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讀:三國》主要內容包括：現當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說（代序）、《三國演義》的優與劣、《三國志演義》序、《三國志演義》的演化（節選、）談曹操、話說曹操、董卓與呂布恩仇記等。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大場景中，活躍著為數不少的頗具學者資質的作家和詩人。他們從對古典小說的深切了解和濃厚興趣出發，或以散文、雜文、隨筆的形式，講述自己閱讀古典小說的感受與體會，以及對古典小說的認識和評價；或在演講、談話和作品序跋里，結合創作實踐，談論古典小說給予自己的影響、啟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說結緣的契機和情形；或乾脆啟動邏輯思維，選擇自己擅長的角度，展開古典小說的文本解讀，乃至相關的分析、梳理和考證，建構學術研究的一家之言。這些不約而同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這一方面表現為，一些作家憑藉豐厚的文化：儲備和精湛的學術造詣，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相繼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創性和建設性的古典小說論著，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是，現當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說發生精神交流與藝術碰撞的過程中，每每從主體條件出發，注入了一種更多屬於自己的價值取向、審美判斷以及相應的思維方式、行文習慣，這不僅促成了他們筆下一些新觀點和新結論的問世，而且使他們所從事的古典小說解讀在整體上具備了一種獨特的形態與風貌。
基本介紹
- 書名：悟讀:三國
- 出版社：京華出版社
- 頁數：260頁
- 作者：古耜
- 出版日期：2008年6月1日
- ISBN：7807245263, 978780724526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悟讀:三國》由京華出版社出版。
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於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都喜歡取來做小說的材料……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寫關雲長斬華雄一節，真是有聲有色；寫華容道上放曹操一節，則義勇之氣可掬，如見其人……
——魯迅
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於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都喜歡取來做小說的材料……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寫關雲長斬華雄一節，真是有聲有色；寫華容道上放曹操一節，則義勇之氣可掬，如見其人……
——魯迅
作者簡介
古耜，作家、學者、主編。曾在國內二百多種報刊發表大量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美學方面的理論評論文章，逾三百萬言；出版文藝評論集《分享生活的詩意》《美文之美》等四部；參加過《金瓶梅詞典》《古今中外朦朧詩鑑賞詞典》《現代抒情詩名篇導讀》等十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編有《遼海文章》《百年一覺紅樓夢》《中國作家別解古典小說系列》等多部散文選集；文章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等數十種選刊、選集、合集。作品先後獲中國散文學會“冰心散文獎·理論批評獎”、中國作家協會“郭沫若散文隨筆獎·優秀編輯獎”、第四、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新世紀優秀書評獎”、遼寧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等。
圖書目錄
現當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說（代序）
《三國演義》的優與劣
《三國志演義》序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節選）
談曹操
話說曹操
董卓與呂布恩仇記
《三國志》談片
東方之神（節選）
劉、關、張的人神之變
天意高難問——龐統
玄而又玄的梟雄——細說劉備
三個耐人尋味的人物
為什麼要重提曹操
與周瑜相遇
義掠過刀鋒
孔明心態與諸葛亮人格
《三國演義》影視劇談片
《三國演義》里的“前現代”
慈愛深寄一部書
心平氣和說空城
看《三國》不掉淚
雜談《三國》人物
從“跌盪放言”到“精神不正常”
“赤壁之戰”分析
常讀常新——《三國演義》簡說
談《群英會蔣乾中計》
《三國》閒話（節選）
閒話三分（節選）
戲論三曹
《三國》拾零
曹操與女人
忻州說艷
談《空城計》
喬玄的問題
周瑜城
《三國演義》的啟迪
《三國》四題
周郎赤壁
《三國演義》的優與劣
《三國志演義》序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節選）
談曹操
話說曹操
董卓與呂布恩仇記
《三國志》談片
東方之神（節選）
劉、關、張的人神之變
天意高難問——龐統
玄而又玄的梟雄——細說劉備
三個耐人尋味的人物
為什麼要重提曹操
與周瑜相遇
義掠過刀鋒
孔明心態與諸葛亮人格
《三國演義》影視劇談片
《三國演義》里的“前現代”
慈愛深寄一部書
心平氣和說空城
看《三國》不掉淚
雜談《三國》人物
從“跌盪放言”到“精神不正常”
“赤壁之戰”分析
常讀常新——《三國演義》簡說
談《群英會蔣乾中計》
《三國》閒話（節選）
閒話三分（節選）
戲論三曹
《三國》拾零
曹操與女人
忻州說艷
談《空城計》
喬玄的問題
周瑜城
《三國演義》的啟迪
《三國》四題
周郎赤壁
