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岩倉使團
- 外文名：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背景：19世紀60、70年代
- 屬於：特命全權大使
背景,目的,考察內容,使團行程,成效,影響,
背景
19世紀60、70年代日本倒幕運動成功，成立了擁立明治天皇的維新政府，通過廢藩置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統一的國家。1868年4月6日年僅16歲的天皇睦仁發布了維新諸賢共同撰寫修改的《五條誓文》和《宣揚國威宸翰》，強調“雄飛世界”，“開拓萬里波濤”，“揚國威于海外”，然後遷都東京。《五條誓文》的內容：
岩倉使團
岩倉使團1.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2.上下一心，盛行經論；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
4.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5.求知識於世界，振興皇國。
要實現這些目標，日本還面臨著一個巨大障礙，即舊幕府和新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條款，嚴重破壞了日本的民族獨立，主權完整，現代工業等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比如關稅方面，根據1866年《改稅約書》的規定，歐美各國對日本的進出口稅應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後的五年中，出口稅平均只有3.022%，進口稅平均只有3.46%，另外就還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稅進口，這就阻礙了日本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準備修改悖義背理的條約”。
另外，明治新政府還一個重要任務推進全面改革，把日本從落後的封建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員正在討論思考，要實現近代化，“脫亞入歐”，他們逐漸認識到必須派遣高官實地考察西方，對西方文明有“直接體驗”，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內戰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議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語又熟悉國內事務的高級官員出洋考察，以便實地了解西方改訂條約。內戰結束後，因為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節團出國考察的計畫，並自願擔任使節。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綜上，維新政府成立和廢藩置縣成功後，日本新政府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條約，決定派出岩倉使節團出使西洋。
目的
為改舊約涉重洋，岩倉使團有兩點考察目的，一是向締約國致以“聘向之禮”，並修改不平等條約：二是參觀考察歐美各國先進文化和制度，以備日本實現現代化的參考。前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對其寄予很大希望，臨別致詞說：“外交內治，前途之大業，其成與否，實在此舉。”顯然，這次使節團的出訪，是與日本命運尤關的重大舉動。
考察內容
修約計畫失敗後，使節團變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對西方的詳細考察上，花一年加十個月，考察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麥瑞典意奧瑞士等12國，耗資達百萬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財政收入的2%以上）。久米邦武在所著的《特命全權大使使美歐回覽實記》，說他們“日日鞅掌，不暇寧處”，廣泛接觸各國首腦政府官員和各階層人民，考察政府機構、議會、法院、公司、交易所，各種工廠、礦山、港口、農牧場、兵營、要塞、學校、報社和福利設施，參觀名勝古蹟、博覽會等，全面認識西方文明，“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還要理性反對那種“爭取莫伊歐洲”的簡單狂熱。
使團行程
1869年6月，日本政府僱傭的美籍荷蘭人傳教士威爾貝克曾經建議日本政府派遣高級官吏親赴歐美進行考察，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動議未能馬上付諸實施。1872年7月，將是《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可以重新修訂的期限。日本新政府首腦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與西方列強談判，重新締結平等的新約，收回喪失的國家主權和民族權益。 1871年11月20日，日本明治政府終於決定派遣由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4人為特命全權副使，由各部選派的官吏、隨員共48人的大型使節團，出使美國和歐洲各國。另外，還在華族和土族中選派59名留學生（包括津田梅、永井繁等5名女留學生）隨行。日本新政府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卻能以如此龐大的規模組團出訪歐美，充分顯示了明治政府改約和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從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岩倉使團先後訪問了美、英、德等12個國家，使團停留時間最長的是美國，重點考察的是英、德兩國。岩倉使團當初雄心勃勃，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改約問題的初衷遭到美國政府的拒絕後，在西歐各國也連連碰壁。嚴酷的現實使岩倉一行深刻地認識到，國家弱小，改約無期。只有以西方為榜樣，虛心地向西方學習各種文物制度和法規，國家真正強大，改約之事方有可能。 隨後，岩倉使團將全部精力用在實地考察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他們驚異於有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有“文明中心”和“世界工業產品的集散地”之稱的法國的工商業之發達。