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直接還原法：弗里曼等用大量的數據來還原諸如饒陽的“政治經濟”(如土地面積、旱澇情況、...淨空法師(吉安佛教協會2005年送)；
簡介,舉例,
簡介
美國學者弗里曼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國家》【1】這本書，作者從社會調查的角度對中國鄉村的問題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本書的三位作者分別是美國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正如譯作者陶鶴山博士所言：“在研究中，他們採用了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這與我們傳統的史學方法不同。傳統的史學方法偏重於考據、辨偽、偏重於用現有的文獻資料說明自己的觀點。”書中提到，“在1935年——1960年約1－4世紀，中國大多數鄉村先後經歷過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韓戰、糧食統購統銷、合作化“高潮”、百花齊放、反左運動、蘇俄集體農莊式的高級社、大躍進等重要歷史時期”，按這樣的時間順序來表述這些不平常事件對農民的影響，他們強調，這樣做是想理解農民如何去影響或對付這些事件。他們用將近13年的時間重點考察了河北省衡水地區饒陽縣五公村。
舉例
弗里曼等人“從微觀分析入手，在大量細緻的實地調查基礎上，進行理論分析。這與我們國內偏重於巨觀分析和僅從黨的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影響農村的單一單向的研究思路大相意趣。”譬如在“郡縣式微，鄉村瓦解”一章中，弗里曼等通過1749年饒陽縣知縣單作哲親自編訂的縣誌，了解當時國家發起一場傳播儒家思想的運動，並把它作為說明繼之而來的衰落和連革命也不能改變的連續性提供了一個尺度。弗里曼等用大量的數據來還原諸如饒陽的“政治經濟”（如土地面積、旱澇情況、義倉救災量等），“權威性儀式”（如會考人數、祠堂廟宇建設），“集市與文化”（如廟會、集市規模、大眾娛樂項目等），並用這把尺子測量出有關“20世紀初的衰落”、“共產黨在革命中的失敗”、“國民黨現代化努力的失敗”，進而得出“一個偏僻村莊的崩潰”、“文化混亂”等結論，隨後以一個家庭案例分析了其中的衝突，包括“抗戰的負擔”等詳細例證。弗里曼在隨後的章節里（如戰爭的紐帶，社會主義的張力，靜悄悄的革命、恐怖之聲，密月，冒險，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反對合作，生死之爭，革命的國家等）越來越凸顯了政治權力影響下的傳統精英及宗教勢力流失與轉移，由此形成了對整個變革時代農村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觀照。弗力曼有這樣一個觀點：“在描述內地農村的破壞性變遷中，把重點放在民族主義、農民特性、貧困、國家和社會主義等方面，它們的影響延伸到幾乎占人類1/4的中國人身上。”有意思的是，弗里曼等在準備《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續篇時，提及1996年京九鐵路將通往饒陽縣和五公村，不無預言地感嘆“《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描繪的鄉村社區很快就將消失”。他們用歷史的眼光和真實體驗來透視一個異鄉文化，並且鄭重地說不應該忽視自身文化和歷史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