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希新

岳希新，地質學家、礦床學家。早年在三峽、四川、新疆等地從事古生物地層研究及石油、天然氣、煤、鐵、鉛、鋅、金等礦產地質調查，尤以川中油氣構造研究對中國內地第一口油氣鑽井設計及威遠氣田發現有較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根據地台凹陷帶煤系地層及其含煤性和礦區構造對比研究，發現了江西豐城等大煤礦，對淮北平原隱伏煤田、對吉林七道溝、四川攀枝花鐵礦普查勘探也有重大貢獻，對地質礦產科技管理、規章規範制定也很有建樹。並主持編成《中國煤炭資源》、《1∶250萬中國煤田地質圖》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岳希新
• 出生地：吉林市
• 職業：地質學家、礦床學家
• 代表作品：《中國煤炭資源》

簡歷

1911年8月8日 生於吉林省吉林市。　1931年 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岳希新

1933年 轉入北京大學地質系。

1937年 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考入南京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歷任練習生、技佐、技士、技正。

1947年 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工作。

1950年 任中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礦產測勘總局燃料組副組長。

1952年 任地質部地質礦產司副總工程師（後任總工程師）。任《地質學報》編委會副主任。

1953年 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

1957年 任中國地質學會第30屆理事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編輯委員會副主任。

1962年 任中國地質學會第31屆理事會編輯委員。

1979年 任中國地質學會第32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兼《地質學報》編委。

1980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1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2年 任地質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4年 任中國地質學會第33屆理事會名譽理事。

1988年 任地質礦產部科學技術高級諮詢中心諮詢委員。

1994年8月30日 在北京病逝。

生平

岳希新於1911年9月29日生於吉林省吉林市。祖籍山東臨朐。父親岳升逃荒“闖關東”到吉林市定居，初為鞋匠，後來開了鞋店，置了房屋、土地。岳希新國小畢業後，入吉林市第一中學理科班，受到很好教育，成績優異。1931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於1933年轉入該校地質系。該系名師雲集，有著名地質學家葛利普、李四光、丁文江、孫雲鑄、謝家榮等教授任教。他和同班同學盧衍豪、郭文魁、葉連俊、宋應、楊敬之、家驤等後來都成了地質界的名流（他和盧衍豪、郭文魁、葉連俊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37年夏，岳希新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獲理學士學位，考入南京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時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隨該所先遷往長沙，後遷至重慶北碚。他在該所歷任練習生、技佐、技士、技正。1947年，他到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岳希新在全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礦產測勘總局工作，曾任燃料組副組長。1952年地質部成立，他任該部地質礦產司副總工程師，後任總工程師。1982年，他任地質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委員。1988年任地質礦產部科學技術高級諮詢中心諮詢委員。

岳希新早年加入中國地質學會。1952-1956年任《地質學報》編委會副主任。1957-1962年任學會第30屆理事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分管《地質學報》）。1962-1979 年任學會第31屆理事會編輯委員。1979-1984年任學會第32 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兼《地質學報》編委。1984年起任學會名譽理事。他還是國際沉積學會會員。

於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岳希新於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後任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當選為第3屆全國人大代表，1978、1983、1988年分別當選為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普查勘察

20世紀30年代末，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內遷到重慶北碚的岳希新，與該所所長黃汲清領導了四川中部威遠、資中、自貢一帶中生代地層及含油氣構造的研究工作，一道工作的還有曾世英、曾鼎乾等。他們測制了5萬分之一地質圖10多幅，還測了很多剖面圖。他本人發表了《四川威遠背斜中部構造現象之研究》一文，論述威遠的短軸背斜和穹窿構造，並指出這些構造為石油與天然氣儲藏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他又與黃汲清聯名發表了《四川威遠三疊系與侏羅系間之不整合》一文，指出印支運動在四川盆地的存在，具體體現在三疊系“雷口坡統”與侏羅系“自流井統”之間的角度不整合。在此研究的基礎上，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在威遠打了一口深井，這是中國內地第一口油氣深鑽井。直到如今，威遠氣田的氣源仍長盛不衰。

