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悅經典系列9:一九八四
- 譯者：蘇福忠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1361382
- 作者：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 頁數：266頁
- 開本：32
- 品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一九八四》自1949年在英國出版，迄今在全世界已經被翻譯成至少62種語言，而它對英語本身亦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反烏托邦文學乃至20世紀英語文學中最不容忽視的經典。2014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悅經典”系列秉承“作家中的作家，經典中的經典”的選書原則，收入本書，特邀著名翻譯家蘇福忠先生重新翻譯，裝幀精良，堪稱最值得收藏的經典版本。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1903-1950
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名的英語文體家。
1903年出生於印度，1907年舉家遷回英國，少年時代曾受教育於著名的伊頓公學，後因經濟原因無力深造，被迫遠走緬甸，參加帝國警察部隊。終因厭倦殖民行徑、痴迷寫作而辭去公職，輾轉回到歐洲，流亡倫敦、巴黎等地。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參加左翼組織，因重傷返回英國，但最終樹立社會主義信念。其代表作有《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
譯者簡介：
蘇福忠
著名翻譯家，譯作有《瓦爾登湖》《紅字》《索恩醫生》《文學》《莎士比亞》和厄普代克四部曲《兔子富了》等，著有《譯事餘墨》，另發表小說、散文、遊記、評介文章和雜文等六十餘萬字。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1903-1950
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名的英語文體家。
1903年出生於印度，1907年舉家遷回英國，少年時代曾受教育於著名的伊頓公學，後因經濟原因無力深造，被迫遠走緬甸，參加帝國警察部隊。終因厭倦殖民行徑、痴迷寫作而辭去公職，輾轉回到歐洲，流亡倫敦、巴黎等地。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參加左翼組織，因重傷返回英國，但最終樹立社會主義信念。其代表作有《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
譯者簡介：
蘇福忠
著名翻譯家，譯作有《瓦爾登湖》《紅字》《索恩醫生》《文學》《莎士比亞》和厄普代克四部曲《兔子富了》等，著有《譯事餘墨》，另發表小說、散文、遊記、評介文章和雜文等六十餘萬字。
圖書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錄
第二部
第三部
附錄
序言
於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緬甸的印度帝國警察部隊服役。我後來放棄了，一部分原因是那裡的氣候毀了我的健康，一部分原因是我已含糊地有了寫書的念頭，但是主要原因是我不能再繼續為我已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大騙局的帝國主義服務了。
這是奧威爾在一九四○年為《二十世紀作家》撰寫的《我的簡歷》里寫的一段話。即使這時候，英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許多殖民地國家已經獨立，“日不落帝國”的風光不再，但是，奧威爾這段文字里“大騙局的帝國主義”這樣的提法和字眼，還是不大遭人待見的。如果說大英帝國的崛起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必然，但是把大英帝國鼓搗成“大騙局”的，弄文舞墨的文人難免推波助瀾之嫌，比如桂冠詩人丁尼生、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寫作，甚至E.M.福斯特和維吉尼亞·伍爾夫的某些觀點。更要命的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什麼時候都是打壓個人主義的最致命的說詞兒。不過，這些都阻止不了奧威爾的深層思考和深層表達。他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就借鑑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一個理念：“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不論這是貴族情結還是精英意識，這種說法直指大眾，是很容易觸犯眾怒的。奧威爾的聰明之處，是他不寫人物的“狗屎”那面，而是揭示殖民地國家的人和英國人一樣，都是人，不會因為國別、文明程度和財富占有多寡，就有了什麼本質區別。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的”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
這樣的思考富於哲理而格外深刻，當奧威爾徹底回到英國，以一個作家的眼光和身份開始寫作時，他發現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國民的富足與貧窮以及相應的地位，同樣“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約他報導大蕭條期間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工人的狀況。在緬甸為帝國服務，他是“爺”，而“爺”的地位和身份是以殖民地的“賤民”為基礎的，而在帝國之內，他發現“爺”的身份是以貧苦的勞動人民為基礎的，這讓奧威爾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他與社會不公和人間苦難的直接接觸，對他從小形成的觀念和思想，具有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在火車上看見一個家庭婦女在捅房子外面堵塞的排水管，“她的麻袋布圍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凍紅的胳膊……她的圓圓的臉十分蒼白，這是常見的貧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臉，由於早產流產和生活操勞，二十五歲看上去像四十歲。”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想像力的作家，看到的不僅是現象，還有現象背後的悲慘生活。至於在工業區耳聞目睹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就更讓他震動。這次採訪時間雖然只有幾個星期，但是《去維岡碼頭之路》被一些研究奧威爾的學者，稱為他的“大馬士革之路”，即借聖經人物掃羅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突然聽到上帝的啟示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指出奧威爾就是在這次與下層社會接觸中，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開始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希望社會的力量能夠拯救和保障窮人的生活條件。這種思想轉變不久，他就又去了西班牙。
