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締造》解讀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創造的歷史奇蹟。延安十年，政府藹然，民眾欣然，賢達信然；延安十年，共產黨人居危思安，在局部執政環境下探索社會善治之道；延安十年，新中國雛形在這裡孕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從這裡起航；延安十年，改變了歷史，重塑了人生，規期著我們的今天，影響著中國和世界的明天……
基本介紹
- 書名：延安締造
- 作者：朱鴻召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4106305
- 外文名：Made in Yanan
-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 頁數：567頁
- 開本：16
- 品牌：陝西人民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十年（1937～1947），中國現代革命從這裡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裡形成，新中國在這裡孕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這裡起步。
朱鴻召所著的《延安締造》用紀實的手法，在紮實且豐富的歷史資料基礎上，按照學術書的規範，選擇普通讀者樂於接受的敘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會影響力，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的政治主張、政權建設、民主實踐、經濟政策和文化創新能力，以及贏得民心、贏得天下的內在歷史邏輯
朱鴻召所著的《延安締造》用紀實的手法，在紮實且豐富的歷史資料基礎上，按照學術書的規範，選擇普通讀者樂於接受的敘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會影響力，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的政治主張、政權建設、民主實踐、經濟政策和文化創新能力，以及贏得民心、贏得天下的內在歷史邏輯
作者簡介
朱鴻召，1965年生，安徽廬江人，1998年獲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解放日報》主任記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延安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決策諮詢委員會青年專家委員，現供職上海市嘉定區某機構。主要從事延安時期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現代城市文化發展研究。相關著述有《延安文人》、《眾說紛紜話延安》、
圖書目錄
弁言：延安十年贏天下
第一章及時回應時代關切
一、一次次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
黃華，第一個奔赴陝北的大學生
陳明，上海學生的請願與鬥爭
丁雪松，一個重慶銀行職員的愛國路徑
胡績偉，從成都讀書到延安救國
共產黨，給抗日救亡最響亮的回答
蔣介石，有心抗日無力救國
青年學生，在抗日救亡旗幟下奔赴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道路
落腳點，長征陝北危中見機
聯絡員，來自遠方的大局意識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
釋放俘虜，化敵為友的嘗試
西北大聯合，未能實現的抗日願景
西安事變，中共走上前台協調各方
三、關於抗日持久戰的科學論述
最初的論證
毛澤東的總成
鼓舞人心的傳播
案例一：埃德加·斯諾在陝北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一種“天命的力量”
發現了一支“神奇的隊伍”
發現了一個可以寄託靈魂的事業
第二章切實主持社會公正
一、供給制，物資短缺環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部分行業的薪俸制探索
二、同志間的平等友愛與體面尊嚴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領導，平時看得出，危時站得出
人民，現實凡人，理想皈依
三、特殊的組織需要特殊的紀律
紀律，是集體對個人說“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不軌行為埋單
反貪，只有自我潔淨才有肌體健康
案例二：陳嘉庚訪問延安看到了什麼
衝破重重阻擾訪延安
發現延安是個新世界
堅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章共襄事業，兼容並包
一、搶奪人才就是搶奪天下
偉大事業有賴眾多人才
成為人才都是有條件的
二、黃土地上的文化奇蹟
值得驕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窯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雜花生樹最是春天
三、科學技術勝出文化藝術
引進培育良種更好解決社會溫飽
馬蘭紙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質
無關意識形態的發明創新最受歡迎
案例三：蕭軍在延安經歷了什麼
毛澤東只能算作我大哥
自認為天下人管天下事
第四章創建抗日民主政權示範區
一、局部民主社會治理結構
民主可以協同社會大多數
“同罪同罰”與“同罪異罰”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起承轉合
二、“三三制”的來龍去脈
從個人主張到集體意識
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高潮
“保證當選”與“反保證當選”
三、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從“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案例四：黃炎培到延安問到了什麼
延安社會，接近我的理想
延安主張，合乎我的意願
延安問答，化解我的憂思
第五章艱苦鍛造團隊執行力
一、統一思想，統一步伐
幹革命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幹得好還要說得好
用中國腔調向世界說明中國
二、思想純潔，組織純潔
讓每個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現出來
從每個人的經歷中查找疑點和污點
把黨性原則變成每個同志的自覺行為
三、審查幹部，審查作風
從“懲前毖後”到“治病救人”
從“幫助坦白”到“搶救運動”
從“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案例五：徐佛觀駐延安觀察到什麼
看過延安，把脈點穴國民黨
騎毛驢來，絕食抗議共產黨
遠離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六章 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臉面
一、給民眾看得見的實際利益
農民曾經咒罵毛澤東
善待每一位外來務工者
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勞動者
二、民眾擁戴就是執政基礎
勞動致富體面又光榮
幫助農民財旺人也旺
讓農民識字讀報有文化
把陝北鄉村建成人間福地
農民們唱起了《東方紅》
案例六：美軍觀察組為延安說了什麼
挑剔的眼光，公正的結論
良好的用心，艱難的使命
失去了機會，延宕了歷史
第七章塑造新人生，締造新社會
一、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因後果
魯迅成了“魯總司令”
“魯總司令”與“朱總司令”
“筆桿子”配合“槍桿子”
二、《解放日報》改版的歷史影響
在新聞傳播中執行黨性原則
把報紙辦成人民的教科書
最搶手的精神食糧
案例七：梁漱溟兩訪延安聽到了什麼
初訪延安，促膝長談到天明
再訪延安，敢問中華何以振興
站在文化立場憂患世道人心
跋語：從延安看到我們的未來
後記
第一章及時回應時代關切
一、一次次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
黃華，第一個奔赴陝北的大學生
陳明，上海學生的請願與鬥爭
丁雪松，一個重慶銀行職員的愛國路徑
胡績偉，從成都讀書到延安救國
共產黨，給抗日救亡最響亮的回答
蔣介石，有心抗日無力救國
青年學生，在抗日救亡旗幟下奔赴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道路
落腳點，長征陝北危中見機
聯絡員，來自遠方的大局意識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