20世紀40年代初期，岳希新與米泰恆應經濟部採金局之邀，調查了四川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靖化、懋功兩縣（即今之金川縣及小金縣）之砂金礦。他們的調查報告後來收入了經濟部採金局印行的《金礦叢刊·川康專號》里。在該報告裡，首先談了該區地形及交通。然後論及地質礦產情形。該區地層主要為三疊紀西康系的變質砂板岩，同時亦有古生代之變質火山岩，印支期及燕山期的花崗岩侵入於西康系及古生代地層中，有大量石英脈，也有偉晶岩脈，金即來源於石英脈中，少數地方出產岩金，而最主要金礦還是開採砂金，砂金產於含金礫石層之中。

大小金川砂金礦之開採最早始於18世紀清朝乾隆年間。該地區含金礫石層實際上分布於大小金川河兩岸不同高度之階地，最高為“馬廠礫石層”，中為“促浸關礫石層”，最低為“俄熱礫石層”，當考察了各礫石台地之砂金礦之後，他們得出結論：要在面積最廣的礫石台地（如靖化縣之馬廠坪、格爾丹斯等地）去選擇砂金集聚較有利之地段，這對指導進一步普查勘探工作是有一定意義的。

1943年，岳希新與關士聰、米泰恆、馬溶之、宋叔和等到新疆調查地質。寫出了“西山鐵礦初步調查簡報”，記載了烏魯木齊西山淺丘陵為侏羅紀礫岩、砂岩、頁岩地層，它們與南邊較高山的二疊紀地層為斷層接觸。在侏羅紀地層中有沉積形成的鐵礦20多層、煤礦10多層，單層厚度都不太大。鐵礦主要礦物成分為菱鐵礦，呈層狀，或呈斷續的豆莢狀、透鏡狀、結核狀，前者品位往往較後者為低，其鐵礦儲量在75000噸以上。並指出應在礦層系向西南延伸的方向上去進一步勘探，以擴大遠景。岳希新在新疆參加了塔里木盆地西部海相地層古生物、烏恰的油苗、烏恰灰岩中的浸染狀鉛鋅礦、烏恰康蘇煤田等的調查研究，並完成了一系列專題報告。其中較重要的是他與米泰恆合著的《新疆烏恰康蘇煤田地質》，該文詳細論述了烏恰康蘇地區侏羅紀煤田的地層、構造、規模以及開發要點，這對於缺乏燃料的新疆地區意義重大。

1947-1949年，岳希新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工作期間，又調查了歷史悠久的山西大同煤田地質。其成果是擴大了這個古老煤田的外圍遠景，又發現了單層厚達20多米的煤層，還指出在煤層的夾層中有可做陶瓷原料的高嶺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央採取了先重點發展東北區的建設、再以東北帶動全國的正確方針。岳希新在50年代初也積極投入東北地質礦產的調查，他與王水調查了吉林通化七道溝鐵礦，確定該礦為前寒武紀沉積變質型含錳富鐵礦，並提交了正式報告，該礦經正式開發後，成為鞍山鋼鐵公司重要的富鐵礦石原料基地之一。

1952年，地質部成立以後，岳希新帶領年輕地質人員去江西找煤，在贛北萍（鄉）樂（平）拗陷大面積成煤帶工作。發現豐城縣附近二疊紀煤田構造簡單，含煤地層與煤層均相當發育、穩定，有利於產生大型煤田。他們及時電告中南地質局，很快調去鑽機，鑽出很多煤層，僅豐城煤田在500米深度以內即探明了近億噸儲量。後來往下勘探至1000米深，儲量又翻了一番。這一煤田的開發，為解決江西省缺煤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淮北平原，本沒有含煤地層露頭，但岳希新根據淮南煤礦的勘探經驗、淮北平原地質條件及成煤規律，預測該區可能存在隱伏大煤礦。生產部門因怕地下水多而不願勘探。岳則認為淮北距南方缺能源的工業發達地區近，交通也方便，利於煤炭運輸，因而堅持勘探，結果發現大煤田，後來成為安徽重要煤炭生產基地。由於岳希新及廣大煤田地質工作者的實踐，自然形成了華北地台平原區找煤的經驗公式：“奧陶系灰岩+大平原=隱伏煤田”（因為含煤的石炭二疊紀地層常常假整合於奧陶系灰岩之上）。

