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國的庚子義和團運動引致八國聯軍武力干涉（1900年為中國的庚子年）。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了《辛丑條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庚子退款
- 外文名：A boxer refund
- 發生時間：1900年
- 簽訂條約：《辛丑條約》
背景簡介,首次退款,退款辦學,第二批,日本表現,
背景簡介
此條約共12款，19個附屬檔案 《辛丑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982238150兩，是為“庚子賠款”。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箇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
庚子賠款以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關也歸海關管理。這項巨額賠款使中國社會經濟進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國的分配率以俄國最多，其中俄國以出兵滿洲，需費最多，故所得額最大，為1億3037多萬兩。計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餘都不足1%。還本付息定在上海辦理，先由滙豐﹑德華﹑道勝﹑匯理﹑正金五銀行經收。次年美國花旗銀行在上海設行，參加組成銀行委員會，所收本息攤交各國所定銀行。清政府以關稅收入僅能抵償舊借外債，為籌還賠款計，將年額2121萬餘兩攤派各省﹑關，從而引起田賦﹑丁漕﹑糧捐﹑契稅﹑當稅﹑鹽斤加價﹑關稅﹑厘金﹑統稅和各種苛捐雜稅的不斷增加。在償還該賠款時銀價跌落，各國堅持按“應還日期之市價易金付給”，到1905年，鎊虧積欠120萬英鎊(合銀800萬兩)。4月26日清政府為支付這項差額，向滙豐銀行借款100萬英鎊，年息5厘，20年還清，本息合計1525000鎊。以關稅及山西省菸酒稅厘金作抵，債票按97%在倫敦發行，市價 99%～103%。這項借款實際是庚子賠款的追加負擔。
《辛丑條約》中規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國共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首次退款
退款一事的起因是《辛丑條約》未規定中國對列強的賠款以黃金還是以白銀來結算，故中國都是以白銀來結算，1904年部分列強提出以黃金來結算，美國為顯示其“公正”、“仁慈”，與中國協定賠款仍以白銀來結算，但美國旋即出爾反爾提出用黃金，時任駐美公使的梁誠先生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磋商，希望美國可以繼續用銀結算，在談話過程中梁誠先生提到：“用金用銀出入雖屬不多，唯美國假定答套用銀，將來別國尚有轉機；如果一律用金，以後就更難翻案了。敝政府所爭者即此，並非歧視貴國。現今為賠款而作的籌款，羅掘俱窮，一概還金，勢須加增租稅，民間難於負擔，仇洋之念將日益高漲，大局很可能受到動搖，禍患何堪構想。據說海約翰聞言，頗為動容，沉默良久，才慢慢地說：“庚子賠案實屬過多———”，以此為契機梁誠先生看到了美國可能承認其索款額過高，故改變策略，不在金銀問題上繼續糾纏，轉而要求美國放棄其超出“真正損失”的那部分賠款。於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退還不實賠款。經過幾年艱苦努力，最終促使美國議會在1908年通過退款決議。
第一次庚子退款的由來，雖有美國提倡可沒有任何國家回響美國的退款，所以第一次庚子退款，只有美國一家。
梁誠先生在1903年接任駐美公使就著手調查，並已掌握美國索款額遠超出其出兵中國軍費及在華商人、傳教士的生命財產損失，故在海約翰提到索賠過高后立刻“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沒有梁誠先生的那段話，何來海約翰的“一隙之明”，更沒有後面的庚子退款，這可是對中國文化造成重大影響的一個事件。雖然在梁成先生的不懈努力下，羅斯福總統和海約翰國務卿為代表的一批美國上層已承認即便按照列強的強盜邏輯，美國在庚子賠款中也是勒索過甚，並初步達成以其多要部分為資金，支持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意向，可美國仍是遲遲未作出“退款”的決定。
1905年因為美國的排華法案、粵漢鐵路等問題，中國和海外華僑界爆發了大範圍的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一時之間美國對華出口銳減，美國一批“心地善良”的“有識之士”開始遊說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戰略，以教育為突破口在中國培養代理人，如明恩溥和伊利諾斯大學校長詹姆斯，加之梁成先生的上下奔走，最終美國在1908年承諾將庚子賠款中的近半數（約1160萬美元）作為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之用。這裡不得不提到的還有，當時中國赴美留學的人數遠少於赴歐和赴日留學的人數。
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他建議總統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發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應該多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去美國留學。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鼓吹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7年12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咨文國會退還部分庚款，經兩院討論通過，次年5月25日，批准生效。並通知清政府聲明在更換執政人員時，都不能將該款移作他用。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當時為什麼美國人想用退賠的庚款辦學呢？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1908年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歷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並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餘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
