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講述一對通姦男女遭受心理折磨，並最終自殺的故事。著力渲染機體功能失常的表現，對悔恨做出了一次傑出的病理解剖。作者所要強調的是一些“永遠互不了解的一些人之間的情慾”，正是因為互不了解，故事的最後只剩下一名可憐的風癱者。
基本介紹
- 書名：岱蕾斯·賴根
- 譯者：畢修勺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5213829
- 作者：左拉 (Zola E.)
- 出版社：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 頁數：315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岱蕾斯·賴根》作者所要強調的是一些“永遠互不了解的一些人之間的情慾”，正是因為互不了解，故事的最後只剩下一名可憐的風癱者。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左拉（Zola E.） 譯者：畢修勺
後記
左拉(1840—1902)是法國19世紀的文學巨匠，自然主義文學大師。他那包含二十部小說的巨著《魯貢一馬格爾家族》栩栩如生地描繪了第二帝政時代法國社會的風情面貌和歷史畫面，構築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一百多年來，他的作品在法國和世界各地廣為流傳，長盛不衰，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
愛彌兒·左拉生於巴黎一個水利工程師家庭，在法國南方普羅旺斯的艾克斯小城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他七歲喪父，家道中落，從此過著貧困生活。十八歲時隨母遷回巴黎，讀完中學後，因無力深造就獨自在巴黎謀生，但求職之路走得異常艱辛，常年失業。這一人生經歷為其提供了豐富的小說素材，也使他更能理解和同情下層民眾的疾苦。
直到1862年，他才在阿謝特書店謀得了固定的工作。他白天當郵件打包工，乾苦力活，晚上寫他喜愛的詩歌和小說。由於他的才華和努力，不久就升為廣告部主任，並在1864年和186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給妮依的故事》和長篇小說《克洛特的懺悔》。隨後，他又嘗試按實驗小說的寫作手法，用遺傳分析的方法，來深刻分析人物的生理、心理活動和性格變化，寫出了由情慾姦殺後，因恐懼、精神崩潰而自殺的《岱蕾斯·賴根》和因心理猜疑而自毀情愛的《瑪德蘭·費拉》兩部長篇小說(1868)，由此漸漸被社會關注，走上了作家之路。1874年，他又出版了與《給妮儂的故事》同樣風格的《給妮儂的新故事》。通過屠格涅夫的介紹，左拉向俄國聖彼得堡的《歐洲信使》雜誌投稿，發表了多部長篇和中、短篇小說。1880年，他將其上已發表的有關普法戰爭的小說《磨坊之役》，加上莫泊桑的《羊脂球》、阿歷克西的《戰役之後》等五人的反戰小說，結集成《梅塘之夜》出版，這是一部開創自然主義寫作風格的小說集，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的宣言，左拉也由此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之父。其後在1882年、1884年，左拉又將在《歐洲信使》上發表的，描寫各種奇特情愛，展示南國民情風俗和揭示並展露社會各色人物道德行為、性格和人性的，有著精彩曲折故事情節的中篇小說，集成《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在法國出版。
