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林效應

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指智商測試的結果逐年增加的現象。以詹姆斯·弗林命名的。最早提出這現象的人是理察林恩。在1982年的一期《自然》內，他提出了美國人做智力測驗的成績越來越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弗林效應
• 外文名：Flynn effect
• 發現時間：1983年
• 發現者：詹姆斯·弗林
• 類別：智商研究
• 出現原因：生物學因素、社會學因素

基本概論

當然如果一個國家攻克某種疾病，它的居民的智力水平就會得到提升。在過去幾十年里富裕國家的智力水平的提升已經被注意到。它被稱做“弗林效應”，以它的發現者詹姆斯·弗林命名，1983年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聲稱，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趨勢：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所有已開發國家年輕人的IQ 指數（智商測試分數）都出現了持續增長。這一發現受到廣泛的關注，被稱為“弗林效應”（The Flynn Effect）。

理論研究

弗林是美國人，於1960年代早期赴紐西蘭奧他高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教授哲學。在1970年代，為了反駁“黑人先天智力低下的”種族主義傾向的觀點，弗林開始對IQ測試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究。他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黑人與白人之間IQ指數的差別是教育環境造成的。為了給這一觀點提供經驗證據，他開始跟蹤美國軍隊的徵兵記錄，因為每個在美國參軍的年輕人都要接受IQ測試。結果發現，隨著教育機會的逐漸平等化，黑人與白人之間IQ指數的差別正在逐漸縮小，這個經驗證據支持了他的“智商環境成因論”。但這個跟蹤調查還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發現：每一代年輕人總是比上一代年輕人表現出更優異的IQ平均指數。具體而言，從1932年至1978年，美國年輕人的IQ平均指數提高了14點。但是，弗林效應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首先，主流理論認為，IQ指數主要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而人類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裡獲得如此快的“進化”。無論弗林堅持的“智商環境成因論”在政治上多么正確（如反對種族主義），但他必須對“遺傳決定論”提出理論上的反駁。

弗林效應的原因是個謎

疾病隱喻

弗林效應的原因一直都是個謎——直到現在。如果埃皮格是正確的，在那些國家通過接種疫苗，清潔水源和妥善的污水處理使得多種傳染疾病幾近絕跡，這即使不能全部至少也可以部分解釋弗林效應。

當弗林和邁哈寧最初發表他們的IQ數據，他們用它來發展他們的理論，證明不同國家的智力水平是他們經濟發展參差不齊的的主要原因。這項研究改變了人們頭腦中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如果缺少發展，就會帶來許多健康問題，也就會影響智力發展水平。毫無疑問，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使貧窮的國家的國家更加貧窮。但是，最新的理論給出一種方法打破這種循環。如果研究者進一步的工作支持埃皮格團隊的觀點，他們將會給世界帶來良好的轉變，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另一個原因，消除傳染病應當是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而不是事後補救。

遺傳因素

現在多數人同意，遺傳因素對IQ指數的貢獻至少在60%。對此弗林曾百思不解。但在四年前，弗林的一位朋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經濟學家威廉·狄更斯（William Dickens）幫助弗林給出一種理論解釋。想像一下，一個人由於遺傳因素在身高上僅占一點優勢，在打籃球中稍微出色一點，正是因為這一點優勢使他傾向於喜歡打籃球；等他進了高中，就更可能遇到一位優秀教練來訓練他，於是他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這個循環甚至有可能把他帶入NBA。再想像一下，此人有一個同卵雙胞胎兄弟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起初也同樣享有這一點優勢，也進入了相同的良性循環。那么，如果有個遺傳學家開展一項對籃球運動員的調查，就會在這個循環的終端發現，兩個異地生長的雙胞胎都是出色的球員，於是，很容易得出結論說，他們具有與眾不同的“優秀籃球手基因”。但事實是，基因僅僅給了他們1%的優勢，而這一點優勢使他們得到了99%的正面環境支持。相同的原理可用於智力領域，即微小的遺傳差異在環境中得到逐步放大，最終產生了巨大的差異。由此，IQ測試的遺傳貢獻得到了新的社會學闡釋，支持了環境論。

出現原因

1、生物學因素，近親通婚減少，營養更佳，人類的顱頂增大。

2、社會學因素：較多人得到教育，社會複雜度提高：當社會更複雜，人們接受的刺激較多。

相關理論

“弗林效應”與智商悖論

很久以來，人類似乎面臨著這樣一種窘境：我們每天面對的所謂“真實”，其實並不真實。原因是我們所認知的“真實”，事實上是通過多層“中介”予以間接表述的。這裡我借用一下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著名的“三個世界”說法，即真正的真實（第一世界）進入人的特定的認知系統後就變成了觀念過濾後的真實（第二世界），然後通過語言文字的敘述就變成了我們面對的所謂“真實”（第三世界）。但是通過這樣幾度“轉包”之後，第三世界的“真實”往往與第一世界的真實已全然相異。換句話說，我們面對的“真實”其實更多的是一種人造的“真實”，與真正的“真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近年來西方有不少學者指出，具有“第三世界”意義上的“真實”——就是人類製造的一種觀念“真實”，它與“原真實”並無太大關聯。