釋放俘虜，化敵為友的嘗試
西北大聯合，未能實現的抗日願景
西安事變，中共走上前台協調各方
三、關於抗日持久戰的科學論述
最初的論證
毛澤東的總成
鼓舞人心的傳播
案例一：埃德加·斯諾在陝北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一種“天命的力量”
發現了一支“神奇的隊伍”
發現了一個可以寄託靈魂的事業
第二章切實主持社會公正
一、供給制，物資短缺環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部分行業的薪俸制探索
二、同志間的平等友愛與體面尊嚴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領導，平時看得出，危時站得出
人民，現實凡人，理想皈依
三、特殊的組織需要特殊的紀律
紀律，是集體對個人說“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不軌行為埋單
反貪，只有自我潔淨才有肌體健康
案例二：陳嘉庚訪問延安看到了什麼
衝破重重阻擾訪延安
發現延安是個新世界
堅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章共襄事業，兼容並包
一、搶奪人才就是搶奪天下
偉大事業有賴眾多人才
成為人才都是有條件的
二、黃土地上的文化奇蹟
值得驕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窯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雜花生樹最是春天
三、科學技術勝出文化藝術
引進培育良種更好解決社會溫飽
馬蘭紙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質
無關意識形態的發明創新最受歡迎
案例三：蕭軍在延安經歷了什麼
毛澤東只能算作我大哥
自認為天下人管天下事
第四章創建抗日民主政權示範區
一、局部民主社會治理結構
民主可以協同社會大多數
“同罪同罰”與“同罪異罰”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起承轉合
二、“三三制”的來龍去脈
從個人主張到集體意識
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高潮
“保證當選”與“反保證當選”
三、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從“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案例四：黃炎培到延安問到了什麼
延安社會，接近我的理想
延安主張，合乎我的意願
延安問答，化解我的憂思
第五章艱苦鍛造團隊執行力
一、統一思想，統一步伐
幹革命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幹得好還要說得好
用中國腔調向世界說明中國
二、思想純潔，組織純潔
讓每個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現出來
從每個人的經歷中查找疑點和污點
把黨性原則變成每個同志的自覺行為
三、審查幹部，審查作風
從“懲前毖後”到“治病救人”
從“幫助坦白”到“搶救運動”
從“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案例五：徐佛觀駐延安觀察到什麼
看過延安，把脈點穴國民黨
騎毛驢來，絕食抗議共產黨
遠離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六章 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臉面
一、給民眾看得見的實際利益
農民曾經咒罵毛澤東
善待每一位外來務工者
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勞動者
二、民眾擁戴就是執政基礎
勞動致富體面又光榮
幫助農民財旺人也旺
讓農民識字讀報有文化
把陝北鄉村建成人間福地
農民們唱起了《東方紅》
案例六：美軍觀察組為延安說了什麼
挑剔的眼光，公正的結論
良好的用心，艱難的使命
失去了機會，延宕了歷史
第七章塑造新人生，締造新社會
一、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因後果
魯迅成了“魯總司令”
“魯總司令”與“朱總司令”
“筆桿子”配合“槍桿子”
二、《解放日報》改版的歷史影響
在新聞傳播中執行黨性原則
把報紙辦成人民的教科書
最搶手的精神食糧
案例七：梁漱溟兩訪延安聽到了什麼
初訪延安，促膝長談到天明
再訪延安，敢問中華何以振興
站在文化立場憂患世道人心
跋語：從延安看到我們的未來
後記
後記
這部書稿寫作總計5個年頭，我進入延安社會歷史文化研究也已近20個春秋。
我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從職業的角度來說，我讀書治學屬於業餘興趣愛好；從精神生命的角度來說，我恰恰是把工作生活中遭遇的繞不過去、化解不開的因緣情結，轉化為學術思考的動力機制，促使我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往返穿越，銜泥叼枝，不斷構築可以寄託生靈的鳥巢。好在，我可以毋須去考慮拿學術去評聘職稱、申報課題項目，大體上可以信馬由韁地憑藉自己的興趣愛好，去查詢歷史資料，尋訪歷史當事人，揣摩歷史表象背後的動機意圖。每當我從文獻檔案中讀出了當事人的笑臉或苦楚，尷尬或詭計，破釋歷史的玄機往往能幫助我對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故有一種瞭然於胸的理解、諒解與化解。
延安的豐富與複雜，輝煌與殘酷，偉大與艱苦，是遠遠超出一般人想像的，也是遠遠超出已有一般教科書所描述的。如何把一個完整的豐富多彩的延安呈現給今天的讀者，選擇什麼樣的敘述方式，是我一直深思熟慮的問題。從社會文明進程的角度，努力客觀地講述曾經發生在延安的生動故事，發掘共產黨人十年贏得天下的艱苦卓絕和創造智慧，是我最後確定的目標路徑。為此，我不敢輕易放過對任何一個歷史細節的求證、印證和考證，不敢虛擲一詞，不敢浪拋一語。為了查證徐佛觀（徐復觀）所寫延安觀察報告，我不僅將上海圖書館所藏徐復觀全部圖書翻閱一遍，而且拜託正在台灣講學的胡曉明先生，多方聯絡幫助諮詢徐復觀著作編輯者，核對文獻。華北《人民日報》是極其罕見的歷史文獻，承蒙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劉蕕君，從有關文獻資料庫查找出來，並提供我所需要的其中報導延安的多篇文章，彌補缺失，非常難得。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周堅君，托自己的朋友從日本舊書市場專門購置我所需要的野坂參三的晚年回憶錄，並從日本快遞過來，解我求索之急。許麗華君幫助尋找到《梁漱溟全集》，讓我感念多多。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初稿完成之後，陝西人民出版社專門來滬，召開專家諮詢會，聽取修改意見。我的業師王曉明先生，以及榮躍明先生、趙南榮先生、張煉紅君、毛尖君、唐小兵君等都賜予十分寶貴意見，對拙稿進一步修改完善具有提神點睛作用。念茲在茲，不勝感激！
住在上海，總有做不完的事，而且是趕著去做。越是忙忙碌碌，我越是心裡空虛。我始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r那就是這樣的現代化絕非我的理想生活。我本農家子弟，從農村到城市，難道不是我的理想追求嗎？那么，我們生活的城市缺了什麼，多了什麼？我們生存的時代缺了什麼，多了什麼？這樣的城市生活從哪裡來，載著我們到哪裡去？帶著這些問題，我樂此不疲地讀書治學，尤其是為了這部書稿的寫作，我幾乎把所有的休息時間和節假日都交付出來。很多時候，我深深地沉浸在延安的精神世界裡，像春天裡孵蛋的老母雞，一往情深地享受著痴情發獃的境界滋味。感謝家人按時喚我吃飯，偶爾有個長假，他們出遊了，我一個人閉關在家，早晨煮一鍋稀飯，以備一日三餐。吃過晚飯，想起來應當出去散步啦，看時間，乖乖，竟然子夜已過。
幼子九歌，牙牙學語，我把很多本來應該陪他玩耍的時間，用到寫作上，感謝夫人許曉東女士鼎力相助，承擔了大量哺育教養事務，感謝梅春榮阿姨的幫助，全心全意地呵護著一個活力四射的童年。
特別感謝我供職的單位領導和同事們，感謝他們對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朱鴻召
2011年12月23日凌晨
初稿完畢
2012年2月23日凌晨
二稿改畢
2013年3月18日凌晨
三稿修訂
我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從職業的角度來說，我讀書治學屬於業餘興趣愛好；從精神生命的角度來說，我恰恰是把工作生活中遭遇的繞不過去、化解不開的因緣情結，轉化為學術思考的動力機制，促使我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往返穿越，銜泥叼枝，不斷構築可以寄託生靈的鳥巢。好在，我可以毋須去考慮拿學術去評聘職稱、申報課題項目，大體上可以信馬由韁地憑藉自己的興趣愛好，去查詢歷史資料，尋訪歷史當事人，揣摩歷史表象背後的動機意圖。每當我從文獻檔案中讀出了當事人的笑臉或苦楚，尷尬或詭計，破釋歷史的玄機往往能幫助我對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故有一種瞭然於胸的理解、諒解與化解。