文摘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節選)
今所知的講史，雖以《五代史平話》為最早的一部，然《三國志演義》則在講史中最為人所熟知，且其勢力也最大。《五代史平話》埋沒了不少時候，到了前十年方才出現於人間。代替了這部《五代史平話》而流行於人民之間的，只有拙笨無文的《殘唐五代傳》一部書。所以五代的故事，民間知道的實在不太多——雖然李存孝的神勇，曾在元曲中演之，王鐵槍的能征慣戰，說書人也曾加誇大、烘染，程思敬到沙陀請兵的故事，今曰也還在劇場上十分流行(劇名《珠簾寨》)。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的說話人所說的故事有專門說三分及說五代史的。他在同書中又說，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可見當時視五代故事與三國故事為同樣的足以號召聽眾，以致連說話人也成了專科。不知後來怎么樣，五代史的故事，竟淪沒不彰了，盛行於世的卻只剩了三國故事。這一種“三國故事”簡直是“婦孺皆知”，“有井水飲處”無不曉得。不僅一般老百姓，皆知劉、關、張的三個結義的英雄，皆知曹操、孫權，皆知諸葛亮與周瑜，而往往以三國人物自喻喻人，以三國故事為談說之資；即士大夫階級，素來不大看得起小說的，也無不於暗中受有三國故事的多少影響。袁枚《隨園詩話》說：“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蓴廬雜綴》說：“《三國演義》，不盡子虛。唯詩人不加鑑別，概以人詩，致騰笑藝林者亦復不鮮。今河南有恨這關，相傳因關公過五關時，有‘立馬回頭恨這關’之句得名。明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楚豫幾重山……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五關六將，語屬不經。吳拜經謂忠肅此詩，特有為而發。要未免失於檢點。”《柳南隨筆》說：“《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帥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在。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詞。而王新城吊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於題。然則衍義可據為典要乎？”
更可注意的是，在實際的政治上，三國故事也竟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與作用。《郎潛紀聞》：“太宗(清)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三國志演義》)，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竣。大學士範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略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惑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小說考證拾遺》引闕名筆記：“本朝羈縻蒙古，實是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焉。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叛之臣者，嵩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唯謹也。”又，我從前曾見某筆記(忘其名)載著：清人人關時，將官們多攜有滿文譯的《三國演義》一書。他們最崇信關雲長，每逢攻城略地，戰敗垂危，或攻城久不能下時，往往見紅臉美髯的關公出現於前，助之殺敵。以此，往往得以反敗為勝，或能乘機登城。是以滿洲人最信仰的是關羽。
關羽的崇拜，完全是三國故事製造出來的。不僅在滿洲，即在很早的時候，關羽便已特別的受到民眾的崇拜了。明富春堂本的《搜神記》，已列他為大神之一：“護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嘉靖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對劉備、諸葛亮、張飛等人，皆書其名，不為之諱。唯對於關羽，則不敢直斥其名，而諱之曰“關某”，有如從前文士們的稱孔丘、孟軻的孔某、孟某一樣。在她的卷首“三國志宗僚”上是如此，在全書中也都是如此：
……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袁紹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恥笑，吾等如何見人？”曹操曰： “據此人儀表非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灑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
在毛宗崗改編的《三國志演義》(《第一才子書》)里，凡書中的“關某”二字，已都改作“關公”二字，卻仍不敢直呼其名，大約“某”之改“公”，完全為的是“某”字見得生硬拗口之故吧？清代有《文武帝全書》的刊行，武帝便是關羽。坊間也有《關聖全集》的編印。袁世凱更定關羽與岳飛為武聖，每年誕辰，與孔子同樣的致極隆重的祭禮。
這都是三國的通俗故事使關羽變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神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關羽的地位不過與張飛、趙雲諸人等耳。