本書是著名翻譯家畢修勺所譯的左拉小說之一。畢修勺(1902—1992)，浙江臨海人。他是我國最早翻譯左拉作品的學者，長期從事左拉小說、哲學和歷史地理著作的翻譯。他於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1925年回國。曾參與籌建勞動大學，並在勞動大學和立達學園教授法語，曾任《革命周報》主編。1930年至1935年他曾再度赴法並翻譯《人與地》。抗戰時，曾任國共合作時期《掃蕩報》的總編輯。抗戰勝利後，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常務董事，成為致力於左拉小說翻譯的職業翻譯家，在1948年翻譯出版了七部左拉小說。解放初期，他又翻譯出版了左拉的《萌芽》、《勞動》、《崩潰》三部長篇。後一度蒙冤，又因“反右”、“文革”，失去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自由翻譯、出版時間，直至1979年他才被徹底平反，之後曾任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又以驚人的毅力翻譯了左拉的《家常瑣事》、《土地》、《人獸》、《魯貢一家的發跡》、《巴黎》、《繁殖》等十三部長篇。
這次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首批出版的“畢譯左拉小說”，正是上面提到的八部左拉早期的作品，包括三部長篇小說——《克洛特的懺悔》、《岱蕾斯·賴根》、《瑪德蘭·費拉》和五部中短篇小說——《給妮儂的故事》、《給妮儂的新故事》、《磨坊之役》、《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其中，《給妮依的故事》、《給妮依的新故事》是畢修勺在1935年至1937年間翻譯，《岱蕾斯．賴根》、《瑪德蘭·費拉》、《磨坊之役》、《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是畢修勺在1945年至1948年間翻譯整理，它們曾於1948年由世界書局出版。有些譯稿還曾在1947年至1948年的《世界月刊》等雜誌上刊登過。之後，在1985年至1987年，晚年的畢修勺對以上譯著又重新作了修訂和校正。《克洛特的懺悔》是他1981年至1982年翻譯，1998年由台北業強出版社出版。
今天，再次出版這些深受當年法國女性讀者和青年讀者青睞的作品還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不僅可以供廣大讀者欣賞和研究這些優美的作品，而且可以使我們充分領略左拉早期的寫作風格：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兼有自然主義準確、詳盡、客觀的寫實風格，及實驗小說對人物性格、心理活動的細膩刻畫和分析。同時從這裡還可以看出，左拉早期的文風清新，略顯稚嫩青澀，故事的情節曲折驚奇，細緻而耐看，讀後能引人深思、回味，與他後期的小說有較大的區別。
在這次出版中，方銘先生參與了本書譯稿的整理校訂，在此特以致謝。
愛彌兒·左拉生於巴黎一個水利工程師家庭，在法國南方普羅旺斯的艾克斯小城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他七歲喪父，家道中落，從此過著貧困生活。十八歲時隨母遷回巴黎，讀完中學後，因無力深造就獨自在巴黎謀生，但求職之路走得異常艱辛，常年失業。這一人生經歷為其提供了豐富的小說素材，也使他更能理解和同情下層民眾的疾苦。
直到1862年，他才在阿謝特書店謀得了固定的工作。他白天當郵件打包工，乾苦力活，晚上寫他喜愛的詩歌和小說。由於他的才華和努力，不久就升為廣告部主任，並在1864年和186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給妮依的故事》和長篇小說《克洛特的懺悔》。隨後，他又嘗試按實驗小說的寫作手法，用遺傳分析的方法，來深刻分析人物的生理、心理活動和性格變化，寫出了由情慾姦殺後，因恐懼、精神崩潰而自殺的《岱蕾斯·賴根》和因心理猜疑而自毀情愛的《瑪德蘭·費拉》兩部長篇小說(1868)，由此漸漸被社會關注，走上了作家之路。1874年，他又出版了與《給妮儂的故事》同樣風格的《給妮儂的新故事》。通過屠格涅夫的介紹，左拉向俄國聖彼得堡的《歐洲信使》雜誌投稿，發表了多部長篇和中、短篇小說。1880年，他將其上已發表的有關普法戰爭的小說《磨坊之役》，加上莫泊桑的《羊脂球》、阿歷克西的《戰役之後》等五人的反戰小說，結集成《梅塘之夜》出版，這是一部開創自然主義寫作風格的小說集，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的宣言，左拉也由此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之父。其後在1882年、1884年，左拉又將在《歐洲信使》上發表的，描寫各種奇特情愛，展示南國民情風俗和揭示並展露社會各色人物道德行為、性格和人性的，有著精彩曲折故事情節的中篇小說，集成《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在法國出版。
