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約（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年—2005年），生於上海，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著作嚴謹，專長中國近代外交史。194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54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系主任、榮休教授。學問嚴謹，著《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機：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譯了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哈佛，1959)。其經典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由於政治原因在大陸為簡潔本，香港中文大學於2005年推出第6版。1971年，由聖巴巴拉分校幾百位教授組成的學術評議會遴選徐教授任“研究講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該校最高的學術榮譽，1998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中約
- 外文名：Immanuel Chung-Yueh Hsü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23年
- 逝世日期：2005年
- 職業：歷史學者、教授
- 畢業院校：燕京大學、哈佛大學
- 主要成就：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
人物事跡,實證思辨,
人物事跡
徐中約：一個被冷落的史學大家
一、400年：現代中國重生
一一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拉長近代中國跨度
華裔學者、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系主任、榮休教授徐中約的名著《中國近代史》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本書英文本的初版1970年在美國問世，第二年獲得了美國加州“共和獎”，此後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完成第六版。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建社500周年(1478-1978)發表的文告中，列舉了幾十本名著，本書是其中之一。迄今為止， 《中國近代史》仍是美國本科學生學習中國近代史必讀的書。通常我國學界的“中國近代史”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餘年間的歷史，而這部近代史卻是從1600年到2000年，長達400年。
近代中國始於何時？學界對此有多種意見。大多數主張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也有人以明清之際為起點。本書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外交的發展進程做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必需的背景資料。儘管時間跨度長達400年，實際上，本書重點描述的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段近代史，即鴉片戰爭直到1949年的中國。正是在這100多年裡，中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徐中約先生己於2005年去世。鑒於他在海外漢學界的重要地位和本書在海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本報記者採訪了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前教授、文學院前院長郭少棠，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茅家琦，兩人在徐中約生前都和他有交往。其中，郭少棠曾為本書繁體版作序，而茅家琦是本書審校者之一。
尋找史學出路
二、徐中約在尋找一個新的史學出路
徐中約教授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從香港去美國念歷史的，師從費正清、楊聯升、賴肖爾、蘭格和葉理綏等人。其中，費正清和楊聯升是美國研究中國歷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個是研究中外關係的，一個是研究社會史的。和徐中約先生一起在哈佛求學的包括余英時先生、周策縱先生等，他們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候，跟隨美國最重要的漢學家讀書，然後留在美國發展。他們是二戰以後中國人到美國漢學界發展的第一批人中的代表。
如果要討論徐中約先生著作的價值和意義，一定要把它放在史學史的角度，否則沒有什麼意義。徐中約先生那個時候學術研究所針對的問題，是要改變美國漢學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是美國漢學界一直以西方為中心。他們認為，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國主義，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對中國的衝擊。這是一個挑戰，他們站在西方中心的角度來看，這是對中國好的。用湯恩比的“挑戰與回應”這個理論來看，文明的發展是要經過挑戰和回應的，它的背後是達爾文主義， “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如果你不能回應這個挑戰，你就會被淘汰。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漢學界，也是根據挑戰與回應這個理論來替清朝一一中國跟西方接觸的時候來定調的。西方的帝國主義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是來衝擊中國，讓中國回應，然後有一連串的發展。徐中約研究中國歷史，然後接觸中外關係，是希望改變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理論。把中國放在一個國際社會的大家庭中，與其它國家具有同等的地位，但他並不是完全反對費正清這個說法，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費正清的這種觀點是有意義的。徐中約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角度，認為西方中心論的漢學觀點是需要修改的。不是說西方對我們有利，就忘記了它們對中國的影響。
另一方面，費正清漢學中心的研究用了一個王朝概念，自漢唐以來，中國建立了所謂“天朝”的觀念，朝貢體系的制度。整個社會、歷史環境都變了，中國還不知道。所以，西方自鴉片戰爭以來進入中國，中國沒有找到、看到一種好的路來跟西方新的力量來接觸，碰到了這樣的困難。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是從一個巨觀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的整體視角去討論中國在清朝的時候走進國際社會所碰到的困難。他是以通史的方式寫出來的。
西方研究歷史哲學和史學方法在過去三四十年里發展很快，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研究的衝擊非常大。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寫通史，寫大歷史的人越來越少，學者們更傾向於微觀歷史，走向小歷史，走向本土歷史，走同另類歷史，比如社區等等。因為後現代的理論最重要的觀點就是每一個時間、空間的歷史都有其特定的意義，所以你一定要走到那個時間、空間去了解。第二點，後現代最大的特點是，研究的對象（一般說文本）與作者有一種互動的關係。徐中約與這本書也是一個互動的關係。由於他在費正清研究中心，要改良費正清的觀點。