今所知的講史，雖以《五代史平話》為最早的一部，然《三國志演義》則在講史中最為人所熟知，且其勢力也最大。《五代史平話》埋沒了不少時候，到了前十年方才出現於人間。代替了這部《五代史平話》而流行於人民之間的，只有拙笨無文的《殘唐五代傳》一部書。所以五代的故事，民間知道的實在不太多——雖然李存孝的神勇，曾在元曲中演之，王鐵槍的能征慣戰，說書人也曾加誇大、烘染，程思敬到沙陀請兵的故事，今曰也還在劇場上十分流行(劇名《珠簾寨》)。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的說話人所說的故事有專門說三分及說五代史的。他在同書中又說，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可見當時視五代故事與三國故事為同樣的足以號召聽眾，以致連說話人也成了專科。不知後來怎么樣，五代史的故事，竟淪沒不彰了，盛行於世的卻只剩了三國故事。這一種“三國故事”簡直是“婦孺皆知”，“有井水飲處”無不曉得。不僅一般老百姓，皆知劉、關、張的三個結義的英雄，皆知曹操、孫權，皆知諸葛亮與周瑜，而往往以三國人物自喻喻人，以三國故事為談說之資；即士大夫階級，素來不大看得起小說的，也無不於暗中受有三國故事的多少影響。袁枚《隨園詩話》說：“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蓴廬雜綴》說：“《三國演義》，不盡子虛。唯詩人不加鑑別，概以人詩，致騰笑藝林者亦復不鮮。今河南有恨這關，相傳因關公過五關時，有‘立馬回頭恨這關’之句得名。明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楚豫幾重山……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五關六將，語屬不經。吳拜經謂忠肅此詩，特有為而發。要未免失於檢點。”《柳南隨筆》說：“《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帥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在。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詞。而王新城吊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於題。然則衍義可據為典要乎？”
更可注意的是，在實際的政治上，三國故事也竟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與作用。《郎潛紀聞》：“太宗(清)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三國志演義》)，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竣。大學士範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略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惑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小說考證拾遺》引闕名筆記：“本朝羈縻蒙古，實是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焉。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叛之臣者，嵩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唯謹也。”又，我從前曾見某筆記(忘其名)載著：清人人關時，將官們多攜有滿文譯的《三國演義》一書。他們最崇信關雲長，每逢攻城略地，戰敗垂危，或攻城久不能下時，往往見紅臉美髯的關公出現於前，助之殺敵。以此，往往得以反敗為勝，或能乘機登城。是以滿洲人最信仰的是關羽。
關羽的崇拜，完全是三國故事製造出來的。不僅在滿洲，即在很早的時候，關羽便已特別的受到民眾的崇拜了。明富春堂本的《搜神記》，已列他為大神之一：“護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嘉靖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對劉備、諸葛亮、張飛等人，皆書其名，不為之諱。唯對於關羽，則不敢直斥其名，而諱之曰“關某”，有如從前文士們的稱孔丘、孟軻的孔某、孟某一樣。在她的卷首“三國志宗僚”上是如此，在全書中也都是如此：
……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袁紹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恥笑，吾等如何見人？”曹操曰： “據此人儀表非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灑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
在毛宗崗改編的《三國志演義》(《第一才子書》)里，凡書中的“關某”二字，已都改作“關公”二字，卻仍不敢直呼其名，大約“某”之改“公”，完全為的是“某”字見得生硬拗口之故吧？清代有《文武帝全書》的刊行，武帝便是關羽。坊間也有《關聖全集》的編印。袁世凱更定關羽與岳飛為武聖，每年誕辰，與孔子同樣的致極隆重的祭禮。
這都是三國的通俗故事使關羽變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神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關羽的地位不過與張飛、趙雲諸人等耳。
序言
中國古典小說，尤其是古典小說中的優秀作品，如形成於明清兩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它們以特有的豐贍超拔、厚積薄發，以及後人無法復現、也很難企及的原創性和經典性，不僅築起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為後來的小說創作與閱讀，提供了恆久的啟示和不盡的滋養。關於這一點，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先生曾立足於世界小說的大背景，作過高屋建瓴的闡述。他認為：“最苛求的現代讀者，至少也會對那個傳統(即中國小說傳統——引者注)中的一部作品——《紅樓夢》——持讚許態度；而大多數讀者，一定會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和《儒林外史》這五部作品，也歸入中國小說的古典名作之列……這六部作品是這種文學類型在歷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時代開拓了新的境界，為中國小說擴展了新的重要領域，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小說後來的發展路徑。