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文(1869～1938)，字琴襄，合肥人。張自幼好學，酷愛書法，與合肥著名書法家張子開交誼頗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敬文
- 別名：琴襄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合肥
- 出生日期：1869
- 逝世日期：1938
張敬文(1869～1938)，字琴襄，合肥人。張自幼好學，酷愛書法，與合肥著名書法家張子開交誼頗深。早年張父從軍在外，其兄張之仁(樂山)愛好圍棋，長年在外弈棋，不問家事，家裡一應大小事體，均有敬文照應。
張年輕時得到沈用熙先生指導，學習包(包世臣)、鄧(鄧石如)書法。包、鄧書法在晚清享有盛名，其中鄧之楷、隸、篆，更是遠近馳名，而包則在行、草方面大放異彩。張得沈師傳授，加上自己刻苦練習，書法日有長進，以後終於走入包世臣先生楷、行、草之路，深得沈先生嘉許。
張敬文早年參加科考，雖詩文書法均有很深造詣，但考場上卻屢屢受挫。有一次，張應優貢考試未中，自思與同鄉應試考中者相比較，決不在他們之下，對自己落第感到難解和不服。當時的藩台沈曾植在檢閱試卷時，發現張的試卷文章既佳，而字也寫得好，具有包、鄧之風，感到很驚奇。因為包、鄧字在當時很有名氣，且又難學，沈過去也學過包、鄧宇，但尚未入門。所以，他在接見及第者時，見到合肥考生李世璜(謂川)，即詢問是否認識張敬文。李答是熟友。沈即囑李回去後轉告張來省城見他。沈見張後，經交談，方知張乃學習包、鄧字者，大喜，乃以實話告張。謂張實是考中第5名，因合肥此次考中者有五六名之多，而首邑懷寧則一人未取，該地知府感到難堪，稟準撫台，由合肥考取名額內抽出2名同懷寧未考中者對調。張敬文恰是合肥被抽之一，因而落第。沈囑張在藩台署內學習，同時輔導自己學習包、鄧字，下次再考。張得藩台如此重視，聲名大振。此間，張為沈書“重建天柱閣記”碑文，此乃張的主要作品之一。幾年後，優貢試期又到，一班人皆以為張敬文必中無疑。不料政局突變，因派系關係，沈曾植下台，張因沈派色彩太濃而遭歧視，結果僅中個候補第一，直到民國前夕才補上優貢銜。
張敬文考場坎坷，官場也同樣不順利。宣統三年(1911)，張曾受任為安徽省廬江縣知事。當時地方不靖，強人出沒，合肥駐軍夏旅長建議派軍隊護送張接任。張不願為個人而興師動眾，僅帶20餘衛兵上任。果然，到廬江後，原知縣拒不交卸。張怕引起衝突，殃及無辜，乃辭職而返。縣長未當成，隨去的20餘衛兵的服裝、一伙食、餉銀、旅費等皆由張解囊。為此，張變賣了不少家產。
民國3年，張敬文接任合肥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此任內，他聘請名師，銳意辦學，先後培養出如楊武之(楊振寧之父)、楊亮功、戴允蓀、胡哲夫等著名學者。民國4年，甘肅將軍兼巡按使張廣建邀張前往甘肅任職，張乃向皖省教育廳辭職，省廳一再挽留，直到張三次堅辭，始獲批准。
民國4年，張敬文受張廣建之邀赴任甘肅省官銀號(相當今省銀行)總辦，在財政上有很大權力。民國7年離任後任甘肅省署咨議，安徽省署高等顧問等職。此間，張曾有長函致張廣建，提出該省應興應革之事。
民國7年，張敬文由甘肅返皖後不久，甘肅省按慣例向北洋政府進行一次特保人才案，保薦5人，張敬文名居首位。此5人如被選中，可得簡任職。但張生性孤傲，不願去北京拉關係，送人情，以致首名落選，名列後者反獲選中。民國11年，張因在省立第二中學校長任內頗有建樹，被推舉主持合肥縣立女子中學籌備工作。學校建成後，張因不能久留合肥，即擔任名譽校長，由蔡亞卿主持校務。
民國12年春，張當選為國會議員。
民國12年10月，曹錕為當選總統，公開賄賂國會議員，張敬文毅然拒絕，並改名換姓，悄悄離京南下，和褚輔成等號召南下議員在上海發表拒絕賄選之嚴正聲明。張到上海後，生活無著落，即以賣字為生，生活相當困窘，合肥女中負責人蔡亞卿得悉情況，曾建議由女中開支1000元作為張幾年來擔任名譽校長的車馬費，但張以自己未曾到校視事，不可無功受祿，婉謝了蔡的好意。
