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州會議
- 外文名：無
- 時間：民國初年
- 召開者：張勛
會議起源,會議經過,背景,闢謠,會議召開,怦擊張耀曾,第二次徐州會議,污衊唐紹儀,尖銳矛盾,
會議起源
初年定武軍首領張勛召集北洋軍閥各系代表在徐州舉行的4次會議。1916年6月9日，即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張勛利用北洋軍閥各派系感到亟需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國民黨人和西南軍閥的心理，邀請奉、吉、黑、直、皖、豫、晉7省軍閥代表在徐州舉行第一次會議。張勛企圖爭取各軍閥支持其復辟活動，後因訊息傳出，輿論譁然而中止，但卻同各省訂立軍事攻守同盟，初步取得7省盟主地位。9月21日在徐州舉行第二次會議，正式成立“十三省區聯合會”，以張勛為盟主，制定聯合會章程，通電指責國民黨議員和閣員。1917年1月11日，在徐州舉行第三次會議，提出“取締國會”、“擁護段總理”、“淘汰閣員”等主張，矛頭直指總統黎元洪。北京中央政府不許軍人干政的禁令形同具文。5月22日，在徐州舉行的有20餘省軍閥頭子或代表參加的第四次會議，段祺瑞派心腹徐樹錚參加，唆使張勛以武力推翻黎元洪並解散國會。23日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職務訊息傳來，各省軍閥大嘩。張勛乘機公開提出“事已至此，非復辟不可”的主張。各省督軍和代表表面贊成，實則各有打算。張勛自以為水到渠成，開始了復辟活動。
會議經過
背景
馮國璋在南京召開“南京會議”，馮召集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間，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挾袁以對付西南的護國軍，又挾護國軍以對付袁。這時袁對馮已不放心，所以他採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張勛督理安徽軍務，仍然駐守徐州，袁的死黨倪嗣沖為安徽省長，袁並且暗示張勛如果能驅逐馮，就派張督蘇。這一來，張、倪聯合起來搗亂南京會議，使南京會議變成無結果而散的局面。
張勛把參加南京會議的各省軍閥代表邀往徐州開會，參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東五省代表則因旨趣不同而沒有參加，福建代表則沒有及時趕到。
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後的第二天，張勛發表了“保境衛民”的通電，並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塵的宴會上，向各省代表高談闊論地談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澤”。6月9日，徐州會議正式開始，張勛派參謀長萬繩栻宣布《會議要綱》十條，以“固結團體，鞏衛中央”作為煙幕，骨子裡卻是想組織北洋軍閥的各省軍事攻守同盟，用以挾制北京政府對抗西南護國軍，保全他們的權力地位。不要看張勛是個老粗，他卻把握了一個最好的時機，讓自己成為當時的政治寵兒。原來袁死後，北洋軍閥們正感前路茫茫，後顧皇皇，不知道應該怎么辦才是，他們在袁最後時期都是各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們卻感到如果不團結，北洋系便會解體，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團結。恰好在這個時機張勛召集了徐州會議，正符合了當時的需要。
闢謠
在這次徐州會議召開時，外間盛傳是討論復辟，因此全國大嘩，張勛乃於6月10日給北京陸軍部次長田中玉、巡警總監吳炳湘公開否認是討論復辟，原電云：“勛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總統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恆泛，故居常每對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負，第此純系私感。至大勢所趨，則勛素以國家為重，萬不肯以一毫私見屬於其間，今者國家多故，變出無常，適勛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會，並有謠傳謂勛主張復辟，實無其事。勛蒸印。”
會議召開
參加徐州會議的原來只有奉、吉、黑、直、豫、晉、皖七省代表，會議後張勛繼續吸收各省北洋軍閥參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區大同盟的傳說盛行一時。加入同盟的軍閥，儘管抱有各種不同的目的，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利用這個同盟來保障個人的權利和地位。除了參加的軍閥而外，還有帝制派和政治陰謀家在幕後興風作浪。他們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圖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復個人自由，有的則是利用軍人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個策動政治陰謀的大本營，其中有推舉段祺瑞為副總統、以徐世昌為內閣總理以及驅逐黎元洪、擁戴溥儀復位的各種不同主張。天津、徐州之間經常有秘密人物往來，傳說徐世昌也曾秘密到過徐州。
怦擊張耀曾
8月間，眾議院議員趙炳麟提出軍人不得干涉議會案，張勛就聯合多人通電予以痛斥。9月間，眾議員陳允中等質問督軍同盟的問題，張勛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國會的通電發表。
8月5日，司法總長張耀曾由雲南到上海，下榻孟淵旅館。正當其時，上海海關在輪船中查獲大宗煙土，據說張的隨員孫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張否認隨員中有孫世奇其人。張是屬於國民黨右翼的閣員之一，國民黨參加內閣本來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發表一道重申煙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護符，暗中販賣”。這道命令顯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藉以打擊他們的。不久查明，上海煙土案牽涉到唐繼堯的兄弟唐繼禹，而與張耀曾無關。張於8月25日到達北京。上海煙土案發生後，張勛不管與張耀曾有關無關，就發表冬電（9月2日）說：“張耀曾販土營私，喪權辱國。國務院為一國最高行政機關，豈容有此敗類廁足其間。……勛敢代表大多數之國民曰，此等閣員，此等議院，我輩國民斷難承認。”