同時，中美雙方還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於是，1909年6月，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
從1909年起，美國每次收到屆時應付之庚款時，即取出其中一部分交還中國政府，作為中國興學專款。當時決定兩個項目：辦清華學校和資助中國留美學生。
1909年8月，內務府將皇室賜園---清華園，撥給學務處，作為游美肆業館的館址，學務處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學生，從630名考生中，錄取了47人，於10月份赴美。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10年8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70人。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55名。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將其餘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成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或稱“中國基金會”），掌管的金額為1254·5萬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託管董事會。其中的相當部分金額以獎學金的方式提供給清華大學。由於這樣的一種特殊的經費來源和運作模式，清華從創建伊始，在諸多方面就已經具備了自己的一些特別的優勢和辦學條件，也因此而有別於國內的其他大學。這樣的環境也給了梅貽琦治校在客觀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提供了必要的辦學條件。國外的歷史學家評論道：“清華其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當其他院校求助於軍閥政 權不穩定的施捨時，清華的年度預算是有保障的。”這種觀點雖暗含誇大美國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還是公允的。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清華人”幾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華基金”的傑出教育家梅貽琦先生到台灣後，又利用這筆款項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
由於清華的經費來源較為充裕，使其辦學亦有相當的自主性，這些條件又對治校方面自然產生一些影響，促進了清華在學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運行機制上逐漸地形成一套獨立的、具有清華自身特點的東西，並由此產生了一些特殊的體制和風格，乃至後來清華校風與學風的逐步形成，都與此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而這種特徵較明顯的反映出來的一個例證，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華大學出現的幾次大規模的學校風潮。其中，清華校長多次易人，竟有十幾任之多，甚至出現清華幾年沒有校長，由校務會議維持的尷尬局面。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畫，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胡適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
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
退款辦學
美國退款辦學用意
如何使用這筆退款，清政府內部有不同的聲音。北洋大臣袁世凱主張這筆錢用於經濟建設，開發東北三省。但是美國政府堅持這筆錢用於教育，否則退款之事將拖延無望。當時為什麼美國人想用退賠的庚款辦學呢？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
一、自1898年張之洞發表《勸學篇》，鼓勵留學日本開始，中國留日學生日增。中國為了發展近代教育，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同時聘請大量日本教習來華任教。日本在華勢力日漸擴大，引起了美國的高度注意。美國駐華大使柔克義認為，教育可以使中國政治安定、商業繁榮，使中國成為富足的貿易夥伴。留美學生一旦成為北京領袖，美國將在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因此他們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二、在此之前，從1877年至1900年間，美國在中國辦了許多教會學校。美國在中國辦教會學校有著非常明確的目標，上海聖約翰校長卜舫濟把教會大學比作教會培養領袖人才的“設在中國的西點軍校”，還進一步認識到教育不僅僅是“實現目的之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
