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3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開展了過火的、越來越激烈的政治批判。1963年11月，毛澤東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12月12日，又在中宣部文藝處《文藝情況匯報》上批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一批示使文藝界震動很大。中宣部於1964年3月下旬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開展整風學習，並於5月8日寫出《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這份報告草稿未經中央宣傳部正式討論定稿，即被江青要去，並送給毛澤東。6月27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出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就是當時所稱的對文藝的第二個批示。這個批示在文藝工作者中引起更大震動。從1964年7月到1965年4月，文藝界的整風不但在文聯及所屬各協會進行，而且擴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屬單位。批判鋒芒主要指向文化部及各協會主要負責人，最後以免去齊燕銘、夏衍、陳荒煤等人的文化部副部長職務，改組文化部領導班子而告一段落。文藝界在進行整風的同時，還發動了對一大批文藝作品及其作者的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故事片和京劇《謝瑤環》、崑劇《李慧娘》等戲曲及小說《三家巷》《苦鬥》等被打成“大毒草”。這些在“左”傾思想指導下的批判，完全顛倒了文藝界的是非。文藝界開始的錯誤批判，很快擴展到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相應地，一大批藝術家、作家、學者都被扣上“修正主義觀點”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的帽子。意識形態領域展開的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左”傾錯誤在思想文化方面繼續發展的重要表現。它破壞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阻礙了文藝事業和學術工作的健康發展，傷害了許多黨內外知識分子，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康生、江青等人在這些錯誤的批判中推波助瀾，起了惡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