延安的豐富與複雜，輝煌與殘酷，偉大與艱苦，是遠遠超出一般人想像的，也是遠遠超出已有一般教科書所描述的。如何把一個完整的豐富多彩的延安呈現給今天的讀者，選擇什麼樣的敘述方式，是我一直深思熟慮的問題。從社會文明進程的角度，努力客觀地講述曾經發生在延安的生動故事，發掘共產黨人十年贏得天下的艱苦卓絕和創造智慧，是我最後確定的目標路徑。為此，我不敢輕易放過對任何一個歷史細節的求證、印證和考證，不敢虛擲一詞，不敢浪拋一語。為了查證徐佛觀（徐復觀）所寫延安觀察報告，我不僅將上海圖書館所藏徐復觀全部圖書翻閱一遍，而且拜託正在台灣講學的胡曉明先生，多方聯絡幫助諮詢徐復觀著作編輯者，核對文獻。華北《人民日報》是極其罕見的歷史文獻，承蒙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劉蕕君，從有關文獻資料庫查找出來，並提供我所需要的其中報導延安的多篇文章，彌補缺失，非常難得。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周堅君，托自己的朋友從日本舊書市場專門購置我所需要的野坂參三的晚年回憶錄，並從日本快遞過來，解我求索之急。許麗華君幫助尋找到《梁漱溟全集》，讓我感念多多。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初稿完成之後，陝西人民出版社專門來滬，召開專家諮詢會，聽取修改意見。我的業師王曉明先生，以及榮躍明先生、趙南榮先生、張煉紅君、毛尖君、唐小兵君等都賜予十分寶貴意見，對拙稿進一步修改完善具有提神點睛作用。念茲在茲，不勝感激！
住在上海，總有做不完的事，而且是趕著去做。越是忙忙碌碌，我越是心裡空虛。我始終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r那就是這樣的現代化絕非我的理想生活。我本農家子弟，從農村到城市，難道不是我的理想追求嗎？那么，我們生活的城市缺了什麼，多了什麼？我們生存的時代缺了什麼，多了什麼？這樣的城市生活從哪裡來，載著我們到哪裡去？帶著這些問題，我樂此不疲地讀書治學，尤其是為了這部書稿的寫作，我幾乎把所有的休息時間和節假日都交付出來。很多時候，我深深地沉浸在延安的精神世界裡，像春天裡孵蛋的老母雞，一往情深地享受著痴情發獃的境界滋味。感謝家人按時喚我吃飯，偶爾有個長假，他們出遊了，我一個人閉關在家，早晨煮一鍋稀飯，以備一日三餐。吃過晚飯，想起來應當出去散步啦，看時間，乖乖，竟然子夜已過。
幼子九歌，牙牙學語，我把很多本來應該陪他玩耍的時間，用到寫作上，感謝夫人許曉東女士鼎力相助，承擔了大量哺育教養事務，感謝梅春榮阿姨的幫助，全心全意地呵護著一個活力四射的童年。
特別感謝我供職的單位領導和同事們，感謝他們對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朱鴻召
2011年12月23日凌晨
初稿完畢
2012年2月23日凌晨
二稿改畢
2013年3月18日凌晨
三稿修訂
序言
延安十年贏天下
一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個時代的先鋒，延安是孕育新中國的搖籃。
延安十年(1937～1947)，黃土地上，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從這裡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裡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從這裡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長的合理性、發展的突破性，從而贏得民心、贏得天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題、一個深刻的學術課題，也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啟發意義的社會話題。在21世紀後現代中國與全球化語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會，重塑延安精神傳統，可以激勵人生，鍛造團隊，啟發事業，昭示後鯤。
二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小城延安頓時成為充滿朝氣的年輕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政治主張，眾望所歸。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一松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奔向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介紹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這裡獲準去延安。
另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在校學生4．2922萬人，至1940年減至3萬餘人。大約有1．2萬學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的主張變成了黨的政策，促成了一個時代的先鋒行動。1937～1942年間，延安先後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陝北公學(陝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女大)、延安自然科學院、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軍事學院、農業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醫大)、俄語專科學校(俄專)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桂林、蘭州、迪化(烏魯木齊)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千方百計將知識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延安對所有教育基本實行免費。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延安社會，“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組織起來，閒散人員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來進行改造，所以社會清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人們，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種境界。“我們住的窯洞的門，都是沒有鎖的，只有一個鐵絲鉤鉤在裡頭。據說根本不用鎖，只是怕夜裡有狼進屋才鉤住點。……人們外出時根本就用不著鎖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會有人送回來給你。”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經常可以看到報眼或邊角處刊登的拾物招領啟事，小到鋼筆，大到騾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婦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貴陽、重慶、西安等地，經過七個多月的輾轉跋涉，終於來到憧憬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情不自禁地驚嘆：“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鬥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
