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我是愛南開的
- 外文名:I love Nankai
- 作者:周恩來
- 時間:1919年5月
典故,趣聞,
典故
在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馬蹄湖的湖心島上,屹立著一座1979年落成的白色大理石紀念碑,紀念碑正面鑲嵌著南開校友周恩來的金色頭像,頭像旁還鐫刻其手跡“我是愛南開的”。離此不遠,還有一座1989年落成的周恩來巨型雕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同樣刻有“我是愛南開的”六個金色大字。今天前往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參觀的遊人,抑或是行將畢業的南開學子,都會選擇在這兩處校園標誌性景觀前拍照留念。“我是愛南開的”這句話,已經成為幾代南開人的集體記憶,成為這座知名學府的文化符號。
陶希聖之子陶恒生1943年至1946年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作為南開校友,他曾評論道,“我是愛南開的”這六個字“是南開的金字招牌,南開已經不能沒有它。然而,這句名言出自何典?其時空背景如何?為何用‘我是愛南開的’而不直接說‘我愛南開’?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或注意”。
事實上,在1979年馬蹄湖上的那座紀念碑竣工之前,周恩來說的這六個字並不為人所熟知。或許是考慮到這一點,在這座紀念碑背面最下方,刻有一行時任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手書的小字:“‘我是愛南開的’引自一九一九年周恩來同志給留日南開同學會的信。”那么找到這封信,看看它的全文,坊間流傳的“揭秘”此語完整版的各種段子即可休矣。
“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原話怎么說?
周恩來堪稱南開最知名最傑出的一位校友,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一再說過,“周恩來——南開最好的學生”。1913年8月,周恩來考入南開中學,1917年6月中學畢業,並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同學講話。周恩來在校期間表現優異,同學對他評價極高:“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以善交遊,到處逢人歡迎”;“畢業成績仍屬最佳”;“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能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同學錄〉周恩來小傳》)。1917年9月,周恩來東渡日本留學。1919年3月,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訊息後,周恩來決定回國求學。他從日本乘船到大連上岸,先去瀋陽,後往哈爾濱,約在4月底返回天津,積極投身於天津地區的五四運動。1919年9月,南開大學成立,周恩來免試入該校文科學習,成為南開大學第一期學生。1920年1月29日,為反對山東問題中日直接交涉,周恩來率領南開等校數千名學生赴直隸省公署請願,遭軍警逮捕,直至7月17日被當局釋放。羈押期間,南開大學校方迫於政府壓力,將周恩來等學生領袖開除學籍。後來,周恩來在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的資助下,前往歐洲留學。終其一生,周恩來對南開的深厚感情,絕對是無可爭議的。
“我是愛南開的”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來在天津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他在信中反對南開學校當局聘請賣國賊為校董,並對學校辦學方向、教學內容提出尖銳批評。這封信,是我們理解“我是愛南開的”原始語境的關鍵,故需不避繁瑣,抄錄如下:
(一)
南開的事體,我是不願意冒昧說,冒昧管。現在我從各方面看,我說一句,實在是危險的很。校長也許別有肺腑,不過我總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長的人,都這樣說。
(二)
你們諸位離天津遠,還不知道內情。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人要為社會所不容,而做的是為社會開路的事情,那還可以;若是反過臉來,去接近十七八世紀,甚而十三四世紀的思想,這個人已一無可取,何況南開是個團體。團體要做的事情,是為“新”,倘要接近賣國賊,從著他搶政府里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
(三)
南開校內的學生都可造就,並且極有熱心毅力,校中卻不拿真學問教他,弄的一個個都是空的。並且,校長近來人心大變,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Democracy,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
這封信分為三段,讀來略感奇怪。其實,周恩來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原信早已散佚,但留日南開同學會在收到這封信後,於5月21日將周恩來原信節錄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並云:“頃得同學周君恩來自津來信,節錄於後,亦可見南開現狀的一斑了……”當時,周恩來南開中學時期的同學馮文潛(後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恰好在美國留學,並負責留美南開同學會的工作,故而有幸保存了這封信。此後,歷經幾十年的歲月流逝,這封信一直被馮文潛精心收藏直至他1963年病逝。
1979年,在馮文潛夫人黃扶先的幫助下,這封信件終於被南開大學校方發現,並隨著馬蹄湖紀念碑的落成而逐漸為大眾所知。上引即為這份節錄件的全文。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我是愛南開的”一語的完整版其實是“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周恩來何故對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聯繫後文,周恩來的激憤顯然和南開“接近賣國賊”有關。
1979年,在馮文潛夫人黃扶先的幫助下,這封信件終於被南開大學校方發現,並隨著馬蹄湖紀念碑的落成而逐漸為大眾所知。上引即為這份節錄件的全文。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我是愛南開的”一語的完整版其實是“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周恩來何故對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聯繫後文,周恩來的激憤顯然和南開“接近賣國賊”有關。
周恩來為何批評母校?