本書是著名翻譯家畢修勺所譯的左拉小說之一。畢修勺(1902—1992)，浙江臨海人。他是我國最早翻譯左拉作品的學者，長期從事左拉小說、哲學和歷史地理著作的翻譯。他於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1925年回國。曾參與籌建勞動大學，並在勞動大學和立達學園教授法語，曾任《革命周報》主編。1930年至1935年他曾再度赴法並翻譯《人與地》。抗戰時，曾任國共合作時期《掃蕩報》的總編輯。抗戰勝利後，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常務董事，成為致力於左拉小說翻譯的職業翻譯家，在1948年翻譯出版了七部左拉小說。解放初期，他又翻譯出版了左拉的《萌芽》、《勞動》、《崩潰》三部長篇。後一度蒙冤，又因“反右”、“文革”，失去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自由翻譯、出版時間，直至1979年他才被徹底平反，之後曾任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又以驚人的毅力翻譯了左拉的《家常瑣事》、《土地》、《人獸》、《魯貢一家的發跡》、《巴黎》、《繁殖》等十三部長篇。
這次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首批出版的“畢譯左拉小說”，正是上面提到的八部左拉早期的作品，包括三部長篇小說——《克洛特的懺悔》、《岱蕾斯·賴根》、《瑪德蘭·費拉》和五部中短篇小說——《給妮儂的故事》、《給妮儂的新故事》、《磨坊之役》、《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其中，《給妮依的故事》、《給妮依的新故事》是畢修勺在1935年至1937年間翻譯，《岱蕾斯．賴根》、《瑪德蘭·費拉》、《磨坊之役》、《蒲爾上尉》和《娜薏·米枯倫》是畢修勺在1945年至1948年間翻譯整理，它們曾於1948年由世界書局出版。有些譯稿還曾在1947年至1948年的《世界月刊》等雜誌上刊登過。之後，在1985年至1987年，晚年的畢修勺對以上譯著又重新作了修訂和校正。《克洛特的懺悔》是他1981年至1982年翻譯，1998年由台北業強出版社出版。
今天，再次出版這些深受當年法國女性讀者和青年讀者青睞的作品還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不僅可以供廣大讀者欣賞和研究這些優美的作品，而且可以使我們充分領略左拉早期的寫作風格：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兼有自然主義準確、詳盡、客觀的寫實風格，及實驗小說對人物性格、心理活動的細膩刻畫和分析。同時從這裡還可以看出，左拉早期的文風清新，略顯稚嫩青澀，故事的情節曲折驚奇，細緻而耐看，讀後能引人深思、回味，與他後期的小說有較大的區別。
在這次出版中，方銘先生參與了本書譯稿的整理校訂，在此特以致謝。
序言
我曾天真地相信，這部小說可以不要序言。因為我有不想高聲地說出自己的思想，而是依靠從小說的細節來表達思想的習慣。我曾希望自己的書不需要藉助預先的說明，就能被人理解並得到恰當的評判。然而，我似乎想錯了。
批評界曾以粗暴和憤怒的聲調來接待我的這部小說。有些“有道德”的人士，在不乏道德字眼的報紙上，裝出一副厭惡的怪相，仿佛要用鑷子把它夾起來丟到火里去。即使是那些每天晚上報導床笫間新聞和密室軼事的文藝小報，一談起這部小說里的所謂淫穢污臭，也似乎擰緊了鼻子。我一點也不抱怨會有這樣一種待遇。相反，當我發現我的這些同行們，竟具有少女般的敏感神經時，倒是十分的高興。很明顯，我的作品是屬於我的批評者的，他們可以判斷說這部書令人作嘔，而我卻無權提出抗議。我所遺憾的是這些讀《岱蕾斯·賴根》時覺得臉紅的貞潔的記者們，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一個是真正了解這部小說的。如果他們了解的話，他們或許會更加臉紅。而我，當親眼看到他們只是適度地表示厭惡時，至少也會感到心滿意足。沒有什麼比看到所謂“正派”的作家們叫嚷一部作品腐敗，更令人生氣的了。因為我確信，他們在叫喊的時候，實際上連叫喊者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喊。
