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是“美國戰略情報之父”謝爾曼·肯特的奠基之作，1949年出版後，一直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必讀教材、美國大學情報研究課程核心書目，對美國的情報工作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書中結合國際關係史實案例，創造性地闡述了戰略情報的定義、戰略情報的分析、情報體制建設、情報與決策關係等問題，破除了之前一直籠罩著情報的神秘面紗，為情報研究從單純軍事套用轉為社會科學化奠定了基礎。
基本介紹
- 書名：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
- 作者：謝爾曼•肯特 高金虎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頁數：204頁
- 開本：16
- 外文名：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5503165, 751550316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一問世，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威廉·傑克遜稱讚其一氣呵成，妙手天成，是最好的一本情報類著作，應該成為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和情報人員的必讀之書。1997年，在中央情報局成立50周年紀念儀式上，肯特被認為是對中央情報局影響最大的50人之一。2000年，中央情報局成立了謝爾曼·肯特情報分析學校。《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必讀教材，美國大學情報研究課程核心書目。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 譯者：劉微 肖皓元
謝爾曼·肯特（1903—1986），美國情報理論專家，美國戰略情報分析領域的開拓者，美國的“戰略情報之父”、“情報分析之父”，中央情報局4位最有影響的分析家之一，對中央情報局最有影響的50位人物之一。肯特從事戰略情報分析工作近30年，豐富的情報實踐使他對情報工作形成了獨特的看法。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情報理論的著作和文章，《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一書是美國戰略情報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對美國的情報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劉微，女，1976年生於遼寧本溪，現供職於江蘇無錫。
肖皓元，1985年生於湖南桃源，軍事學碩士，譯著有《無聲的戰爭：認識情報世界》等，現供職於北京。
謝爾曼·肯特（1903—1986），美國情報理論專家，美國戰略情報分析領域的開拓者，美國的“戰略情報之父”、“情報分析之父”，中央情報局4位最有影響的分析家之一，對中央情報局最有影響的50位人物之一。肯特從事戰略情報分析工作近30年，豐富的情報實踐使他對情報工作形成了獨特的看法。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情報理論的著作和文章，《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一書是美國戰略情報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對美國的情報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劉微，女，1976年生於遼寧本溪，現供職於江蘇無錫。
肖皓元，1985年生於湖南桃源，軍事學碩士，譯著有《無聲的戰爭：認識情報世界》等，現供職於北京。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情報是知識
第一章情報是知識
第二章客觀內容（一）：基本描述類戰略情報
第三章客觀內容（二）：動態報告類戰略情報
第四章客觀內容（三）：預測評估類戰略情報
第二部分情報是組織
第五章情報是組織
第六章中央情報組織
第七章部門情報組織
第八章部門情報組織：來自經驗的10個訓誡94
第三部分情報是活動
第九章情報是活動
第十章情報工作方法的特別問題
第十一章情報生產者和情報用戶
附錄：情報種類
專有名詞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謝爾曼·肯特與美國的情報研究
第一章情報是知識
第二章客觀內容（一）：基本描述類戰略情報
第三章客觀內容（二）：動態報告類戰略情報
第四章客觀內容（三）：預測評估類戰略情報
第二部分情報是組織
第五章情報是組織
第六章中央情報組織
第七章部門情報組織
第八章部門情報組織：來自經驗的10個訓誡94
第三部分情報是活動
第九章情報是活動
第十章情報工作方法的特別問題
第十一章情報生產者和情報用戶
附錄：情報種類
專有名詞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謝爾曼·肯特與美國的情報研究
