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錄》共收錄作者多年來撰寫的隨筆與雜感、書評等文章70餘篇，分“說心裡的話”、“讀喜歡的書”、“論身邊的事”、“走自己的路”四部分。其中有懷念母親的文章，有記述在小平同志身邊工作的經歷，有幾十年外交工作的感悟，也有對大學師長的回憶和對自己學習成長經歷的記述，還有近年撰寫的讀書感想和筆記。同時，書中還收入了作者由工作、生活中點點滴滴小事而觸發的精闢幽默的雜感。作者的文筆真摯而質樸、平易而風趣，乍看上去寫的都是平常事，說的都是百姓話，但仔細想想卻又蘊涵著深刻的道理，字裡行間充溢著親情、友情、祖國情和對國事、家事和天下事的牽掛。
基本介紹
- 書名：從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錄
- 出版社：青島出版社
- 頁數：280頁
- 開本：16
- 作者：李肇星
- 出版日期：2008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3648890, 754364889X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從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錄》是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原外交部長李肇星的力作。《從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錄》收錄了作者從事外交工作40餘年來的隨想與感慨，第一次袒露了一位穿梭斡旋於世界外交風雲的外交家的內心世界。
當學生時以為自己什麼都懂；當了外交官卻常驚嘆自己的幼雅。
初出校門，乾什麼都對馬到成功信心十足，上了點年紀才知道內事外事都不容易。
正像莎士比亞所言：“一個老人是第二次做嬰兒。”
更有甚者，五十多年過去，十來歲時所夢想的顯得更遠了。
終於發現，世間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獵的領域越廣，其與未知領域的共同邊界線就越長。
名利無論多寡則全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當學生時以為自己什麼都懂；當了外交官卻常驚嘆自己的幼雅。
初出校門，乾什麼都對馬到成功信心十足，上了點年紀才知道內事外事都不容易。
正像莎士比亞所言：“一個老人是第二次做嬰兒。”
更有甚者，五十多年過去，十來歲時所夢想的顯得更遠了。
終於發現，世間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獵的領域越廣，其與未知領域的共同邊界線就越長。
名利無論多寡則全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作者簡介
李肇星，1940年10月20日生於山東。
1949年-1953年膠南瓦屋國小、王戈莊國小學習；1953年-1959年膠南中學、膠南一中學習；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學學習；1964年-1967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進修；1967年-1968年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科員；1968年-1970年在山西離石、江西上高等地的幹校和廣州軍區汕頭牛田洋農場鍛鍊；1970年-1977年中國駐肯亞共和國大使館職員、隨員；1977年-1983年外交部新聞司科員、副處長；1983年-1985年中國駐賴索托王國大使館一秘；1985年-1990年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發言人；1990年-1993年外交部部長助理；1993年-1995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1995年一1998年外交部副部長；1998年-2001年中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2001年-2003年外交部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2003年-2007年外交部部長；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客座教授。
1949年-1953年膠南瓦屋國小、王戈莊國小學習；1953年-1959年膠南中學、膠南一中學習；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學學習；1964年-1967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進修；1967年-1968年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科員；1968年-1970年在山西離石、江西上高等地的幹校和廣州軍區汕頭牛田洋農場鍛鍊；1970年-1977年中國駐肯亞共和國大使館職員、隨員；1977年-1983年外交部新聞司科員、副處長；1983年-1985年中國駐賴索托王國大使館一秘；1985年-1990年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發言人；1990年-1993年外交部部長助理；1993年-1995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1995年一1998年外交部副部長；1998年-2001年中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2001年-2003年外交部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2003年-2007年外交部部長；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客座教授。