民國13年11月，段祺瑞上台執政，因張兄(之仁)過去常陪段下棋，頗有交情，於是段對張也有幾分敬重。所以，曾示意張可在全國範圍內任選一縣當縣長。但此時張對政界已經厭倦，不願屈膝奉迎，加之時局混亂，便放棄了當縣長的打算，仍在京、津、滬、石家莊等地賣字為生，所書壽匾、壽序、中堂、條幅、對聯等，流傳甚廣。
張敬文一生在政治仕途上，屢遭坎坷，以致最後對仕途興致索然。但在書法上，卻師承包、鄧，多有創新，自成一體。加之常年在京、津、滬等地鬻字為生，其書法在這些地區頗著聲名，人皆以獲得張一紙墨寶為快，從其習字者也很多。如北京的龔理哲、上海的劉璧城、合肥的陳芷卿、沈竹群等。其中學有所成的有合肥陳國璋(璞琬)和楊克喧(午樵)兩人。李鴻章後代李國芝和天津原盧永祥部師長之子陳某某也聘請張為專任教師，教習文學和書法。張對書法有其獨到的見解，認為學書法首先要從用筆開始，即所謂“八法”是基礎，有了此基礎，才能談到“體”。“體”能基本形成並相當熟練，最後才能逐漸談到“意境”。每一階段，均需苦練、領悟，“意境”能達到外婉而內有勁氣，舒展豪放，則更非易事。
張敬文一生處於貧困之中，但對紙墨筆硯，卻從不吝嗇，常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惜花重金購置。他對毛筆更是十分講究，都是請專人來家由自己親自監製，所以他的筆都是特製的珍品。
民國26年“八·一三”抗戰爆發，合肥受敵機轟炸，居民紛紛逃難，張也隨家人避難於肥西山南館徐家。當時安徽省政府正向六安方面撤退，在兵荒馬亂之際，張曾以數千言長函致當時代省長兼保全處長張義純，陳述抗敵安民的意見。民國27年5月合肥淪陷，大漢奸王揖唐曾托人捎信給張，謂毋慮榮祿富貴，言下之意是要張替日本人做事，遭到張的嚴詞拒絕。此時，張目睹國破家亡，乃寫好遺囑，要家人速逃，為抗日效力，自己則含恨投井自盡，時年69歲。
民國28年冬，在重慶的幾位安徽籍參政員徐炎東、許世英等人，將張敬文自盡全節事跡呈明國民黨中央政府，得到明令褒獎，並給予1000元撫恤金。
張敬文平生筆不離手，留下的遺墨甚豐，但經八年抗戰和十年“文革”動亂，大都散失。
張年輕時得到沈用熙先生指導，學習包(包世臣)、鄧(鄧石如)書法。包、鄧書法在晚清享有盛名，其中鄧之楷、隸、篆，更是遠近馳名，而包則在行、草方面大放異彩。張得沈師傳授，加上自己刻苦練習，書法日有長進，以後終於走入包世臣先生楷、行、草之路，深得沈先生嘉許。
張敬文早年參加科考，雖詩文書法均有很深造詣，但考場上卻屢屢受挫。有一次，張應優貢考試未中，自思與同鄉應試考中者相比較，決不在他們之下，對自己落第感到難解和不服。當時的藩台沈曾植在檢閱試卷時，發現張的試卷文章既佳，而字也寫得好，具有包、鄧之風，感到很驚奇。因為包、鄧字在當時很有名氣，且又難學，沈過去也學過包、鄧宇，但尚未入門。所以，他在接見及第者時，見到合肥考生李世璜(謂川)，即詢問是否認識張敬文。李答是熟友。沈即囑李回去後轉告張來省城見他。沈見張後，經交談，方知張乃學習包、鄧字者，大喜，乃以實話告張。謂張實是考中第5名，因合肥此次考中者有五六名之多，而首邑懷寧則一人未取，該地知府感到難堪，稟準撫台，由合肥考取名額內抽出2名同懷寧未考中者對調。張敬文恰是合肥被抽之一，因而落第。沈囑張在藩台署內學習，同時輔導自己學習包、鄧字，下次再考。張得藩台如此重視，聲名大振。此間，張為沈書“重建天柱閣記”碑文，此乃張的主要作品之一。幾年後，優貢試期又到，一班人皆以為張敬文必中無疑。不料政局突變，因派系關係，沈曾植下台，張因沈派色彩太濃而遭歧視，結果僅中個候補第一，直到民國前夕才補上優貢銜。