這時國會已經通過了內閣總理同意案，並且通過了全體閣員名單，因此段不能不出面來替國會講幾句話。他勸告張勛勿再干涉國會。張勛回答說，他不是干涉國會而是“監督國會”。九月中旬，黎也派張勛的老朋友阮忠樞到徐州來疏通。不料通過勸告和疏通，張勛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聯合北洋軍閥多人發表元電（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擊張耀曾說：“……政府隱忍而不言，國會盲從而通過。……國會為立法之地，總長為執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眾。自茲以後，勛等何能再以禁菸法律強令國民，惟有任其自種自運自吸，不過問而已。勛等料各省法庭引為奇恥，忍無可忍，必有與法部斷絕關係之一日。……張於此案為嫌犯之一，無論有罪無罪，均應停職付諸法庭。……如以勛等所言為是，請即日罷斥司法總長張耀曾，即交法庭公開審判，以謝天下。如以張耀曾所行為是，即請立罷勛等之職，以謝張耀曾。倘政府仍有為難，即請將勛等與張耀曾一律罷斥，以平其氣。……坐衣冠於塗炭，勛等所不屑為，甘緘默以終身，勛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責之義，不辭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佇候明訓。”
列名這個電報的有倪嗣沖、薑桂題、張作霖、馮德麟、孟恩遠、畢桂芳、許蘭洲、王占元、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楊善德等。 張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辭職。在辭呈中說他“無罪可言，無責可負”。並建議：“張勛目無中央，威逼政府，請嚴加懲治以安國本，”他說張勛既為“原告”，應當到法庭來和他對質，如果是誣告，應當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計較”。段也只說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第二次徐州會議
9月21日張勛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徐州會議，並將七省攻守同盟擴大為“十三省區聯合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山東督軍張懷芝、第五師長張樹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江蘇督軍馮國璋、河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李純、福建督軍李厚基、直隸督軍曹錕、直隸省長朱家寶、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第七師長張敬堯、兗州鎮守使施從濱、兩廣礦務督辦龍濟光、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北京步軍統領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當這些軍閥代表到徐州時，張勛派綠呢大轎前往車站迎接，並包定徐州四大旅館為招待所。會議在巡閱使署大客廳舉行，門禁森嚴，代表入場亦須通過人身檢查。會議決定：推舉張勛為十三省區的大盟主，並制定《省區聯合會章程》十二項如下： 一、本團體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為宗旨；二、本團體為防止暴動分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擾亂與各省區為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為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三、本團體為維護國家安寧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於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人總指揮之；四、本團體對於所公推之領袖，認為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後，即由領袖通告遵行；五、本團體推張上將軍為領袖，遇有重要事體發生，應行主持爭執。其不及往返電商者，經由張上將軍代為列名，但事後應將原電事由電告；六、本團體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與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決定之；七、本團體聯合以後，各方面如有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為及對於政治有非理之要求，為公論所不容者，本團體即以公敵視之；八、本團體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壞大局者，本團體即輔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團體為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項名義傾陷報復者，本團體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十、各方面對於本團體如有存心破壞及謀削弱本團體之勢力者，本團體當協力抵制之；十一、本團體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十二、本節略僅具鋼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均由眾議隨時規定。
這些條款說明：徐州會議的目的不僅在於組織一個對抗國會、國民黨和西南各省的軍事同盟，而且也在於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權，為各省軍閥割據打下更有力的基礎。這也就是說，無論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內，凡有損害他們的權力地位的，都認為是共同敵人而以武力對付。
9月22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由蚌埠趕到徐州來，親自參加會議。在倪的建議下，當天的會議改為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認為僅僅制定章程而不採取行動是不夠的，因此建議解散國會，廢止舊《約法》，罷免西南派唐紹儀、孫洪伊、谷鐘秀、陳錦濤、張耀曾五總長，並將此項決議通告北京政府，限於三日內答覆。這些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中華民國一腳踢翻，改為中華軍國，並向西南各省採取戰鬥姿態，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顧慮，認為沒有取得本省督軍的授權，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國會”改為“除去國會中暴亂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當天的會議沒有結果就散了。