圖書目錄
說心裡的話
越活越年輕的爺爺
送娘遠行
兩位抗日女戰士走了
小平同志——我的“博導”
嚴謹寬厚一心為人民
我的德國文學史老師馮至
我的大學音樂老師李德倫
我的美國文學史老師葉瑪茜
我的英語語法老師許國璋
我的詞源學老師大衛·克魯克
我的法文老師戴高樂小姐
我的英文寫作老師周珏良
我班火花集錦
“301”奧運悠夢
讀喜歡的書
《江澤民出訪紀實》序
初讀《外交十記》
《親歷中美建交——柴澤民戎馬倥傯的軍旅歲月和五任大使的外交生涯》序
《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史》序
愛祖國謀和平為人民
吳建民《外交與國際關係》序
從國會山的英文名字說起
在熱鬧中看門道
夢的美麗和非夢的翔實
遠行的激情
《足跡:一個外交官眼中的世界》序
《從江心洲走出的女外交官》序
外行閒說內行一例
秦曉梅《非洲的回憶》序
非洲是美麗的
《人類詩篇》序
歷史就是性格與命運
好一個劉德寶《綠屋銘》
劉寶萊《錦繡世界》序
撥開歐洲的霧
《遠行的詩情》前言
自編《古今短詩300首》小序
《李肇星詩集》自序
《彈奏東西方文化的和諧樂章》序
軍愛民，本立道生
論身邊的事
兒子三歲
叔叔的蘋果和實踐的地位
紐約北京人的閒聊
別說所長賣國
隨手雜記
謝謝哈爾濱的朋友
讀後好感覺
波蘭總統談中國足球
遐想七則
外事小事三則
時下文字二三事
偶感
富蘭克林受騙的啟迪
莎士比亞旅遊熱
屠格涅夫的謙虛
狄更斯初戀失敗之後
拿破崙和書
漫話芭蕾五百年
答《詩刊》記者問
走自己的路
巴黎掠影
東京小事
沒有汽車的威尼斯城
非洲三國行
有趣的動物孤兒園
賴索托，南部非洲的“空中花園”
紅色“沙岩城”
南瓜山歌
白蟻、大象、犀牛
少年英俊
在赤道國和赤道村
美麗的哈瓦那
我們的祖先到過非洲
清真之國話吃喝
見到了女神
訪蘇看記者
訪問蘇聯兩日雜記
莫斯科郊外夜話
訪蘇六日
中國的月亮
日內瓦隨筆
越活越年輕的爺爺
送娘遠行
兩位抗日女戰士走了
小平同志——我的“博導”
嚴謹寬厚一心為人民
我的德國文學史老師馮至
我的大學音樂老師李德倫
我的美國文學史老師葉瑪茜
我的英語語法老師許國璋
我的詞源學老師大衛·克魯克
我的法文老師戴高樂小姐
我的英文寫作老師周珏良
我班火花集錦
“301”奧運悠夢
讀喜歡的書
《江澤民出訪紀實》序
初讀《外交十記》
《親歷中美建交——柴澤民戎馬倥傯的軍旅歲月和五任大使的外交生涯》序
《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史》序
愛祖國謀和平為人民
吳建民《外交與國際關係》序
從國會山的英文名字說起
在熱鬧中看門道
夢的美麗和非夢的翔實
遠行的激情
《足跡:一個外交官眼中的世界》序
《從江心洲走出的女外交官》序
外行閒說內行一例
秦曉梅《非洲的回憶》序
非洲是美麗的
《人類詩篇》序
歷史就是性格與命運
好一個劉德寶《綠屋銘》
劉寶萊《錦繡世界》序
撥開歐洲的霧
《遠行的詩情》前言
自編《古今短詩300首》小序
《李肇星詩集》自序
《彈奏東西方文化的和諧樂章》序
軍愛民，本立道生
論身邊的事
兒子三歲
叔叔的蘋果和實踐的地位
紐約北京人的閒聊
別說所長賣國
隨手雜記
謝謝哈爾濱的朋友
讀後好感覺
波蘭總統談中國足球
遐想七則
外事小事三則
時下文字二三事
偶感
富蘭克林受騙的啟迪
莎士比亞旅遊熱
屠格涅夫的謙虛
狄更斯初戀失敗之後
拿破崙和書
漫話芭蕾五百年
答《詩刊》記者問
走自己的路
巴黎掠影
東京小事
沒有汽車的威尼斯城
非洲三國行
有趣的動物孤兒園
賴索托，南部非洲的“空中花園”
紅色“沙岩城”
南瓜山歌
白蟻、大象、犀牛
少年英俊
在赤道國和赤道村
美麗的哈瓦那
我們的祖先到過非洲
清真之國話吃喝
見到了女神
訪蘇看記者
訪問蘇聯兩日雜記
莫斯科郊外夜話
訪蘇六日
中國的月亮
日內瓦隨筆
文摘
說心裡的話
越活越年輕的爺爺
我愛我爺爺，全莊人和方圓十里八里以內的人也都尊敬我爺爺，稱他是個好老頭兒。
爺爺是個忙人，整天手不停，腳不閒：不是下地，就是給人治病。爺爺在當地雖說不是什麼醫術高明的醫生，但不論誰摔折了腳，或誰家有個大病小症，總是來求他。他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辭。
就是祖母有些看不慣：“多老啦，還像孩子，愛做些沒關緊要的事：就像不知道自己是個莊戶人。”
“怎么？！你說治病是沒關緊要！”每聽到祖母埋怨，爺爺就氣得脖子上的筋都暴起來，臉色變得怕人。可是我不害怕，爺爺一生完氣，就會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撫摩著我的頭，輕輕地自個兒嘮叨：“在如今，給別人做點事還能多了！初兒，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這是爺爺的心裡話。實際上，爺爺是孜孜不倦地關心著別人。
有一次，爺爺耕地去了。一副擔架偏偏在這時候抬到我家門口。擔架上躺著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他臉上帶著痛苦的表情，嘴裡輕輕地呻吟著。抬擔架的兩個大人聽我爺爺不在家，就慌了。那個穿灰衣服的高個子，焦躁地望著孩子，不知如何才好。
看著這情景，祖母無可奈何地說：“唉，你們快上屋歇腳吧，等會兒。”
“不，奶奶，我去找吧，我知道爺爺在地里。”我明白，按著祖母的話去做，爺爺回來又要發脾氣的，他又會說：“怎么不趕快來找我？”我放下手裡的書，一溜煙跑了出去。
我常給爺爺送這種信，所以爺爺一見我急促地跑到地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停下牲口，從懷裡掏出手巾來擦了擦臉上的汗，又向旁邊的王大伯交待了幾句，就跟我一口氣跑回家。
“啊，大爺回來了。你看，這孩子把腿摔壞了。”高個子男人站起來，扶起躺在炕上的孩子。可是他看見爺爺大口大口地吐著氣，滿臉淌著汗，又不好意思地轉了話：“不，你還是先喝口水，時候還早著。”
