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楨（1909—1983）原名張廷秀，1931年參加組織原平省抗日義勇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山西原平縣組織委員，支部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延安中央教導大隊總支書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中共中央社會部辦公室總支書記，中央教導大隊政治處副主任，延安中央警衛團政治處主任，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 北平市公安總隊總隊長，政治委員，中央公安縱隊第二師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公安警衛師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幹部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警備部副部長兼幹部部部長，北京衛戍區 副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1967年8月因病離職休養。張廷楨同志病休後，仍然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部隊的建設。1983年1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基本介紹
革命生涯,建國前,建國期間,建國後,人物逝世,
革命生涯
建國前
張廷楨原名張廷秀，宣統元年（1909年）出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縣）上長樂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輩世代耕作，生活貧困。小時候，他們家對門的青年郭立仁早年在外參加同盟會組織，後來回到家中被家裡人阻撓不得外出，心情抑鬱而死。其間，張廷楨常能聽到郭立仁在悲憤時“革命！革命！真革命！”的怒吼。幼小的張廷楨深受震撼，當時他還不懂得“革命”二字的確切含義，但他感覺得到“革命”一定是件很要緊的事。生活的貧困、對郭立仁的深切同情和對“革命”的神往，張廷楨在少年時期即萌發了反對和改變黑暗現實的理想抱負。
1927年，張廷楨高小畢業後，迫於家計艱難而輟學。他跟隨到內蒙去看望女兒的他的老師劉生漢到了包頭，希望謀個差使養活自己。託了不少人情，張廷楨在一家醫院當了一名勤雜工。不久，包頭市爆發反對苛捐雜稅的農民暴動，初涉世事的張廷楨以為這就是“革命”，他走出醫院加入了農民暴動的遊行隊伍。遊行中人群把他擠到路旁的水溝里，渾身濕透。回到醫院後，院方認為張廷楨小小年紀不安分守己，毫不客氣地將他辭退。張廷楨走投無路，只好隻身返回老家務農。
張廷楨起初決定“走西口”，為的就是不想在家當農民。因為當時農村各種賦稅名目繁多，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卻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回家後，他前思後想，又想到了讀書。他的想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儘管家境極為窘迫，父親還是想盡辦法要供他上學。1930年，張廷楨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當時崞縣最高學府──崞縣中學，入18班學習。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三省，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為了擴張軍備，下令增收農業附加稅，這使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生活更為不堪。對此，多數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崞中學生怒不可竭，他們在張廷楨的領導下，發動了反對苛捐雜稅運動，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學生們衝進縣衙門，打了縣長袁興華，又拉出縣財政局局長冀聘之遊街，最終迫使當局取消了新增稅務。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崞中學生也迅速行動起來，張廷楨帶領學生會很快組織了一支100多人的學生抗日義勇軍停課操練，準備奔赴抗日救亡前線。同時又組織起一支20多人的學生宣傳隊，在城裡和鄉下廣泛宣傳。年底放寒假時，他們又集中繪製了一批牆報，由同學們帶回各自家鄉，張貼在街頭宣傳抗日。學生運動一開始就曾遭到國民黨縣黨部的非難和破壞，張廷楨率領學生抗日義勇軍砸爛了國民黨縣黨部門上的牌子，衝擊其辦公場所，嚇得該黨部所有官員全體逃竄。
