一批詩人所喜愛的詩,是兼有浪漫主義的情愫與象徵主義的意象。戴望舒的詩風大體上可以說是象徵主義的,但它沒有象徵主義的神秘與晦澀,更非只是官能的遊戲。戴望舒的詩是感情的,但不是感傷的。感傷是感情的矯飾虛偽,是感情的泛濫,戴詩里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個時候,曾經有朋友說他的詩是象徵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內容。杜衡也說戴詩很少架空的感情,鋪張而不虛偽,華美而有法度,的確走的是詩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政治和愛情作理想主義的苦苦追求,但其結果,卻是雙重的失望。在他的詩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著他的理想,而孤獨的遊子的形象則往往是詩人自己。他的詩常常表現出遊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勞,而這裡的特點恰好又是對沒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與真情。戴望舒曾熟讀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魏爾倫。蘇聯學者契爾卡斯基說過,就多愁善感的氣質說,戴望舒也接近魏爾倫。魏爾倫《無言的歌集》表達了巴黎公社失敗後,不知所措的知識分子苦悶沮喪的情緒,其基調是對於詩人的理想和他周圍的骯髒生活相脫節的悲劇感。戴望舒的詩,則表現了從五四運動激昂地飛騰起來的理想,同淹沒於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現實相脫節的悲劇感。他的詩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戰鬥的,但也不是環境的奴隸。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樣的姑娘,顯然受到命運的打擊,但她沒有乞求或頹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樣的嫵媚動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沒有低下人的尊貴的頭,像一面旗子一樣地忍受著落到頭上的磨難。詩人在這裡堅持了人的尊嚴和頑強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無法實現的理想,這就是戴望舒詩的悲劇主題。
作者介紹
戴望舒(1905.3.5——1950.2.28)現代詩人。浙江杭縣( 今杭州市餘杭區)人。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1925年,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等人創辦《瓔珞》旬刊,發表詩作《凝淚出門》。1928年與施蟄存、杜衡、馮雪峰創辦《文學工場》。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這本詩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徵主義詩歌的代表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篇就是《雨巷》,受到了葉聖陶的極力推薦,成為傳誦一時的名作。
1932年他參加施蟄存主持的《現代》雜誌編輯社。11月初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不過在留學期間,他並不喜歡去課堂聽課,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了翻譯外文著作上。當時他翻譯了《蘇聯文學史話》、《比利時短篇小說集》和《義大利短篇小說集》等,另外還研讀了西班牙作家的許多小說集。1935年春天,由於他參加了法國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遊行,被學校開除,於是便啟程回國。1936年6月,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結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了《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新詩》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現代派詩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場所。
抗日戰爭爆發後,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並且創辦了《耕耘》雜誌。1938年春主編《星島日報·星島》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編《頂點》。1941年底被捕入獄。
1949年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歲。安葬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語、西班牙語和俄語等歐洲語言,一直從事歐洲文學的翻譯工作,他是首個將西班牙詩人洛爾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