爺爺抹了把鬍子，說：“給孩子醫病要緊。”說著就用手去試那孩子的腿。全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爺爺小心地扭動著孩子的腿。“格拉”一聲，兩塊骨頭磨響了。那孩子忍不住哭出聲來。
“好孩子，不哭，你是脫臼了，保管一個月後又能蹦能跳了。”爺爺爽朗地笑了，臉上的皺紋擠在一起，顯得更深了。看著那已經止住了哭的孩子，爺爺沉醉在幸福里。
太陽偷偷地爬上頭頂，三位客人戀戀不捨地告別我爺爺，回家去了。
爺爺送他們到大門口。回家後他才感到有些累，獨自坐在板凳上擦汗。忽然，他又猛地站起來，拍著腦門，說：“我真是個老糊塗，這么要緊的事都忘卜連藥也沒給人家。初兒快跑，趕上去告訴人家：這藥做兩回吃。還有，千萬別要人家的錢。”爺爺匆匆地把一包藥交給我。我正待走，猛地，爺爺又拉住我，說：“你講不全，還是我自己去！”一句話沒完，就奪過藥來，像陣風樣地沖了出去，動作那么輕捷，生人乍一看，簡直看不出是個老頭子。
祖母已經拾掇好了飯，見爺爺出去，便又咕噥起來：“淨是替別人想，自己連飯都顧不得吃了。唉，越活越像個年輕人。”
我沒理會祖母的話，自顧自看書，我的心卻早已不在書上。我想著我那越活越年輕的爺爺。也難怪人家都喜歡他，尊敬他。
送娘遠行
娘去了，遠去了，永遠地去了。
在五十多歲上失去娘，和許多人相比，我是幸福的；在五十多歲上成為沒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銘心。
山重？海深？不，都無法與半個多世紀的母子情相比。
多少年來，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的，是日寇入侵時娘拉著我在玉米地里逃難的情景；是娘用村邊池塘里的泥巴當顏料為八路軍戰士染軍裝的情景；是娘不捨得吃一個雞蛋，而去換一兩分錢讓我帶著去上學的情景。
娘是6月18日清晨在膠南醫院病逝的。
據說，娘彌留之際很平靜。她不識字，沒留下現代式的遺囑，她最後的話只有三個字：“要回家。”
是的，該回家了。
活了八十多年，她太累，付出的愛和辛勤太多了。
娘離去時，算來我正在加勒比島國牙買加訪問，也可能正在飛往巴西亞馬遜州府瑪瑙斯途中。這些年，我走過不少地方，可最愛去的還是娘所居住的那方土地；參加過不少盛大宴會，可最愛吃的還是娘給熬的米湯；聽過不少豪言壯語，可最愛聽的還是娘那些家常話。對經常外出的我來說，娘是偉大祖國最可愛的一部分，是我心頭最敏感的一部分。可現在娘要遠行了。
送娘遠行，千思萬慮。至少有兩件事我無法忘記，也無法原諒自己。
大約我五六歲的時候，舅舅捉到一隻畫眉鳥給我玩，我愛不釋手。
可娘說：“鳥兒也會想家，放了吧！”還沒等我作出反應，就把鳥兒從我手裡拿走，放飛了。
我氣急敗壞，大哭大鬧，還用手抓娘的背，逼她賠我鳥。
娘一向相當溺愛我，但在這件事上並沒有順從。
我從未得到過另一隻畫眉鳥。
一晃多少年過去了。
1973年，在奈洛比舉行的一次聯合國關於環境保護問題的會議上，我猛然記起了這件事，意識到娘關於環保的一些樸素意識竟是那么可貴！
我真後晦，我沒能在娘生前向她承認這一點。
1960年，我國經歷了嚴重的饑荒。那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常吃不飽，餓得難受。
我不知道家裡的娘和鄉親們比我更餓，而老想著家鄉靠海，總可以弄點魚蝦充飢。
有一天，我給家裡寫信，要娘設法寄點鹹魚來。我很快收到了兩條小魚，泡水吃了，覺得好香。
後來才知道，遠在家鄉的娘和兩個妹妹吃飯時為了幾片菜葉、幾勺菜湯而相互謙讓。
這件事，我也未曾有勇氣向娘認錯。
現在想說，晚了。
我愛祖國，愛自己的工作，注重平等待人。這都是娘生前身體力行教導過的，這也該是些能讓娘寬心的話。如今想說，也晚了。
娘已遠行。她來自家鄉的土地，現在又回到那裡去了。
最苦的是，已不能說再見，只能祈求娘在那深深的地下繼續護佑我，滋育我。
娘永遠與我同在。
兩位抗日女戰士走了
8月4日，岳母李華文在北京第六醫院靜靜地去了。
她的平靜來之不易。醫生們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搶救和精心治療，她本人與死神進行了頑強拼搏。她是幸運的，享年八十九歲。她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在祖國面前是問心無愧的；她又有極大的遺憾，臨終前兩個星期還能說話的時候，還問我最近有什麼大活動，我說8月最大的活動就是全國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也要舉行紀念活動。部黨委還準備給部內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同志，包括給她發紀念章。她聽了很高興，說“太好了”。可她卻在勝利紀念日到來前十一天離開了這個世界，不能參加她已受到邀請的活動，也不能看一看、摸一摸她的抗日紀念章。
在我面前，她是岳母；在歷史面前，她是一位抗日老戰士。
我還有另一位鐘愛的抗日老戰士，我娘。她過去沒名字，新中國成立後全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我妹妹才給她起了個名字：傅英。她出生在1914年。八路軍1944年解放我們家鄉後，她參加了婦女救國會的工作，主要是給八路軍做軍鞋，幫八路軍戰士做飯，用池塘里的泥巴給八路軍官兵染軍裝。她還把自己的丈夫：我大（山東管爹叫大），送去參加抗日，她則留在家裡照顧老的小的。很可惜，我娘也未能活到抗日戰爭勝利六卜周年，她1995年在山東膠南醫院去世。當時我正
在國外訪問。後來妹妹說，她生前最後一句話是“要回家”。我聽後號啕大哭一場。現在想來，她說的“回家”，可能是指回歸她親歷了幾十年的歷史，包括那段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
在那個沉重難忘的8月4日，我又情不自禁地對妻子小梅和兒子禾禾悲愴地喊道：“又一個抗日老戰士走了。”