浙江也是極度缺煤的省份，該省領導曾堅持要在省轄境內找煤。在浙西、浙北做了許多工作，還修了鐵路，結果收效甚微。岳希新經考察後認為，浙江地區地質構造複雜，成煤的地質條件差，花費太多投資“緣木求魚”實在不上算，因此建議與富煤的安徽省協商，把靠近浙江省邊界的廣德煤田撥歸浙江省開採，後來得到了安徽省同意，從而緩解了浙江省的煤炭急需。於是，廣德煤田就出現了“地面屬安徽、地下屬浙江”的奇特局面。

岳希新在領導並參與全國煤田地質普查勘探實踐的同時，也常做理論上的探討和總結。他出席了1957年2月5-10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會上宣讀了他與王治偉、韓樹榮合著的《中朝陸台石炭二疊紀含煤沉積》一文。文內指出，中朝陸台上從中石炭世到早二疊世的數千萬年間，都沉積形成了豐富的煤礦，沉積厚度向南增大，最厚可超過1000米。上石炭太原統海相、海陸互動相只限於南部，向北漸變為陸相。下二疊山西統及以後沉積均屬於陸相。煤的沉積中心大致呈北東東—南西西方向的帶狀分布，並依時代而逐漸向南推移。沉積時的古地形是北高南低，屬準平原型，局部有隆起或凹陷帶。向西向南則逐漸過渡到陸台邊緣凹陷或山前凹陷地帶中。煤的變質程度以陸台中部為最高，邊緣部分低。中部地帶也顯示出北東東—南西西的帶狀變質分布格局。與較晚期構造斷裂帶相關的岩漿岩侵入則產生了局部的高度變質現象。該文根據含煤岩系的沉積特點、煤的變質規律以及受後來造山運動影響產生的構造特徵等，將中朝陸台劃分了6個含煤區：（1）陰山山麓區；（2）山西盆地區；（3）鄂爾多斯區：（4）賀蘭山—棹子山區；（5）河淮平原區；（6）河西走廊區。這些區的特點反映了陸台在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分化作用。

1961年，岳希新又發表了《談談南方煤田分布規律及找煤方向》一文，將南方煤田分為兩大類型——地台型和煤盆地型。

他提出了4個找煤方向：

（1）在老煤田應向外推延，擴大遠景；

（2）尋找厚煤帶，特別在下石炭統及下二疊統；

（3）注意煤田地質構造，在不對稱褶皺的平緩—翼上找大煤田；

（4）注意煤質牌號變化規律，即煤變質深淺的規律。

他特彆強調要下大功夫尋找隱伏煤田，還告誡人們在含煤地層年代上不要只側重傳統的晚二疊世、侏羅紀，也要注意石炭紀、早二疊世、早第三紀、晚第三紀。他又指出，找煤時應在地區、質量、數量等方面儘量滿足生產建設和日常生活需要。

20世紀60年代初，岳希新還指導王紹偉等青年地質人員編制了《1∶300萬中國煤田預測圖》，後來在1996年出版時，擴大成了1∶250萬，對全國煤田普查做出了重大貢獻，該圖也獲得了地質礦產部的科技進步獎。

在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地質部地礦司提出做煤的遠景調查，其中一項是煤盆地研究，主要是進行沉積環境分析和聚煤規律研究。面對新的任務，岳希新廣泛查閱世界各國文獻，並親自翻譯了國外有關沉積環境和相關的重要論文10多篇，大力引進世界先進成果、新概念、新理論，供同仁們參考。