直到今天，它們仍然是中國人最心愛的小說。”正因為如此，在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里，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人們，雖然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歐風美雨的衝擊和裹挾，並因此而呈現出相當程度的西化傾向。但是。他們對於優秀的中國古典小說，卻沒有任何的忽略和輕視，而是始終給予了滿腔的熱情和充分的關注。諸多專家、幾代學人圍繞中國古典小說展開多視角、多層面、多方法、多途徑的研究，拓展出廣闊天地，收穫了豐碩成果。正如《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所寫：“在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可謂此起彼伏，風起雲湧，真如長江後浪推前浪，形成了一道道絢爛的景觀。”
在二十世紀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大格局與大場景中，活躍著一批身份特殊但卻實力雄厚的研究者，這就是為數不少的頗具學者資質的中國作家和詩人。他們從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切了解和濃厚興趣出發，在進行各種創作之餘，或以散文、雜文、隨筆的形式，講述自己閱讀古典小說的感受與體會，以及對古典小說的認識和評價；或在演講、談話和作品序跋里，結合創作實踐，談論古典小說給予自己的影響、啟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說結緣的契機和情形；或乾脆啟動邏輯思維，選擇自己擅長的角度，展開古典小說的文本解讀，乃至相關的分析、梳理和考證，建構學術研究的一家之言。應當看到，這些不約而同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甚至呈現出別一種繁榮和生動。這一方面表現為，一些作家憑藉豐厚的文化儲備和精湛的學術造詣，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相繼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創性和建設性的古典小說論著，其中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篳路藍縷而又博大精深，開現代意義上古典小說研究的先河，並為其奠定基礎，自不待言；就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吳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論》、張愛玲的《紅樓夢魘》、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聶紺弩的《水滸五論》、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吳組緗的《論賈寶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遊記漫話》、陳邇冬的《閒話三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劉心武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李國文的《李國文樓外說紅樓》等，亦在各自的視閾內領異標新，卓爾不群，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更為重要和更有意義的方面，就是現當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說發生精神交流與藝術碰撞的過程中，每每從既定的主體條件出發，自覺或不自覺地注入了一種更多屬於自己的價值取向、審美判斷以及相應的思維方式、行文習慣，這不僅促成了他們筆下一些新觀點和新結論的問世，而且使他們所從事的古典小說解讀在整體上具備了一種不同於一般學術研究的獨特的形態與風貌，這是現當代作家對古典小說研究的特殊貢獻。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某些由來已久的學科樊籬和學術偏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學術界和文學界對現當代作家在古典小說研究方面所做的貢獻，沒有給予認真的整理和必要的總結，以致使這筆財富中的相當一部分陷入了散亂、沉寂與零落的狀態，這無疑是一種不應有的損失。現在，我們有必要通過積極而紮實的努力，來儘量改變這種情況。
那么，相對於學術界一般的古典小說研究，現當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讀古典小說時，究竟表現出了怎樣的特徵與個性？這樣的特徵和個性對於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解讀，又產生了怎樣的積極效果？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和啟示？以下筆者在儘可能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嘗試著加以歸納和描述。