張敬文考場坎坷，官場也同樣不順利。宣統三年(1911)，張曾受任為安徽省廬江縣知事。當時地方不靖，強人出沒，合肥駐軍夏旅長建議派軍隊護送張接任。張不願為個人而興師動眾，僅帶20餘衛兵上任。果然，到廬江後，原知縣拒不交卸。張怕引起衝突，殃及無辜，乃辭職而返。縣長未當成，隨去的20餘衛兵的服裝、一伙食、餉銀、旅費等皆由張解囊。為此，張變賣了不少家產。
民國3年，張敬文接任合肥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此任內，他聘請名師，銳意辦學，先後培養出如楊武之(楊振寧之父)、楊亮功、戴允蓀、胡哲夫等著名學者。民國4年，甘肅將軍兼巡按使張廣建邀張前往甘肅任職，張乃向皖省教育廳辭職，省廳一再挽留，直到張三次堅辭，始獲批准。
民國4年，張敬文受張廣建之邀赴任甘肅省官銀號(相當今省銀行)總辦，在財政上有很大權力。民國7年離任後任甘肅省署咨議，安徽省署高等顧問等職。此間，張曾有長函致張廣建，提出該省應興應革之事。
民國7年，張敬文由甘肅返皖後不久，甘肅省按慣例向北洋政府進行一次特保人才案，保薦5人，張敬文名居首位。此5人如被選中，可得簡任職。但張生性孤傲，不願去北京拉關係，送人情，以致首名落選，名列後者反獲選中。民國11年，張因在省立第二中學校長任內頗有建樹，被推舉主持合肥縣立女子中學籌備工作。學校建成後，張因不能久留合肥，即擔任名譽校長，由蔡亞卿主持校務。
民國12年春，張當選為國會議員。
民國12年10月，曹錕為當選總統，公開賄賂國會議員，張敬文毅然拒絕，並改名換姓，悄悄離京南下，和褚輔成等號召南下議員在上海發表拒絕賄選之嚴正聲明。張到上海後，生活無著落，即以賣字為生，生活相當困窘，合肥女中負責人蔡亞卿得悉情況，曾建議由女中開支1000元作為張幾年來擔任名譽校長的車馬費，但張以自己未曾到校視事，不可無功受祿，婉謝了蔡的好意。
民國13年11月，段祺瑞上台執政，因張兄(之仁)過去常陪段下棋，頗有交情，於是段對張也有幾分敬重。所以，曾示意張可在全國範圍內任選一縣當縣長。但此時張對政界已經厭倦，不願屈膝奉迎，加之時局混亂，便放棄了當縣長的打算，仍在京、津、滬、石家莊等地賣字為生，所書壽匾、壽序、中堂、條幅、對聯等，流傳甚廣。
張敬文一生在政治仕途上，屢遭坎坷，以致最後對仕途興致索然。但在書法上，卻師承包、鄧，多有創新，自成一體。加之常年在京、津、滬等地鬻字為生，其書法在這些地區頗著聲名，人皆以獲得張一紙墨寶為快，從其習字者也很多。如北京的龔理哲、上海的劉璧城、合肥的陳芷卿、沈竹群等。其中學有所成的有合肥陳國璋(璞琬)和楊克喧(午樵)兩人。李鴻章後代李國芝和天津原盧永祥部師長之子陳某某也聘請張為專任教師，教習文學和書法。張對書法有其獨到的見解，認為學書法首先要從用筆開始，即所謂“八法”是基礎，有了此基礎，才能談到“體”。“體”能基本形成並相當熟練，最後才能逐漸談到“意境”。每一階段，均需苦練、領悟，“意境”能達到外婉而內有勁氣，舒展豪放，則更非易事。
張敬文一生處於貧困之中，但對紙墨筆硯，卻從不吝嗇，常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惜花重金購置。他對毛筆更是十分講究，都是請專人來家由自己親自監製，所以他的筆都是特製的珍品。
民國26年“八·一三”抗戰爆發，合肥受敵機轟炸，居民紛紛逃難，張也隨家人避難於肥西山南館徐家。當時安徽省政府正向六安方面撤退，在兵荒馬亂之際，張曾以數千言長函致當時代省長兼保全處長張義純，陳述抗敵安民的意見。民國27年5月合肥淪陷，大漢奸王揖唐曾托人捎信給張，謂毋慮榮祿富貴，言下之意是要張替日本人做事，遭到張的嚴詞拒絕。此時，張目睹國破家亡，乃寫好遺囑，要家人速逃，為抗日效力，自己則含恨投井自盡，時年69歲。
民國28年冬，在重慶的幾位安徽籍參政員徐炎東、許世英等人，將張敬文自盡全節事跡呈明國民黨中央政府，得到明令褒獎，並給予1000元撫恤金。
張敬文平生筆不離手，留下的遺墨甚豐，但經八年抗戰和十年“文革”動亂，大都散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