所以，我必須親自拿我的作品來奉獻給我的評判者。在此，我簡單聲明一句：我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免得將來引起任何誤會。
在《岱蕾斯·賴根》里，我想探討的是人物的氣質，而非人物的性格。這就是全書的核心。我選擇了幾個人物，他們絕對是被自己的神經質和血質所支配，完全沒有自由的意志。他們在生活中的每一個行為，都是被其肉體的宿命性所牽引。岱蕾斯和羅期僅僅是“人形畜生”而已。我設法在這些畜生的體內，一步一步地深入探求激情作用的奧秘、動物本能的推動力量，以及在神經發作後突如其來的精神錯亂和失常。這兩位小說角色的愛情，只是屬於某種“需要”的滿足。他們所進行的謀殺活動，只是其通姦淫亂的結果。他們所以選擇這種結果，正如狼必然會選擇綿羊作為其食物一樣。最後可以勉強稱之為他們所懊悔的，只是由肉體機能的紊亂和神經緊張到破裂程度之後所產生的簡單眼抗。心靈在這裡已完全不起作用。我原來是這樣構想的，現在也仍然是這樣認為。
我希望人們已經開始明白，我的目的首先是一種科學探索。當我的兩個人物——岱蕾斯和羅朗被虛構出來時，我就喜歡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並考慮設法解決它們。例如，我嘗試說明兩個氣質不同的人之間，所能產生的奇特結合，指出一個多血質的男子與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接觸中，所引起的種種深刻的煩擾。只要仔細閱讀這部小說，就可以發現這裡的每一章，都是在對生理學上的某種情況進行著研究。一句話，我只有一個願望：提出一個強壯有力的男子和一個情慾得不到滿足的女人，在他們的身上尋找獸性，甚至只看見獸性；並把他們投入到一個暴烈的悲劇之中，細心地記錄下這些生物的感受和行動。我不過是像一個外科醫生那樣，在這兩個活人身上做一些屍體的解剖工作罷了。
當一個人剛從這樣的工作中走出來，全身還完全沉浸在真實研究的嚴肅享受之中，忽然聽到有人責備他的心中只有描摹淫穢下流繪畫的意圖時，這的確是使人感到難受的。現在我就是處於這樣的境地。正像一個沒有絲毫情慾雜念的畫家正臨摹著裸體模特兒，而突然有一個批評家宣告說，畫家作品中的“活的肉體”引起他的惡感，因而表示非常憤慨，畫家當然會驚訝不已。只要我在寫作《岱蕾斯·賴根》，我就會忘記這個世界，讓自我消失在對生命的真實而精細的描寫里，我的整個身心都會用於對人作機械結構的分析。我可以向世人保證，岱蕾斯和羅朗的殘酷愛情，在我看來並沒有半點不道德的成分，也沒有半點使人引向醜惡情慾的因素。在這裡，作為模特兒的個人品性已經消失了，正如藝術家面對著一個裸體女人，卻並不關心這個女人的個人品性一樣，他只是專心地想把這個女人的真實形態和色彩描繪在畫布上。所以，當我聽到有人拿我的作品，比作爛泥塘、污血池、陰溝、垃圾堆，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它什麼髒東西時，我確實是大吃一驚！我懂得批評的漂亮花招，我也曾玩過這樣的花招。可是在所有這些攻擊面前，我還是要承認自己不免產生了一些失望。在我的同行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起來解釋和袒護我的書，而且都在叫喊《岱蕾斯·賴根》的作者是一個卑鄙的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在這種只喜歡展覽侮辱場景的大合唱中，徒然地等待著能出現一個聲音出來回答道：“不！這位作家是一個簡單的分析者，他可能在分析人的腐敗時忘卻了自己的存在，可是之所以會忘卻，正如一個醫生在解剖台上會忘卻自己的存在一樣。”
