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

山左是山東省舊時的別稱。 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國古代，坐北朝南。“坐於”太行山，則太行山左側為山東省。故也將山東稱為山左。類似的例子有“江左”，坐北朝南，則長江下游為江左。

基本介紹

• 名稱：山左
• 解釋：是舊時山東省的別稱
• 山左三大家：于慎行、公鼐、馮琦
• 崛起時間：明朝
• 主張：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
• 影響：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深遠影響

山左釋義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稱：“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即今安徽)，江北則推山右”； “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即是。

山左三大家

明朝萬曆前期，籍貫山東的明朝館閣重臣于慎行、公鼐、馮琦等人共同標舉“齊風”，主張文風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獨樹自我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深遠影響。後世稱三人為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

在明朝後期崛起于山東的“山左詩派”，標舉“齊風”，主張宏大雅正，閎音鳴世，巧奪自然，獨樹自我對晚明文風、詩風產生了很大影響，崛起於明朝江北山東地區的“山左詩派”，與崛起於明代江南地區的“江左詩派”，南北對立，各自標新，對後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于慎行·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于慎行（1545～1608）字可遠，又字無垢。山東東阿人（今屬平陰縣東阿鎮人）。 明代政治家，學者、詩人、文學家。萬曆年間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為人忠厚老成，熟悉歷代典章，對明朝禮制建設有較大貢獻。其文學造詣亦極高，與公鼐、馮琦並稱於世。

明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馮琦三人均為館閣重臣，詩文、學問冠名山左。公鼐與馮琦少年即以文才並稱“齊地二彥”，于慎行與馮琦被《明史》推為山左文學之冠。三人並稱“山左三大家”，歃血騷壇，標舉“齊風”，倡言革新，走上了與復古相異的道路。

“齊風”主張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產生的原因，同時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公鼐 (1558～1626)字孝與，號周庭，今山東蒙陰縣人。明代著名文學家、詩人，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詹事、兩朝實錄副總裁、贈禮部尚書，謚“文介”。公鼐出生於明代後期的江北一個聲勢顯赫的“館閣世家”里。

明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詹事公鼐

公鼐出生於明代後期的江北一個聲勢顯赫的“館閣世家”里，從公鼐高祖公勉仁開始，代代蟬聯進士，到公鼐一代，“五世進士、父子翰林”，成為明朝末期著名的進士家族。他們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樹，一時彪炳海內，時人美譽“江北進士第一家”。

公鼐是明末萬曆年間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提出“齊風”的詩歌主張，公鼐“論詩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情反對模擬復古”，與于慎行、馮琦時稱“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詩壇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標舉“齊風”共同推動了萬曆前期山左詩壇的發展，以地域之風影響全國，成為晚明詩風走向的先導。“齊風”主張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產生的原因，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公鼐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焦竑，清著名學者朱彝尊、清朝文壇領袖王士禛、同時代人楊漣都給予了公鼐極高的歷史評價。

焦竑評公鼐：“先生才識獨出，綜鑒復富。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為靡曼剝奪之語。蓋直取獨見，上媚千古。猶煙雲之出沒，忽乎滿前，不可以為方，卒其所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謂異已！

著名學者朱彝尊評公鼐：“言詩於萬曆，則三齊之彥，吾必以文介為巨擘焉。”

清朝一代詩宗、文壇領袖王士禛評價公鼐：“萬曆中為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談》

明朝著名政治家、東林黨人楊漣“有古大臣之風……心丹識卓，骨勁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馬君（司馬光）實伯仲間者。”— 楊漣《與秦貞予刺史書》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遺》載，公鼐所著的《問次齋稿》三十一卷，為明萬曆刻本，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內版本的《問次齋集》則毀於戰亂。近年來，這一說法得到更正。2008趙廣升對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的《問次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問次齋稿》三十一卷、《問次齋西遊稿》七卷、《問次齋續稿》五卷）進行了點校，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國語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庫全書》，明刻本現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馮琦·禮部尚書

馮琦(1558～1604)，字用韞，號琢庵，臨朐人。馮裕的曾孫。 與公鼐並稱“齊地二彥”。是明朝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1577年(明萬曆五年)進士。歷任編修、侍講，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等職。後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其生平《明史》有傳。其著作有《宗伯集》81卷，內收詩歌300餘首，記、序百餘篇，奏、對、策、論百餘篇。馮琦作詩，好五古、七古，崇尚“樂府”、“建安”之風，其遊記文章，仿東坡筆法，善敘事、抒情，寓哲理於其中，如《遊冶源記》、《游石門山記》等。

馮琦長期官居顯位，涉政事，因而留下不少向皇帝進言的奏章，成為馮琦作品中帶有深刻政治見解和思想內涵的組成部分，其《肅官常疏》，陳述當朝官場腐敗之風，指出“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家之大患也。”列舉禍患之表現，條陳貪污之手段，分析治理之不易，論據確鑿，說服力強，並提出治理腐敗的具體措施，向皇帝直言進諫：“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髒跡者，不得止擬降調。……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寬縱。”其匡世濟民思想和敢於針砭時弊的精神，同樣反映在《礦稅疏》、《中使釀釁疏》等篇章中。于慎行在《宗伯集》序中對此大加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