1932年春，崞中開學後，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鎮壓和校方的妥協，崞中學生抗日義勇軍被迫解散。此時，張廷楨意識到，傳統的教育體制和陳腐教學觀念嚴重地阻礙新思想的傳播和學生運動的開展，為此必須改革校政。不久，崞中學生因演戲和踢球等發生衝突，全校罷課。張廷楨抓住這個機會，帶領學生與校方鬥爭，先後驅逐了守舊派校長王憲文和郭世五，要求學校董事會啟用“新人”，換上了算是“新派”的李興林當校長。
在崞中學生中，張廷楨是閱讀進步書刊的積極倡導者。1932年後秋，他和同學李陽等在18班組織發起“讀書會”，有十多人參加，張廷楨為負責人。他組織大家集資購書，委託在北平讀書的崞縣籍學生“九 窮”等代買，包括馬列著作、高爾基、魯迅、郭沫若、蔣光慈和丁玲等的小說及“左聯”的文藝刊物等。“讀書會” 很快吸引了一大批追求進步的學生，迅速擴大到全校學生中。1932年底，“讀書會”改名為“社會科學研究社”，新增會員三十多人，仍由張廷楨領導。他們每周集體活動一次，著重交流學習心得、討論社會問題，有時請學校里的進步老師指導。
1932年11月，張廷楨領導“社會科學研究社”創辦了《抗日半月刊》。張廷楨任主編。該刊當時為石印，八開四版，不光在崞中和崞縣境內發行，在山西省乃至北平市的一些大專院校都可以看到。張廷楨不但自己寫文章，而且發動同學們投稿，向進步老師約稿。在該刊的第五期上，張廷楨寫下這樣的詩句：血性男兒要剛強，勿受屈服順水波，中華兒女齊奮鬥，打倒帝國振山河！由於《抗日半月刊》經常抨擊時弊，引起崞縣縣長和崞中校方的竭力反對，1933年3月被迫停辦。但學生的愛國熱情已經無法遏止，4月，“社會科學研究社”又辦起了《抗日月刊》。
當時，崞縣黨員的公開身份大都是國小教員。在“崞中學潮”中，當局察覺到學生背後一定有共產黨的策劃和參與。1934年夏，閻錫山政府為了革新教育，同時洗刷教育系統的“激進分子”，要求各縣國小教員集中進行考試，內容有《兒童心理學》、《教育學》、《數學》、《物理》、《國文》和三民主義等。當時學校老教員占多數，他們大多是晚清秀才和童生，除《國文》能夠開筆外，其它科目均無從下手。為了自己的臉面和飯碗，他們也竭力反對考試。張廷楨和邢志尚聯繫學校部分有名望的老教員，發動了崞縣國小教員罷考運動，徹底粉碎了當局的陰謀。
1934年秋，由於叛徒出賣，中共山西省遭到破壞，邢志尚的組織關係暴露，被迫客走他鄉。張廷楨接替邢志尚，任崞縣特支書記，負責全縣黨的工作。1935年春，張廷楨的身份也暴露，組織安排他到黃浦軍校學習，但由於時間倉促，沒有成行。時值山西同蒲鐵路招工，張廷楨準備應考，但應考必須有中學文憑。他從崞中畢業時，由於欠學校學費無法償還，沒有領到畢業證。於是，他設法借到了五台縣同學張廷楨的畢業證，到鐵路投考被聘用。從此，張廷秀更名為張廷楨。這樣也有利於他掩護真實身份。後來，中共山西省委安排他到省職工委員會，並在同蒲鐵路以列車長的公開身份，在火車上發展黨員、組織聯絡和蒐集情報。
1938年2月，由於組織關係再次暴露，張廷楨經臨汾“八路軍辦事處”，由黨組織轉送到延安，入中央黨校學習。
1938年11月，張廷楨轉入馬列學院，在柯慶施任班主任的職工班學習（同學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和江青等），任黨組織幹事。學習期滿後，又轉入中央社會部訓練班學習。由於他學習努力，工作能力強，很快得到時任中央社會部領導的康生、李克農等器重，畢業後調中央社會部任辦公室黨總支書記。
1939年7月12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中央社會部調張廷楨到中央警衛教導大隊任黨總支書記。中央警衛教導大隊的前身是朱、毛井岡山會師時的特務隊，從井岡山時期、紅軍長征直到在延安，一直擔負保衛黨中央主要領導和中央機關的重要任務。1938年2月，擴編為中央警衛教導大隊，由中央軍委參謀部、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和指揮。中央警衛教導大隊的幹部戰士，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張廷楨初到中央警衛教導大隊，確曾感到了一定的壓力，因為他雖然做過黨組織的工作，對於部隊工作卻沒有經驗。但他深知，要保衛好黨中央，就必須確立組織建軍、政治建軍的思想。
當時延安的部隊，都是從各根據地過來的，有的幹部戰士不安心做警衛工作，想到前線去與日本鬼子拼殺；有的認為到前方去職務升得快。為了糾正這些錯誤思想，張廷楨做了很多工作。他從總政治部找到一本《古田會議決議》，油印成小冊子組織大家學習。後來又提出“警衛毛主席最光榮”、“做保衛工作，思想上要準備做一輩子”，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張廷楨真誠熱情的態度和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給幹部戰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擴充警衛部隊、加強警衛力量，將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和保衛中央軍委的警衛營合併成立中央警備團。20日，在延安侯家溝召開了成立大會，軍委參謀長葉劍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和總政治部秘書長陶鑄等親臨大會，任命吳烈為團長兼政治委員，張廷楨為政治處主任。會上，葉劍英同志風趣地說：“中央警備團應當叫‘鋼盔團’。鋼盔是保護腦袋的，中央警備團保為的就是黨中央。”