延安馬列學院被稱為當時延安最高學府，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身份，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他主張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每次課程由教師主講後，都安排學員討論，鼓勵大家聯繫實際，開拓思路。誰也不怕說錯了話，彼此之間不扣帽子，更不記賬。各班組各年級之間還經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門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講演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幾年時間裡，他們先後辯論的話題有：抗日戰爭是持久論還是速勝論；帝國主義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統一戰線能否長久不變；希特勒是真才能還是假才能；等等。據當時經歷者回憶，爭論得十分激烈，時而引起鬨笑，問題愈辯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認識都擺出來解決。那種暢所欲言，敢於暴露思想，虛心探討，相互學習，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給參與者終生難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在5月2日第一次會上發表講話(即後來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序言部分)，引起與會代表或贊成或附和或反對的不同聲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會和23日第三次會上的激烈爭論。毛澤東全程參加會議，認真聽取代表們發言，包括批評和反對意見，到第三次會議下半場才一一作答，並且自稱這次講話是代表們出題目，讓他來交答卷。
對別人的寬容，本質上是出自於對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為了徵詢文藝界意見，先後拜訪或約見很多文藝家談話。時任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塞克，才大氣粗，性格剛直，接到毛澤東約請通知後，竟然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勸導下，塞克還是應約去了。走到楊家嶺，他發現沿路崗哨全撤了，很遠就看見毛澤東已經站在窯洞外等候了。那天他們談了四五個小時，毛澤東還留他一起共進午餐。後來，他感到慚愧，不該那么怪異囂張。
整風運動後，這些專職作家、藝術家們紛紛離開窯洞，打起背包，深入鄉村、工廠，組織開展民眾性的革命秧歌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組織人民民眾自己管理各級政權的有益嘗試。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對內是為了爭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對外是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既合作又鬥爭，爭奪民心所向，從而獲得政權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邊區中央局發出指示，要求在選舉活動中徹底貫徹“三三制”原則，建立模範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並要求將“‘三三制’政策，不僅要實行於議會，還要實行於政府機關中”，“在這次選舉活動中，應仔細的有步驟的大膽的選舉非党進步人士到政府機關為行政人員，雖然在數量上不應機械的湊足三分之二，但過去某些黨包辦式的辦法，必須堅決的糾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權主張來重新檢驗邊區各項工作，來統領各種社會政策與立法。同時，成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起草委員會，依據“三三制”政權精神，重新起草邊區施政綱領，以作為共產黨參加邊區選舉活動的施政綱領。
1941年春夏時節，整個邊區都全力以赴開展基層民主選舉運動，創造了丟豆豆、扎香洞、摺紙條、畫槓槓等多種多樣的選舉形式，別具民間特色。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有如吹遍邊區每個村莊角落的春風，成為鄉村裡的節日。
延安城裡各機關單位也參加競選活動，其中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學校和日本工農學校四個單位作為一個選區，競選一個邊區參議員代表。時任魯藝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周揚，作為魯藝推舉的候選人，組織的競選宣傳最出彩。學生會組織學生們敲鑼打鼓，扛著周揚的巨幅畫像，到延安城裡和南門外新市場，用演出街頭劇的方式，宣傳周揚。選舉結果各種回憶錄說法不同，或說周揚當選，或說郭化若當選。其實是邊區政府將這幾位候選人全部聘任為邊區參議員，結果讓大家都滿意。
1941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最被人稱道的事，是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提案並被接受。李鼎銘以非黨員身份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隨後，李鼎銘乘坐毛澤東安排的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福特牌小轎車，榮歸故里。他到處宣傳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好，將自己在邊區參議會上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在家鄉停留約兩個月後，年屆花甲的李鼎銘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裸捐給政府。
四
小米加步槍，是延安生活寫照，是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歷史象徵。
革命不是為了吃飯，但吃飯是革命隊伍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八路軍最初編制4．5萬人，每月軍餉50萬元；再加新四軍軍餉，每月總計60萬元。這些軍餉領取後，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處)統籌安排，其中有一定數額戈0撥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斷絕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供應，並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經濟封鎖，致使延安物質生活非常困難。
財政經濟困難，影響到邊區民眾的生活，表現為糧食緊缺和公糧繳納負擔過重。1941年6月3日下午，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議正在邊區政府小禮堂舉行。突然一聲巨響，雷電穿入會議室內，擊中廊柱，造成一死七傷的慘痛傷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舉行追悼會。孰料這次自然傷害事故傳到邊區老百姓口中，卻成了轉達發泄對政府、對共產黨不滿情緒的某種“天意”。當時有一位到延安南門外新市場趕集的農民聽到噩耗，不但沒有悲哀之意，反而藉機發泄道：“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
邊區農民負擔最重的1941年，人均負擔1斗4升8合，占年收穫量的13．85%。當年邊區農民人均糧食擁有量僅為1石1斗1升，繳納公糧後，人均餘糧不足1石，再扣除種子糧，農民實際糧食消費每天只有六七兩。平均數如此，在平均線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艱難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陝北整體年景為平年，局部地區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導致部分民眾生活發生極大的困難。甚至出現志丹縣哄搶糧食，安塞縣農民逃荒遷徙現象。
1942年中央號召開展全面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要求各級各類機關、學校、軍隊通過開墾荒地，多種經營，生產自救，逐步實現“耕三餘一”、“耕二餘一”的目標。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邊區當年墾荒面積超過100萬畝，其中軍隊承擔20多萬畝，約占22%以上。其他機關、學校承擔近20%。同時，先後三次開展“精兵簡政”，減少行政機關人員職數。多管齊下，減少和降低“公家人”對於公糧供給的依賴度，相應的，邊區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