但是，當時清政府各省咨議局規定，官立學堂的畢業生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教會學校則否。因此，美國感到“教會學校……從未得到官僚階級的多少支持，而它的畢業生極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機會。……難得有一個人會獲得重要的位置。”而通過“退款辦學”，控制並借中國官方“自辦”的殼，登入中國主流社會這個“市”，更為有利。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制定庚子賠款的“退款”用於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正式宣布：“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眾之國能漸漸融洽於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
美國“退款辦學”之舉，顯然意在施加其在中國的影響，符合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面，退款辦學也為大批中國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現代科學文化教育的機會。由“退款辦學”建立的清華學堂，曾被稱作“賠款學校”。早年，清華學生也稱清華為“國恥紀念碑”，“清華不幸而產生於國恥之下，更不幸而生長於國恥之中。……不幸之中，清華獨幸而獲受國恥之賜。既享特別權利，自當負特別義務。”正是這種愛國精神與責任意識，形成了清華愛國、奉獻的光榮傳統，激發一代代清華學子將自己命運與祖國、民族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清華雖身負國恥的印記，但最終發展成為一所具有愛國革命傳統、為國家興盛和科技文化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學校。
第二批
第二批的庚子退款
1911年清政府垮台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京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並停付庚款。中國以十萬勞工為代價成為協約國一員，在一戰後成為戰勝國，大戰平息後，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退款被廣泛地套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這筆錢財發展軍備，建立教育，遂速成為20世紀的強盛帝國。
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世界格局急劇變化，對戰敗國德國和奧匈帝國（解體）的債務自然取消，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公開承認沙俄掠奪的非正義性並承諾放棄庚子賠款餘額，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將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只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1924年5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
1920年初，李石曾與蔡元培、吳敬恆，利用庚子賠款，創辦中法大學於北京。先生任董事長，蔡元培任校長。同年冬，蔡元培與先生再度赴法，與法國里昂市長赫禮歐，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等，合作設立里昂中法大學協會，決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學。
1924年，為消除蘇聯在華影響美國於決定將庚子賠款所餘款額（約1254.5萬美金）全部用於中國教育，成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或稱“中國基金會”），掌管的金額為1254·5萬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託管董事會。由蔣夢麟為董事長，董事14人。他們是：顏惠慶、張伯苓（南開大學校長）、郭秉文、范源濂、黃炎培、顧維鈞（巴黎和會拒簽契約的中國代表）、周詒春、施肇基、丁文江（以上華籍）孟祿、杜威、貝克、貝諾德、顧林（以上美籍）。具體管理該全部退款。基金董事會舉辦了多種事業。自1926年至1930年間，在南京的東南大學、成都大學、東北大學、武昌大學學校，設立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及教育心理學的科學教習。設定了科學研究教授席，科學研究補助金、社會調查所、華美協進社、靜生生物調查所、國立北平圖書館（大部分用於清華）。 1949年掌管“清華基金”的傑出教育家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負責人）先生到台灣後，又利用這筆款項創辦了新竹清華大學。
法國庚款退還餘額總數為39·158萬餘法郎，折合美金為7.555萬餘元。此項餘額總數，按照協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繼續墊借中法實業銀行，作為該行發行五厘美金公元擔保。而中法實業銀行即以此項美金債權，充作四項費用之用：1．換回遠東債權人所持之無利債券；2．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3．代繳中國政府未繳清之股本餘額；4．撥還中國政府所欠中法實業銀行貸款。1920年初，李石曾與蔡元培、吳敬恆，利用庚子賠款，創辦中法大學於北京。先生任董事長，蔡元培任校長。同年冬，蔡元培與先生再度赴法，與法國里昂市長赫禮歐，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等，合作設立里昂中法大學協會，決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學。
英國從1912年開始退還，亦堅持此款項用於中國教育事業。
這次所謂的退款行動得到列強的支持，從24年開始英、法、比利時、義大利、荷蘭等國相繼退款，但都指定款項用途。美、法、意、比、荷、英、俄七國退還中國之庚款“溢款”總數，約在海關銀三億兩左右，對興辦教育事業頗有效果，應當肯定。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欠日本之庚款停付，並進而廢除對日庚款。
