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9-1853年間積極準備自己去中國，除了學中文以外，還學醫學，不斷運動去鍛鍊身體，以求可以適應中國的艱苦環境。此外，他每日鍛鍊自己過簡樸的生活，放棄一切享受，以神為樂，更多信靠主。為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放棄了那位不願和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倫敦的中國布道會（The Ch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C.E.S）到中國當宣教士。22歲那年，他終於抵達了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人領路，孤單一人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道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神賜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國奮興布道家賓威廉。神亦賜他一位好妻子，是一個能幹、愛主、志同道合的伴侶。戴德生在中國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歲（1905）高齡時，才息勞歸主。那一年，由上海至倫敦，都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思會，可見他是如何深客群人的尊重。戴德生（中間坐藤椅者）與內地會同工友合影
戴德生（Hudson Taylor）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結婚之日早晨，聖經中的一句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進入他的內心，使他大受感動，生命得到重生。從此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
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John Taylor）是長子，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以紡織為業，養家餬口。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輕時開始學醫，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1831年與賀雅美（Amelia Hudson）結婚。婚後，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賀爾艦長（Captain Basil Hall）所寫的《遊記》（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他們在禱告中許願：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結果神遂其所願，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從孩提到年少，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戴德生後來追述說：“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對我的雙親有著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們都已進入安息，然而，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
戴德生年少時，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Chinese）一書，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
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
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為此，母親和大妹賀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為他迫切禱告，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直到他得救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Barton-on-Humber）拜訪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後，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絕不停止禱告。數小時後，母親內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時刻，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一文所感動，日後他說：“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開朗，明白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說：“兩周后母親回來了，我告訴她，我有好訊息報告給她，她說她已知道，並已高興了兩周，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
從立志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以度簡樸生活；加大運動量，以鍛練身體；外出布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學醫。19歲時，戴德生離家到赫爾（Hull），從師於哈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刻苦的生活。母親為其健康擔憂，他回信說：“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專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屍體時，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他後來作見證說: “我起先覺得憂愁，因為不能到中國去；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不會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說，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無論病況如何嚴重，我必能脫險”。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為“荷蘭宣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脫離該差會而獨立。1831-1835年，當中國仍門戶緊閉時，郭實臘穿華服，操華語、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1844年他創立“漢會”（Chinese Christian Union），專門雇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介紹中國，鼓動宣教，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1850年，郭實臘返歐期間，於倫敦創辦並發行了《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並深受激勵。1852年5月“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後，當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時，他曾如此說：“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
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費士號”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戴德生登岸後，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後，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開始宣教工作。但僅三個月，租屋就被炮彈炸毀。當時正逢“小刀會”起義軍占據上海，與清軍對峙。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不但生活艱苦，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禱告祈求神的護佑。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眼見火藉風勢，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在這危急時刻，天竟下起雨來，這才使他幸免於難。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說:“(那時我)寒冷、飢餓、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實，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事實上，這正是我倒空自己，學習謙卑的時候。經歷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在他帶領之下，勇往直前，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國傳道會”差派巴格爾醫師（Dr. William Parker）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間，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為便於接近中國人，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編辮子，並穿上華服。不出所料，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顯。在他給妹妹的信中，談到這次剃髮、梳辮的經歷：“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染髮五六個小時，……到梳頭之時，痛苦達於極點。……就因為受苦，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
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廣東汕頭布道。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賓惠廉也受他影響，改穿中國服裝，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861年1月，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Dr. Andrew Clark）診斷，戴德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必須留在英國休養，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時期。在此期間，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1）1862年，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2）1861年5月，完成寧波語《讚美詩集》，1863年10月，與高富牧師（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來君的協助下，翻譯、修訂羅馬拼音版“寧波語新約聖經”。（3）如其禱告所求，於1862-1865年間，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他們是宓道生夫婦（James & Martha Meadows，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樂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敵（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筆（George Crombie）與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內地會”的創立，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從1864年底開始，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寫作。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看到這種情況，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卻無機會聽信福音，以致靈魂不得拯救，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後來，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與他共赴中國，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存入十磅英金，“中國內地會”於焉成立。接著，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中國內地會”之異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屆“蘇格蘭基督徒靈修大會”（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與會眾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出版，並在第二屆“密爾美靈修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上分發，引起很大迴響。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創刊，報導內地會訊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蘭茂密爾團體”啟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約翰夫婦（John & Ann Stevenson）與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國，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總計有8位，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史稱“蘭茂密爾團體”（Lammermuir Party）。
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適逢大旱，遂投身於賑災事宜。隨後，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但她把他們托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便帶著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救助孤兒、棄兒。
“劍橋七傑”，即何斯德（D. E. Hoste），施達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蓋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與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們之中，有出身貴族、巨商，有運動明星、皇家軍官，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甚至放棄巨額遺產，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把他們的青春、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他們抵華後，數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肅，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會。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席勝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鴉片成癮，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David Hill）帶領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鴉片，還廣設“天招局”，助人戒菸。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席勝魔得益良深。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為主內至交，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正式成立“中國諮詢委員會”，任命范約翰（John Stevenson）為內地會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為司庫，宓道生（James J. Meadows）為浙江省監督，衛養生（James Williamson）為副監督，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安徽省監督。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1、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為徵召宣教士，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處奔波呼籲，足跡遍布整個英國。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國多年，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宣教大會”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並獲得一致通過:“本大會在此，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並且還繼續造成，對中國人民身體、道德與社會，無可計數的傷害，擔負起責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不遺餘力。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擔任“反鴉片協會”幹事一職，編輯《全國正義》雜誌，並著有《吸食鴉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與《英國的罪惡與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書。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來到倫敦，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傳遞內地會的異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經遴選後，最後選定14位，由戴德生親自帶領，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啟程前往中國，史稱北美“蘭茂密爾”團體。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諮詢委員會”於多倫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
其次是海家: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長子海國祿、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啟(Benjamin C. Broomhall)，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Mary Gertrude)和海寬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啟的兒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別於1921、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戴、海兩家的第二代，被分別派往江西、河南與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先是長女金樂婷（Geraldine Guinness）於1888年來到中國；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此後，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她擅於並勤於寫作，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他的兒子金立時（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魚愛光（Charles Thomas Fishe）、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衛養生、祝名揚，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加入內地會。其中，麥卡悌之子麥有德（Frank McCarthy），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祝名揚的兩個兒子，祝康寧（Frederick Judd）與祝家寧（Charles Jr.），還有孫女祝美蘭（Kathryn Judd），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於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啟程前往中國——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適逢“中國諮詢委員會”召開春季大會，故得以會見何斯德、范約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隨即前往揚州，度過復活節後，又前往鎮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然後乘船到漢口，與好友丁韙良（W. A. P. Martin）、楊格非（Griffith John）會面，並留下珍貴鏡頭，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會與同工，所到之處，深受歡迎與愛戴。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兩天后他在長沙去世，享年73歲，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當他離世時，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宣教站、布道所與會堂合為1,424個，學校150所。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中國內地會之父”，也被視為“信心差會之父”。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戴德生（中間坐藤椅者）與內地會同工友合影
前排:戴存義妻子、戴存仁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