與此同時，在廣大的邊區農村轟轟烈烈地組織開展優待難民、善待外來務工者、開墾荒地、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改良種植技術、減租減息、鼓勵勞動合作、獎勵勞動模範等一系列活動，通過政策引導、政府扶持、技術支撐、典型示範等切實有效的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初步改進了農業生產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勞動生產觀念，從而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發展，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活溫飽問題。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暨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與第三屆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南門外隆重舉行。這在當時就被稱頌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勞動英雄及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農民們自豪地說，生產勞動可以“中狀元”，這是開天闢地以來所沒有的新鮮事。會議期間，在185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中，評選出25位特等勞動英雄，每人榮獲獎金3萬元，並得到毛澤東等領導的親筆題字。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招待會，招待勞動英雄們。中央主要領導全部到會，向勞動英雄們表示祝賀。
從飢餓到溫飽，從逃荒避難到開荒移民，邊區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勵農業生產，引導農民發家致富，農民們很快就從咒罵毛澤東轉而歌頌毛澤東。
五
1942年底，毛澤東在接見西北局高幹會表彰的勞動模範時，詢問他們生活中還有什麼困難。來自農村的勞動英雄代表說：現在我們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回答：要做好民眾衛生工作，做到人財兩旺。並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民眾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機關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農村民眾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乾。“民眾的衛生工作是每個醫院、醫務所的重要業務之一。醫務幹部做民眾工作，是每一醫務戰線的共產黨員革命者應有的品質。”這是將民眾衛生工作上升到黨性原則的高度來對待的。“今後無條件的為老百姓看病，及辦理鄉村衛生，是每一個衛生單位的任務。”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屬於中央軍委系統的軍隊醫療機構，主要為中央軍委所屬單位和駐延安地區各部隊，以及從前線轉送到延安的傷病員服務。該院積極回響中央號召，在繼續服務軍隊的同時，增加對邊區民眾服務。1944年1～6月，為周邊民眾門診、出診病人1096人次。當時門診和住院都不收費，藥品、檢驗、手術都免費。住院交不起飯費時，也是免費。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屬，春節期間紛紛來到醫院，給醫生護士們拜年，軍民之間極為親熱。
如果說戰爭環境下，軍隊醫療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採用中藥製品，那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環境下，為了改善民生，發展生產，爭取民心，動員民力，進行抗日民主政權建設，面臨著一個更大更複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邊區民眾反映最強烈的“財旺人不旺”，即保障全邊區150萬人口的生命健康。龐大的人口醫療需求，有限的現代西醫條件，執政者不得不打破條條框框，協調組織所有醫療資源，倡導中西醫團結合作。這些創造性的舉措，預示著用科學改造傳統，用中國特色對待西方思想理論的現代革命文化價值取向。
六
延安是時尚的，延安是開放的。
中國現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關注，始於延安。在國民黨軍事“圍剿”、新聞封鎖的形勢下，偏居一隅的陝北延安，能打開通向全中國、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的功勞。
延安時期，先後有美、英、蘇、德、加、波、朝、日、印度、紐西蘭等十多個國家100餘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陝甘寧邊區訪問或工作。他們中有記者、學者、作家、醫生、技術人員、軍事顧問和社會活動家等。就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和國際文化交流，以及其個人命運浮沉來說，最富傳奇性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職的援華醫生；規格最高，能量最大，對歷史格局形成最有影響的是美軍觀察組及美國政府要員。
史沫特萊不僅把交際舞帶給延安，而且還在革命隊伍里發起節育運動、捕鼠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毛澤東，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豪言壯志傳播給世界。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延安，堅持在抗戰前線為八路軍和根據地民眾義務服務，把志願者精神發揮到極致。朝鮮青年鄭律成用自己的藝術才思，譜寫了《八路軍進行曲》，後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1947年1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中共中央計畫撤離延安。斯特朗請求自己能被留下來，同延安人民一道撤離，過游擊生活。這個請求被婉言拒絕時，58歲的她禁不住哭了起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她急切盼望著到中國來。途經蘇聯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國政府刁難。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來到中國。1970年3月不幸病逝於北京，她最後的歸宿融入了心靈最溫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孑然一身，在英國牛津大學醫院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一封“遺囑”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裡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那就是忠於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於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個英國“人民代表團”帶到中國，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初與斯諾最早進入陝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遺願，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火化後，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帶回美國，還有一部分撒在延河裡。
最早把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傳播到世界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邀請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後三次訪問中國。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內瓦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在我死後，我願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生前一貫做的那樣。美國撫育、培養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將匯人大西洋，流到歐洲和人類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兩年後，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國故土。