時至今日，文學與文章、創作與理論，早已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文類。這種文類的不同反映到語言表述層面，便形成了相應的差異：前者多講究感情的抒發、形象的搖曳和辭采的營造，突出的是生動性與感染力；而後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邏輯的嚴密和觀點的鮮明，追求的是辯證性與說服力。古典小說研究與解讀旨在對作品進行意涵的開發，從本質上講，屬於文章的理論範疇，因此，它的語言表述理所當然的呈現出對觀念性、邏輯性和辯證性的倚重。然而，我們又必須看到，古典小說畢竟是一種文學性的存在。一種文學作品所具有的詩性內質決定了有關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解讀，最終無法同情感、形象、辭采等等絕緣，相反，它呼喊著這一切對自身的融入和與自身的結合，最終形成一種兼有文章和文學、理論和創作雙重特點的語言表述風度。關於這點，一千五百年前的劉勰仿佛早有察覺。他的《文心雕龍·總術》所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兼理《詩》《書》。”強調的就是在語言表述層面，文學特性對所有文本的滲透和支援。而在這方面，學者們當然可以做出積極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獨厚的無疑是現當代作家。他們在創作實踐中練就的發達的形象思維和豐沛的藝術才情，使得其筆下關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言說，很自然的帶有了文學作品似的生動性和感染力。譬如：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張恨水的《水滸人物論贊》、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論》，語詞靈巧，格調雋永，意趣揮灑之間，頗得小品文的神髓與風範。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讓詩情參與論析，走筆落墨，流光溢彩，渾如藝術美文。進入新時期，一大批作家寫下的古典小說筆記，更是各見文心，各呈異彩。如舒蕪品評《紅樓夢》，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陳邇冬《閒話三分》，亦莊亦諧，意趣兩見；王蒙漫說《紅樓夢》，見微知著，妙悟不斷；李國文解讀《三國演義》，嬉笑怒罵，舉重若輕；李存葆重讀《金瓶梅》，縱橫捭闔，氣勢如虹；即使年輕些的談歌寫《水滸》人物今解，亦詼諧幽默，活潑俏皮，每見歪打正著之妙。顯然，所有這些構成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別一種風景。
為了增加一點感性認識，還是讓我們看看二月河解讀《紅樓夢》時，針對史湘雲是“祿蠹”的說法所作的一番“正名”吧：“隨著夢幻一般的家庭變故和與寶釵長期共同相處，史湘雲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撩開那層紗幕，她聽到了林黛玉內心深處淒涼的呻吟，看到了‘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大觀園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頭上也失去了靈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樣坍塌了！她眷戀過去，但卻與‘過去’堅決地分手了；她憧憬未來，但‘未來’對她卻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與自我的痛苦訣別中，她自願作一隻孤鶴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這樣的文字表達與其說是論文，不如說是散文；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藝術的。它藉助文學語言特有的詩性和美感，使通常難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說解讀，變得生動、鮮活和親切起來，從而為文章與文學、理論與創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機互補，提供了某種可能。
在二十世紀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大格局與大場景中，活躍著一批身份特殊但卻實力雄厚的研究者，這就是為數不少的頗具學者資質的中國作家和詩人。他們從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切了解和濃厚興趣出發，在進行各種創作之餘，或以散文、雜文、隨筆的形式，講述自己閱讀古典小說的感受與體會，以及對古典小說的認識和評價；或在演講、談話和作品序跋里，結合創作實踐，談論古典小說給予自己的影響、啟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說結緣的契機和情形；或乾脆啟動邏輯思維，選擇自己擅長的角度，展開古典小說的文本解讀，乃至相關的分析、梳理和考證，建構學術研究的一家之言。應當看到，這些不約而同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甚至呈現出別一種繁榮和生動。這一方面表現為，一些作家憑藉豐厚的文化儲備和精湛的學術造詣，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相繼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創性和建設性的古典小說論著，其中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篳路藍縷而又博大精深，開現代意義上古典小說研究的先河，並為其奠定基礎，自不待言；就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吳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論》、張愛玲的《紅樓夢魘》、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聶紺弩的《水滸五論》、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吳組緗的《論賈寶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遊記漫話》、陳邇冬的《閒話三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劉心武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李國文的《李國文樓外說紅樓》等，亦在各自的視閾內領異標新，卓爾不群，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更為重要和更有意義的方面，就是現當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說發生精神交流與藝術碰撞的過程中，每每從既定的主體條件出發，自覺或不自覺地注入了一種更多屬於自己的價值取向、審美判斷以及相應的思維方式、行文習慣，這不僅促成了他們筆下一些新觀點和新結論的問世，而且使他們所從事的古典小說解讀在整體上具備了一種不同於一般學術研究的獨特的形態與風貌，這是現當代作家對古典小說研究的特殊貢獻。