“我要去西班牙了。”他對一位編輯說。
“為什麼？”那人問。
“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他說。
一如他的文風，他一貫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所謂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就真的是在單純地打擊法西斯，消滅法西斯，而是在大敵當前的惡劣環境裡，照樣窩裡鬥，既有內部清理，又有背後暗殺。他在前線被子彈射中喉嚨而活了下來，卻因為他對反法西斯聯盟的窩裡鬥不滿而差點被清理，被暗殺。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後我所看到的左翼政黨內部運動的情況，給了我一種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這種思想成為他的基本立場。他最為世人讚揚和推崇、並且成為文學經典的兩部小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就是這一思想的結晶。
僅從文學元素、寫作技巧和表達的層面上講，《一九八四》這部政治虛構小說沒有達到完美無缺的水準，但它所表達的內容卻是完美無缺的：一個團體、部落、民族和國家，只需要少數幾個獨斷專行、組織嚴密的獨裁者，就足以把廣大人民當作羔羊肆意蹂躪和宰殺了，而這種肆虐的恐怖力量，卻來自廣大善良的人們的沉默和盲目。
無須從頭到尾閱讀全書，僅從書中虛構的那個政府所設立的四大管理部門——真理部、和平部、仁愛部和富足部，就讓但凡在那種體制下有一點經歷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個部門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個部門的所作所為，都以壞事做絕甚而黑白顛倒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樓前面赫然在目的標語即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還有充斥全書的“老人家”、“雙重思想”、“新話語”之類的表達，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政治問題，而政治本身又集謊話、遁詞、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
一旦從頭到尾把《一九八四》讀完了，你不禁會暗自納悶兒：奧威爾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思想獨立、頭腦自由是這種民主國家的立國之本，他怎么就能如此深刻地如此成功地塑造出溫斯頓這樣一個從肉體到腦子讓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榨乾壓扁的形象呢？這自然歸功於奧威爾的文學想像力和創造力，但是書中的所有細節描寫都能在那樣的社會裡找到根據，這卻只能是奧威爾思想獨立頭腦自由非同常人的結果，例如他寫出過這樣精妙而深刻的表達：
在有些家庭里，做父親的會對他的孩子說，“你再這樣我就揍你”，而做母親的則是噙著眼淚，把孩子摟在懷裡，愛護地低聲說，“寶貝，你這么做對得起媽媽嗎？”誰能說第二種方法不如第一種專制？
奧威爾一生從這樣的角度審視社會，《一九八四》是這種視角寫作的最高成就；他在破解極權主義社會的一個迷：一個社會怎么能專門成立一個機構，來控制人們生而自由的思想，從而讓人們做牛做馬呢？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當然的。
奧威爾本人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從他為數不多的散文寫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脈絡。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發表於《聽眾》的《文學和極權主義》一文中寫道：
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於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但是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而且只能更為繁榮，因為藝術家不再受到經濟的壓力。
這大概就是奧威爾終生信仰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如果“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於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的表達，是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救濟金等等社會化的“經濟生活”，而“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是奧威爾在這種經濟保障上的一種構想，那么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應該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想自由、獨立思考是他骨子裡的東西，因而他對極權主義的想像是非常正確的：
極權主義廢除了思想自由，其徹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時代聞所未聞的。而且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僅是被動的，而且是主動的。它不僅不許你表達——哪怕擁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規定你應該怎么思想，它為你創造一種意識形態，它除了為你規定行為準則以外，還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儘可能把你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里，你沒有比較的標準。反正，極權主義國家企圖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們的行動一樣完全徹底。