延安，中國，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懷，吸引著天下的朋友，安頓著一代同樣有血性的國際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其抗日主張、以其清明政治，還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朴、陳嘉庚、黃炎培等當時諸多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們從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兩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交流對於國內形勢的觀點，在與中共領導人的辯論中和事實面前逐漸折服；陳嘉庚通過細節觀察，找到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黃炎培為中共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所打動。
這些愛國民主人士，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1949年後選擇留在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
一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個時代的先鋒，延安是孕育新中國的搖籃。
延安十年(1937～1947)，黃土地上，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從這裡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裡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從這裡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長的合理性、發展的突破性，從而贏得民心、贏得天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題、一個深刻的學術課題，也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啟發意義的社會話題。在21世紀後現代中國與全球化語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會，重塑延安精神傳統，可以激勵人生，鍛造團隊，啟發事業，昭示後鯤。
二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小城延安頓時成為充滿朝氣的年輕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政治主張，眾望所歸。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一松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奔向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介紹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這裡獲準去延安。
另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在校學生4．2922萬人，至1940年減至3萬餘人。大約有1．2萬學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的主張變成了黨的政策，促成了一個時代的先鋒行動。1937～1942年間，延安先後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陝北公學(陝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女大)、延安自然科學院、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軍事學院、農業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醫大)、俄語專科學校(俄專)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桂林、蘭州、迪化(烏魯木齊)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千方百計將知識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延安對所有教育基本實行免費。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延安社會，“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組織起來，閒散人員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來進行改造，所以社會清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人們，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種境界。“我們住的窯洞的門，都是沒有鎖的，只有一個鐵絲鉤鉤在裡頭。據說根本不用鎖，只是怕夜裡有狼進屋才鉤住點。……人們外出時根本就用不著鎖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會有人送回來給你。”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經常可以看到報眼或邊角處刊登的拾物招領啟事，小到鋼筆，大到騾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婦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貴陽、重慶、西安等地，經過七個多月的輾轉跋涉，終於來到憧憬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情不自禁地驚嘆：“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鬥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
延安馬列學院被稱為當時延安最高學府，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身份，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他主張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每次課程由教師主講後，都安排學員討論，鼓勵大家聯繫實際，開拓思路。誰也不怕說錯了話，彼此之間不扣帽子，更不記賬。各班組各年級之間還經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門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講演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幾年時間裡，他們先後辯論的話題有：抗日戰爭是持久論還是速勝論；帝國主義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統一戰線能否長久不變；希特勒是真才能還是假才能；等等。據當時經歷者回憶，爭論得十分激烈，時而引起鬨笑，問題愈辯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認識都擺出來解決。那種暢所欲言，敢於暴露思想，虛心探討，相互學習，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給參與者終生難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在5月2日第一次會上發表講話(即後來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序言部分)，引起與會代表或贊成或附和或反對的不同聲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會和23日第三次會上的激烈爭論。毛澤東全程參加會議，認真聽取代表們發言，包括批評和反對意見，到第三次會議下半場才一一作答，並且自稱這次講話是代表們出題目，讓他來交答卷。
