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群故事》內容包括：“堅強的老戰士”徐特立、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李有源與《東方紅》的誕生、孫萬福與《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棗園鄉一戶特殊的居民、幸福渠水流不盡、讓民眾坐在前頭、毛澤東和他的農民朋友們、讓兒子去上“勞動大學”、毛澤東與勞動英雄楊步浩等。
基本介紹
- 書名：延安時期黨群故事
-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 頁數：157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共黨史出版社
- 作者：王健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982644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延安時期黨群故事》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王健，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黨性教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長期致力於延安精神和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的教學與研究。陝西省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會理事、陝西毛澤東思想研究會理事。在國內各類期刊公開發表文章30餘篇，主編教材2本，參編教材9本。曾獲陝西省教工委教學比賽二等獎、西安工業大學課堂“教學明星”等稱號。近年來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XBG008）《黨的理論建設的延安經驗》，主持參與多項陝西省和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科研基金項目課題。
圖書目錄
聽到咒罵之後/1
廣納黨外人士之諫/8
《甲申三百年祭》是怎樣被列為整風檔案的/16
一口“紅軍鍋”/25
謝覺哉：“與民謀利更孜孜”/28
“人人爭識林老頭，親切有如家人父”/34
“堅強的老戰士”徐特立/41
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45
李有源與《東方紅》的誕生/53
孫萬福與《咱們的領袖毛澤東》/62
棗園鄉一戶特殊的居民/68
幸福渠水流不盡/76
讓民眾坐在前頭/80
毛澤東和他的農民朋友們/85
讓兒子去上“勞動大學”/91
毛澤東與勞動英雄楊步浩/100
張思德與《為人民服務》/107
民眾叫他“馬青天”/115
隴東出了個“王善人”/122
延安“包公”雷經天/127
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133
延安窯洞話民主/137
時刻把民眾利益掛在心上/144
鑄造人民的銅牆鐵壁/148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153
廣納黨外人士之諫/8
《甲申三百年祭》是怎樣被列為整風檔案的/16
一口“紅軍鍋”/25
謝覺哉：“與民謀利更孜孜”/28
“人人爭識林老頭，親切有如家人父”/34
“堅強的老戰士”徐特立/41
董必武：為六角錢寫檢討/45
李有源與《東方紅》的誕生/53
孫萬福與《咱們的領袖毛澤東》/62
棗園鄉一戶特殊的居民/68
幸福渠水流不盡/76
讓民眾坐在前頭/80
毛澤東和他的農民朋友們/85
讓兒子去上“勞動大學”/91
毛澤東與勞動英雄楊步浩/100
張思德與《為人民服務》/107
民眾叫他“馬青天”/115
隴東出了個“王善人”/122
延安“包公”雷經天/127
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133
延安窯洞話民主/137
時刻把民眾利益掛在心上/144
鑄造人民的銅牆鐵壁/148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153
序言
延安，位於黃土高原的陝甘寧三省交界處，自然條件惡劣，地廣人稀，生產落後。抗戰爆發後，邊區政府執行了“爭取外援，休養民力”的方針。邊區政府和軍隊的財政開支，相當部分來源於外援：國民政府劃撥的經費，以及華僑、國際友人的捐贈。但是，1939年後，因天災人禍的影響，邊區經濟出現嚴重困難，軍隊人數增加，脫產人員增多，農民稅收加重，以致軍民在生活中產生了矛盾。