李華文1916年生於河北省南宮縣，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她在冀縣北內漳村參加了救亡工作。她在村里教國小，常常教學生唱愛國歌曲，講愛國道理。她第二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位女共產黨員，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動。
她生過六個孩子，因缺醫少藥天折兩個。上面還有公公婆婆，家庭負擔繁重。除了家務勞動和忙著教書，她還負責傳達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組織支前，救護負傷掉隊的八路軍指戰員。睡覺時還要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時刻防止漢奸的暗殺破壞活動。曾有人半夜裡從房子外面扔進大石頭塊，或用爛紙做的樣子猙獰的人頭，恐口嚇威脅這位女黨員基層幹部。
她尊重民眾，嚴格要求自己；任晉察冀邊區政府冀縣縣委第一任婦女主任後，依然和一個普通游擊隊戰士、勞動婦女沒什麼兩樣。
新中國成立之前，丈夫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她還是留在村里。鄉里鄉親們常常說：“她當官太太時間挺長，卻沒沾上官氣兒。”
1949年31日，丈夫隨解放軍進入北平，到市委工作。她偶爾進城探親，穿的是河北鄉下的土布衣裳。不少人勸她換件城裡人的衣裳吧，她說不用，“反正衣服是伺候人的，不是人伺候衣服。土布衣裳穿慣了，舒服。”
新中國外交部於1949年11月8日正式成立後，丈夫到了外交部，她被調到北京，任東城區房管處黨支部書記。
她作為大使夫人先後四次出國常駐，到過挪威、瑞典、尚比亞和紐西蘭。大使是國家元首的代表，按國際禮儀，夫人地位也相當高。在使館裡，她從不干政。每次提級，她都說其他同志更辛苦，主張先提拔別人，先改善工勤同志的生活條件。她從不計較個人的級別、待遇，而常在會上會下談論別的同志的長處。
1983年，這位參加革命四十五年的黨員離休時，仍是副級，在外交系列裡是二秘。周圍的女同志說：“在我們女同志中，華文同志在國外時間最長，但卻最喜歡中華民族的東西，沾染的洋氣兒最少，一輩子就是從_個農村姑娘黨員變成見多識廣的老太太黨員；從一位拿槍的女戰士、拿粉筆的女教員，變成了女外交官。”
1999年和2004年開展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時，她認真寫思想匯報，還工工整整地給組織寫信，提出幫助年輕同志成長的建議。住院前，她床頭上放著的仍是黨支部發的學習材料，材料里許許多多的字行下面畫著重點符號。
又一位抗日老戰士走了！我願意把淚水化為力量，多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中日人民的友誼做點實事。這也許是對她和對所有未能活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老戰士們最好的緬懷。
小平同志：我的“博導”
我連學士、碩士都不是，但卻覺得在一定意義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導”。當然，也只是打個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從駐賴索托王國使館調回，任當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馬毓真的助手，兼部發言人。這開始了我自1964年進入外交部以來最忙碌、心理負擔最重的一段日子。對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識面不夠，缺乏相關經驗。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駐過九年，在“五七”幹校、解放軍農場勞動三年，並在外交學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文化部以及劉伯承元帥任院長的解放軍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做過翻譯。
為儘快熟悉工作，我經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麼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報：從那時起，我開始不斷有機會為小平同志工作，能經常當面聆聽他對外賓的談話，直接學習他如何為祖國交朋友，維護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參加小平同志會見外賓的活動，擔任會見的發言人，即負責寫會見的吹風稿，然後向中外記者宣讀；說得更明白點，大體相當於為國家通訊社起草新聞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小平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同尋常的印象。說非同尋常，不是說他看上去與常人有什麼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說他對自己的事業那么充滿信心，對外國朋友那么真誠、坦率，談吐深入淺出，有針對性，分寸感強，對自己身邊的同志又那么隨和。
記得他比外賓提早大約十分鐘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敘趕忙說：“小平同志，我想把會見的有關情況向您匯報—下。”小平同志說：“不用了。”韓敘又拿出一份簡報，小平同志說：“不看了。”接著就坐在那裡沉思。我一時無事，便望著他，覺得他安詳的神態與前額上的皺紋、微閉的雙目，正慢慢凝為一體，融入時空，成為一座對人民謙恭、對邪惡仇恨的經典雕塑。