對別人的寬容，本質上是出自於對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為了徵詢文藝界意見，先後拜訪或約見很多文藝家談話。時任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塞克，才大氣粗，性格剛直，接到毛澤東約請通知後，竟然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勸導下，塞克還是應約去了。走到楊家嶺，他發現沿路崗哨全撤了，很遠就看見毛澤東已經站在窯洞外等候了。那天他們談了四五個小時，毛澤東還留他一起共進午餐。後來，他感到慚愧，不該那么怪異囂張。
整風運動後，這些專職作家、藝術家們紛紛離開窯洞，打起背包，深入鄉村、工廠，組織開展民眾性的革命秧歌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組織人民民眾自己管理各級政權的有益嘗試。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對內是為了爭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對外是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既合作又鬥爭，爭奪民心所向，從而獲得政權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邊區中央局發出指示，要求在選舉活動中徹底貫徹“三三制”原則，建立模範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並要求將“‘三三制’政策，不僅要實行於議會，還要實行於政府機關中”，“在這次選舉活動中，應仔細的有步驟的大膽的選舉非党進步人士到政府機關為行政人員，雖然在數量上不應機械的湊足三分之二，但過去某些黨包辦式的辦法，必須堅決的糾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權主張來重新檢驗邊區各項工作，來統領各種社會政策與立法。同時，成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起草委員會，依據“三三制”政權精神，重新起草邊區施政綱領，以作為共產黨參加邊區選舉活動的施政綱領。
1941年春夏時節，整個邊區都全力以赴開展基層民主選舉運動，創造了丟豆豆、扎香洞、摺紙條、畫槓槓等多種多樣的選舉形式，別具民間特色。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有如吹遍邊區每個村莊角落的春風，成為鄉村裡的節日。
延安城裡各機關單位也參加競選活動，其中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學校和日本工農學校四個單位作為一個選區，競選一個邊區參議員代表。時任魯藝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周揚，作為魯藝推舉的候選人，組織的競選宣傳最出彩。學生會組織學生們敲鑼打鼓，扛著周揚的巨幅畫像，到延安城裡和南門外新市場，用演出街頭劇的方式，宣傳周揚。選舉結果各種回憶錄說法不同，或說周揚當選，或說郭化若當選。其實是邊區政府將這幾位候選人全部聘任為邊區參議員，結果讓大家都滿意。
1941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最被人稱道的事，是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提案並被接受。李鼎銘以非黨員身份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隨後，李鼎銘乘坐毛澤東安排的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福特牌小轎車，榮歸故里。他到處宣傳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好，將自己在邊區參議會上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在家鄉停留約兩個月後，年屆花甲的李鼎銘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裸捐給政府。
四
小米加步槍，是延安生活寫照，是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歷史象徵。
革命不是為了吃飯，但吃飯是革命隊伍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八路軍最初編制4．5萬人，每月軍餉50萬元；再加新四軍軍餉，每月總計60萬元。這些軍餉領取後，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處)統籌安排，其中有一定數額戈0撥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斷絕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供應，並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經濟封鎖，致使延安物質生活非常困難。
財政經濟困難，影響到邊區民眾的生活，表現為糧食緊缺和公糧繳納負擔過重。1941年6月3日下午，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議正在邊區政府小禮堂舉行。突然一聲巨響，雷電穿入會議室內，擊中廊柱，造成一死七傷的慘痛傷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舉行追悼會。孰料這次自然傷害事故傳到邊區老百姓口中，卻成了轉達發泄對政府、對共產黨不滿情緒的某種“天意”。當時有一位到延安南門外新市場趕集的農民聽到噩耗，不但沒有悲哀之意，反而藉機發泄道：“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
邊區農民負擔最重的1941年，人均負擔1斗4升8合，占年收穫量的13．85%。當年邊區農民人均糧食擁有量僅為1石1斗1升，繳納公糧後，人均餘糧不足1石，再扣除種子糧，農民實際糧食消費每天只有六七兩。平均數如此，在平均線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艱難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陝北整體年景為平年，局部地區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導致部分民眾生活發生極大的困難。甚至出現志丹縣哄搶糧食，安塞縣農民逃荒遷徙現象。
1942年中央號召開展全面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要求各級各類機關、學校、軍隊通過開墾荒地，多種經營，生產自救，逐步實現“耕三餘一”、“耕二餘一”的目標。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邊區當年墾荒面積超過100萬畝，其中軍隊承擔20多萬畝，約占22%以上。其他機關、學校承擔近20%。同時，先後三次開展“精兵簡政”，減少行政機關人員職數。多管齊下，減少和降低“公家人”對於公糧供給的依賴度，相應的，邊區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
與此同時，在廣大的邊區農村轟轟烈烈地組織開展優待難民、善待外來務工者、開墾荒地、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改良種植技術、減租減息、鼓勵勞動合作、獎勵勞動模範等一系列活動，通過政策引導、政府扶持、技術支撐、典型示範等切實有效的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初步改進了農業生產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勞動生產觀念，從而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發展，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活溫飽問題。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暨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與第三屆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南門外隆重舉行。這在當時就被稱頌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勞動英雄及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農民們自豪地說，生產勞動可以“中狀元”，這是開天闢地以來所沒有的新鮮事。會議期間，在185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代表中，評選出25位特等勞動英雄，每人榮獲獎金3萬元，並得到毛澤東等領導的親筆題字。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招待會，招待勞動英雄們。中央主要領導全部到會，向勞動英雄們表示祝賀。
