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西大院文化
- 地區：山西省
- 典例：喬家大院，王家大院等
- 傳說：北在山西，南在安徽
- 特點：將木雕、磚雕、石雕陳於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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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這幾處晉商宅院可說是將民居建築文化發揮到極致，體現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華，同時，它也是晉商 500年興衰史的見證，大院裡一磚一瓦、每個細節局部都有晉商文化交織其中。
晉商宅院結構嚴謹，一般呈封閉結構，有高大圍牆隔離；以四合院為建構組合單元，院院相連，沿中軸線左右展開，形成龐大的建築群，有的構成某種圖形樣式，取吉祥喜慶的象徵意蘊。上面提到的四個大院，占地面積從5000多平方米到一萬多平方米。其中王家大院開放面積1．1萬平方米，這只是當年鼎盛時期大院總面積的1/15。難得的是，這些巨型宅院的建設雖然在幾百年間持續展開，但布局設計、工藝技術、藝術風格方面卻能保持協調一致、前後統一。
40多年前，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古建築時，深邃富麗的晉商住宅院落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當時的記錄中寫道：“這種房子在一個莊中可有兩三家，遙遙相對，仍可以想像到當日的氣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牆之高，磚石木料上之工藝，樓閣別院之複雜，均出於我們意料之外許多”，“由莊外遙望，十數里外猶見，百尺矗立，崔嵬奇偉，足鎮山河，為建築上之榮耀。”
特色
晉商大院特色
先後開放的這四處晉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輝映：
喬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築，院牆高大如城牆，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聲聞方圓十餘里。布局講究方正和穩定，整座大院結構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築形式上十分講究。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石雕欄桿院、十一踩木製牌樓和包廂式戲台院號稱“四絕”。光是看屋頂的形制就極豐富，歇山頂、懸山頂、硬山頂、卷棚頂各不相同。院與院之間均有牌樓相隔，隨處可見的匾額楹聯透露出些許書香之氣。
曹家大院充滿富貴氣度，整體結構是篆書的“壽”字形。主體“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壽之意，由三座四層的堂樓組成，樓頂還分別建有亭台，這在以平房為主的北方地區民居中顯得尤為突出。
王家大院特色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遠望是海拔2000米的綿山山脈，近處有小河流淌；前後院落每一進都上一高度，極具層次感。院內俯仰可見的磚、木、石雕刻異常精美，建築構建無不精雕細刻，每個門墩、石礎都堪稱藝術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紅門堡建築群氣勢宏偉，不日即可向遊人開放。這些宅院被稱讚“匯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從中足可領略傳統民居建築的精妙。
倫理學、民俗學的縮影在建築中無處不在。大院封閉的整體結構，主次分明、內外有別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識形態的禮制、等級、綱常中找到對應。大院裡也有民俗風情的盡情展示：寓意富貴吉祥的裝飾圖案花樣層出不窮，包涵儒家教化內容的傳說故事場景無處不在。 晉商文化交織其中 從地圖上不難發現，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於晉中盆地。
山西地處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地區物資交換的要衝，加之晉中南地狹人稠，外出經商謀生自然成了許多人的選擇；勤儉、誠信、團結的作風，嚴密、科學的經營管理制度體系，一步步將晉商的事業推向高峰。晉商極少舉家遷移至他鄉，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經營，留家眷在原籍，講究的是“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於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蹟一般的大院，它們的豪華氣派是晉商實力最好的證明。也有人從大院高牆深宅的建築形制中看出了晉商的保守自閉、墨守成規。實際上，營造豪宅的行為本身就是一處致命傷：晉商資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於商業資本向近代資本發展。儘管有著讓今人也讚嘆不已的經營思想、管理體制，但明清晉商終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紛亂的時代，衰落不可避免。
山西代表大院
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是最早修復開放的一座晉商大院，更因為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而蜚聲海內外，幾乎成為晉商大院的代名詞，甚至連許多從未到過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宮，民宅看喬家。”專家們稱：喬家大院充分體現了中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北方地區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喬家大院歷經三次大規模興建、擴建始成今日格局，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六十餘年。喬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為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共313間房屋，整個大院的布局為雙喜字造型，又稱在中堂。
喬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磚牆封閉。大院內，以一條80米長的甬道分隔，甬道盡頭是喬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個大院，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