後記
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國情報理論專家，美國戰略情報分析領域的開拓者，美國的“戰略情報之父”、“情報分析之父”，中央情報局四位最有影響的分析家之一，對中央情報局最有影響的50位人物之一。
肯特從事戰略情報分析工作近30年，豐富的情報實踐使他對情報工作形成了獨特的看法。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情報理論的著作和文章，其中的《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一書是美國戰略情報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對美國的情報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對情報的認識、情報體制的建設、情報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情報與決策的關係等多方面。
一
謝爾曼·肯特於1903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926年獲得耶魯大學的學士學位，1933年獲得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嚴格的歷史學訓練使肯特養成了縝密的思維習慣和深厚的學術素養，這為他從事情報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肯特與美國知識界的許多仁人志士一樣，走出了平靜的書房，奔向了炮聲隆隆的戰場，用自己的學識報效國家。他加盟剛剛成立的情報協調局(後為戰略隋報局)，成為研究分析處的重要一員，負責北非的情報分析工作。肯特帶領他的團隊編寫出一系列關於北非港口和鐵路的研究報告，為盟軍在北非登入提供了充分的隋報支援。這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第一次承擔這樣的任務。這項研究為新生的戰略情報局和研究分析處贏得了聲譽。1943年，肯特被任命為歐非科(Europe-Africa Division)科長。研究分析處的經歷使肯特對戰略情報工作有了全新的看法，研究分析處嚴謹的學術氛圍、客觀公正的態度、高超的分析技巧都給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萌發了一種創作情報著述的願望：“我和戰略隋報局的同事談得越多，就越確信情報專業的書是必需的，這成為一種內心的衝動。由於是戰時，我只能先擱置這種想法。”
戰爭結束後，戰略情報局被解散，研究分析處更名為情報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成為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在國務院，研究分析處的分析專家並未受到應有的禮遇，甚至遭到排擠，國務院各地區司的官員們認為他們自己就是權威的情報專家，根本不需要專業的情報分析家來從事情報分析，一些低級別的情報分析人員被分散安插到國務院的各個部門。這不是肯特希望的結局。他在此作了短暫的停留，隨後就前往國家戰爭學院，講授美國國家安全問題，有關情報理論的想法也逐漸成型。在一篇耶魯評論文章中，他寫道：可控制核力量的存在、確信他國不久也將掌握這一核心機密，重新確證情報是國家安全問題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國一直對情報工作相當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認識到情報工作的重要。戰後不久杜魯門解散了戰略情報局，但隨後就成立了中央情報組，以協調美國的對外情報工作。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官方的戰略情報中央組織。然而，由於沒有相關的立法支持，再加上軍事情治單位和聯邦調查局的排擠，中央情報組未能發揮協調情治單位的職能，美國的情報工作依然處於？昆亂之中。1947年，美國通過了《國家安全法》，重組了國家安全機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了中央情報局這一國家情治單位，但美國情治單位的混亂局面並未有所改觀。
為澄清這種錯誤觀念，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情報理念，發展與實踐相適應的情報理論，肯特決定撰寫一本情報專著，“努力為含糊混亂的情報模式重新引進一種正確的因素”。1947年返回耶魯大學後，肯特繼續觀察美國情報工作的發展，並開始著手寫作《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簡稱《戰略情報》)，1949年該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在書中，肯特系統論述了戰略情報的定義、戰略情報的分析、情報體制建設、情報與決策關係等問題。時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威廉·H.傑克遜(William H.Jackson)認為《戰略情報》“一氣呵成，妙手天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本情報類著作，應該成為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和情報人員的必讀之書。肯特也因此被邀請參加中央情報局新組建的國家評估辦公室和國家評估委員會，並於1952年1月開始擔任國家評估辦公室主任和國家評估委員會主席職務，直至1967年12月退休。