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英簽訂條約，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自然也包括《辛丑條約》，庚款也予以取消。
日本表現
關於日本在庚子退款中的“表現”（附八國對比）
1919年德國與奧匈帝國戰敗，《凡爾賽和約》第128款規定德國放棄1917年3月14日以後的賠款，德國賠款即告終止。奧匈帝國一戰後瓦解，奧地利和匈牙利也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奧匈帝國賠款。
1917年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其中包括了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
1921年，美國帶頭把尚未償付的庚子欠款全部退還。美國的退款對各國均發生啟示作用，各國競相效仿。
1924年法國退還庚款；
1925年比利時訂立中比協定退還庚款；
1926年，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退款用於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同年，荷蘭將庚款全部還給中國，指定用於水利事業65%，文化事業35%；
1933年義大利退還庚款。
惟有日本的退款，波折很大，爭執頗多。庚子事變中日本獲益多多，對賠款的退還卻不積極、不配合，包藏禍心。日本的所作所為，為人所不齒。庚子年拳亂中，本對日本影響甚小----事實上，中國人和日本同文同種，當時的義和團並沒有把日本人當作金髮碧眼的洋人看待，但日本卻出兵積極，其目的是為了在列強面前顯示自己的國力，並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的影響，其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軍隊攻占天津後，搶銀23萬餘兩，在通州又搶銀12萬餘兩。攻占北京後，日軍搶在各國之前，先從戶部銀庫搶走291萬多兩銀子送到日本使館，繼則從戶部的緞匹庫和顏料庫搶走大量的綾羅錦緞，並洗劫了內務府倉庫，搶走所有的倉米和銀兩。據統計，日本搶劫的物品價值總計367萬餘兩。
日本的搶劫，都是有組織的軍隊行為，其搶劫的對象都是清政府的官衙，所搶劫的銀兩、武器、糧食大部分歸於國家，其中交給日本中央金庫193萬兩，占總額的66%，其餘的則歸陸軍省支配。也許正因為如此，日軍才較少去騷擾民間，而俄、德、英等國士兵多從民間搶劫。
不僅如此，日本在庚子賠款總額中，所得賠款本額占中國庚子賠款總數的7.7%。後在各國紛紛退賠庚子賠款時，日本態度消極，始終堅持以庚子退款的手段，在華搞所謂的“文化事業”。
1923年--1936年間，其部分事業略具親善旨意，但此時中日關係已經相當緊張，中國無一團體申請日本的退款補助。1936年以後，庚子賠款則全部用於侵華戰爭。
清華學堂的由來
京西北郊海淀，是清代皇家園林聚集的清幽勝地，其中，風景秀麗的清華園原稱熙春園。康熙、乾隆、嘉慶都曾多次來此歇息賞景。水木清華是北京清華園中最著名的景點，位於清華大學工字廳的北側。清華園的名字即來源於此，被稱作清華園“園中之園”。水木清華的荷花池是清華園水系兩湖一河之一（水木清華荷花池、近春園荷塘和萬泉河），水面積1000平方米，東邊有一條小河流出，注入荷花池荷塘月色景區。
水木清華的主體景觀是工字廳後面的一個荷塘，荷塘之畔垂楊山水之中掩映著一幢秀雅的古建築，常與頤和園中的諧趣園相比。荷塘南側的古建本為工字廳的後廈，為“水木清華”的正廊，正額“水木清華”據歷史記載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筆。
“水木清華”出於晉朝謝混詩：“惠風盪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正廊朱柱上懸有清代道光進士，鹹豐、同治、光緒三代禮部侍郎殷兆鏞的名聯：“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雲彩往東西南北去來淡盪洵是仙居。”1852年， 鹹豐皇帝即位後，把這裡改稱為兩部分，西部叫“近春園”，東部借用99年前乾隆皇帝在此處的題詞，把工字廳命名為“清華園”，清華園因此得名。水木清華的景觀設計者獨具匠心，用山林環攏著一泓碧水，山水之間掩映著兩座典雅的古亭，其中一亭中就懸掛著清華校徽的那座鐘。
1978年清華大學紀念朱自清逝世30周年，把近春園荷花池邊的古亭改名為“自清亭”，並於水木清華荷塘北側樹立朱自清教授的漢白玉塑像。但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所稱的荷塘並非水木清華的荷塘，而是清華園中另一景近春園的荷花池。
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攻陷北京，洗劫並焚燒了圓明園。大火一直燒過近春園，卻在接近清華園時漸漸熄滅，因此，清華園躲過一劫，依然是乾隆筆下的“水木清華”。
1909年8月，清朝內務部將已廢舊的清華園，也就是帶著長長遊廊的工字廳，撥作游美肄業館，並開始興建校舍。
1909年的10月，身穿250元銀洋特殊定製的洋裝，梅貽琦會同水皮在630名青年中考取的47名庚款留美生，乘“中國號”輪船由上海啟程，他們橫穿太平洋，抵達舊金山。這批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清華校長的金邦正，有著名的化學家張子高，著名生物學家秉志等，而梅貽琦日後不但也成為清華的終身校長，而且是清華崛起的關鍵人物之一。
從1909年到1911年，遊美學務處先後選派三批直接留美學生共180人，其中還有日後的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文化大家胡適，大法學家王世傑，大氣象學家竺可楨、建築大師梁思成（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主持設計者，老北京城的守護神）等享譽中外的名家。
參考資料：
天津檔案網 《庚子退款及用途》
中國網 《美國的庚子退款與清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