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經濟:山區開發的理論與實踐》基於山區人地關係和諧、社會關係和諧，人人有參與發展的公平機會和權利，山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五位一體”協同開發，發揮山地自然資源和山區人文資源的比較優勢，解決以下諸問題——山區發展的根本：經濟建設；山區發展的保證：政治建設：山區發展的靈魂：文化建設；山區發展的條件：社會建設；山區發展的基礎：生態文明建設，但更多的是社會生態文明，因為山民會有自然生態文明的行動自覺。山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取決於山地經濟發展的系統工程構建，它是系統的社會技術、自然技術及其所能實現的社會工程、自然工程目標。
基本介紹
- 書名：山地經濟:山區開發的理論與實踐
-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 頁數：267頁
- 開本：5
- ISBN：7030381734
- 作者：馮佺光 翁天均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科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編輯推薦,文摘,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山地經濟:山區開發的理論與實踐》可供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等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參考，也可供國土及資源規劃、扶貧開發等領域的政府部門管理人員參考。
圖書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山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山地開發
第一節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第二節山地農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三節山地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結構重建與功能發揮
參考文獻
第二章基於科學哲學理解的山地農業資源人地結構屬性及其功能區劃
第一節問題意識與中國山地農業資源的價值
第二節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其相關概念
第三節主體功能區與人地關係地域系統關係
第四節山地人文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區位因素
第五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涵義、層次與標準
參考文獻
第三章基於工程哲學理解的山地農業資源人地結構屬性及其功能區劃
第一節人地關係系統最佳化的技術工程
第二節異質人地結構類型下的山地文化特徵
第三節山地化的區域經濟業態開發與發展
第四節交叉學科的實踐性與規則系統結構的層次及其開發程式
第五節基於自然和人文科學融合審視的山區（山地）規劃與開發
參考文獻
第四章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的最佳化模型與人地結構最佳化
第一節我國農業發展進程的反思
第二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方案的最佳化模型
第三節山區山地農業生產系統開發程式
第四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的驅動力及作用機制
第五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的最佳化——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第五章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問題
第一節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第二節“國際山地年”歷年主題與中國
第三節區域主義和區域化發展區域經濟的兩種整合動力
第四節農村改革發展30年回顧與“一號檔案”歷史比較分析下的制度變遷
第五節公共選擇的改善空間：山區經濟發展目標的偏離
參考文獻
第六章公共選擇下的山區農村經濟協同發展模式及途徑
第一節公共選擇下的山區農村經濟發展結構變遷及其成因
第二節異質的山區農村人地關係結構類型與開發的區別性規劃模式
第三節山地資源系統化開發
參考文獻
第七章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機制
第一節“協調”與“協同”中權利與義務、手段與目的對等的機制設計
第二節“協調”的行政管理機制與“協同”的自然—社會規律性機制
第三節山區經濟協同發展的機制設計
參考文獻
第八章山地經濟開發的自然技術
第一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的“自然技術標準”
第二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地經濟協同發展的“社會技術標準”
參考文獻
第九章基於中觀經濟學範疇的農村區域山地資源系統開發
第一節山地資源系統開發的系統性與範疇
第二節基於中觀經濟學範疇的山地資源系統開發
第三節山地資源系統開發的美學價值與產業經濟質量提升
參考文獻
第十章山地經濟發展及其經濟秩序最佳化的制度安排
第一節山地經濟發展主體的確權
第二節山地經濟發展主體權利獲得的機制設計
第三節山地經濟的參與式發展與項目的規劃和管理
參考文獻
第十一章山地生態經濟集群開發特徵與路徑分析
第一節山地經濟開發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二節山地系統化的生態經濟產業集群開發的路徑
第三節現代農業的價值管理與供應鏈戰略
第四節中觀經濟層面的現代農業價值演變及其管理
參考文獻
第十二章山地經濟與山區農村現代農業產業化發展
第一節山地經濟——高效生態農業開發的決策與規劃
第二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條件分析
第三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經濟的歷史機遇分析
第四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制約因素分析
第五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思路、目標與模式
第六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途徑
第七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支撐體系
第八節山區農村高效生態農業項目類型與確定
