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關注的是現代科學中的師承關係鏈及其影響。作者羅伯特·卡尼格爾在書中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充滿智慧、趣味、競爭和創新的奇妙的科研王朝,展現了一個由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著名科學家群體構築的世界,他們通過半個多世紀來在
生物醫學科學領域內的突破性貢獻,贏得了拉斯克獎及
諾貝爾獎。作者無比精彩地捕捉到那些工作上優秀的心靈和爆炸性人物的戲劇性表演——布羅迪和阿克塞爾羅德發現一種新奇的藥品泰諾,斯奈德和珀特破解了大腦的化學秘密等等。本書不僅讓我們看到觀念的爭執,實驗的成敗,對事業與關係的考驗,學術榮譽的得失,而且讓我們近觀所有那些科學實踐之中的深刻人性,領略那些令人難忘的探索者的經歷和事業。
圖書目錄
對本書的評價
內容提要
作者簡介
致謝
引言
第一章諾貝爾獎得主
第二章戰時緊急任務
第三章史蒂夫·布羅迪,甲基橙及新藥理學
第四章布羅迪和阿克塞爾羅德:“讓我們大膽地試一下”
第五章3號樓:“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召喚”
第六章分道揚鑣
第七章朱利葉實驗室
第八章黃金時代
第九章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第十章阿片受體:“瘋起來,去研究它”
第十一章拉斯克獎風波
第十二章師承鏈
第十三章1985年
第十四章尾聲:1993年
再版後記
作者簡介
作者:(美)羅伯特·卡尼格爾(Robert Kanigel)
羅伯特·卡尼格爾,巴爾的摩大學耶魯高登文學藝術學院語言、技術和出版設計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專業科學作家,著有《最佳途徑》等,曾獲“格雷迪斯塔克”科學寫作獎。他寫的傳記《知無涯者》是美國最暢銷的書之一,
媒體推薦
卡尼格爾廣泛採訪,並運用了大量軼事,來描述那種創造性與實驗風格的遺產,如何通過一條師徒鏈代代相傳,它始於香農並傳給布羅迪,然後到了阿克塞爾羅德,現在已傳送給斯奈德,並又傳到珀特那裡。
——《科學》
這本書真實可信。
——《美國醫學會會刊》
一段迷人的故事,再加上卡尼格爾巧妙地把它講述出來。
——《華盛頓郵報》
這是用多彩的線織就的絢麗外套,它把社會學和科學兩者的學識引人入勝地結合為一體。
——1973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 萊德伯格(Joshual kderberg),《愛西斯》
羅伯特·卡尼格爾一掃[隱藏]在科學恐懼症背後的那些假定,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儘管用了些不常用的“大詞兒”,但仍像雅姬·柯林斯的小說一樣巧妙地創作了本書。
——《芝加哥論壇報》
後記
《師從天才——一個科學王朝的崛起》(Apprentice ro Genius: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ry)中譯本準備再版,譯者們聞之欣然。
1996年夏,我在美國覓得此書後,曾走訪作者羅伯特·卡尼格爾(Robert Kanigel),他當即同意我們中國學者譯出他的兩部著作——其一為本書,另一本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A Life of the Genius Ramanuja後也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譯名《知無涯者——拉馬努金傳》。卡尼格爾的著作已譯為德、韓、日三種文字,其出版代理商Vicky Bijur Literary Agency對譯事也表示熱情支持。