他對極權主義的描述如此準確和深刻，這完全歸功於他的深邃思想和豐富想像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有致命的缺點一樣，他關於極權主義的概念，同樣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這兩個概念中，他都忘記了所有制問題；通俗一些說，就是社會財產歸誰擁有和支配的問題。如果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個人的經濟保障，遲早會解決，因為人類為自己創造物質是基本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絕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難是暫時的。如果個人創造歸個人所有，極權主義的得逞是困難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為獨裁者壟斷不了社會的財富，他們就無法全方位壟斷個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奧威爾描述的那樣，徹底地“廢除了思想自由”。儘管如此，奧威爾算得上思考並定義民主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先驅和賢者。
縱觀二十世紀的思想發展，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現象，或者說“左”傾知識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這主要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性和資本主義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危機造成的。知識分子為社會思考出路，是本職工作。英國的威爾斯、蕭伯納、依修伍德、奧登等，法國的羅曼·羅蘭、紀德、薩特、加繆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唯有奧威爾特立獨行，實話實說，有話直說，因此在整個左翼知識分子中，並不受歡迎。一些人攻擊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讀馬克思的著作。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奧威爾嗜書如命，讀書的範圍龐雜，這是公認的。他自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卻對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的學說置之不理，確實耐人琢磨。但是，這並不能說，他和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生過任何碰撞。
同樣生活在英國，同樣寫作在英國，同樣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付出慘重代價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做過調查和研究，雖然只是前後順序，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而奧威爾則認為“幾乎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行為怎么樣，在感情上都是回響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的”，因此他相信社會的經濟保障。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打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奧威爾卻說“革命畢竟意味著要把一切都翻一個個兒。”，“一個是，你在沒有改變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個是，你在沒有改善人性之前改變制度有什麼用？”因此，奧威爾在他的文學批評經典長文《查爾斯·狄更斯》中，這樣說：
道德家和革命家總是不斷地互相拆台。馬克思在道德家的腳下爆炸了一百噸的炸藥，我們如今仍生活在爆炸的震天迴響中。但是，在什麼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設新的炸藥，要在月球上炸掉馬克思。然後，馬克思，或者像他那樣的什麼人會帶著更多的炸藥回來，這樣的情況就會反覆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無法預見的最後結束。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問題——仍未解決。
由此看來，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信仰還是很耐人尋味的：“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道德化的自由主義，聽來很新穎，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說，馬克思是不是一個道德化的人，倘若奧威爾多讀一些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夠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是他的天賦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蘇福忠
這是奧威爾在一九四○年為《二十世紀作家》撰寫的《我的簡歷》里寫的一段話。即使這時候，英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許多殖民地國家已經獨立，“日不落帝國”的風光不再，但是，奧威爾這段文字里“大騙局的帝國主義”這樣的提法和字眼，還是不大遭人待見的。如果說大英帝國的崛起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必然，但是把大英帝國鼓搗成“大騙局”的，弄文舞墨的文人難免推波助瀾之嫌，比如桂冠詩人丁尼生、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寫作，甚至E.M.福斯特和維吉尼亞·伍爾夫的某些觀點。更要命的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什麼時候都是打壓個人主義的最致命的說詞兒。不過，這些都阻止不了奧威爾的深層思考和深層表達。他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就借鑑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一個理念：“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不論這是貴族情結還是精英意識，這種說法直指大眾，是很容易觸犯眾怒的。奧威爾的聰明之處，是他不寫人物的“狗屎”那面，而是揭示殖民地國家的人和英國人一樣，都是人，不會因為國別、文明程度和財富占有多寡，就有了什麼本質區別。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的”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