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是在民國十年，由喬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並改建了西北院。喬映霞為喬致庸長孫，人稱成義財主。喬映霞思想進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視劇和傳統思維的影響，人們往往以為這座古樸宅院裡的少爺小姐們身穿著傳統繡衣玩著古老的遊戲，而事實上，到喬映霞掌家的時候，喬家子弟們已經穿著西式服裝打開網球了。正因為如此，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體現出“中學為休，西學為用”的色彩。新院的風格不變，但窗戶全部換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裝飾，屋檐下的真金彩繪，也在原來的“麻姑獻壽”、“滿床笏”等傳統創作內容中，加入了鐵道、火車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風格裝修了客廳，增設了浴室和西式廁所。
日本侵略軍占領祁縣後，喬氏家族遠走避難，喬家大院則通過與教會的關係，掛上義大利國旗躲過了日軍的侵擾。解放後，喬家大院先後被機關、部隊、學校占用。文革期間，一些革命幹部曾經準備“拆院建校”，並且拆掉了幾間過廳和廂房，所幸沒有造成更大的破壞。1986年，喬家大院闢為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內，除了明清家俱外，還收藏著“犀牛望月鏡”、“九龍宮燈”、“萬人球”等喬家珍品。此外，有四塊牌匾頗為引人注目，它們是李鴻章親自書寫的“仁周義溥”、山西巡撫丁寶銓受慈禧太后面諭贈送的“福種琅環”、民國十六年祁縣昌源河東三十六村送給喬映奎的“身備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書的“丹楓閣”匾額。
渠家大院——“晉商文化博物館”
坐落在明清之際經濟繁榮，富商雲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祁縣東大街33號，人稱“渠半城”。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採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開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為田喜財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積五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三千餘平方米。
為全國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內分8個大院、19個小院、240間房屋，大院內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戲台與戲園。渠家大院被開闢為晉商文化博物館，以七大系列28個展室向遊客系統全面的介紹了晉商的發展與衰落歷史。
申家大院——“長治顯赫家族”
山西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於不懂我們山西的厚重歷史，山西省副省長申聯彬、長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申紀蘭、邯鄲由安糖尿病醫院的當代華佗申恆昌、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都出自顯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天貢村遷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遷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開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時有七子，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成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其後至嘉慶末年（公元1814）開始衰敗，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潞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以鹽鐵為主，中期開始多元貿易，鐵業、絲綢占主導，後期則以手工業製品為主。潞商的崛起始於鹽鐵、鐵糧的交換。明代“開中法”的實施為潞商的發軔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衝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並很快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商業集團。到明中葉，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而此時，晉中商人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大的作為，更沒有什麼顯赫的喬家大院。清代以後，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後發制人，成為晉商的主流，閃爍在潞商頭上的光環被晉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關，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單是草原上牧民帳蓬中堆積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而拉回這些東西，當時只需要鐵鍋、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在這波創業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於史料所限，至今不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就是說，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當時山西境內還是南勝於北。 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鹽鐵，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當時申家將糧食、鐵製品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後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其利潤。從現存村東的三座鐵礦之一，以及鐵鋪院、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鐵業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另外，在當時北中國最大的鐵貨交易市場——長治縣蔭城鎮，申家還擁有一半實力雄厚的鐵貨交易店“福順永”。除經營鐵業外，絲綢業也是申家的支柱產業。創作於明萬曆年間的《金瓶梅》中有17處提到潞綢，同時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恆言》也多處提到潞綢。據順治《潞安府志》載：“洪武初年，潞州六縣有桑樹8萬餘株，織機9000餘張”，可謂“登機鳴抒者，奚啻數千家。”足見潞商經營絲綢業之輝煌。除此之外，申家還兼營當鋪、客棧、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當鋪在當時頗具影響力，數量達32家，西安、臨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現存較好的有河北省邯鄲市涉縣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遠一支遷至今邯鄲峰峰礦區八特古鎮，成為當地八大顯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興盛。