但出書過程並不太順利。先是本人歸國途中箱子破損,以致丟失了此書及其他幾本書。回國後,只得另購。在聯繫出版社時又先後兩次碰壁。直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果斷地決定將本書納入“哲人石叢書”出版,時已近1999年底了。
為了加快譯書進度,我與出版社商定再找兩人合譯。我們三位譯者,算得上是“老、中、青”三代結合。我1947年畢業於輔仁大學英文系,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研究生英語多年,又在《大學英語》(College English)雜誌兼任編輯,退休後仍讀書教課,譯作不輟。閆鮮寧自1974年起一直從事翻譯工作,1989—1994年任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商務處及美國芝加哥領事館商務組外交官,退休後做了自由譯者,翻譯和校對圖書數十種。張新穎1991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外語系,1991—1999年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記者和編輯,後從事英語特稿采寫及翻譯工作,現旅居澳大利亞,為澳大利亞華人作家協會會員,筆名“新穎”。我們在譯書過程中一同探討,反覆切磋,可謂其樂融融。
今日此書即將再版,譯者向原書作者及其代理商,以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再次深深致謝。同時,我還要向本書的責編致謝,多謝他們一貫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尤其感謝卞毓麟先生自始至終為本書的出版全力以赴,連書名也是他確定的。
希望讀者能喜歡此書。它涉及的是古今中外治學的一件大事,即師承問題。人們常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想,若改為“前人不忘,後人之師”,便是本書的主旨。本書在寫法上,著重描述了幾代深受敬仰的醫學界宗師或學科帶頭人,人物栩栩如生。大師們功績卓著,影響深遠,但到了晚年,往往殊為孤獨寂寞,令人為之惻然。記得譯者過去曾聽到一位英國老科學家稱讚中國對待老年學者比英美要好,我國這種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的優良傳統但願代代相傳。
十餘年來,我國翻譯出版碩果纍纍。我想只要國人將“科教興國,振興中華”銘記於心,必可期待有更多的好書問世。
江載芬
2012年9月18日於北京
序言
他幽默詼諧、充滿魅力、儀表整潔、雙目炯炯、風采出眾。他會在凌晨三四點鐘打電話給你,介紹他的新思路,卻並不認為這有何不妥。他的名字是伯納德·B·布羅迪(Bernard B.Brodie),但大家都叫他史蒂夫(Steve)。
據傳在1886年,紐約一位23歲的酒吧老闆為200美元打賭,曾從布魯克林橋上跳人東河。但他並沒死,而且拿到了這筆錢。他的名字叫史蒂夫·布羅迪。從此就產生了一個短語:“做一回布羅迪”,意為做一次危險表演或冒險打賭。
60年之後,當伯納德·布羅迪博士在紐約戈爾德沃特紀念醫院主持自己的實驗室,並且成績卓著之時,他也獲得了在科研上敢於冒險的聲譽。他常說:“讓我們大膽地試一下。”他用這句話表示要做一個成功機會不大,但一旦成功就會引起轟動的實驗。由於他的這一特點,人們開始稱他為“史蒂夫”,形容他與1886年那個跳河的人十分相似,這個外號也就一直粘上了他。
當朱利葉斯·阿克塞爾羅德(Julius Axelrod)在布羅迪的實驗室當技師時,他總聽到這句話:“讓我們大膽地試一下。”後來他與布羅迪鬧崩了,有了自己的實驗室,並且聲名遠揚。再後來,他的學生們又把他從導師布羅迪那裡學到的東西學到手。
多年之後,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一位年輕的生物化學教授,曾談論他不久前在首席科學家坎達絲·珀特(Candace Pert)手下當研究生及工作時的情景:“她總是願意在科研上冒險,”他說,“那就是她的風格。”
