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國威於四方

所謂“布國威於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識高漲的日本國民奮發進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國家強大的迫切心態，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於國際強權政治現實的理解以及擴展勢力和影響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後，這一主張基本成為了日本對外政策的主導思想，並且在明治年代之後，為大正、昭和兩代天皇所沿用。在當時的多數日本人看來，唯有實力和強權才是最重要的。

幕府統治與鎖國政策

從9世紀中葉起，日本歷史進入了長達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專政時代。這是日本歷史上朝廷鬥爭激烈、變亂不斷的時期。1190年11月，關東武士集團的首領源賴朝再次統一全國，強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將軍”稱號，在鎌倉設立幕府掌控國家政權。以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為標誌，日本歷史上的幕府時代正式到來。從此日本政壇出現了雙重政權體制並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權的同時，出現了另一個平行的武士政權，利用天皇精神權威號令天下。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直到明治維新前，日本先後經歷了鎌倉、室町、德川（江戶）三個幕府、共約700年的漫長統治。

12~16世紀

鎌倉幕府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是遍布全國的莊園，而其階級基礎則是新興的軍事貴族階層——武士。幕府實行封建統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屬於將軍的武士，稱為“御家人”。武士享有將軍賞賜的土地，但並不從事耕作勞動，平時的生活費用由幕府分擔，武士為將軍服役，對將軍盡忠。將軍和武士之間以土地為媒介結成了主從關係，這構成了幕府時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徵。在鎌倉時代，以皇室為核心的所謂“公家”政權開始衰落，而以幕府為中心的“武家”政權和武士階層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鎌倉幕府末期，即12~13世紀，日本進入了內亂不斷、紛爭頻仍的時期。直到16世紀，日本歷史的發展才又一次從分裂割據走向了統一。

1590年

1590年，豐臣秀吉完成了統一大業。他上得皇室寵信，下控諸國大名，推行了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對於穩定和發展日本國內社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豐臣秀吉也向海外邁出了侵略擴張的腳步。他於1592年、1597年兩次出兵朝鮮，覬覦中國，公然挑釁中華帝國的權威，結果均遭到慘敗，秀吉本人最終也落得鬱郁而亡的下場。總結豐臣秀吉一生的成敗，應該說是強於內政而輸於外交。他在日本戰略能力還很低下的情況下，就妄圖實現侵占朝鮮、占領中國，進而稱霸亞洲的戰略目標，這種目標選擇與現實能力的嚴重不符必然導致失敗的結局。可惜的是，許多日本人並未能從秀吉的失敗中真正吸取教訓，以至於歷史的悲劇在300多年以後又再度重演。

1603年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豐臣秀吉成為新的掌權者。他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史稱德川（江戶）幕府。經過苦心經營，德川幕府徹底清除了國內的威脅，將江戶建成了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德川時代初期，為了強化幕府統治，鞏固中央政權，德川家康把全國1/4的土地作為幕府的直轄領地，將其餘3/4的土地分別交給260多個“大名”全權支配，稱為“藩領”，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幕藩體制”。這種體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權，地方各藩則由“大名”來管理。“大名”的權利首先要以對幕府的絕對支持為前提，而幕府則通過各種措施規範和限制“大名”及下屬武士的權利與義務。這樣，將軍通過分封領地和提供俸祿，與各地“大名”、武士結成了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大名”及其下屬武士則向將軍宣誓效忠，並擔負一定的義務。“大名”與其下屬的關係也基本與之相似。德川幕府還實行了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將軍是絕對的中心，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將軍之下設有“大老”、“老中”等職。對於他們的選用除考慮個人能力之外，與德川家族的親疏關係也是重要的條件之一。對於社會其他階層，則按“士農工商”的身份加以區別，並規定各等級一般世襲不變，互不通婚。這樣處於最高等級的武士階層雖然僅占全國人口的10%，卻統治著占人口80%的農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業者。在四民之下還有“穢多”、“非人”等，僅從稱謂上就可以看出他們居於社會的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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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16、17世紀，世界範圍內的航海貿易廣泛開展。這一浪潮也衝擊著幕府統治下的日本。它在給日本帶來各種商品貿易的同時，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傳教士。出於對西方宗教特別是天主教的擔憂和畏懼，幕府採取了一系列以“禁教”為主要目的鎖國措施，加緊了閉關自守的腳步。從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連下五道“鎖國令”，從開始的單純以禁教為目的最終發展到全面的閉關鎖國，不但禁止除中國和荷蘭以外的任何外國船隻進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國人出國，甚至不準海外的日本人歸國，違者將被處以死刑。這一系列極端的鎖國政策，使日本徹底地與世隔絕，成為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國家。事實上，幕府對鎖國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藉此實現抵禦外侮、維護國家安全和封建統治的目的，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強殖民統治的噩運沒有過早降臨。

五條誓文

在宣讀《五條誓文》的同時，還向全國發布了天皇的親筆詔書，進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遠大抱負。詔書宣稱：“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一番豪言壯語不僅代表了天皇個人的心聲，也代表了整個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謂“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識高漲的日本國民奮發進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國家強大的迫切心態，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於國際強權政治現實的理解以及擴展勢力和影響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後，這一主張基本成為了日本對外政策的主導思想，並且在明治年代之後，為大正、昭和兩代天皇所沿用。在當時的多數日本人看來，唯有實力和強權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戶孝允所說：“皇國兵力不足以與西洋強國相匹敵，兵力未整之時，萬國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為名向弱國謀利者不鮮也。故余曰：萬國公法者，侵奪弱國之工具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繼出兵台灣（1874年），併吞琉球（1879年），還把侵略的矛頭指向同自己有著相似遭遇的朝鮮（1875年）。

1868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號為“明治”，定都江戶，並改稱為東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國《易經》中“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這似乎預示著一個沉寂多年的東方島國將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從此，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