待外賓進入會見廳，這尊“雕塑”立即活躍起來，話匣子一經打開，便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時間不長，內容卻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時間談得還要豐富。
我抓緊時間寫我的吹風稿，我想在會見結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審閱。這是我的前任留給我的寶貴經驗。會談結束前的六七分鐘，我寫好了草稿，然後緊緊盯著小平，心想千萬不能讓他不看、不聽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們說過，等他離開後再找他就難了。不一會兒，小平同志和外賓握手告別。
外賓走後，我顧不上初次與小平同志說話的拘謹，徑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寫完了訊息草稿，想給您念念，請您審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聽懂了我的山東國語，微微笑了笑，擺擺手，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道：“訊息稿？不用念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接著又說：“感謝外交部的同志，你們工作得不錯。不拉手了，再見。”沒想到，第一次擔任小平同志的發言人就這親平平常常地結束了。
訊息稿經在場的外交部領導審閱後，於當天晚上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報章刊載。我心裡卻一直忐忑不安。有時，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直到一整天沒有聽到什麼反應，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沒有直接閱讀改草稿，但從他對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來，慢慢學，認真點兒，發言人也不是不能當的。
越活越年輕的爺爺
我愛我爺爺，全莊人和方圓十里八里以內的人也都尊敬我爺爺，稱他是個好老頭兒。
爺爺是個忙人，整天手不停，腳不閒：不是下地，就是給人治病。爺爺在當地雖說不是什麼醫術高明的醫生，但不論誰摔折了腳，或誰家有個大病小症，總是來求他。他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辭。
就是祖母有些看不慣：“多老啦，還像孩子，愛做些沒關緊要的事：就像不知道自己是個莊戶人。”
“怎么？！你說治病是沒關緊要！”每聽到祖母埋怨，爺爺就氣得脖子上的筋都暴起來，臉色變得怕人。可是我不害怕，爺爺一生完氣，就會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撫摩著我的頭，輕輕地自個兒嘮叨：“在如今，給別人做點事還能多了！初兒，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這是爺爺的心裡話。實際上，爺爺是孜孜不倦地關心著別人。
有一次，爺爺耕地去了。一副擔架偏偏在這時候抬到我家門口。擔架上躺著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他臉上帶著痛苦的表情，嘴裡輕輕地呻吟著。抬擔架的兩個大人聽我爺爺不在家，就慌了。那個穿灰衣服的高個子，焦躁地望著孩子，不知如何才好。
看著這情景，祖母無可奈何地說：“唉，你們快上屋歇腳吧，等會兒。”
“不，奶奶，我去找吧，我知道爺爺在地里。”我明白，按著祖母的話去做，爺爺回來又要發脾氣的，他又會說：“怎么不趕快來找我？”我放下手裡的書，一溜煙跑了出去。
我常給爺爺送這種信，所以爺爺一見我急促地跑到地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停下牲口，從懷裡掏出手巾來擦了擦臉上的汗，又向旁邊的王大伯交待了幾句，就跟我一口氣跑回家。
“啊，大爺回來了。你看，這孩子把腿摔壞了。”高個子男人站起來，扶起躺在炕上的孩子。可是他看見爺爺大口大口地吐著氣，滿臉淌著汗，又不好意思地轉了話：“不，你還是先喝口水，時候還早著。”
爺爺抹了把鬍子，說：“給孩子醫病要緊。”說著就用手去試那孩子的腿。全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爺爺小心地扭動著孩子的腿。“格拉”一聲，兩塊骨頭磨響了。那孩子忍不住哭出聲來。
“好孩子，不哭，你是脫臼了，保管一個月後又能蹦能跳了。”爺爺爽朗地笑了，臉上的皺紋擠在一起，顯得更深了。看著那已經止住了哭的孩子，爺爺沉醉在幸福里。
太陽偷偷地爬上頭頂，三位客人戀戀不捨地告別我爺爺，回家去了。
爺爺送他們到大門口。回家後他才感到有些累，獨自坐在板凳上擦汗。忽然，他又猛地站起來，拍著腦門，說：“我真是個老糊塗，這么要緊的事都忘卜連藥也沒給人家。初兒快跑，趕上去告訴人家：這藥做兩回吃。還有，千萬別要人家的錢。”爺爺匆匆地把一包藥交給我。我正待走，猛地，爺爺又拉住我，說：“你講不全，還是我自己去！”一句話沒完，就奪過藥來，像陣風樣地沖了出去，動作那么輕捷，生人乍一看，簡直看不出是個老頭子。
祖母已經拾掇好了飯，見爺爺出去，便又咕噥起來：“淨是替別人想，自己連飯都顧不得吃了。唉，越活越像個年輕人。”
我沒理會祖母的話，自顧自看書，我的心卻早已不在書上。我想著我那越活越年輕的爺爺。也難怪人家都喜歡他，尊敬他。
送娘遠行
娘去了，遠去了，永遠地去了。
在五十多歲上失去娘，和許多人相比，我是幸福的；在五十多歲上成為沒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銘心。
山重？海深？不，都無法與半個多世紀的母子情相比。
多少年來，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的，是日寇入侵時娘拉著我在玉米地里逃難的情景；是娘用村邊池塘里的泥巴當顏料為八路軍戰士染軍裝的情景；是娘不捨得吃一個雞蛋，而去換一兩分錢讓我帶著去上學的情景。