……
——截選自後記《謝爾曼·肯特與美國的情報研究》
肯特從事戰略情報分析工作近30年，豐富的情報實踐使他對情報工作形成了獨特的看法。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情報理論的著作和文章，其中的《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一書是美國戰略情報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對美國的情報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對情報的認識、情報體制的建設、情報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情報與決策的關係等多方面。
一
謝爾曼·肯特於1903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926年獲得耶魯大學的學士學位，1933年獲得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嚴格的歷史學訓練使肯特養成了縝密的思維習慣和深厚的學術素養，這為他從事情報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肯特與美國知識界的許多仁人志士一樣，走出了平靜的書房，奔向了炮聲隆隆的戰場，用自己的學識報效國家。他加盟剛剛成立的情報協調局(後為戰略隋報局)，成為研究分析處的重要一員，負責北非的情報分析工作。肯特帶領他的團隊編寫出一系列關於北非港口和鐵路的研究報告，為盟軍在北非登入提供了充分的隋報支援。這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第一次承擔這樣的任務。這項研究為新生的戰略情報局和研究分析處贏得了聲譽。1943年，肯特被任命為歐非科(Europe-Africa Division)科長。研究分析處的經歷使肯特對戰略情報工作有了全新的看法，研究分析處嚴謹的學術氛圍、客觀公正的態度、高超的分析技巧都給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萌發了一種創作情報著述的願望：“我和戰略隋報局的同事談得越多，就越確信情報專業的書是必需的，這成為一種內心的衝動。由於是戰時，我只能先擱置這種想法。”
戰爭結束後，戰略情報局被解散，研究分析處更名為情報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成為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在國務院，研究分析處的分析專家並未受到應有的禮遇，甚至遭到排擠，國務院各地區司的官員們認為他們自己就是權威的情報專家，根本不需要專業的情報分析家來從事情報分析，一些低級別的情報分析人員被分散安插到國務院的各個部門。這不是肯特希望的結局。他在此作了短暫的停留，隨後就前往國家戰爭學院，講授美國國家安全問題，有關情報理論的想法也逐漸成型。在一篇耶魯評論文章中，他寫道：可控制核力量的存在、確信他國不久也將掌握這一核心機密，重新確證情報是國家安全問題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國一直對情報工作相當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認識到情報工作的重要。戰後不久杜魯門解散了戰略情報局，但隨後就成立了中央情報組，以協調美國的對外情報工作。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官方的戰略情報中央組織。然而，由於沒有相關的立法支持，再加上軍事情治單位和聯邦調查局的排擠，中央情報組未能發揮協調情治單位的職能，美國的情報工作依然處於？昆亂之中。1947年，美國通過了《國家安全法》，重組了國家安全機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了中央情報局這一國家情治單位，但美國情治單位的混亂局面並未有所改觀。
為澄清這種錯誤觀念，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情報理念，發展與實踐相適應的情報理論，肯特決定撰寫一本情報專著，“努力為含糊混亂的情報模式重新引進一種正確的因素”。1947年返回耶魯大學後，肯特繼續觀察美國情報工作的發展，並開始著手寫作《戰略情報：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簡稱《戰略情報》)，1949年該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在書中，肯特系統論述了戰略情報的定義、戰略情報的分析、情報體制建設、情報與決策關係等問題。時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威廉·H.傑克遜(William H.Jackson)認為《戰略情報》“一氣呵成，妙手天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本情報類著作，應該成為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和情報人員的必讀之書。肯特也因此被邀請參加中央情報局新組建的國家評估辦公室和國家評估委員會，並於1952年1月開始擔任國家評估辦公室主任和國家評估委員會主席職務，直至1967年12月退休。