但那並不僅僅是她的風格。那既是她的風格,也是她導師的風格……一直可追溯到史蒂夫·布羅迪。珀特曾在所羅門·斯奈德(Solomon Snyder)的實驗室受過培養,斯奈德曾是“朱利葉斯的男孩”之一,而朱利葉斯·阿克塞爾羅德曾在布羅迪手下學習。
傳統的師徒關係仍在科學的某些領域中占主導地位。這種關係常常是充滿熱情的:雙方會投入狂熱的日常工作,每天工作時間會很長,並將分享實驗成功的喜悅,或是失敗的沮喪。通過這種關係,學生按導師的方式得到培養,學生帶著自己的一種看法、一類風格、一種口味,或只是一種對成為“好的科學”的內心感受而離去。通過這種關係,偏愛被認同,科研事業得以發展,某一學科門類的統治得以延伸。但通過這種關係,有時也會引發憤慨,乃至終生的怨恨。
人們一般以為科學主要是靠個人單槍匹馬搞研究,冷冷地游離於人際交往的火熱激情之外。在1969年首次遇到“真正”科學家之前,我也是這樣認為的。那一年,我與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名生物學研究生成了好朋友。
我的這位朋友伊莎貝爾(Isabelle)所描繪的她在實驗室中的經歷,根本不僅僅局限於實驗、論文和數據。她的博士生導師是馮·埃倫施泰因(vorl Ehrenstein)教授。而這位教授的實驗室,據伊莎貝爾講,成了一個複雜的社會組織,有明確的特點和氣氛。在這個緊密的、有限的小社會中,我聽到並親眼看到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友誼、競爭和憤怒、對諾貝爾獎的野心、實驗室中的朋友聚會及緋聞、實驗做到一半時狼吞虎咽比薩餅、電泳室外的流言蜚語、爭用設備與爭先引起實驗室主任的注意、年輕人的愛和無限熱情,以及深深的、日益加重的憤怒。
這是我首次瞥見科學作為社會性的、具有深刻人性的活動。科學並不僅僅涉及思路、儀器、試管和實驗室記錄。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就好比演員或戰士,或者像任何其他群體一樣,持續而親密的接觸一定會引發強烈的感情。 多年過去後,我在1981年開始研究一篇關於霍普金斯大學神經藥理學家斯奈德的文章。他雖剛剛40歲,但已是具有國際聲望的知名研究人員。我那時是首次採訪他,但進行得並不順利。我問及他的科學發現,他告訴了我。但我的問題沒有激起火花。他彬彬有禮,用詞準確,但語言拘謹,面無表情。我的採訪進展不大。這時我想起……
在為採訪做準備時,應該讀一下報刊雜誌上對受訪者已有的相關報導,這是新聞學上的有益慣例,亦是明顯的常識。此時坐在斯奈德在約翰斯·霍普金斯的那間舒適的辦公室里,我突然想起前一天晚上閱讀時不止一次遇到的情節:看來,斯奈德似乎是在阿克塞爾羅德(1970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的實驗室開始走上科學家生涯的。隨後,我不再追問他的科學成就,轉而提了一個冒險的問題,“為阿克塞爾羅德博士工作是什麼感覺?”
他的臉上突然充滿喜悅,“啊,那非常令人激動!”他嘆口氣說。他的聲音首次充滿悅耳的色彩。“那真是妙極了。”他開始談起兩人20年前的共事時光。
採訪中的這個轉折是令人吃驚的,它挽救了這次訪談。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了解了一個遠遠超乎我想像的、宏大而又雄心勃勃的故事。
前一段時間,《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校刊》(我在過去5年常為其寫文章)負責與我聯繫的編輯埃莉斯·漢考克(Elise Hancock)提出一個構想,即組織一篇文章,探索科學及學術中師承關係的作用。作為一個嚴肅的大學學刊,提出這種構想是很自然的,該刊一向追求《紐約客》雜誌那種描寫科學及學術課題的紀實性筆法。這個構想已開始得到學術界的注意,漢考克亦已開始收集有關資料。
但那只是一個構想,問題是,從新聞學角度該如何寫這篇文章?