請注意：我絲毫不想為一部據說與新聞界的高雅感覺有牴觸的作品請求同情，我絕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奇怪：我的同行們怎么會把我看成是一個文學陰溝里的清掃夫？我知道，他們老練的眼睛只要將一本書看上十頁，就一定會看出這個小說家的意圖。於是，我謙卑地懇求他們，千萬多費些心思，看清我的本來面目，並按真相來討論我的作品。
要理解《岱蕾斯·賴根》，只要是站在觀察分析的立場上，想指出它真正的缺點是很容易的，其實，這只需要少許的智慧和真實批評的若干觀念就足夠了，大可不必以維護道德的名義，去抓一把污泥來擲在我的臉上。在有關科學的問題上，“不道德”的責難之聲，絲毫不能說明什麼。我真不知道我的小說是不是不道德的。我坦然地承認，我從來就沒有操心過要把它寫得貞潔些或者不貞潔些。我所知道的是：我自己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把一些衛道士在其中發現的骯髒東西放進書里。我寫其中的每一個場面——甚至最狂熱的場面時也一樣，都只是抱著一種學者的好奇心。我要向我的批判者挑戰，請他們在書中找出真正下流的一頁。大家都知道那些專為黃色小書的讀者寫作的、泄露閨房秘密和幕後醜行的所謂書籍，一印就是一萬冊，而且常常被一些自稱為正派的報紙所熱衷推薦，為什麼對《岱蕾斯·賴根》的真實描寫，倒反而使他們作嘔起來了呢！
在我和一位朋友的親密談話中，他問起我對評論界這樣的對待我有何感想，“幾聲辱罵，一派胡言——看吧，這就是直到今天，我所讀到的有關我的作品的全部評論。”我就這樣平靜地回答了他，如今我仍然泰然地這樣說。我曾向一個具有偉大才能的作家，訴說自己現在極少被人同情的處境。他回答我下面這句深刻的話：“您有一個極大的缺點，以致使所有的門戶都會對您關閉，您無法和一個愚蠢的人談上兩分鐘，而不促使對方明白他是一個愚蠢的人。”也許是這樣吧，我已感覺到了自己對評論界所犯的錯誤：我竟然指出他們不夠聰明。不過，對於評論界的狹隘目光、毫無條理的邏輯思維和他們盲目作出的判斷，我禁不住要表示我內心的輕蔑。當然，我是指時髦的評論界，他們只依靠一些愚蠢的文學成見作出判斷，而不是從人性的觀點出發。而對於一部有關人性的作品，為了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就要求有這樣的觀點。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們那樣笨拙的了，小小評論界，趁《岱蕾斯。賴根》出版之機，賞了我幾拳，但都平平常常地一一落空了。他們基本上是打錯了方向。對滿臉脂粉的女伶跳輕佻放蕩的舞蹈，他們向她喝彩叫好，而同時卻對生理學上的一個研究，他們一點也不了解，一點也不願意去了解，就大喊大嚷不道德。等他們到了又要為自己的愚蠢而恐慌的時候，他們那個出擊的拳頭又總是向著別人揮動的。而別人，對於因自己並沒有犯過的錯誤而被人攻擊，確實是忍無可忍。當這些碎石爛瓦飛落到我身上時，我競不知道是因為什麼要受到這種愚蠢的打擊。有時，我竟惋惜自己沒有寫淫邪的東西；我想，我若真的寫了骯髒的東西，受到這種應得的懲罰，我是會愉快地接受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似乎只有寥寥兩三個人能讀懂、理解和判斷一部書，我情願接受這些人的訓導，確信他們在講話時，絕對不至於沒有體會到我的本意，就評價我所努力的結果。他們將會負責地避免發表諸如“道德”、“貞潔”這種空洞的名詞，他們將承認，在這藝術自由的時代，我有權利隨自己的好惡去選擇題材；他們只要求作家，憑良心寫出有意義的作品；他們深知，愚昧有害於文學的品質和尊嚴。毫無疑問，我在《岱營斯·賴根》里所嘗試採用的科學分析，絕對不會引起他們的吃驚，他們將在那裡看到，為了揭開一些未知的奧秘，這正是本世紀人們在積極探索中，所普遍使用過的工具和方法。不論他們所得的結論怎樣，都將會承認我的出發點：我是在研究人的肉體和氣質，在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將站在那些懷著善意尋求真理的真正的評判者面前，他們既不幼稚，也沒有假廉假恥，遇到赤裸的、活的解剖作品，看到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形象，我不相信他們會顯出難受得作嘔的酸樣。誠實的研究，像火一樣會淨化一切。真的，在這樣我所喜歡的、夢想的評判庭前，如果我的作品確實是很卑微的，我將呼籲評論家對它作出極其嚴厲的批判，我願意它最後形成塗滿了修改的黑線。真能這樣，我至少將產生深深的快感：看見他們批評我，是為了我所做的嘗試，而不是為了我未曾做過的事情。
