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作17.5×57.5,款署“更甡”。康有為書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康時年50歲。此時“康體”書法已具規模,但尚不能和後來一些雄渾大氣的作品相提並論。是年,康有為繼續他的漫遊世界之旅,農曆二月抵埃及並登金字塔。他揮毫字下作於五年前的“癸卯正月大吉嶺臥病絕糧”詩作
。
康有為一生除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著述,講學之餘,對書法情有獨鐘,貢獻殊大。他繼包世臣《藝舟雙楫》後撰《廣藝舟雙楫》,鼓吹碑學,影響十分重大。康氏本人也身體力行,漫淫於《瘞鶴銘》、《雲峰山刻石》、《石門銘》等碑刻,書法絞轉生辣、奔放有力,追求厚重與氣勢。康氏曾自評其書雲“吾執筆用九江先生法,為黎謝之正傳;臨碑用包慎伯法,慎伯問於頑伯者,通張廉卿之意而知下筆用墨。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渾至之,或可語於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