現在,在我採訪過斯奈德之後,我發現可以向師承關係這個抽象概念注入生命力的方法。斯奈德曾受到阿克塞爾羅德的深刻影響,以致現在——近20年後——只要提到對方的名字,就會激起他熱烈的回憶。這種方法有血有肉,與漢考克的構想十分吻合。她指派我來寫這篇文章。
我前往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與阿克塞爾羅德在他的實驗室商談此事。年過七十的他滿頭銀髮、慈祥可親,像一位親愛的老伯。他向我談了當年對斯奈德的印象。但很快,他也像斯奈德那樣坦誠而熱情地回憶往事,追述自己如何走進科學大門,以及另一位科學巨人伯納德·B(史蒂夫)·布羅迪對他的影響。布羅迪直至10年前退休為止一直是世界最有名的藥理學家之一。
我要寫的文章內容如此豐富曲折,超過了我的最初想像。是的,斯奈德受到了阿克塞爾羅德的塑造。但阿克塞爾羅德的科研經歷,現在看來,也由於一個類似的大人物的影響而變得光彩奪目。師承鏈到了阿克塞爾羅德這裡並沒有中止,它至少又上溯一代人,追溯到布羅迪。
後來,我了解了布羅迪是如何成為科學家的,以及他如何不僅影響了阿克塞爾羅德一人,而且影響了整整一代藥理學家。這使他成為當今許多世界性師承鏈的關鍵一環。同樣的評價,對阿克塞爾羅德及斯奈德也適用。他們兩人都是知名的科學家。不僅如此,他們兩人還“繁衍了”一大批日後的知名科學家。確實,我後來得知,在頂尖科學家中,這種“遺傳”之鏈是無處不在的。這種影響之鏈已成了一種通則。
我還了解到,這些極具個人性質的關係並不是淡漠和缺乏感情的,相反,它們常常充滿強烈的情感。我為了收集有關資料(先是為了給《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校刊》寫那篇文章,後是為了寫作本書)在採訪科學家時,總是碰到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只要我一提對方導師的名字,對方馬上就停止面無表情地背誦過去的情況。其聲音或變得柔和,或語速加快,或因憤怒而提高,總之是充滿感情。我發現,導師不是好就是壞,極少有中性的。
加夫里爾·帕斯特納克(Gavril Pastermk)是位年輕的科學家。有一次,他對我說,他在個人及專業上的發展全虧了導師斯奈德。“我今天的一切都歸功於他。我試圖完全趕上他,”他說,‘他在專業上是我的父親,在某種意義上我把阿克塞爾羅德看成我的祖父。”
對自己的科學門第如此熱衷和狂熱的人,在斯奈德的實驗室中是否還有呢?這些實驗人員中午吃飯時在咖啡機旁,或在閃爍計數器旁等候數據時,是否就在談這些事呢?
喔,是的,帕斯特納克回答說:“我們那時一直對自己的師門宗譜極感興趣。”
他們這樣做有很充分的理由:與歐洲王室家族通過聯姻結盟的外交手法一樣,(科學家的)“宗譜”在他們的生涯中,起著中心作用。一個科學家的早期聲譽,幾乎一半取決於他在誰的實驗室工作過——他是誰的科學後代,另一半則取決於他的科研發現。就像藝術及音樂一樣,科學上的各學科亦有多個“學派”。這是一些科學“家族”,其所有成員都共有一個或幾個像亞當那樣的先祖。有一種說法認為,在美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中,有一半以上曾當過其他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生、博士後或助手。
從朱利葉斯·阿克塞爾羅德到所羅門·斯奈德的科學遺傳關係,上可追溯到史蒂夫·布羅迪,下可延伸到坎達絲·珀特。在頂尖科學階梯中,這種科學家的師承網路是十分典型的。這四位男女科學家肯定均屬本領域最優秀的人才,他們每人都曾作出過里程碑式的貢獻,他們每人都贏得過無數獎項和榮譽。人們認為,他們每人都做出了達到諾貝爾獎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至少有三人得到過諾貝爾獎提名。其中一人獲得了諾貝爾獎。
這一涉及幾代人的宗譜鏈,其每一環節都是下一環節的“師父”。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先當學生、徒弟、門生,然後成為這條鏈上下一位主人公的導師。每一位導師通過自身的經驗、地位和榜樣作用,對年輕的學生進行引導和影響,將自己的教訓傳授給對方,向對方逐步灌輸對科研的把握能力,以及對成功的把握能力。
諾貝爾獎得主P·B·梅達沃(P.B.Medawar)在《對年輕科學家的忠告》一文中寫道:“任何科學家不論年紀多大,如想做出重要發現,就必須研究重要的問題。”但一個問題怎么才算“重要”?你遇上它時又怎么能認出它呢?要找出以上問題的答案,從書本上去找是沒用的,就算直接把答案給你也沒用。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更經常是通過榜樣,在不經意之間傳遞的,通過知名科學家與門生多年密切共事的耳濡目染,通過喃喃講出的題外話、咕咕囔囔的咒罵,通過一笑一蹙以及激動時的驚嘆,而使門生心領神會。
這種師承關係鏈世間很多,本書講述其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