……
——截選自後記《謝爾曼·肯特與美國的情報研究》
序言
這是一本關於情報(intelligence) 的書。我所說的intelligence,不是心理學家試圖測量的某個人的理解能力，而是戰略學家制定和實施計畫所必需的那種情報。正如我將描述的，情報是高層軍政人員保衛國家福祉所必須具備的知識。
關於情報有許多可以理解的神秘性，但情報確實就是一件簡單明了的事情。作為一種活動，它是對某種特定知識的追求；作為一種現象，它是一種因之產生的知識。小而言之，我們每天都在從事情報工作。當一個家庭主婦決定增加她的購物清單時，當一個醫生診斷病情時，幾乎每個人決定採取行動時，他都會做些初步的情報工作。有時這項工作是非正式的、發自本能的，以至於不被視為情報工作，比如，在分類電話薄中尋找合適的修車工人。有時這項工作是正式的、艱苦的、系統的，例如在林德伯格綁架案 中，警官阿瑟·凱勒對涉案的梯子所作的精湛分析。但不管這項工作是出於本能，還是有意識的精湛的智力活動，從本質上講，情報工作都只是對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這本書中即將討論的，戰略情報是尋求這種有用知識的一種拓展。這種拓展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要形容戰略情報產生的知識，應使用一個比“有用”更為冷峻的辭彙。你應稱之為對於國家生存來說至關重要的知識，因此它是嚴峻的、高層次的(somberness and stature)。其次，細微之處的拓展，在處理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時，需要對其他國家的實力和意圖進行長期預測，評估其為應對我方行動計畫可能做出的反應。這些問題只能交由具備專業技能的專家處理。這種專業上的拓展是相當大的。但另一面，在尋求這種細微知識時，我們經常會遇到阻礙。這些障礙是其他國家有意設定的，克服這些障礙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盡熟悉的。這就存在著第三種拓展，即通向秘密調查領域的拓展。(據說這一階段的情報工作最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過分喧染的。)
最後一個拓展就是規模的大小。戰略情報產生的知識數量相當巨大，以至於戰爭期間需要成千上萬的專業人員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和平時期，這項任務同樣巨大。這就意味著情報處理需要依靠集體努力，而不是僅靠個人力量；必須有一個複雜而謹慎的勞動分工；隨之就會產生人事、組織、管理和人際關係等問題，這些都是企業才擁有的特質，而不同於我們平時所見的追求真理的活動。
我所說的這種拓展儘管十分重要，但依然處於情報工作的外圍，因為情報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種簡單自然的獲取知識的努力，以確保行動能取得成功。我們可以說，戰略情報是一種戰爭時期及和平時期國家的對外政策都必須依賴的知識。誠如沃爾特·李普曼所說，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國的盾，那么戰略情報就是使盾在合適時間放在合適位置的東西。它也是準備引導長劍出鞘的東西。
在我國歷史上的和平時期，情報工作的重要職能以前從未得到恰當履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情報的生產者、使用者及最終受益者——國民，對情報工作存在著一系列的錯誤認知，其中很多錯誤認知來源於情報語言的不準確，它們長期存在於各種教範中。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報行業的新辭彙，如果這些辭彙看起來過分地關注語義學，我願對此進行辯護，正如約翰·洛克所說，“對世界上已經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詞加以挑剔，可能會被指責為一種不恰當的非難，但是當舊名詞容易使人陷入誤區時，提出一些新名詞也許不會被認為是不妥當的……”
這本書的寫作方案是簡明的，主要基於三個獨立的方面。情報人員通常使用這些辭彙談論情報工作。第一部分，我把情報當作一種知識(“關於哥倫比亞局勢，你有什麼情報？”)，這部分的章節處理情報廣泛多樣的內容。
第二部分，我把情報當作生產知識的組織(“情報能向執行者準確地提供其所需信息”)。這些章節處理中央情治單位和部門情報組織的組織和管理問題。
第三部分，我把情報當作情報組織所從事的活動(“計畫背後的情報工作一定是緊張的”)。這些章節我會討論情報工作所包括的內容，以及我認為其特有的問題。
