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考了死與生。死是必然的歸宿，當我們感到累了，上帝會自然安排我們休息。而活著，是我們一生都需想的問題，即使活著是飽經蒼桑的，世界仍然在運轉，我們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變現在的自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我21歲那年
- 作者：史鐵生
- 民族：漢族
- 收錄於：史鐵生三卷本文集---第三卷
作者簡介,文章摘錄,
作者簡介
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禮拜日》、 《命若琴弦》、 《往事》等；散文隨筆集《自言自語》 、 《病隙碎筆》等；長篇小說《務虛筆記》以及《史鐵生作品集》。曾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多種全國文學刊物獎。一些作品被譯成英、法、日等文字，單篇或結集在海外出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59歲的作家史鐵生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根據史鐵生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大腦將捐給醫學研究；他的肝臟將捐給有需要的患者。史鐵生年輕時雙腿癱瘓，後來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
文章摘錄
史鐵生三卷本文集---第三卷 我21歲那年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決不為此驕傲。即便多么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么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么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累累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二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乾什麼的？”我說：“插隊的。”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兒。”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做“角回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兒，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意兒！”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台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蒙。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二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拐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