尤其是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在經濟上嚴禁國統區物資特別是布匹、棉花、藥品、電訊器材、糧食等軍需品流入邊區，叫囂“不準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邊區，使邊區對外貿易幾乎斷絕。1940年10月，國民政府又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軍餉，同時對邊區實行斷郵，致使整個外援全部無法匯兌。
財源枯竭使得邊區政府不得不把稅收轉移到當地人民身上。1939年前邊區政府每年徵收的公糧數額不過1萬多石，1939年猛然提升到了5萬多石，1940年，邊區政府不得不計畫征糧10萬石．1941年公糧收繳達到20萬石，短短兩三年間翻了近20倍。隨之．邊區出現了黨群關係不融洽、不協調的現象。軍隊紀律有所鬆懈，不尊重和侵犯民眾利益的事時有發生；地方上一些幹部民眾把軍隊利益和民眾利益對立起來，對軍隊漠不關心，遇到糾紛時，不責己，只苛求政府。1939年冬，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到駐永坪的警備四團檢查工作，團長匯報說，戰士向老百姓借鍋，有的老鄉不借，還把鍋沉到水塘里；炊事班到老鄉家裡做飯，老百姓把煙筒堵起來。1940年的一次座談會上，留守兵團的一些領導說：“老百姓越來越凶了，不給部隊房子住，大冷的天讓部隊住在露天裡”，“老百姓動不動就要拉我們去見毛主席”，等等。1941年秋，還發生了三五九旅的兩位排長與延長縣大隊在縣政府院內互相衝突的事件。還有軍隊為解決住宿修建房屋占了農民的平地，很讓農民受損失；運鹽時，部隊用公家騾馬，費用少，成本低，老百姓用自己騾馬，費用多，成本高；部隊開旅社和騾馬大車店，吃的是公家飯，收費低，而老百姓開的旅社和騾馬店，吃的是自己飯，收費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隊少；軍民為了生產占荒山也常常引起糾紛。軍隊人員增多，民眾負擔加大，形成了“魚大水小”的狀況；軍民矛盾逐漸加劇，核心是對生活利益的爭奪，嚴重影響了黨群、幹群關係。
怎么解決好這個矛盾，成為擺在黨的領導人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聽到老百姓對他的咒罵聲後，非但沒有生氣，還進行了調查研究，做了妥善處理，把“壞事”變成“好事”；他廣納黨外人士之諫，與周圍的農民交朋友；從關心民眾吃水、看病、生孩子、看戲等小事入手，帶頭貫徹民眾路線；在領袖人物帶動下，大批領導人率先垂範：有時刻把民眾利益掛在心上的周恩來、朱德；有為六角錢向黨中央寫檢討的董必武；有“親切有如家人父”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有“與民謀利更孜孜”的謝覺哉；有被民眾稱為“馬青天”“王善人”的馬錫五、王維舟；等等。一批批典範切實踐行民眾路線，維護和代表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陝北人民終於發自內心地唱出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東方紅》。
不僅如此，為了從根本上減輕人民民眾的負擔，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在陝甘寧邊區開展起來。軍隊在生產中，為了不與農民發生耕地衝突，大多在郊外荒地屯墾，戰士自己搭草棚、挖窯洞、打造農具、購買耕畜。軍隊開辦的紡織廠、鞋廠、肥皂廠等工廠出產的產品，向當地老百姓供應。農民在生產技術上和軍隊官兵交流，取長補短。軍民在農業生產、經濟發展中互相幫助，改善了生活、繁榮了市場。軍隊做到自產自給自足，大大減輕了邊區人民的壓力，改善了軍民之間的關係，老百姓同聲稱頌：‘入路軍既能打仗，又能生產，又能與人民打成一片，從古到今哪裡有過這樣的軍隊？”
說到共產黨和民眾的關係，當時李維漢說它好比魚和水的關係。毛澤東看到後批示道：“水可以沒有魚，魚不能沒有水”，進一步闡明了黨絕對不能脫離民眾的深刻道理。他還在給中共葭縣縣委題詞時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是延安時期黨的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一種好的工作作風，從而確立了黨的民眾觀點和民眾路線。
本書主要是敘述延安時期老一輩革命家與人民民眾之間發生的故事，故事雖小，但內容很真實，也很感人，細節之中折射出革命先輩的人格魅力。在全黨開展“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際。用生動、感人、鮮活的“典型故事”輔助黨員幹部學習，希望能對廣大黨員幹部提高思想境界，加強黨性修養有所啟迪。