從現在起，我似乎就聽到一種偉大的批評，對那曾經革新了科學、歷史學和文學的自然主義的批評，向我宣判：“《岱蕾斯·賴根》是一種非常例外的研究。近代生活很少被幽閉在可怕的醜惡和瘋狂里，生活的悲劇往往曲折較多，這一類情況應該被放在一部作品的次要地位；作者為了不遺漏自己的觀察成果，過分地強調了每個細節，因而給整篇的內容增添了過多的緊張和劇烈感。另一方面，文體也沒有達到像一部分析作品所要求的那樣質樸。總之，一個現代作家為了寫好一部作品，必須以更加寬廣的目光去觀察社會，必須在更多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去描寫社會，尤其要注意使用簡潔、自然的語言。”
我願意費二十行字來回答那些既天真又惡意、極其令人惱火的批評。但我忽然發覺，我若這樣做，仍然會像長久執筆在手時常常發生的那樣，將變成只是自說白話。知道讀者們並不喜歡如此，我便就此打住吧。如果我有寫一篇宣言的願望和閒功夫，對某記者談及《岱蕾斯·賴根》時所謂的“腐爛文學”，我也許會嘗試作一番辯護。然而，這又有什麼必要呢？我所光榮隸屬的自然主義的作家群，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勇氣和積極性，去創作出更強有力的作品，它們本身就隱含著辯護的作用。
由於某些評論家的完全盲目與偏見，一個小說家才被迫來寫這樣的一篇序言。由於愛好光明，我犯了寫一篇序言的錯誤。但既然已寫出，就懇請聰明的人們寬恕我的多事，因為人們自己就能看得明白，並不需要別人在大白天裡點起一盞燈來。
愛彌爾·左拉
1868年4月15日
畢修勺譯
1983年
批評界曾以粗暴和憤怒的聲調來接待我的這部小說。有些“有道德”的人士，在不乏道德字眼的報紙上，裝出一副厭惡的怪相，仿佛要用鑷子把它夾起來丟到火里去。即使是那些每天晚上報導床笫間新聞和密室軼事的文藝小報，一談起這部小說里的所謂淫穢污臭，也似乎擰緊了鼻子。我一點也不抱怨會有這樣一種待遇。相反，當我發現我的這些同行們，竟具有少女般的敏感神經時，倒是十分的高興。很明顯，我的作品是屬於我的批評者的，他們可以判斷說這部書令人作嘔，而我卻無權提出抗議。我所遺憾的是這些讀《岱蕾斯·賴根》時覺得臉紅的貞潔的記者們，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一個是真正了解這部小說的。如果他們了解的話，他們或許會更加臉紅。而我，當親眼看到他們只是適度地表示厭惡時，至少也會感到心滿意足。沒有什麼比看到所謂“正派”的作家們叫嚷一部作品腐敗，更令人生氣的了。因為我確信，他們在叫喊的時候，實際上連叫喊者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喊。
所以，我必須親自拿我的作品來奉獻給我的評判者。在此，我簡單聲明一句：我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免得將來引起任何誤會。
在《岱蕾斯·賴根》里，我想探討的是人物的氣質，而非人物的性格。這就是全書的核心。我選擇了幾個人物，他們絕對是被自己的神經質和血質所支配，完全沒有自由的意志。他們在生活中的每一個行為，都是被其肉體的宿命性所牽引。岱蕾斯和羅期僅僅是“人形畜生”而已。我設法在這些畜生的體內，一步一步地深入探求激情作用的奧秘、動物本能的推動力量，以及在神經發作後突如其來的精神錯亂和失常。這兩位小說角色的愛情，只是屬於某種“需要”的滿足。他們所進行的謀殺活動，只是其通姦淫亂的結果。他們所以選擇這種結果，正如狼必然會選擇綿羊作為其食物一樣。最後可以勉強稱之為他們所懊悔的，只是由肉體機能的紊亂和神經緊張到破裂程度之後所產生的簡單眼抗。心靈在這裡已完全不起作用。我原來是這樣構想的，現在也仍然是這樣認為。