娘是6月18日清晨在膠南醫院病逝的。
據說，娘彌留之際很平靜。她不識字，沒留下現代式的遺囑，她最後的話只有三個字：“要回家。”
是的，該回家了。
活了八十多年，她太累，付出的愛和辛勤太多了。
娘離去時，算來我正在加勒比島國牙買加訪問，也可能正在飛往巴西亞馬遜州府瑪瑙斯途中。這些年，我走過不少地方，可最愛去的還是娘所居住的那方土地；參加過不少盛大宴會，可最愛吃的還是娘給熬的米湯；聽過不少豪言壯語，可最愛聽的還是娘那些家常話。對經常外出的我來說，娘是偉大祖國最可愛的一部分，是我心頭最敏感的一部分。可現在娘要遠行了。
送娘遠行，千思萬慮。至少有兩件事我無法忘記，也無法原諒自己。
大約我五六歲的時候，舅舅捉到一隻畫眉鳥給我玩，我愛不釋手。
可娘說：“鳥兒也會想家，放了吧！”還沒等我作出反應，就把鳥兒從我手裡拿走，放飛了。
我氣急敗壞，大哭大鬧，還用手抓娘的背，逼她賠我鳥。
娘一向相當溺愛我，但在這件事上並沒有順從。
我從未得到過另一隻畫眉鳥。
一晃多少年過去了。
1973年，在奈洛比舉行的一次聯合國關於環境保護問題的會議上，我猛然記起了這件事，意識到娘關於環保的一些樸素意識竟是那么可貴！
我真後晦，我沒能在娘生前向她承認這一點。
1960年，我國經歷了嚴重的饑荒。那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常吃不飽，餓得難受。
我不知道家裡的娘和鄉親們比我更餓，而老想著家鄉靠海，總可以弄點魚蝦充飢。
有一天，我給家裡寫信，要娘設法寄點鹹魚來。我很快收到了兩條小魚，泡水吃了，覺得好香。
後來才知道，遠在家鄉的娘和兩個妹妹吃飯時為了幾片菜葉、幾勺菜湯而相互謙讓。
這件事，我也未曾有勇氣向娘認錯。
現在想說，晚了。
我愛祖國，愛自己的工作，注重平等待人。這都是娘生前身體力行教導過的，這也該是些能讓娘寬心的話。如今想說，也晚了。
娘已遠行。她來自家鄉的土地，現在又回到那裡去了。
最苦的是，已不能說再見，只能祈求娘在那深深的地下繼續護佑我，滋育我。
娘永遠與我同在。
兩位抗日女戰士走了
8月4日，岳母李華文在北京第六醫院靜靜地去了。
她的平靜來之不易。醫生們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搶救和精心治療，她本人與死神進行了頑強拼搏。她是幸運的，享年八十九歲。她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在祖國面前是問心無愧的；她又有極大的遺憾，臨終前兩個星期還能說話的時候，還問我最近有什麼大活動，我說8月最大的活動就是全國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也要舉行紀念活動。部黨委還準備給部內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同志，包括給她發紀念章。她聽了很高興，說“太好了”。可她卻在勝利紀念日到來前十一天離開了這個世界，不能參加她已受到邀請的活動，也不能看一看、摸一摸她的抗日紀念章。
在我面前，她是岳母；在歷史面前，她是一位抗日老戰士。
我還有另一位鐘愛的抗日老戰士，我娘。她過去沒名字，新中國成立後全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我妹妹才給她起了個名字：傅英。她出生在1914年。八路軍1944年解放我們家鄉後，她參加了婦女救國會的工作，主要是給八路軍做軍鞋，幫八路軍戰士做飯，用池塘里的泥巴給八路軍官兵染軍裝。她還把自己的丈夫：我大（山東管爹叫大），送去參加抗日，她則留在家裡照顧老的小的。很可惜，我娘也未能活到抗日戰爭勝利六卜周年，她1995年在山東膠南醫院去世。當時我正
在國外訪問。後來妹妹說，她生前最後一句話是“要回家”。我聽後號啕大哭一場。現在想來，她說的“回家”，可能是指回歸她親歷了幾十年的歷史，包括那段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
在那個沉重難忘的8月4日，我又情不自禁地對妻子小梅和兒子禾禾悲愴地喊道：“又一個抗日老戰士走了。”
李華文1916年生於河北省南宮縣，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她在冀縣北內漳村參加了救亡工作。她在村里教國小，常常教學生唱愛國歌曲，講愛國道理。她第二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位女共產黨員，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動。
她生過六個孩子，因缺醫少藥天折兩個。上面還有公公婆婆，家庭負擔繁重。除了家務勞動和忙著教書，她還負責傳達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組織支前，救護負傷掉隊的八路軍指戰員。睡覺時還要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時刻防止漢奸的暗殺破壞活動。曾有人半夜裡從房子外面扔進大石頭塊，或用爛紙做的樣子猙獰的人頭，恐口嚇威脅這位女黨員基層幹部。
她尊重民眾，嚴格要求自己；任晉察冀邊區政府冀縣縣委第一任婦女主任後，依然和一個普通游擊隊戰士、勞動婦女沒什麼兩樣。
新中國成立之前，丈夫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她還是留在村里。鄉里鄉親們常常說：“她當官太太時間挺長，卻沒沾上官氣兒。”
1949年31日，丈夫隨解放軍進入北平，到市委工作。她偶爾進城探親，穿的是河北鄉下的土布衣裳。不少人勸她換件城裡人的衣裳吧，她說不用，“反正衣服是伺候人的，不是人伺候衣服。土布衣裳穿慣了，舒服。”
新中國外交部於1949年11月8日正式成立後，丈夫到了外交部，她被調到北京，任東城區房管處黨支部書記。
她作為大使夫人先後四次出國常駐，到過挪威、瑞典、尚比亞和紐西蘭。大使是國家元首的代表，按國際禮儀，夫人地位也相當高。在使館裡，她從不干政。每次提級，她都說其他同志更辛苦，主張先提拔別人，先改善工勤同志的生活條件。她從不計較個人的級別、待遇，而常在會上會下談論別的同志的長處。