這樣的思考富於哲理而格外深刻，當奧威爾徹底回到英國，以一個作家的眼光和身份開始寫作時，他發現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國民的富足與貧窮以及相應的地位，同樣“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一九三六年，一家出版社約他報導大蕭條期間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工人的狀況。在緬甸為帝國服務，他是“爺”，而“爺”的地位和身份是以殖民地的“賤民”為基礎的，而在帝國之內，他發現“爺”的身份是以貧苦的勞動人民為基礎的，這讓奧威爾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他與社會不公和人間苦難的直接接觸，對他從小形成的觀念和思想，具有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在火車上看見一個家庭婦女在捅房子外面堵塞的排水管，“她的麻袋布圍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凍紅的胳膊……她的圓圓的臉十分蒼白，這是常見的貧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臉，由於早產流產和生活操勞，二十五歲看上去像四十歲。”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想像力的作家，看到的不僅是現象，還有現象背後的悲慘生活。至於在工業區耳聞目睹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就更讓他震動。這次採訪時間雖然只有幾個星期，但是《去維岡碼頭之路》被一些研究奧威爾的學者，稱為他的“大馬士革之路”，即借聖經人物掃羅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突然聽到上帝的啟示而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指出奧威爾就是在這次與下層社會接觸中，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開始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希望社會的力量能夠拯救和保障窮人的生活條件。這種思想轉變不久，他就又去了西班牙。
“我要去西班牙了。”他對一位編輯說。
“為什麼？”那人問。
“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他說。
一如他的文風，他一貫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但是，西班牙之行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所謂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就真的是在單純地打擊法西斯，消滅法西斯，而是在大敵當前的惡劣環境裡，照樣窩裡鬥，既有內部清理，又有背後暗殺。他在前線被子彈射中喉嚨而活了下來，卻因為他對反法西斯聯盟的窩裡鬥不滿而差點被清理，被暗殺。
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和自此以後我所看到的左翼政黨內部運動的情況，給了我一種政治的恐怖。
一直到他去世，這種思想成為他的基本立場。他最為世人讚揚和推崇、並且成為文學經典的兩部小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就是這一思想的結晶。
僅從文學元素、寫作技巧和表達的層面上講，《一九八四》這部政治虛構小說沒有達到完美無缺的水準，但它所表達的內容卻是完美無缺的：一個團體、部落、民族和國家，只需要少數幾個獨斷專行、組織嚴密的獨裁者，就足以把廣大人民當作羔羊肆意蹂躪和宰殺了，而這種肆虐的恐怖力量，卻來自廣大善良的人們的沉默和盲目。
無須從頭到尾閱讀全書，僅從書中虛構的那個政府所設立的四大管理部門——真理部、和平部、仁愛部和富足部，就讓但凡在那種體制下有一點經歷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一個部門都以漂亮的名字命名，但任何一個部門的所作所為，都以壞事做絕甚而黑白顛倒為宗旨，例如真理部大樓前面赫然在目的標語即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還有充斥全書的“老人家”、“雙重思想”、“新話語”之類的表達，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政治問題，而政治本身又集謊話、遁詞、蠢事、仇恨、精神分裂之大成。”
一旦從頭到尾把《一九八四》讀完了，你不禁會暗自納悶兒：奧威爾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思想獨立、頭腦自由是這種民主國家的立國之本，他怎么就能如此深刻地如此成功地塑造出溫斯頓這樣一個從肉體到腦子讓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榨乾壓扁的形象呢？這自然歸功於奧威爾的文學想像力和創造力，但是書中的所有細節描寫都能在那樣的社會裡找到根據，這卻只能是奧威爾思想獨立頭腦自由非同常人的結果，例如他寫出過這樣精妙而深刻的表達：
在有些家庭里，做父親的會對他的孩子說，“你再這樣我就揍你”，而做母親的則是噙著眼淚，把孩子摟在懷裡，愛護地低聲說，“寶貝，你這么做對得起媽媽嗎？”誰能說第二種方法不如第一種專制？
奧威爾一生從這樣的角度審視社會，《一九八四》是這種視角寫作的最高成就；他在破解極權主義社會的一個迷：一個社會怎么能專門成立一個機構，來控制人們生而自由的思想，從而讓人們做牛做馬呢？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不朽，是理所當然的。
奧威爾本人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從他為數不多的散文寫作中，可以探索到基本的脈絡。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發表於《聽眾》的《文學和極權主義》一文中寫道：
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於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但是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而且只能更為繁榮，因為藝術家不再受到經濟的壓力。