尤其是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在經濟上嚴禁國統區物資特別是布匹、棉花、藥品、電訊器材、糧食等軍需品流入邊區，叫囂“不準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邊區，使邊區對外貿易幾乎斷絕。1940年10月，國民政府又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軍餉，同時對邊區實行斷郵，致使整個外援全部無法匯兌。
財源枯竭使得邊區政府不得不把稅收轉移到當地人民身上。1939年前邊區政府每年徵收的公糧數額不過1萬多石，1939年猛然提升到了5萬多石，1940年，邊區政府不得不計畫征糧10萬石．1941年公糧收繳達到20萬石，短短兩三年間翻了近20倍。隨之．邊區出現了黨群關係不融洽、不協調的現象。軍隊紀律有所鬆懈，不尊重和侵犯民眾利益的事時有發生；地方上一些幹部民眾把軍隊利益和民眾利益對立起來，對軍隊漠不關心，遇到糾紛時，不責己，只苛求政府。1939年冬，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到駐永坪的警備四團檢查工作，團長匯報說，戰士向老百姓借鍋，有的老鄉不借，還把鍋沉到水塘里；炊事班到老鄉家裡做飯，老百姓把煙筒堵起來。1940年的一次座談會上，留守兵團的一些領導說：“老百姓越來越凶了，不給部隊房子住，大冷的天讓部隊住在露天裡”，“老百姓動不動就要拉我們去見毛主席”，等等。1941年秋，還發生了三五九旅的兩位排長與延長縣大隊在縣政府院內互相衝突的事件。還有軍隊為解決住宿修建房屋占了農民的平地，很讓農民受損失；運鹽時，部隊用公家騾馬，費用少，成本低，老百姓用自己騾馬，費用多，成本高；部隊開旅社和騾馬大車店，吃的是公家飯，收費低，而老百姓開的旅社和騾馬店，吃的是自己飯，收費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隊少；軍民為了生產占荒山也常常引起糾紛。軍隊人員增多，民眾負擔加大，形成了“魚大水小”的狀況；軍民矛盾逐漸加劇，核心是對生活利益的爭奪，嚴重影響了黨群、幹群關係。
怎么解決好這個矛盾，成為擺在黨的領導人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聽到老百姓對他的咒罵聲後，非但沒有生氣，還進行了調查研究，做了妥善處理，把“壞事”變成“好事”；他廣納黨外人士之諫，與周圍的農民交朋友；從關心民眾吃水、看病、生孩子、看戲等小事入手，帶頭貫徹民眾路線；在領袖人物帶動下，大批領導人率先垂範：有時刻把民眾利益掛在心上的周恩來、朱德；有為六角錢向黨中央寫檢討的董必武；有“親切有如家人父”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有“與民謀利更孜孜”的謝覺哉；有被民眾稱為“馬青天”“王善人”的馬錫五、王維舟；等等。一批批典範切實踐行民眾路線，維護和代表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陝北人民終於發自內心地唱出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東方紅》。
不僅如此，為了從根本上減輕人民民眾的負擔，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在陝甘寧邊區開展起來。軍隊在生產中，為了不與農民發生耕地衝突，大多在郊外荒地屯墾，戰士自己搭草棚、挖窯洞、打造農具、購買耕畜。軍隊開辦的紡織廠、鞋廠、肥皂廠等工廠出產的產品，向當地老百姓供應。農民在生產技術上和軍隊官兵交流，取長補短。軍民在農業生產、經濟發展中互相幫助，改善了生活、繁榮了市場。軍隊做到自產自給自足，大大減輕了邊區人民的壓力，改善了軍民之間的關係，老百姓同聲稱頌：‘入路軍既能打仗，又能生產，又能與人民打成一片，從古到今哪裡有過這樣的軍隊？”
說到共產黨和民眾的關係，當時李維漢說它好比魚和水的關係。毛澤東看到後批示道：“水可以沒有魚，魚不能沒有水”，進一步闡明了黨絕對不能脫離民眾的深刻道理。他還在給中共葭縣縣委題詞時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是延安時期黨的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一種好的工作作風，從而確立了黨的民眾觀點和民眾路線。
本書主要是敘述延安時期老一輩革命家與人民民眾之間發生的故事，故事雖小，但內容很真實，也很感人，細節之中折射出革命先輩的人格魅力。在全黨開展“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際。用生動、感人、鮮活的“典型故事”輔助黨員幹部學習，希望能對廣大黨員幹部提高思想境界，加強黨性修養有所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