本書付梓完稿之際，我由衷地感謝那些對書中內容做出貢獻的朋友、同事以及辯論者。事實上，書中所列問題都是我和情報戰線的同志們長期討論過的。我特別感謝我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的領導和同事：多諾萬將軍、馬格魯德將軍、威廉·蘭格、愛德華·S·梅森、魯道夫·溫納克、唐納德·麥凱、理察·哈茨霍恩、阿瑟·羅賓遜及其他同事。夏洛特·鮑曼、約翰·索耶、羅伯特·邁納、貝弗利·鮑伊、伯納德·布羅迪對初稿內容進行多次閱讀、編輯、改正、提出問題和建議，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正是他們的幫助，才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感謝我的前任領導阿爾弗雷德·麥科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感謝阿諾德·沃爾弗斯、威爾莫·肯達爾、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爾德，他們閱讀了原稿並提出了很多建議。
我曾有幸以文職教官身份在國家戰爭學院執教，對於國家戰爭學院的領導、同事和第一批學員，我表示深深的謝意。學院的氛圍、同事的友善、富有啟發的討論都使我受益匪淺。不論哈里·W·希爾海軍中將、阿爾弗雷德·格侖瑟少將、杜魯門·蘭登少將、喬治·凱南先生對本書內容贊同與否，我都對他們表示謝意。感謝廷布萊克準將和皮徹準將，沃納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爾芬巴傑上校、赫特福德上校、穆爾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韋林斯上尉。
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正是他們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內容得以完成。如同所有的古根漢姆學者(Guggenheim Fellows) ，我對這個研究機構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感謝其慷慨而富有遠見的創建者，感謝友善而極具效率的秘書長亨利·A·莫。
感謝喬治·S·佩蒂，從他的《美國秘密情報工作的未來》(1946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一戰略情報文獻的開山之作中，我獲得了無數靈感。儘管我發現我與他的很多觀點相左，但所有的情報工作人員，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對自身的戰爭實踐所做出的迅捷總結。
感謝我任職的耶魯大學和歷史系，他們在我休假以後又給了我整整一年的學術時間，使我得以專心從事本書的寫作。
最後，我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社長達圖斯·史密斯對本書的興趣及高見。
出自沃爾特·李普曼《公共輿論》一書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麥克米倫公司的惠允。
謝爾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於耶魯大學歷史系
關於情報有許多可以理解的神秘性，但情報確實就是一件簡單明了的事情。作為一種活動，它是對某種特定知識的追求；作為一種現象，它是一種因之產生的知識。小而言之，我們每天都在從事情報工作。當一個家庭主婦決定增加她的購物清單時，當一個醫生診斷病情時，幾乎每個人決定採取行動時，他都會做些初步的情報工作。有時這項工作是非正式的、發自本能的，以至於不被視為情報工作，比如，在分類電話薄中尋找合適的修車工人。有時這項工作是正式的、艱苦的、系統的，例如在林德伯格綁架案 中，警官阿瑟·凱勒對涉案的梯子所作的精湛分析。但不管這項工作是出於本能，還是有意識的精湛的智力活動，從本質上講，情報工作都只是對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這本書中即將討論的，戰略情報是尋求這種有用知識的一種拓展。這種拓展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要形容戰略情報產生的知識，應使用一個比“有用”更為冷峻的辭彙。你應稱之為對於國家生存來說至關重要的知識，因此它是嚴峻的、高層次的(somberness and stature)。其次，細微之處的拓展，在處理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時，需要對其他國家的實力和意圖進行長期預測，評估其為應對我方行動計畫可能做出的反應。這些問題只能交由具備專業技能的專家處理。這種專業上的拓展是相當大的。但另一面，在尋求這種細微知識時，我們經常會遇到阻礙。這些障礙是其他國家有意設定的，克服這些障礙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盡熟悉的。這就存在著第三種拓展，即通向秘密調查領域的拓展。(據說這一階段的情報工作最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過分喧染的。)
最後一個拓展就是規模的大小。戰略情報產生的知識數量相當巨大，以至於戰爭期間需要成千上萬的專業人員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和平時期，這項任務同樣巨大。這就意味著情報處理需要依靠集體努力，而不是僅靠個人力量；必須有一個複雜而謹慎的勞動分工；隨之就會產生人事、組織、管理和人際關係等問題，這些都是企業才擁有的特質，而不同於我們平時所見的追求真理的活動。