第九節農村移民安置區高效生態農業發展規劃
第十節山區農村高效生態農業經濟發展的對策措施
參考文獻
第十三章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第一節山區經濟發展的自然技術思想問題
第二節山區經濟發展的人本關懷與主體參與式發展問題
第三節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代後記）
前言
第一章山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山地開發
第一節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第二節山地農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三節山地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結構重建與功能發揮
參考文獻
第二章基於科學哲學理解的山地農業資源人地結構屬性及其功能區劃
第一節問題意識與中國山地農業資源的價值
第二節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其相關概念
第三節主體功能區與人地關係地域系統關係
第四節山地人文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區位因素
第五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涵義、層次與標準
參考文獻
第三章基於工程哲學理解的山地農業資源人地結構屬性及其功能區劃
第一節人地關係系統最佳化的技術工程
第二節異質人地結構類型下的山地文化特徵
第三節山地化的區域經濟業態開發與發展
第四節交叉學科的實踐性與規則系統結構的層次及其開發程式
第五節基於自然和人文科學融合審視的山區（山地）規劃與開發
參考文獻
第四章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的最佳化模型與人地結構最佳化
第一節我國農業發展進程的反思
第二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方案的最佳化模型
第三節山區山地農業生產系統開發程式
第四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的驅動力及作用機制
第五節山地農業經濟資源開發利用的最佳化——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第五章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問題
第一節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第二節“國際山地年”歷年主題與中國
第三節區域主義和區域化發展區域經濟的兩種整合動力
第四節農村改革發展30年回顧與“一號檔案”歷史比較分析下的制度變遷
第五節公共選擇的改善空間：山區經濟發展目標的偏離
參考文獻
第六章公共選擇下的山區農村經濟協同發展模式及途徑
第一節公共選擇下的山區農村經濟發展結構變遷及其成因
第二節異質的山區農村人地關係結構類型與開發的區別性規劃模式
第三節山地資源系統化開發
參考文獻
第七章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機制
第一節“協調”與“協同”中權利與義務、手段與目的對等的機制設計
第二節“協調”的行政管理機制與“協同”的自然—社會規律性機制
第三節山區經濟協同發展的機制設計
參考文獻
第八章山地經濟開發的自然技術
第一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區經濟協同發展的“自然技術標準”
第二節山地資源綜合開發下的山地經濟協同發展的“社會技術標準”
參考文獻
第九章基於中觀經濟學範疇的農村區域山地資源系統開發
第一節山地資源系統開發的系統性與範疇
第二節基於中觀經濟學範疇的山地資源系統開發
第三節山地資源系統開發的美學價值與產業經濟質量提升
參考文獻
第十章山地經濟發展及其經濟秩序最佳化的制度安排
第一節山地經濟發展主體的確權
第二節山地經濟發展主體權利獲得的機制設計
第三節山地經濟的參與式發展與項目的規劃和管理
參考文獻
第十一章山地生態經濟集群開發特徵與路徑分析
第一節山地經濟開發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二節山地系統化的生態經濟產業集群開發的路徑
第三節現代農業的價值管理與供應鏈戰略
第四節中觀經濟層面的現代農業價值演變及其管理
參考文獻
第十二章山地經濟與山區農村現代農業產業化發展
第一節山地經濟——高效生態農業開發的決策與規劃
第二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條件分析
第三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經濟的歷史機遇分析
第四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制約因素分析
第五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思路、目標與模式
第六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途徑
第七節山區農村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支撐體系
第八節山區農村高效生態農業項目類型與確定
第九節農村移民安置區高效生態農業發展規劃
第十節山區農村高效生態農業經濟發展的對策措施
參考文獻
第十三章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第一節山區經濟發展的自然技術思想問題
第二節山區經濟發展的人本關懷與主體參與式發展問題
第三節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代後記）
編輯推薦
《山地經濟:山區開發的理論與實踐》中論述的問題和探討的方法與模式，特別是提倡以人為本，提出了發揮山區人文和自然生態景觀價值的比較優勢及絕對優勢，將山地種—養—殖—農—林—畜—牧—魚—科—工—貿一城市規劃建設一體化同步進行，特別是針對區域專業化和分工理論，發揮山地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山區非物質形態的山地經濟，特色化開發山地生態旅遊、山地生態休閒、山地生態度假、山地生態觀光等產業形態，實施山區協同開發理念，很有獨到見解，無疑對從事山區經濟開發的領導、科技工作者和踐行者都有所啟示和裨益。是為序。
文摘
第一章 山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山地開發