24日，國務院秘書曾毓雋從北京帶來一個電稿，因此會議以討論這個電稿為主題，張勛、倪嗣沖都竭力主張照原稿通過。25日，便用張勛、馮國璋、王占元、李純、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范國璋、蔡成勛、張永成、張樹元、王金鏡、鮑責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義，照北京帶來的原稿發出通電說：“唐紹儀學識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檢，穢德彰聞。……唐紹儀曾借比款，以六百萬元之巨款，竟與少數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顏結舌，無可為詞，竟至棄職潛逃。唐之此來，實將要結外援，陰圖不軌。……務請大總統勿令就職，倘竟不察，使長外交，必至僉壬誤國，華夏蒙兼。勛等於唐署名籤押之件，一律不敢預聞。除公舉代表與唐清算比款外，合詞電呈。”
污衊唐紹儀
這個電報比起攻擊張耀曾的電報來，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陝西、新疆三省督軍未列名外，幾乎是用北洋派的全體名義與一個手無寸鐵的北洋老官僚作戰。列名者有督軍、省長、師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最後一名是直隸警務處處長，堪稱角色齊全。攻擊張耀曾的事實雖不正確，但還有些牽連，這個電報列舉的事實卻都是憑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軍，唐紹儀辭內閣總理是由於受到袁世凱的壓迫，而“要結外援，陰圖不軌”也都是莫須有的罪名。攻擊張耀曾的電報，僅僅假設到各省司法機關將與“私運煙土”的司法總長脫離關係，而這個電報卻明顯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與“凡庸猥下”的外交總長脫離關係。以前海軍獨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軍部的命令”，這次列名各省準備與北京外交脫離關係，也就是對北京政府的變相獨立，他們還怕電報嚇不退唐紹儀，準備採取派人到天津查帳的實際行動，威脅他不敢到京就職。實際上，這個電報是由張勛、倪嗣沖兩個人包辦的，各省軍閥代表有些是隨聲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態度。江蘇、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長官請示後才能決定簽名與否，倪嗣沖就站起來大聲地說：“你們不能代表，就讓我來代表吧”，即提筆代為簽名。因此，馮國璋、李純、王占元都通電否認同意列名，並且撤回了他們的代表。馮國璋派代表到北京聲明此電未經本人同意。這是長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樹一幟的一個開始。
9月25日，唐紹儀通電辭去外交總長。他在電文中痛斥張勛說：
“張勛盤踞徐州，形同割據，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賦稅由其徵收。近且蒐集逋逃，號召徒黨，以悖謬不法之言論，乾犯國會尊嚴，以無稽之談，肆詆司法總長，勒令解職。”
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
“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姦淫搶掠，甚於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占據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萬里，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體。”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後，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於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氣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採取種種手段，阻止唐到北京來就職。
尖銳矛盾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但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勛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勛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種用意，第一是與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復辟開闢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勛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勛與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人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並不是甘心充當張勛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勛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沒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與自己一系的李純、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長江三督和徐州之間的不合作的態度。
張勛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勛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勛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勛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徐），毋寧推戴我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