痛感工商乃富國強兵之本，急需努力發展工業和對內對外貿易。後來日本採取“殖產興業”、“產業立國”和“貿易立國”的方針，無不源於岩倉使團歐美之行。 岩倉使團注意到，不僅英、法、德、俄等歐洲大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是如丹麥、瑞典、比利時等歐洲小國也都具有相當的軍事實力，並籍此獲得發展。他們尤其關注普魯士從“小國”走向“大國”的經驗。他們從德國首相卑斯麥現身說法，所兜售的軍國主義貨色中懂得了國際政治中弱肉強食的“訣竅”，只有靠軍事強權才能爭得與列強平等對話的權利。日本對德國的軍事制度也推崇備至，積極主張學習德國軍事經驗。日本日後將強兵作為“富國之本”，改革軍制，積極擴充軍備，恃強凌弱，在亞洲發動侵略中國台灣、朝鮮和中國大陸的戰爭，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岩倉使團還考察了歐美的教育體制，對歐美各國重視普及教育和獎勵科學技術，不尚空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發現，由於東西方傳統思想迥異，因而在教育內容上也存在著差異。他們指出，西洋人辦學，意在使國民從兒童時期起就能掌握“使用省力、集力、分力、均力之術，謀助其拙劣不敏之才智，積其利用之功，而致今日之富強”，即獎勵所謂“有形之理學”。東洋之教育則“恥於研究一草一木”，重視所謂“無形之理學”，從“道德政治”出發，唯重“修養一科”，“所學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即浮華之辭藻。與民生切實相關之事業，則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絕非用心於此”。因而婦女幽閉於深閨，農工商因從事被視為“猥俗小事”的民生活動而不得“人倫之道”，結果，全國充斥文盲。他們認為，“其為急務者，莫先於學校”。此後，日本政府在國內大興“文明開化”之風，實施教育改革，並立法；“教育立國”，並強調實用，興辦各種實業學校。 岩倉使團通過對歐美各國的對比考察，認為日本應效仿西方國家。英、美、法等國文明超過日本甚遠，趕超並不現實。歐美之行，特別是在考察德國政治制度後，岩倉使團成員看到西方文明國家中也存在著大量的封建殘餘，如普魯士德國，曾是封建帝制國家，這就為自己思想中力圖保有封建殘餘的保守成份找到了思想依託和範本。重點考察歐美各國憲法的木戶孝允認為，日本人知識水平低，制訂憲法要靠“君主英斷”；德國靠軍國主義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不失為效仿的最佳對象，遂決心仿效普魯士德國，在日本建立集權主義專制統治。這成為使團成員的一致認識。
成效
岩倉使團詳細考察，收穫頗多。回國後，在十月政變中獲勝，以大久保為首的內治派（包括使節團的大部分成員）主政，把考察的收穫大部分變成了現實，大力推進明治維新，使日本成了資本主義的後起之秀。日本從此走上順利發展的近代化、現代化道路。
具體說來：
其一，在英國，認識到工廠，貿易，立憲，法令是其強大的根源，英國與日本一樣，以一小小島國成了世界工廠，全球霸主。因而大久保利通回國主政效法英國，採取了“殖產興業”政策，發展日本民族工商業，走致富興國之路。
其二，考察各國憲法政治和議會，認識歐美有限的民主自由。最讚賞普魯士的軍事專制集權和君主立憲。憲法專家木戶孝允認為“尤當取者，當以普魯士為第一”。其後，日本政府效法德國君主立憲政體和軍事強權政策，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立憲政體，結合日本的尚武傳統武士道精神，走上了軍事擴張武裝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其三，重視文化教育，與西方差距太大。他們認識到日本人“與今日美歐諸州之人決無不同，只在於學與不學而已”，“莫為急務者，莫先於學校”，“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學，東洋人務無形之理學，使兩國之貧富不同，尤覺生於此積習”，哀嘆日本“在睡夢中過了兩千年”。歸國後，推進“求知識於世界”的文教改革，拋棄舊老師中國，認真求教新老師西方，全面西化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使日本成了先進國家。
其四，找到小國走向大國之路，重在“內治優先”。考察比荷瑞士丹麥等小國和德國的壯大，認識到獨立自主，搞好內治，增強實力，提高國家經濟軍事科技國力在國際社會上才有發言權。俾斯麥給他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說：“方今世界各國，皆以親睦禮儀交往，然而皆屬表面現象，實際乃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謂公理，謂之保全列國權利之準則，然大國爭奪利益之時，若與己有利，則依據公法，毫不更動；若與己不利，則幡然訴諸武力，固無常守之事”，“強權即真理”。大力稱讚俾斯麥的鐵血政策。歸國後通過十月政變，以大久保為首的內治派（包括使節團的大部分成員）主政，發展內治，增強實力。
其五，大力稱讚德國軍事制度，主張全面學習德國軍事經驗。他們說：“普魯士軍事之最為出色，各國一眼分析其優劣”，“國中之男子堪執兵器者，悉受兵卒之教練，至少使服一年常備軍役全國皆受軍人之磨練”，德國克虜伯公司的“鍛鍊精製猛銳無比之器械”。大久保掌權後，1873年發布《徵兵令》，建立近代常備軍和警察，進行軍國民主義教育，建立效忠天皇的私軍，廣建軍校，發展軍事工業，廢除武士制度。
影響
岩倉使團的歐美之行，耗資百萬日元，歷經20個月，其規模之大，人員之重要，歷時之長，效果之顯著，影響之深遠，在日本歷史上史無先例，在世界歷史中也屬罕見。日本政府使團通過歐美之行看到了日本與西方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加深了民族危機感，同時激發了努力學習西方文明的動力。找到了“內治優先”，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的切實可行的道路，基本上使日本政府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導思想。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在選擇本國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給他們帶來實惠的便捷之途，缺少長遠眼光，似有急功近利之嫌。如果從歷史的因果關係上來看岩倉使團的歐美之行，則不難得出，日本在二戰中對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犯下的種種戰爭罪行，甚至戰後在日本盛行的右翼思想，皆肇始於當時日本領導人的選擇———效仿德國軍國主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