從飢餓到溫飽，從逃荒避難到開荒移民，邊區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勵農業生產，引導農民發家致富，農民們很快就從咒罵毛澤東轉而歌頌毛澤東。
五
1942年底，毛澤東在接見西北局高幹會表彰的勞動模範時，詢問他們生活中還有什麼困難。來自農村的勞動英雄代表說：現在我們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回答：要做好民眾衛生工作，做到人財兩旺。並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民眾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機關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農村民眾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乾。“民眾的衛生工作是每個醫院、醫務所的重要業務之一。醫務幹部做民眾工作，是每一醫務戰線的共產黨員革命者應有的品質。”這是將民眾衛生工作上升到黨性原則的高度來對待的。“今後無條件的為老百姓看病，及辦理鄉村衛生，是每一個衛生單位的任務。”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屬於中央軍委系統的軍隊醫療機構，主要為中央軍委所屬單位和駐延安地區各部隊，以及從前線轉送到延安的傷病員服務。該院積極回響中央號召，在繼續服務軍隊的同時，增加對邊區民眾服務。1944年1～6月，為周邊民眾門診、出診病人1096人次。當時門診和住院都不收費，藥品、檢驗、手術都免費。住院交不起飯費時，也是免費。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屬，春節期間紛紛來到醫院，給醫生護士們拜年，軍民之間極為親熱。
如果說戰爭環境下，軍隊醫療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採用中藥製品，那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環境下，為了改善民生，發展生產，爭取民心，動員民力，進行抗日民主政權建設，面臨著一個更大更複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邊區民眾反映最強烈的“財旺人不旺”，即保障全邊區150萬人口的生命健康。龐大的人口醫療需求，有限的現代西醫條件，執政者不得不打破條條框框，協調組織所有醫療資源，倡導中西醫團結合作。這些創造性的舉措，預示著用科學改造傳統，用中國特色對待西方思想理論的現代革命文化價值取向。
六
延安是時尚的，延安是開放的。
中國現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關注，始於延安。在國民黨軍事“圍剿”、新聞封鎖的形勢下，偏居一隅的陝北延安，能打開通向全中國、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的功勞。
延安時期，先後有美、英、蘇、德、加、波、朝、日、印度、紐西蘭等十多個國家100餘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陝甘寧邊區訪問或工作。他們中有記者、學者、作家、醫生、技術人員、軍事顧問和社會活動家等。就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和國際文化交流，以及其個人命運浮沉來說，最富傳奇性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職的援華醫生；規格最高，能量最大，對歷史格局形成最有影響的是美軍觀察組及美國政府要員。
史沫特萊不僅把交際舞帶給延安，而且還在革命隊伍里發起節育運動、捕鼠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毛澤東，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豪言壯志傳播給世界。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延安，堅持在抗戰前線為八路軍和根據地民眾義務服務，把志願者精神發揮到極致。朝鮮青年鄭律成用自己的藝術才思，譜寫了《八路軍進行曲》，後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1947年1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中共中央計畫撤離延安。斯特朗請求自己能被留下來，同延安人民一道撤離，過游擊生活。這個請求被婉言拒絕時，58歲的她禁不住哭了起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她急切盼望著到中國來。途經蘇聯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國政府刁難。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來到中國。1970年3月不幸病逝於北京，她最後的歸宿融入了心靈最溫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孑然一身，在英國牛津大學醫院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一封“遺囑”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裡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那就是忠於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於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個英國“人民代表團”帶到中國，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初與斯諾最早進入陝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遺願，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火化後，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帶回美國，還有一部分撒在延河裡。
最早把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傳播到世界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邀請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後三次訪問中國。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內瓦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在我死後，我願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生前一貫做的那樣。美國撫育、培養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將匯人大西洋，流到歐洲和人類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兩年後，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國故土。
延安，中國，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懷，吸引著天下的朋友，安頓著一代同樣有血性的國際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其抗日主張、以其清明政治，還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朴、陳嘉庚、黃炎培等當時諸多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們從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兩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交流對於國內形勢的觀點，在與中共領導人的辯論中和事實面前逐漸折服；陳嘉庚通過細節觀察，找到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黃炎培為中共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所打動。
這些愛國民主人士，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1949年後選擇留在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