我所說的這種拓展儘管十分重要，但依然處於情報工作的外圍，因為情報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種簡單自然的獲取知識的努力，以確保行動能取得成功。我們可以說，戰略情報是一種戰爭時期及和平時期國家的對外政策都必須依賴的知識。誠如沃爾特·李普曼所說，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國的盾，那么戰略情報就是使盾在合適時間放在合適位置的東西。它也是準備引導長劍出鞘的東西。
在我國歷史上的和平時期，情報工作的重要職能以前從未得到恰當履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情報的生產者、使用者及最終受益者——國民，對情報工作存在著一系列的錯誤認知，其中很多錯誤認知來源於情報語言的不準確，它們長期存在於各種教範中。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報行業的新辭彙，如果這些辭彙看起來過分地關注語義學，我願對此進行辯護，正如約翰·洛克所說，“對世界上已經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詞加以挑剔，可能會被指責為一種不恰當的非難，但是當舊名詞容易使人陷入誤區時，提出一些新名詞也許不會被認為是不妥當的……”
這本書的寫作方案是簡明的，主要基於三個獨立的方面。情報人員通常使用這些辭彙談論情報工作。第一部分，我把情報當作一種知識(“關於哥倫比亞局勢，你有什麼情報？”)，這部分的章節處理情報廣泛多樣的內容。
第二部分，我把情報當作生產知識的組織(“情報能向執行者準確地提供其所需信息”)。這些章節處理中央情治單位和部門情報組織的組織和管理問題。
第三部分，我把情報當作情報組織所從事的活動(“計畫背後的情報工作一定是緊張的”)。這些章節我會討論情報工作所包括的內容，以及我認為其特有的問題。
本書付梓完稿之際，我由衷地感謝那些對書中內容做出貢獻的朋友、同事以及辯論者。事實上，書中所列問題都是我和情報戰線的同志們長期討論過的。我特別感謝我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的領導和同事：多諾萬將軍、馬格魯德將軍、威廉·蘭格、愛德華·S·梅森、魯道夫·溫納克、唐納德·麥凱、理察·哈茨霍恩、阿瑟·羅賓遜及其他同事。夏洛特·鮑曼、約翰·索耶、羅伯特·邁納、貝弗利·鮑伊、伯納德·布羅迪對初稿內容進行多次閱讀、編輯、改正、提出問題和建議，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正是他們的幫助，才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感謝我的前任領導阿爾弗雷德·麥科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感謝阿諾德·沃爾弗斯、威爾莫·肯達爾、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爾德，他們閱讀了原稿並提出了很多建議。
我曾有幸以文職教官身份在國家戰爭學院執教，對於國家戰爭學院的領導、同事和第一批學員，我表示深深的謝意。學院的氛圍、同事的友善、富有啟發的討論都使我受益匪淺。不論哈里·W·希爾海軍中將、阿爾弗雷德·格侖瑟少將、杜魯門·蘭登少將、喬治·凱南先生對本書內容贊同與否，我都對他們表示謝意。感謝廷布萊克準將和皮徹準將，沃納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爾芬巴傑上校、赫特福德上校、穆爾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韋林斯上尉。
感謝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正是他們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內容得以完成。如同所有的古根漢姆學者(Guggenheim Fellows) ，我對這個研究機構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感謝其慷慨而富有遠見的創建者，感謝友善而極具效率的秘書長亨利·A·莫。
感謝喬治·S·佩蒂，從他的《美國秘密情報工作的未來》(1946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一戰略情報文獻的開山之作中，我獲得了無數靈感。儘管我發現我與他的很多觀點相左，但所有的情報工作人員，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對自身的戰爭實踐所做出的迅捷總結。
感謝我任職的耶魯大學和歷史系，他們在我休假以後又給了我整整一年的學術時間，使我得以專心從事本書的寫作。
最後，我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社長達圖斯·史密斯對本書的興趣及高見。
出自沃爾特·李普曼《公共輿論》一書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麥克米倫公司的惠允。
謝爾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於耶魯大學歷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