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某些由來已久的學科樊籬和學術偏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學術界和文學界對現當代作家在古典小說研究方面所做的貢獻，沒有給予認真的整理和必要的總結，以致使這筆財富中的相當一部分陷入了散亂、沉寂與零落的狀態，這無疑是一種不應有的損失。現在，我們有必要通過積極而紮實的努力，來儘量改變這種情況。
那么，相對於學術界一般的古典小說研究，現當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讀古典小說時，究竟表現出了怎樣的特徵與個性？這樣的特徵和個性對於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解讀，又產生了怎樣的積極效果？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和啟示？以下筆者在儘可能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嘗試著加以歸納和描述。
時至今日，文學與文章、創作與理論，早已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文類。這種文類的不同反映到語言表述層面，便形成了相應的差異：前者多講究感情的抒發、形象的搖曳和辭采的營造，突出的是生動性與感染力；而後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邏輯的嚴密和觀點的鮮明，追求的是辯證性與說服力。古典小說研究與解讀旨在對作品進行意涵的開發，從本質上講，屬於文章的理論範疇，因此，它的語言表述理所當然的呈現出對觀念性、邏輯性和辯證性的倚重。然而，我們又必須看到，古典小說畢竟是一種文學性的存在。一種文學作品所具有的詩性內質決定了有關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解讀，最終無法同情感、形象、辭采等等絕緣，相反，它呼喊著這一切對自身的融入和與自身的結合，最終形成一種兼有文章和文學、理論和創作雙重特點的語言表述風度。關於這點，一千五百年前的劉勰仿佛早有察覺。他的《文心雕龍·總術》所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兼理《詩》《書》。”強調的就是在語言表述層面，文學特性對所有文本的滲透和支援。而在這方面，學者們當然可以做出積極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獨厚的無疑是現當代作家。他們在創作實踐中練就的發達的形象思維和豐沛的藝術才情，使得其筆下關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言說，很自然的帶有了文學作品似的生動性和感染力。譬如：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張恨水的《水滸人物論贊》、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論》，語詞靈巧，格調雋永，意趣揮灑之間，頗得小品文的神髓與風範。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讓詩情參與論析，走筆落墨，流光溢彩，渾如藝術美文。進入新時期，一大批作家寫下的古典小說筆記，更是各見文心，各呈異彩。如舒蕪品評《紅樓夢》，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陳邇冬《閒話三分》，亦莊亦諧，意趣兩見；王蒙漫說《紅樓夢》，見微知著，妙悟不斷；李國文解讀《三國演義》，嬉笑怒罵，舉重若輕；李存葆重讀《金瓶梅》，縱橫捭闔，氣勢如虹；即使年輕些的談歌寫《水滸》人物今解，亦詼諧幽默，活潑俏皮，每見歪打正著之妙。顯然，所有這些構成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別一種風景。
為了增加一點感性認識，還是讓我們看看二月河解讀《紅樓夢》時，針對史湘雲是“祿蠹”的說法所作的一番“正名”吧：“隨著夢幻一般的家庭變故和與寶釵長期共同相處，史湘雲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撩開那層紗幕，她聽到了林黛玉內心深處淒涼的呻吟，看到了‘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大觀園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頭上也失去了靈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樣坍塌了！她眷戀過去，但卻與‘過去’堅決地分手了；她憧憬未來，但‘未來’對她卻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與自我的痛苦訣別中，她自願作一隻孤鶴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這樣的文字表達與其說是論文，不如說是散文；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藝術的。它藉助文學語言特有的詩性和美感，使通常難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說解讀，變得生動、鮮活和親切起來，從而為文章與文學、理論與創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機互補，提供了某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