在中央警備團的部隊建設中，張廷楨很善於動腦子想辦法，為部隊培養出一大批像張思德那樣的優秀幹部戰士。張思德是中央警備團毛主席警衛隊的通信班長，1944年9月5日，在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炭窯崩塌而犧牲。9月8日，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張廷楨親自致悼詞。毛澤東主席發表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講話。
在擁政愛民方面，張廷楨也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隊和駐地百姓親如一家。當時的侯家溝是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村子，張廷楨組織幹部戰士與村民聯誼，創建了“軍民一家俱樂部”。他們每月辦一次晚會，組織部隊宣傳隊與村民開展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如洋琴、胡琴、清唱、小調等。每年春節舉辦“軍民聯合秧歌隊”，取材於實際生活創編了《二流子轉變》、《趕豬》等民眾喜聞樂見的節目，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好評。又組織“軍民變工隊”，與農民開展生產互助。還成立了“軍民學校”，派教員教農民識字。一次，他們組織“軍民紡線比賽”，原打算在侯家溝和毛主席的住地棗園舉行，訊息傳來後，周圍好多村莊的大姑娘、小媳婦都去了，後來不得不擴大場地，毛主席看後曾有“沙場秋點兵”的感慨。開設“軍民助產室”，改變農村生孩子不衛生的習慣，給去世的老鄉開追悼會，年終給村民寫對聯、畫年畫等。後來，警備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辛哲就此在警備團自辦的《戰衛報》上作了報導，康生看後，認為這種做法很有代表性，以《軍民一家侯家溝》為題，推薦到《抗戰日報》發表。從此，侯家溝變得很有名氣，許多單位的領導幹部都來學習經驗。
張廷楨做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特別講究民主作風。部隊每年年終工作總結時，連隊要開軍人大會，給連隊幹部提意見；各團開連以上幹部會議，給團領導提意見；師里開營以上黨委書記會議，給師領導提意見。各級幹部提出意見或建議，張廷楨主持力戒打擊報復。對犯錯誤的同志，他總是主張以批評教育為主，組織處分從寬。張廷楨關心幹部戰士，受到大家的普遍尊重與愛戴。
1942年，“整風”運動普遍展開。1943年7月，“搶救”運動開始，康生曾四處喊“特務如毛”、“山大必有老虎，水深必有大魚”。警衛部隊雖然在業務上受中央社會部領導，但在對待幹部的問題上，並沒有按康生那一套錯誤做法搞，沒有一個幹部戰士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由於這段時間政治氣氛緊張，部隊組織建設陷於停頓，很多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入不了黨。直到1945年6月黨的“七大”之後，組織發展才走上正軌。期間，張廷楨為從政治上關心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抗日戰爭中，延安處於國民黨和日偽軍的包圍之中，敵人經常派遣特務漢奸潛入邊區，進行暗殺、放毒等破壞活動。由於地理條件的局限，中央領導辦公和居住都比較分散。警衛工作既要保證領導機關和首長的安全，又要便於領導機關和首長接近民眾，因此任務非常繁重。部隊除了保證中央首長的安全外，還要負責重大集會的安全。1945年4月23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七屆一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召開。這次大會是公開進行的，因而會場就成為國民黨和日寇破壞的重要目標。張廷楨帶領部隊負責會議的警衛工作，至6月19日，圓滿完成了任務。
延安地處山區，農業生產不發達，工業基本沒有。抗日戰爭開始後，由於日偽軍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物資供應極為緊張。幹部戰士夏天穿草鞋，冬天無鞋可穿。部隊冬天燒的木炭，除一部分自己用，大部分賣掉買棉鞋，但畢竟數量有限。張廷楨在福利待遇上總是先人後己，結果有一年冬天沒領到棉鞋，凍得實在不行時，他找到一塊棉布和一點麻，想做一雙夾鞋，自己又不會做。後來請一位戰士做好，心裡過意不去，送給那位戰士一支鉛筆作為報答。