他結合國內的科學實踐，又提出了幾點新的認識：

（1）不同沉積環境下形成煤，其規模大小、厚度，甚至質量都有所不同；

（2）中國地檯曆經多次大的地殼運動，地台分化，由大變小，含煤盆地也逐漸變小，穩定地台往往有厚大的煤層分布，而活動地台雖然煤系地層沉積相當厚，煤層較多，但層很薄，經濟價值不大；

（3）山前坳陷、盆地內部是有利於厚大煤層聚集的場所；

（4）古氣候也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他對於前人多主張的邊陷拗陷成煤的傳統理論並不迷信，而熱衷於建立適應我國煤田地質情況的新理論。

技術管理

從20世紀50年代起，岳希新做了很多礦產普查勘探的領導與管理工作，主持並參與制定和修訂了10多種重要的地質工作規範和一些固體礦產儲量規範。他在總結各種成因類型礦床的普查勘探經驗的基礎上，對其中一些規範，如礦產普查規範，1∶5萬區域地質礦產調查規範和煤、金、錳等礦產儲量規範，以及礦區水文地質勘探規範等，提出了重大修改意見或編寫意見，使規範更加有利於提高礦產資源的勘察效果。他和同事們既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又不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例如，前蘇聯專家機械地要求在高級儲量地區多布設水文鑽；岳希新等則指明，要因地制宜，按具體的水文地質條件決定水文鑽的多少。

1959年是我國十周年國慶，各生產建設部門、教學科研單位等都對已取得的成績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岳希新也發表了《十年來中國煤田地質普查勘探的成就》一文，文中指出，在“一五”期間，我國已探明煤炭的工業儲量共544億噸，充分保證了“一五”期間煤炭工業建設之需要，也為“二五”期間煤炭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煤田地質工作也初步解決了儲量分布地區不平衡的問題，主要是在南方缺煤省、區找到若干優質的大煤田，對扭轉“北煤南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中還指出在普查勘探工作中採用了若干新技術、新方法。如用地球物理探礦方法（電法、地震法等）尋找隱伏煤田，利用電測井尋找鑽探打丟的煤層，利用電法圈定老窿采空範圍等。還有，利用煤岩方法配合化驗和加工試驗，進一步研究煤的可選性和煉焦性，利用孢子花粉、光譜分析、沉積旋迴等方法對比煤層等。所有這些新技術、新方法，都大大提高了工作質量和效果。該文最後特別指明了未來工作的方向，特別要注意在交通方便而又有大片第四紀沉積掩蓋的地區尋找隱伏煤田，使煤炭產地儘可能接近工業或消費地區，以保證國家建設的持續發展。

岳希新對於基層地質勘探部門成果的評審是實事求是、嚴格把關的。60年代初，全國儲委聘請他評審“渭北煤田詳勘儲量報告”，他看出這份報告只勘探了深部主要煤層，丟棄了淺部的煤層。他對這種“矯枉對正”的工作成果提出不予批准的意見。差不多同時，四川攀枝花鐵礦要開發、上馬之前，在渡口市現場評審攀枝花鐵礦的詳勘報告，有人提出要補做工作。岳希新仔細審閱勘探報告之後，認為他們勘探工作已做得很好、很詳細，完全能滿足礦山建設的需要，不必再補做工作，無需再增加工作量。報告順利通過，保證了攀枝花鋼鐵企業得以及時上馬。

改革開放期間，岳希新為了進一步摸清我國煤炭資源的家底，以便為國家制定能源政策、為煤炭工業規劃布局合理提供基礎性科學依據，他身體力行，直到古稀、耄耋高齡還竭能盡智組織領導了雲、貴、川三省煤炭資源遠景和其他重點省區煤炭資源遠景調查工作。他不僅組織領導新一輪全國煤炭資源遠景預測，而且還進一步系統研究中國主要聚煤期的聚煤規律、煤質特徵及變質規律，並論證中國煤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途徑。

岳希新學術造詣深，工作經驗豐富，工作勤奮，治學嚴謹，尊重科學，堅持原則，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寬以待人，嚴於律己，遵守紀律，具有堅強的黨性。他於1994年8月30日在北京病逝，他光輝的學術成就和崇高的道德風範是留給後人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