這大概就是奧威爾終生信仰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如果“國家會掌管你的經濟生活，使你免於貧困、失業等等的恐懼”的表達，是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救濟金等等社會化的“經濟生活”，而“它無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藝術可以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那樣繁榮”是奧威爾在這種經濟保障上的一種構想，那么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應該是從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想自由、獨立思考是他骨子裡的東西，因而他對極權主義的想像是非常正確的：
極權主義廢除了思想自由，其徹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時代聞所未聞的。而且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僅是被動的，而且是主動的。它不僅不許你表達——哪怕擁有——一定思想，而且它規定你應該怎么思想，它為你創造一種意識形態，它除了為你規定行為準則以外，還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儘可能把你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里，你沒有比較的標準。反正，極權主義國家企圖控制其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們的行動一樣完全徹底。
他對極權主義的描述如此準確和深刻，這完全歸功於他的深邃思想和豐富想像力。然而，如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有致命的缺點一樣，他關於極權主義的概念，同樣具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這兩個概念中，他都忘記了所有制問題；通俗一些說，就是社會財產歸誰擁有和支配的問題。如果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是私有制，那么個人的經濟保障，遲早會解決，因為人類為自己創造物質是基本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絕不可能停止，挫折和困難是暫時的。如果個人創造歸個人所有，極權主義的得逞是困難的，即便得逞也是短命的，因為獨裁者壟斷不了社會的財富，他們就無法全方位壟斷個人的思想，至少不能像奧威爾描述的那樣，徹底地“廢除了思想自由”。儘管如此，奧威爾算得上思考並定義民主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先驅和賢者。
縱觀二十世紀的思想發展，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現象，或者說“左”傾知識分子，是不容忽略也忽略不了的。這主要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性和資本主義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危機造成的。知識分子為社會思考出路，是本職工作。英國的威爾斯、蕭伯納、依修伍德、奧登等，法國的羅曼·羅蘭、紀德、薩特、加繆等，都是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唯有奧威爾特立獨行，實話實說，有話直說，因此在整個左翼知識分子中，並不受歡迎。一些人攻擊他的主要把柄是他不讀馬克思的著作。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奧威爾嗜書如命，讀書的範圍龐雜，這是公認的。他自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卻對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的學說置之不理，確實耐人琢磨。但是，這並不能說，他和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生過任何碰撞。
同樣生活在英國，同樣寫作在英國，同樣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付出慘重代價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做過調查和研究，雖然只是前後順序，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而奧威爾則認為“幾乎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實際行為怎么樣，在感情上都是回響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的”，因此他相信社會的經濟保障。馬克思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打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奧威爾卻說“革命畢竟意味著要把一切都翻一個個兒。”，“一個是，你在沒有改變制度之前怎么改善人性？另一個是，你在沒有改善人性之前改變制度有什麼用？”因此，奧威爾在他的文學批評經典長文《查爾斯·狄更斯》中，這樣說：
道德家和革命家總是不斷地互相拆台。馬克思在道德家的腳下爆炸了一百噸的炸藥，我們如今仍生活在爆炸的震天迴響中。但是，在什麼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設新的炸藥，要在月球上炸掉馬克思。然後，馬克思，或者像他那樣的什麼人會帶著更多的炸藥回來，這樣的情況就會反覆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無法預見的最後結束。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問題——仍未解決。
由此看來，奧威爾的民主社會主義信仰還是很耐人尋味的：“社會主義一般認為是一種道德化的自由主義。”道德化的自由主義，聽來很新穎，但是究竟道德化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道德了，比如說，馬克思是不是一個道德化的人，倘若奧威爾多讀一些馬克思的作品，他完全能夠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是他的天賦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所在。
蘇福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