在大生產運動中，張廷楨向警備團提出的口號是：咬緊牙關，克服困難，用自己的雙手，把荒地變成米糧川、花果園。中央警備團利用自辦的《戰衛報》宣傳先進，在勞動現場辦《生產小報》和《山頭黑板報》，及時表揚好人好事，提高了部隊的生產熱情，使中央警備團湧現出許多英雄模範。戰士杜林森外號“死氣牛”，曾一天開荒6.6畝，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按照當時規定，中央首長也有生產任務。但為了保證中央首長集中精力處理國家大事，張廷楨帶領警衛部隊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志每人代耕糧食三石五斗、代種兩分菜地。後來，張廷楨主管的團里的縫衣加工廠，給全團每個幹部戰士做了一套深黃色毛呢子軍裝，還送給中央領導每人一套。1944年，中央警備團舉辦生產成果展覽會，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領導都去參觀，給予很高的評價。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中共中央曾打算遷往承德。1945年，周恩來副主席把中央警備團一分為二，一部分改稱中央先行警備團，吳烈任團長，陝北公學副校長李逸民任政治委員，隨李富春到承德開闢工作。另一部分留在陝北，仍叫中央警備團，原參謀長劉輝山任團長，張廷楨任政治委員。1947年3月，國民黨對陝北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18日，中央主動撤出延安，代號取名“亞洲部”，由任弼時任司令員，陸定一任政治委員，張廷楨任副政治委員，帶領部隊保衛中央。29日，中央決定領導機構和解放軍總部機關分散，派出由劉少奇、朱德領導的工作團，組成中央工委，到華北地區領導工作；由葉劍英、楊尚昆領導的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後委），作中央的參謀和助手，到山西臨縣開闢工作。為了牽制與消滅敵人部分主力，黨中央毛主席以偉大的革命膽略，繼續留在延安，領導中央前委工作。此時，警衛部隊大量分流，留在延安的只有四個連和一個手槍排。張廷楨帶領兩個班的兵力，直接負責毛主席的個人安全。6月，國民黨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率5個旅撲向中央住地王家灣。張廷楨帶領一個排的兵力與敵人周旋達三個多小時，掩護中央首長和機關安全轉移。這就是著名的王家灣戰鬥。
1947年7月，中央後委的警衛部隊擴編，李克農調張廷楨到山西臨縣訓練部隊。為了獲得城市衛戍任務的經驗，張廷楨又被派往太原，準備組織太原解放後的警衛工作。1948年3日，毛澤東主席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後，由於叛徒出賣，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黨中央毛主席住地，正在太原執行任務的張廷楨被時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的肖克緊急調回石家莊，組織部隊在河北大清河阻擊傅作義部隊。期間，他曾率部打下敵人一架偵察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時，中央已經決定建都北平。為了保證北平市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2月3日，中央派張廷楨帶領擴編後的中央警備團七個連共八百多人，以“北平市公安總隊”的番號進駐北平。張廷楨任總隊長兼政治委員。進城後的任務是：一方面了解情況，為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北平的警衛工作做準備；另一方面擔負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以葉劍英為首的軍管會以及部分先期入城的中央機關、各主要民主人士以及國民黨“和談”代表的警衛。
北平市是國民黨統治華北的中心，和平解放後，國民黨統治機構尚未觸動，由華北戰場退下來的大批散兵游勇和從敵偽軍中逃散的人員，分散隱藏在城內和近郊，圍城時，還有部分敵人的憲兵特務潛伏於城外，伺機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這給北平解放初期城市治安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難。起初，張廷楨和大多數幹部戰士一樣，三個月未曾脫過衣服睡覺。
建國期間
為了加強北平的衛戍警衛工作，保證中央首長和機關的安全，1949年9月5日，中央軍委命令組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下設兩個師。毛主席親自簽發命令，任命張廷楨為縱隊黨委成員，第二師政治委員。