1983年，這位參加革命四十五年的黨員離休時，仍是副級，在外交系列裡是二秘。周圍的女同志說：“在我們女同志中，華文同志在國外時間最長，但卻最喜歡中華民族的東西，沾染的洋氣兒最少，一輩子就是從_個農村姑娘黨員變成見多識廣的老太太黨員；從一位拿槍的女戰士、拿粉筆的女教員，變成了女外交官。”
1999年和2004年開展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時，她認真寫思想匯報，還工工整整地給組織寫信，提出幫助年輕同志成長的建議。住院前，她床頭上放著的仍是黨支部發的學習材料，材料里許許多多的字行下面畫著重點符號。
又一位抗日老戰士走了！我願意把淚水化為力量，多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中日人民的友誼做點實事。這也許是對她和對所有未能活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老戰士們最好的緬懷。
小平同志：我的“博導”
我連學士、碩士都不是，但卻覺得在一定意義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導”。當然，也只是打個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從駐賴索托王國使館調回，任當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馬毓真的助手，兼部發言人。這開始了我自1964年進入外交部以來最忙碌、心理負擔最重的一段日子。對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識面不夠，缺乏相關經驗。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駐過九年，在“五七”幹校、解放軍農場勞動三年，並在外交學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文化部以及劉伯承元帥任院長的解放軍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做過翻譯。
為儘快熟悉工作，我經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麼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報：從那時起，我開始不斷有機會為小平同志工作，能經常當面聆聽他對外賓的談話，直接學習他如何為祖國交朋友，維護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參加小平同志會見外賓的活動，擔任會見的發言人，即負責寫會見的吹風稿，然後向中外記者宣讀；說得更明白點，大體相當於為國家通訊社起草新聞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小平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同尋常的印象。說非同尋常，不是說他看上去與常人有什麼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說他對自己的事業那么充滿信心，對外國朋友那么真誠、坦率，談吐深入淺出，有針對性，分寸感強，對自己身邊的同志又那么隨和。
記得他比外賓提早大約十分鐘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敘趕忙說：“小平同志，我想把會見的有關情況向您匯報—下。”小平同志說：“不用了。”韓敘又拿出一份簡報，小平同志說：“不看了。”接著就坐在那裡沉思。我一時無事，便望著他，覺得他安詳的神態與前額上的皺紋、微閉的雙目，正慢慢凝為一體，融入時空，成為一座對人民謙恭、對邪惡仇恨的經典雕塑。
待外賓進入會見廳，這尊“雕塑”立即活躍起來，話匣子一經打開，便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時間不長，內容卻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時間談得還要豐富。
我抓緊時間寫我的吹風稿，我想在會見結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審閱。這是我的前任留給我的寶貴經驗。會談結束前的六七分鐘，我寫好了草稿，然後緊緊盯著小平，心想千萬不能讓他不看、不聽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們說過，等他離開後再找他就難了。不一會兒，小平同志和外賓握手告別。
外賓走後，我顧不上初次與小平同志說話的拘謹，徑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寫完了訊息草稿，想給您念念，請您審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聽懂了我的山東國語，微微笑了笑，擺擺手，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道：“訊息稿？不用念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接著又說：“感謝外交部的同志，你們工作得不錯。不拉手了，再見。”沒想到，第一次擔任小平同志的發言人就這親平平常常地結束了。
訊息稿經在場的外交部領導審閱後，於當天晚上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報章刊載。我心裡卻一直忐忑不安。有時，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直到一整天沒有聽到什麼反應，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沒有直接閱讀改草稿，但從他對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來，慢慢學，認真點兒，發言人也不是不能當的。
