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天上尋（第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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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書中所記錄的人與事的時代順序排序，《良友》第6輯《幸福天上尋》可以說是中國半個世紀的生活縮影，從50年代的“反右”（民主統戰人士的遭遇）、“文革”、青海建設兵團、到“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和80年代的“理想年代”，直到當下的生存狀況，儘管每個人的記憶有著涇渭分明的差異，但卻都真實地呈現了每個不同年代的歷史烙印，“幸福天上尋”這個書名也就有了另外的寓意。

該輯《良友》有兩篇長文，一篇是《機關大院的故事》，一篇是《〈讀書〉十年·1987》。前者三萬多字，後者七萬多字。前者記敘的是北京一個民主人士生活的大院裡的故事，從50年代直到80年代，在作者張華的記憶里，“大院中活著的長輩已寥寥，曾經的玩伴不少也都離去。他們卻始終是我過去的一面鏡子，我怕在鏡中照到過去的自己。一幕幕悲劇與鬧劇曾輪番上演，看多了，心涼了，內心刻滿深深的恐懼，猶如不願做的噩夢始終徘徊難去，偶爾還會將我從夢中驚醒，一身冷汗……”後者是原《讀書》編輯揚之水當年的日記，儘管題目標明是她在1987年的日記，其實還有一個小小“引子”：日記是從1986年12月15日開始的，因為那一天她正式去三聯書店上班，第二天就到了《讀書》編輯部。1987年的日記也是到12月15日，對作者來說，正是她在《讀書》十年的第一年。正因為是“《讀書》十年”的第一年日記，意義自不同後來，從日記所寫的詳細和態度上，當和“習慣了此一工作”應有所不同。“老沈一清早來送稿子，並以本期幾篇稿子為題，向我大談《讀書》的辦刊宗旨，反覆強調：它是一份供中高級知識分子躺在床上閱讀，並能從中有所獲益的高級消遣品。又和他一起往趙一凡家賀喬遷之喜，編輯部的幾位先到了，趙一凡的夫人正坐在樓梯口的油鍋前煎藕夾……”這是作者的一則日記的片斷，從這片斷里當可讀出揚之水1987年《讀書》日記的特點所在：真實性和可讀性。等於以《讀書》為舞台，80年代的那些知識分子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我們眼前。

周昌義的《文壇那些事兒（3）》在該輯里是其長篇對話的尾聲了，主要談的是關於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的出版過程和《當代》如何處置王蒙的長篇小說《瘋狂的季節》。從周昌義的調侃的對話中，不難看出人文社大牌編輯如何把握和操作一部小說的故事，尤其是“為什麼要出”和“為什麼不能出”的區別，而他的對話也時時一針見血，譬如：出版社出書，第一看市場，第二才看好歹。《塵埃落定》遭遇退稿的時間，應該是1995、1996、1997那幾年。還記得不？《廢都》和《白鹿原》及陝軍東征是在1993年。那以後，長篇小說有了賺錢的可能。但對於大多數作品來說，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絕大多數作家，還只能自費出書。還有，《廢都》和《白鹿原》開拓的純文學市場，只適用於《國畫》和《滄浪之水》這一類緊貼現實的現實主義作品。不適用於現代主義先鋒們。《白鹿原》對於火爆了近十年的現代主義先鋒們其實是喪鐘，那以後，一切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維和正常人的口氣講故事的這主義那主義都被正常人視為“神經”，開始了永無休止的盤跌。九七年前後，恰恰是他們最淒涼的時候，堅持跟他們一起“神經”的期刊都開始了跟他們一起淒涼的絕路……

如果說周昌義所談是人文社如何出市場叫好的緊貼現實的現實主義作品，那么，戴煌的《一本書的寫作與出版》則性質和意義完全不同。戴煌所回憶的是自己寫作《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與出版該書的過程。1998年5月，該書第一次印刷就達15萬冊，各地的盜版就更多。但該書的出版卻是充滿了波折，在作者的記憶里仍記憶猶新：

幸福天上尋（第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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