我希望人們已經開始明白，我的目的首先是一種科學探索。當我的兩個人物——岱蕾斯和羅朗被虛構出來時，我就喜歡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並考慮設法解決它們。例如，我嘗試說明兩個氣質不同的人之間，所能產生的奇特結合，指出一個多血質的男子與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接觸中，所引起的種種深刻的煩擾。只要仔細閱讀這部小說，就可以發現這裡的每一章，都是在對生理學上的某種情況進行著研究。一句話，我只有一個願望：提出一個強壯有力的男子和一個情慾得不到滿足的女人，在他們的身上尋找獸性，甚至只看見獸性；並把他們投入到一個暴烈的悲劇之中，細心地記錄下這些生物的感受和行動。我不過是像一個外科醫生那樣，在這兩個活人身上做一些屍體的解剖工作罷了。
當一個人剛從這樣的工作中走出來，全身還完全沉浸在真實研究的嚴肅享受之中，忽然聽到有人責備他的心中只有描摹淫穢下流繪畫的意圖時，這的確是使人感到難受的。現在我就是處於這樣的境地。正像一個沒有絲毫情慾雜念的畫家正臨摹著裸體模特兒，而突然有一個批評家宣告說，畫家作品中的“活的肉體”引起他的惡感，因而表示非常憤慨，畫家當然會驚訝不已。只要我在寫作《岱蕾斯·賴根》，我就會忘記這個世界，讓自我消失在對生命的真實而精細的描寫里，我的整個身心都會用於對人作機械結構的分析。我可以向世人保證，岱蕾斯和羅朗的殘酷愛情，在我看來並沒有半點不道德的成分，也沒有半點使人引向醜惡情慾的因素。在這裡，作為模特兒的個人品性已經消失了，正如藝術家面對著一個裸體女人，卻並不關心這個女人的個人品性一樣，他只是專心地想把這個女人的真實形態和色彩描繪在畫布上。所以，當我聽到有人拿我的作品，比作爛泥塘、污血池、陰溝、垃圾堆，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它什麼髒東西時，我確實是大吃一驚！我懂得批評的漂亮花招，我也曾玩過這樣的花招。可是在所有這些攻擊面前，我還是要承認自己不免產生了一些失望。在我的同行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起來解釋和袒護我的書，而且都在叫喊《岱蕾斯·賴根》的作者是一個卑鄙的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在這種只喜歡展覽侮辱場景的大合唱中，徒然地等待著能出現一個聲音出來回答道：“不！這位作家是一個簡單的分析者，他可能在分析人的腐敗時忘卻了自己的存在，可是之所以會忘卻，正如一個醫生在解剖台上會忘卻自己的存在一樣。”
請注意：我絲毫不想為一部據說與新聞界的高雅感覺有牴觸的作品請求同情，我絕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奇怪：我的同行們怎么會把我看成是一個文學陰溝里的清掃夫？我知道，他們老練的眼睛只要將一本書看上十頁，就一定會看出這個小說家的意圖。於是，我謙卑地懇求他們，千萬多費些心思，看清我的本來面目，並按真相來討論我的作品。
要理解《岱蕾斯·賴根》，只要是站在觀察分析的立場上，想指出它真正的缺點是很容易的，其實，這只需要少許的智慧和真實批評的若干觀念就足夠了，大可不必以維護道德的名義，去抓一把污泥來擲在我的臉上。在有關科學的問題上，“不道德”的責難之聲，絲毫不能說明什麼。我真不知道我的小說是不是不道德的。我坦然地承認，我從來就沒有操心過要把它寫得貞潔些或者不貞潔些。我所知道的是：我自己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把一些衛道士在其中發現的骯髒東西放進書里。我寫其中的每一個場面——甚至最狂熱的場面時也一樣，都只是抱著一種學者的好奇心。我要向我的批判者挑戰，請他們在書中找出真正下流的一頁。大家都知道那些專為黃色小書的讀者寫作的、泄露閨房秘密和幕後醜行的所謂書籍，一印就是一萬冊，而且常常被一些自稱為正派的報紙所熱衷推薦，為什麼對《岱蕾斯·賴根》的真實描寫，倒反而使他們作嘔起來了呢！