建國前後，黨和國家的一系列重大活動，給擔負警衛工作的公安中央縱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1949年9月21日到30日，二師擔負了警衛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10月1日開國大典，首都廣場三十萬人，張廷楨帶領二師擔負了天安門城樓上下及周圍的警衛任務。12月6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新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由於三十年代在同蒲鐵路工作的經驗，張廷楨對火車駕駛技術非常熟練，此次出訪，他親自駕駛毛澤東的專列。這一傳奇經歷曾於1998年在《北京晚報》上披露，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建國後
1951年5月，張廷楨擔任公安警衛師（全軍唯一的獨立師，直屬中央軍委）政治委員兼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長。1956年11月，由公安軍司令員羅瑞卿點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簽發命令，任命張廷楨為公安軍幹部部部長。1957年8月，國防部長彭德懷任命張廷楨為總參謀部警備部副部長兼幹部部部長，同時是警備部黨委成員之一。1958年3月，張廷楨兼任警備部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書記李逸民）。1959年1月22日，北京衛戍區成立後，張廷楨任北京衛戍區副政治委員，兼任北京市政協常委、軍事組組長。期間，張廷楨帶領部隊警衛了1956年黨的“八大”、1959年國慶十周年大慶。在整個五十年代每一個國慶節，張廷楨均擔任閱兵副總指揮。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由於長期緊張工作和過度勞累，加上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營養不良，進入六十年代後，張廷楨身患嚴重的慢性肝炎。1963年，他離開工作崗位。1967年正式辦理離休手續。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社會開始劇烈動盪。張廷楨雖然離休，但仍然時刻關注著國家形勢的變化，他在家中研究政治、經濟、哲學等書籍，渴望有一天能康復身體，繼續為黨和人民工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一天，康生辦公室主任和康生的老婆曹軼毆打電話詢問張廷楨的病情，試探性地問他能否出來繼續工作。張廷楨多年在康生手下工作，深知這位“整人專家”的用意，他委婉地以病相推。
“文革”開始後，北京市委首先遭到衝擊，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法委書記的劉涌遭受迫害。原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張漢湘也同遭厄運。劉涌曾在三十年代同蒲鐵路上與張廷楨共過事；而張漢湘則是張廷楨在崞中時的低年級同學。劉、張被打倒之後，一些人帶著擬好的關於劉、張的“黑材料”，幾次騷擾張廷楨，要他在上面簽字。張廷楨看著滿紙胡言，怒不可竭：“這上頭寫的全不對！你們要調查材料，我寫！或者你們甚時候寫對了，我再簽字！”
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關係頓時緊張起來。張廷楨在家坐立不安，他多次給周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寫信，要求繼續參加工作，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黨政機關。但是，由於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又增加了糖尿病、肺炎、膀胱癌。葉帥了解到他的情況後，安慰他在家好好養病，“積蓄繼續革命的本錢。”
張廷楨一生艱苦樸素，卻總是忘不了關心別人，體諒國家的困難。在延安時，每個幹部每月有五斤保健面（白面），他自己捨不得吃，總是送到醫院給病號。“文革”期間，他想方設法關心受迫害戰友和同事的子女，安排他們到自己家裡吃飯，或在經濟上給予援助。他自己有把藤椅，壞得幾乎散架了，也捨不得丟棄，叫人用繩子栓絆起來繼續使用。期間，張廷楨還幾次掏腰包給家鄉購買果樹苗、捐贈書籍，關心家鄉建設。病休以後，按照國定規定，張廷楨每年都可以享受外出公費療養，但他從來沒有去過。
人物逝世
張廷楨同志因病於1983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1983年1月12日，北京八寶山公墓追悼大廳里哀樂低回，肅穆愴然。北京市政協常委、北京衛戍區原副政治委員張廷楨同志的遺體靜靜地躺在鮮花中、鮮紅的黨旗下。全國政協、中央調查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市政協、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的領導等600多人肅立默悼，深切緬懷人民的好兒子張廷楨同志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