序言
我本想把《從未名到未名》叫做“從‘瓦屋’到日內瓦”。
1949新中國成立那年，我出生的王家村還沒有國小，便到了姥姥村剛建的瓦屋初級國小。在號稱瓦屋的草房教室里，我讀的語文第一課只一個“羊”字，第二課則猛增為“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二年級學的第一支歌就與國際形勢有關：“天空出彩霞呀，帝國主義害了怕。”最幸福的事是戴上紅領巾，我娘為此高興地一次賣了兩把(每把十個)雞蛋。後來經王戈莊高級國小、膠南中學(現稱膠南一中)、北京大學(以校園內形似問號的未名湖為標誌)、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稱北京外國語大學)，十餘次到過新中國開始大國外交的日內瓦。
碰巧，這本書里最早的一篇是1955年在姥姥家瓦屋村寫的，最近的一篇是2008年8月7日出席南方中心董事會後在自日內瓦飛北京的班機上定稿的，仿佛命運正在冥冥中配合這本書在受人敬重的青島出版社問世。
但橫看豎看，用“從‘瓦屋’到日內瓦”作書名，似乎有欠周全。
首先，家鄉對自己的養育從上國小前就開始了。比如，剛咿呀學語，我就同小夥伴們跟著村裡的八路軍戰士學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五歲就跟爺爺下地，幫著牽驢，學栽小樹，學播種花生，瓦屋國小對我最親近，但值得銘記和感激的還有許多。
其次，工作後，在國外跑得最多的地方是非洲和美洲。到得最遠的是拉丁美洲，最令我心動的是亞洲和大洋洲。
有趣的是，當學生時以為自己什麼都懂，當了外交官卻常驚嘆自己的幼稚。初出校門，乾什麼都對馬到成功信心十足，上了點年紀才知道內事外事都不容易。正像莎士比亞所言：“一個老人是第二次做嬰兒。”更有甚者，五十多年過去，十來歲時所夢想的顯得更遠了。終於發現，世間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獵的領域越廣，其與未知領域的共同邊界線就越長。名利無論多寡則全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總之，人活著，表面上看有點像從未名到有名，實際上更像從未名到未名。就得一輩子有機會學習時就好好學點有用的，有機會做事時就實實在在做些好事，千萬不能忽悠自己和忽悠別人。
所以，這本小書還是叫《從未名到未名》吧！
這裡面雜七雜八，是我幾十年來勞動之餘的自我嘮叨和同朋友的東扯西拉，是在未名湖畔得到博士學位的張昆生司長和丁孝文大使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碩士戴兵公使銜參贊幫助收集起來的，我自己又看了一遍，省去了一些字。
小車不倒只管推。走到哪兒說到哪兒，賣什麼吆喝什麼。這是歷久不衰的正確套話。一點與日俱深的感悟是：唯祖國與人民至上，和平與發展重要，親情與真知無涯。
1949新中國成立那年，我出生的王家村還沒有國小，便到了姥姥村剛建的瓦屋初級國小。在號稱瓦屋的草房教室里，我讀的語文第一課只一個“羊”字，第二課則猛增為“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二年級學的第一支歌就與國際形勢有關：“天空出彩霞呀，帝國主義害了怕。”最幸福的事是戴上紅領巾，我娘為此高興地一次賣了兩把(每把十個)雞蛋。後來經王戈莊高級國小、膠南中學(現稱膠南一中)、北京大學(以校園內形似問號的未名湖為標誌)、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稱北京外國語大學)，十餘次到過新中國開始大國外交的日內瓦。
碰巧，這本書里最早的一篇是1955年在姥姥家瓦屋村寫的，最近的一篇是2008年8月7日出席南方中心董事會後在自日內瓦飛北京的班機上定稿的，仿佛命運正在冥冥中配合這本書在受人敬重的青島出版社問世。
但橫看豎看，用“從‘瓦屋’到日內瓦”作書名，似乎有欠周全。
首先，家鄉對自己的養育從上國小前就開始了。比如，剛咿呀學語，我就同小夥伴們跟著村裡的八路軍戰士學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五歲就跟爺爺下地，幫著牽驢，學栽小樹，學播種花生，瓦屋國小對我最親近，但值得銘記和感激的還有許多。
其次，工作後，在國外跑得最多的地方是非洲和美洲。到得最遠的是拉丁美洲，最令我心動的是亞洲和大洋洲。
有趣的是，當學生時以為自己什麼都懂，當了外交官卻常驚嘆自己的幼稚。初出校門，乾什麼都對馬到成功信心十足，上了點年紀才知道內事外事都不容易。正像莎士比亞所言：“一個老人是第二次做嬰兒。”更有甚者，五十多年過去，十來歲時所夢想的顯得更遠了。終於發現，世間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獵的領域越廣，其與未知領域的共同邊界線就越長。名利無論多寡則全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總之，人活著，表面上看有點像從未名到有名，實際上更像從未名到未名。就得一輩子有機會學習時就好好學點有用的，有機會做事時就實實在在做些好事，千萬不能忽悠自己和忽悠別人。
所以，這本小書還是叫《從未名到未名》吧！
這裡面雜七雜八，是我幾十年來勞動之餘的自我嘮叨和同朋友的東扯西拉，是在未名湖畔得到博士學位的張昆生司長和丁孝文大使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碩士戴兵公使銜參贊幫助收集起來的，我自己又看了一遍，省去了一些字。
小車不倒只管推。走到哪兒說到哪兒，賣什麼吆喝什麼。這是歷久不衰的正確套話。一點與日俱深的感悟是：唯祖國與人民至上，和平與發展重要，親情與真知無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