在我和一位朋友的親密談話中，他問起我對評論界這樣的對待我有何感想，“幾聲辱罵，一派胡言——看吧，這就是直到今天，我所讀到的有關我的作品的全部評論。”我就這樣平靜地回答了他，如今我仍然泰然地這樣說。我曾向一個具有偉大才能的作家，訴說自己現在極少被人同情的處境。他回答我下面這句深刻的話：“您有一個極大的缺點，以致使所有的門戶都會對您關閉，您無法和一個愚蠢的人談上兩分鐘，而不促使對方明白他是一個愚蠢的人。”也許是這樣吧，我已感覺到了自己對評論界所犯的錯誤：我竟然指出他們不夠聰明。不過，對於評論界的狹隘目光、毫無條理的邏輯思維和他們盲目作出的判斷，我禁不住要表示我內心的輕蔑。當然，我是指時髦的評論界，他們只依靠一些愚蠢的文學成見作出判斷，而不是從人性的觀點出發。而對於一部有關人性的作品，為了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就要求有這樣的觀點。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們那樣笨拙的了，小小評論界，趁《岱蕾斯。賴根》出版之機，賞了我幾拳，但都平平常常地一一落空了。他們基本上是打錯了方向。對滿臉脂粉的女伶跳輕佻放蕩的舞蹈，他們向她喝彩叫好，而同時卻對生理學上的一個研究，他們一點也不了解，一點也不願意去了解，就大喊大嚷不道德。等他們到了又要為自己的愚蠢而恐慌的時候，他們那個出擊的拳頭又總是向著別人揮動的。而別人，對於因自己並沒有犯過的錯誤而被人攻擊，確實是忍無可忍。當這些碎石爛瓦飛落到我身上時，我競不知道是因為什麼要受到這種愚蠢的打擊。有時，我竟惋惜自己沒有寫淫邪的東西；我想，我若真的寫了骯髒的東西，受到這種應得的懲罰，我是會愉快地接受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似乎只有寥寥兩三個人能讀懂、理解和判斷一部書，我情願接受這些人的訓導，確信他們在講話時，絕對不至於沒有體會到我的本意，就評價我所努力的結果。他們將會負責地避免發表諸如“道德”、“貞潔”這種空洞的名詞，他們將承認，在這藝術自由的時代，我有權利隨自己的好惡去選擇題材；他們只要求作家，憑良心寫出有意義的作品；他們深知，愚昧有害於文學的品質和尊嚴。毫無疑問，我在《岱營斯·賴根》里所嘗試採用的科學分析，絕對不會引起他們的吃驚，他們將在那裡看到，為了揭開一些未知的奧秘，這正是本世紀人們在積極探索中，所普遍使用過的工具和方法。不論他們所得的結論怎樣，都將會承認我的出發點：我是在研究人的肉體和氣質，在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將站在那些懷著善意尋求真理的真正的評判者面前，他們既不幼稚，也沒有假廉假恥，遇到赤裸的、活的解剖作品，看到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形象，我不相信他們會顯出難受得作嘔的酸樣。誠實的研究，像火一樣會淨化一切。真的，在這樣我所喜歡的、夢想的評判庭前，如果我的作品確實是很卑微的，我將呼籲評論家對它作出極其嚴厲的批判，我願意它最後形成塗滿了修改的黑線。真能這樣，我至少將產生深深的快感：看見他們批評我，是為了我所做的嘗試，而不是為了我未曾做過的事情。
從現在起，我似乎就聽到一種偉大的批評，對那曾經革新了科學、歷史學和文學的自然主義的批評，向我宣判：“《岱蕾斯·賴根》是一種非常例外的研究。近代生活很少被幽閉在可怕的醜惡和瘋狂里，生活的悲劇往往曲折較多，這一類情況應該被放在一部作品的次要地位；作者為了不遺漏自己的觀察成果，過分地強調了每個細節，因而給整篇的內容增添了過多的緊張和劇烈感。另一方面，文體也沒有達到像一部分析作品所要求的那樣質樸。總之，一個現代作家為了寫好一部作品，必須以更加寬廣的目光去觀察社會，必須在更多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去描寫社會，尤其要注意使用簡潔、自然的語言。”
我願意費二十行字來回答那些既天真又惡意、極其令人惱火的批評。但我忽然發覺，我若這樣做，仍然會像長久執筆在手時常常發生的那樣，將變成只是自說白話。知道讀者們並不喜歡如此，我便就此打住吧。如果我有寫一篇宣言的願望和閒功夫，對某記者談及《岱蕾斯·賴根》時所謂的“腐爛文學”，我也許會嘗試作一番辯護。然而，這又有什麼必要呢？我所光榮隸屬的自然主義的作家群，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勇氣和積極性，去創作出更強有力的作品，它們本身就隱含著辯護的作用。
由於某些評論家的完全盲目與偏見，一個小說家才被迫來寫這樣的一篇序言。由於愛好光明，我犯了寫一篇序言的錯誤。但既然已寫出，就懇請聰明的人們寬恕我的多事，因為人們自己就能看得明白，並不需要別人在大白天裡點起一盞燈來。
愛彌爾·左拉
1868年4月15日
畢修勺譯
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