眾所周知,近代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資金的來源。私立大學只有募集到充足的辦學經費,學校才能維持運營,避免關門倒閉的命運。深知籌措經費之重要性的張伯苓曾經感嘆:“蓋私人經營之學校,其經濟毫無來源,其事業毫無憑藉,非得教育同志之負責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熱烈擁護,與夫政府及社會各方贊助與扶持,決不能奠定基礎而日漸滋長也!”1919年初,擺在嚴修、張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為即將成立的南開大學四處募集所需的大筆資金。據《嚴修年譜》及《張伯苓年譜長編》,1919年5月之前,嚴張二人為了籌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見各方軍政要員。1919年當年,南開即爭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純、閻錫山、梁士詒、周自齊等人的捐款。從軍閥政客那裡募集資金,也引發了校內外人士不小的爭議。但張伯苓認為“美好的鮮花,不妨是糞水培育出來的”,將軍閥政客的財富拿來發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當然未嘗不可。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此時也對南開大學籌備一事表示熱情。
《嚴修日記》記載,1919年2月9日,嚴修在北京“與伯苓、張向庚同往中央公園董事會室,甫入坐,曹潤田(即曹汝霖)來訪,余遂與談南開學校擴充之議,並請伊為校董”。3月31日,嚴修在中央公園“同靜生(即范源濂)、伯苓合請梁燕孫(即梁士詒)、周子廙(即周自齊)、曹潤田商議為南開學校募捐事,燕孫主分任勸募”。4月12日,嚴修同張伯苓、范源濂三人到中央公園開董事會,梁士詒、周自齊、曹汝霖三人亦“同來會談”,“梁云:南開學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認籌四十萬之公債票,年可得六厘之現金利息(合二萬四千元),並將擬指之姓名、機關列一清單見示”。曹汝霖等人被列為南開校董之事,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在南開學生中引起激烈反彈。
1919年5月4日,數千名血氣方剛的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高喊“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火燒曹汝霖住宅趙家樓,痛毆駐日公使章宗祥。一時間,曹汝霖等人淪為千夫所指、名聲掃地的標誌性賣國賊人物。在這樣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21歲的周恩來會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開校方“接近賣國賊,從著他搶政府里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對南開感情深厚的周恩來會說出“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這樣沉痛的話語。
“我是愛南開的”如何被校方發現?
那么,1979年,“我是愛南開的”一語又是如何被南開大學校方截取下來,刻上馬蹄湖紀念碑的呢?
1979年是南開大學成立60周年,時任南開大學團委書記趙耀民被任命為校慶慶典籌備小組成員,校領導分配給他兩大任務:一、在校圖書館籌建總理紀念室;二、在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總理紀念碑,讓他查找出周恩來青年時期的名言警句,同時還要以楊石先校長的名義寫出碑記。趙耀民領命後,組織了有校圖書館林秉賢、校黨史教研室胡靄立等人參加的工作小組並開展工作。在籌建總理紀念室時,馮文潛夫人黃扶先告訴他們,她家中保存有周恩來早年留日時期寫給馮文潛的信件,需要翻找。於是趙耀民等人就組織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她府上查找,發現了周恩來留日時期的親筆信,同時還找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開同學會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的那封信件。眾人讀到信中節錄有周恩來“我是愛南開的”一語,頗感振奮,於是密而未宣,收藏起來。
趙耀民回憶:“不久校領導召開校慶籌備組會議聽取工作進程匯報。等到該我匯報時,首先匯報了紀念室展出資料的收集情況,然後匯報紀念碑碑文集句情況。當時我共準備了17條,而把‘我是愛南開的’列為第一條。當我念出此句時全場欣然,紛紛問我此條的出處,我作了一番詳述。主持會議的校黨委副書記崔希默同志(已故)當即斷然說,我看後面幾條甭念了,就定這一條,於是大家高興地一致通過。”就這樣,新發現的“我是愛南開的”一語,被確定為馬蹄湖紀念碑的碑文。
不過,既然周恩來原信已不存在,我們今天看到的“我是愛南開的”手跡又從何而來?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人遭軍警逮捕後,一度被關押在警察廳,他在獄中根據被拘代表的回憶和日記,編寫了《警廳拘留記》一書。這部書的手稿後來流散在民間,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在北京一個書鋪中發現了這份珍貴的手稿,將其收購回來,後交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保存。
不過,既然周恩來原信已不存在,我們今天看到的“我是愛南開的”手跡又從何而來?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人遭軍警逮捕後,一度被關押在警察廳,他在獄中根據被拘代表的回憶和日記,編寫了《警廳拘留記》一書。這部書的手稿後來流散在民間,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在北京一個書鋪中發現了這份珍貴的手稿,將其收購回來,後交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保存。
1979年,籌建總理紀念室的趙耀民等人在北京看到這份手稿後,便把周恩來的墨跡影印下來,帶回學校。當崔希默在會場上詢問,是否能找到“我是愛南開的”原稿手跡時,趙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來的手稿《警廳拘留記》。這份長篇手稿中,有多處“愛國”“南開”等詞,眾人從中分別挑出“我是愛南開的”六個字的墨跡,每個字選出五六個,然後拍照放大進行組合比較,選出其中較為滿意的,就成了現今流行的“我是愛南開的”正式手跡。
趣聞
200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南開大學時說:“我記得周恩來總理說過一句話:‘我是愛南開的’。其實,我也是愛南開的。”
2011年10月25日下午近15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到母校南開中學時說: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裡的一塊聖地,我是愛南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