這本書對他來說，是一個海外華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費正清這個很大的權威之下寫出來的，這樣做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有時代的使命，這種時代的使命是通過他的作品表現出來的。
要評價這本書，我前面已經提到，要放在史學史的角度。第二點，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史學家通常不會輕易去寫一本通史。因為通史要涉及到的問題太多了。他早年在中國，後來到美國，海外一些學者針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想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普遍的，在中國還是以唯物史觀看歷史問題，而其它地方是以不同史學的理念，不同史學的位置來看這個問題，有沒有一個可以綜合的、調節的可能？這是徐中約的另外一個意願。因為在後現代史學中研究有一個潮流，英文叫做negotiation（談判），就是說，研究歷史有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因為史學研究是相當有主觀性的，不同的歷史學家有自己的主觀標準。所以，討論歷史的過程當中有一個談判、協調。徐中約這本書提出來的是一種談判的，希望大家去尋找一個可以協調的，對於中國近代史觀念的評價，當然，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領域來看，成功不成功很難說。但是，無論如何， 《中國近代史》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經典。在這個經典的書裡面，他要嘗試去尋找一種綜合、協調的想法。這是他主觀的意願，也是一個歷史學家跟他的文本之間的互動，尋找一種新的出路。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實證思辨
三、徐中約兼有實證和思辨之長
新京報：雖然徐中約先生在海外享有盛譽，國內讀者都比較陌生，請您介紹一下他的經歷。
茅家琦：徐中約1923年在上海出生，194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後來到哈佛大學讀研究生，1954年獲博士學位。後來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任教，做過歷史系主任，長期在這裡工作。1971年，由聖巴巴拉分校幾百位教授組成的學術評議會遴選徐教授為“研究講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這是該校最高的學術榮譽。
改革開放初期他回國探親，我在南京大學接待過他。
新京報：有學者稱， 《中國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精神，具體所指是什麼？
茅冢琦：徐中約的本科是在燕京大學念的，當時燕京大學的歷史系是很強的，尤其注意實證、考證。徐中約在燕京接受了中國傳統史學方法的訓練，基礎打得很牢固。到了哈佛大學以後，又接受了費正清學派研究方法的訓練。他把這兩者結合得很好。徐中約既有良好的實證功夫，又有很強的思辨能力。這使得他的史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個人特點。
在內容上，他在海外看的書比較多，知識面比較廣，看了很多西方關於中國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所以，在內容上，徐中約結合了中國和西方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成果。應該說，徐中約的經歷對其史學風貌的形成有直接關係。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近代史》最獨特的地方在哪裡？
茅家琦：作為一本教材來看，它的內容豐富而全面，分析問題比較實事求是，沒有極端的地方。另外，它吸收了西方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觀點，也反映了中國內地1949年初版的同類著作中的一些觀點。這本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他的這些看法比較有根據，比較求實。作為一本教材來看，它無疑是極其優秀的。如果把它作為一本學術專著來看，他的學術創造性就沒有那么突出。
我在這本書中講過，徐中約基本是一個進化論的信仰者，但是他也肯定社會革命的歷史作用。第二，因為內地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有不同觀點，他贊成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又主張近代史教科書應該從明清交替時期寫起，這樣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國的背景。第三，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是國內史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他認為是“半殖民地國家”，但是，在具體論述的時候，又與國內史學界所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致吻合。第四，在一些具體事件的論述上，作者力求全面和實事求是，避免了簡單化的傾向。比如對於同治中興和義和團運動的評述都是這樣。
新京報：在擺脫西方漢學對於近代中國的解釋方面，徐中約先生做了哪些努力？
茅家琦：他接受了費正清衝擊一回應模式的影響，但又不完全贊同。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背景，所以近代史要從明清交替寫起，強調中國歷史本身對近代史的影響。他不是從概念和框架出發，他有他自己的框架，但是從事實出發的。
新京報：在內地、台灣以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中，我們總能看到意識形態的局限以及各地學者受地域局限所具有的固有觀念的束縛，你認為徐中約先生是否具有同樣的局限？為什麼？
茅家琦：從《中國近代史》這本書來看，徐中約對於各地學者的近代史著作都有研究，但是他納入了自己的理解、分析和思考。
我認為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徐中約先生所表達的“折衷調和的歷史觀”？他的調和是否成功？
茅家琦：我認為，徐中約先生在本書中表達出來的一些個人觀點，還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京報：徐中約先生說，“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中國可以被看作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而美國則是西方文明的現代化身。它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過影響、融合和適應，這種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變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實提高。只要雙方和平共處、容忍差異、增進協調和諒解，就會出現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紀元。”如果以一位史學家對另一位史學家觀點的看法而論，你如何看待他的觀點？徐先生是否過於樂觀？
茅家琦：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我同意徐先生的這個看法。但是，從現實政治問題來看，很多問題就很難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