本文所要闡述的主題，在相當程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智商——是一種人造的、用以判斷和定義每個個體智力水平的總稱。而智商測試（IQ測試）則是判定個體智力高低的具體手段。人們經常以智商高低來判斷一個人的聰穎和愚笨，並以此來決斷一個人的未來走向。據悉，至今有些單位和學校依然對應聘者及考生進行所謂的智商測試，把那些所謂不合格者予以無情地淘汰。有的學校老師甚至對那些智商數值不高的學生極端漠視，從而導致這些學生的自信心受到嚴重摧殘並貽誤終身。

我們知道，心理學界有一個著名的實驗，有心理學家以做智商測試為名，將任意挑選出來的學生分為兩組，然後任意指出一組是高智商，另一組是低智商。數月之後，那組被認為智商高的學生智力果然提高了不少，而另一組的學生智商卻果然降低了。另外，美國有一位心理學教授經過多年跟蹤調查，發現當年被認為智商不高的一些學生，在其後來的發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遠高於那些所謂高智商的同班同學。於是，該教授對用智商所涵定的意義提出了有力的質疑。

那么，IQ測試所體現出來的智商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它是不是一種人造的判定標準來取代真實的存在呢？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一段歷史。

1983年，一位叫弗林的美國教授聲稱，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現象——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所有已開發國家年輕人的智商指數均出現了持續增長。比如從1932年至1978年，美國年輕人的IQ平均指數提高了14點。這一發現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被稱之為“弗林效應”。然而，連弗林教授本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根據主流理論認為，智商指數主要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而人類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裡獲得如此快的“進化”。再者，隨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感官享樂主義泛濫及整個社會的娛樂化傾向，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思辨精神及能力嚴重滑坡。“這種每況愈下的趨勢被批評者稱為‘弱智化’傾向”，而這種現狀“與IQ指數的持續提升很不相符”，“學生的考試成績並沒有看出顯著的提高，為什麼他們IQ測驗成績反而提高了？”

由此來看，我們必須探究所謂的IQ測試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測試，它所揭示的究竟是屬於哪一層面上的真實。其實弗林教授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關鍵在於IQ測試是一種特殊的智力測驗，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一系列視覺圖像，每一題包含一組圖形的混合，答案是要填充一個正確的圖形。要解決這類問題是要細查一組變化的圖示，尋找其中的規律。”

我們知道，現代化社會的一大顯著特點是，人們對這個社會的接觸媒介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思維方式，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現代人來說，“這種類型的思考並不是在閱讀書籍、與人交談或者準備歷史考試中所獲得的，而恰恰是在設定一個錄像機的自動錄製程式，或者掌握新手機的界面功能中所獲得的……每一種新的視覺媒體特別是互動性的視覺媒體，都對我們大腦帶來了新的挑戰。我們必須解決新界面的邏輯，追尋線索，判斷合適的選擇，得出隱含的規律。毫不奇怪，這些正是IQ測試中我們所需要的思維技能。”

至此，我們基本明白了所謂“弗林效應”的真正內涵——這種IQ指數的持續提升，事實上是由於現代性所導致的人對外界接觸媒介的變化，並以此所引起的思維方式改變所導致的一種新的認知模式。但問題是，這種智商不斷提升之趨勢，恰恰是以被學界廣泛指責的現代性認知“弱智化”為前提的。那么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就出現了——現代人的智商到底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也就是說假如現代人智商提升的基礎，是對感性、圖像和數字的敏感度超越了理性、思考和閱讀而獲得的，那么這究竟是人類智力的進化還是退化？

依我之見，在以“科學”為基礎的所謂的IQ測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單向度”的科學思維。正如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現代科學的整個歷史，是一個日益擺脫我們對外部刺激物的分類、直到它們最終完全消失的過程，這時……唯一恰當的語言就是數學語言。”

如果說，智商之真實，只有通過“三個世界”的轉換而變成了——只能在幾何、圖像、數字的描述中成為衡量一個人“真實”的智商，那么原本多樣性的“人”，就變成了可以用一個模型製造出來的“機器人”。而這正是哈耶克所嚴厲批判的：“人類歷史是以不計其數的人類頭腦互相作用的結果。如今有如此多的人認為它必定遵循著人類頭腦可以發現的簡單規律，以至於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它其實是個多么令人驚駭的主張……”

回望歷史，有一個8歲的兒童，曾因老師認為其“智力低下”而被趕出了校門。然而正是這個“智力低下”的小男孩，日後卻為全人類點亮了夜空——由於他的發明，人們不再恐懼黑夜，那無邊無際星星點點的燈火，在驅散夜色的同時，也照亮了人類的未來——這個“低能兒”，就是愛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