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之一，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調整產業結構要選對產品。潞商發軔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它說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槓桿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起來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職，從而朝廷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潞綢），潞綢也不會興盛。畢竟潞土不適合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今日還剩幾棵？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看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的墓碑載，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公元1814）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形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力量，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做官。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和手工業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因為封閉，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今天，透過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檢索潞商歷史，研究“修舊如舊、原汁原味”的宗旨與過度開發、人造景觀的錯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導致旅遊經濟後勁不足的硬傷；研究祖宗產業一派繁榮的背後對子孫幸福指數的褻瀆，必將對長治今後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王家大院—“三晉第一宅”
靜升王氏祖籍琅琊（今山東膠南），後西遷至山西太原。南宋初年，族人王實由太原南遷至靈石縣溝峪灘村。元皇慶二年（1313），王誠齋又率家族遷至靜升村。清初，族人王興旺開始經商，做小買賣，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王正居等，資本見厚，店鋪增多，逐步成為豪商巨賈。到清中葉，王家便由原來的平民百姓發展成為居官、經商、事農綜合型的名門望族。王家大院包括東大院、西大院和孝義祠，總面積34650平方米。
大院選址於北傍高坡，南望開闊，高出平地約八九米的台地上。開放的兩處，西稱紅門堡，建於乾隆年間；東稱高家崖堡，建於嘉慶初年。東堡院有院落26個，東中西並列為六路。中間的三路院落為主院，西邊的兩路為書院和花園，東邊的一路為廚院；西堡院共有院落28個，中間有一主幹道，貫穿著三條橫巷，與東堡院用一石橋相連，東西對峙，氣勢震人心目。如若再加上修復完好的王氏宗祠，那么，王家大院現對遊人開放的總面積已達31956平方米。假若不到王家大院走一走，看一看，確實很難讓人置信，在這塊黃土高坡上，怎么會建有這樣一座可與皇宮一比氣宇的大院？
王家大院與其說是一組民居建築群，不如說是一座建築藝術博物館。它的建築技術、裝飾技藝、雕刻技巧鬼斧神工，超凡脫俗，別具一格。院內外，屋上下，房表里，隨處可見精雕細刻的建築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從屋檐、斗拱、照壁、吻獸到礎石、神龕、石鼓、門窗，造型逼真，構思奇特，精雕細刻，匠心獨具，既具有北方建築的雄偉氣勢，又具有南國建築的秀雅風格。這裡的建築群將木雕、磚雕、石雕陳於一院，繪畫、書法、詩文熔為一爐，人物、禽獸、花木匯成一體，姿態紛呈，各具特色，稱得上北方地區民居建築藝苑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稱“三晉第一宅”，入選《中國民族建築集·漢·北方民居》一書，我省僅此一例。
⑸常家莊園——中國第一儒商舊居
常家莊園位於晉中市榆次區東陽鎮車輞村，車輞由四個小自然村組成，其布局呈車輻狀，故名。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闢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里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 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
常氏家族商業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這個家族堅持了以儒鑄魂，以商興業，儒商融匯，商儒互援，道德與經濟合一的良性發展道路。在常家200餘年經商、興學交融史中，僅取得秀才、舉人、進士等學位的就有170餘人，他們基本都放棄了仕途而投身商界，集合為晉商家族中最為出類拔萃的精英集團。
從清代康熙年間開始，常家投入巨資建設宅院。常家分為“南常”、“北常”兩支，“南常”萬（王已）立“世榮堂”，宅院以南北向的“前街”為主軸線；“北常”萬達立“世和堂”，宅院以東西向的“后街”為主軸線。經過二百餘年的修築，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樓房50餘幢，房屋3500餘間，占地面積300餘畝，規模之龐大，世所罕見。常家環莊園而建的堡牆長達4公里，共開8個堡門，而古遙古城，城牆周長也不過6公里，開設4座城門，常家大院與其說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說是一座城市。常氏宅院的建設規模可謂三晉民居建築之首，修復開放的部分12萬平方米，僅為原有面積的四分之一，即令是如此，仍比王家大院大四倍，比喬家大院大十二倍。
“喬家一個院，常家兩條街”曾是晉商文化的縮影，但常家大院最大的特點不在其大，而在於高雅的文化品位，凝重的歷史底蘊，以及集南北風格之大成，融院落園林與一體的特色，因而，無論規模，還是建築藝術，常家大院堪稱中華民居之典範。
常氏家族衰落於清末民初，建國後，常家大院被分配給村民、學校使用，后街北側的近十個院落由省民政廳購買，被榮軍休養所占用，北常所建的常氏宗祠被晉中棉織廠占用。常家宅院的破壞一度相當嚴重，長期處於半荒半廢半民居狀態，南常前街兩側建築和北常后街南側建築基本不存。2000年5月，榆次區著手修復常家宅院后街北側建築。榆次區書記耿彥波曾擔任靈石縣委書記，王家大院就是由他主持一手開發，面積最大的兩座晉商大院在其任上被修復，這位書記的述職報告想必也會為之精彩。2001年9月29日，常家莊園正式對外開放，門票價格60元，為山西人文景觀之最，這裡也是山西第一個進行市場化運作的文保單位，省電力公司、榆次區政府等單位都是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