地貌學範疇的“山地”， 往往是自然地理學、環境科學視野下自然、生態、環境條件較惡劣， 發展經濟學、社會學視野下生產生活條件差， 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後， 旅遊經濟學視野下自然和人文資源豐富多彩， 公共管理學視野下經濟社會問題較為複雜的“山區”， 國家發展戰略視野下必需的自然資源儲量大的“特殊” 區域。 但也是集山區、資源富集區、基因庫保存區、山高石頭多地區、貧困區、災區、山民散居區、閉塞落後區、社會負擔區、邊區、老區、民族地區、高發生率貧困區、高返貧率集中區、“三不管” 地區、庫區、國防工業區、生態環境脆弱區、建設成本高昂區於一統。 因此山地開發、山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成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亟待研究和解決的歷史性課題。 山地農村區域經濟協調、協同發展， 山民參與式發展， 是實現山區開發的戰略性目標。
第一節 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人類感性的知識和經驗驅使人們避難就易、避重就輕、趨利避害， 人類歷史坐標的起始點總是首選廣闊的平地。 當人類感知也理性地認識到必須回頭支付學費成本之後， 當人們再難以選擇低投入高產出的效益、效率、效果之後， 甚至因為自己極端、不理性的首選及其行為， 反而制約了繼續前進的手段和道路之後，人類就要帶著從平地上創造的財富而被迫返回山地的治理了。 雖然感性和理性總是相背離， 但這也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成因。 科學哲學、工程哲學、系統科學下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 就是這樣被人類中的精英樹立的， 普眾就跟上回歸山地了。
一、公共選擇經濟學問題： 我國山地區域開發、治理的公共政策變遷背景
我國貧困區， 幾乎全分布在中西部廣大山地區域的農村。 山區發展存在的問題， 既有共性， 也有個性。 歷史和現實、主觀和客觀條件， 促成了山區落後的原因。 本書擬從科學哲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視角， 在因果觀、發展觀的坐標體系中求解山地農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
面積廣、人口多、戰略意義深遠、問題深刻的山地， 大抵意味著集自然生態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區域治理方式等問題於一合集的山區（地貌學、社會學視角）、自然和社會文化基因庫完好保存區（動植物、人文）、資源富饒區（我國主要資源儲備源）、貧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災區（旱澇、洪澇、土石流、裸石化、地質沉降、病蟲害、貧病愚弱等災害交織）、鄉村污染性缺水區（工礦業初級加工的三廢、生產生活垃圾、人蓄糞便排放污染）、能源資源耗竭區（中心城市、當地無償/ 低價使用）、山民散居區（村落民房零星分布）、閉塞落後區（遠離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的中心城鎮、村民自身觀念進化）、社會負擔區（公共管理、財政負擔）、邊區（國境線、國內不同行政區分屬）、革命老區（革命根據地）、民族地區（多成分少數民族聚居地）、高發生率貧困區（貧富分化嚴重）、高返貧率集中區（脫貧後再次致貧）、“三不管” 地區（行政區地緣交界處， 誰都該管， 但誰都不管。 基於經濟的政治計算、政治的經濟計算）、庫區（水資源豐富、水利設施建設條件充分之地）、建設成本高昂區、山高石頭多地區、國防工業區， 是多區交織於一統的問題區域、待發展區域。
二、《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與貧困山區開發的公共政策變遷
作為頂層設計， 國家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通過區域開發公共政策歷史變遷可知， 1986 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劃出了18 個貧困片區， 劃定了273 個國家級貧困縣， 但18 個貧困片區覆蓋人口眾多，且受限於當時的國家財力和管理能力， 18 個貧困片區在規劃、管理以及決策方面發揮作用有限。 1994 年《八七扶貧攻堅計畫（1994―2000 年）》 重新調整後， 劃定的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 個； 2001 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 的出台， 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 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 但總數仍為592 個， 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1 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頒布， 國家在重點考慮了在全國經濟排名較低和發展約束、發展條件類似且可連成一片的因素後確定了包含680 個貧困縣的“11+3” 集中連片特困區。 此輪680 個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市在除去原來592 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中劃在特困區之外的161 個， 又加上了248 個新納入特困區的貧困縣構成。 此輪14 個連片特困區橫跨全國2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680 個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在東中西部的分布分別為： 東部51 個、中部161 個、西部468 個， 其中雲南省最多達85 個， 涉及4 個連片特困區。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將全國劃分出11 個連片特困區， 加上中央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區和新疆南疆三地州， 共14 個片區被確定為扶貧主攻區。 新劃分出的11 個片區包括505 個縣， 占國土面積139 萬km2， 總人口2・ 2 億， 其中農村人口約1・ 9 億。 若加上西藏、四省藏區、南疆三地州， 國土面積更高達339 萬km2， 人口2・ 36 億。 這些片區覆蓋了現在大部分扶貧工作重點縣和農村扶貧對象， 是全國扶貧對象最多、貧困發生率最高、扶貧工作難度最大的地區。 多年來， 儘管採取了就地幫扶的舉措， 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巨大， 但績效不佳， 區域發展的主體參與性及機會獲得性差等現象突出， 治貧、脫貧效果不明顯。
這些區域均屬山地區域， 山地經濟開發與山區扶貧、區域發展， 採取何種方式方法、途徑、機制， 都是值得探索的。 而區域發展的制度創新， 應該是首要問題。 在理論、科技方面， 文理多學科交叉分析研究和實踐尤顯重要。
三、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樣區個案調研及其問題反映
國家扶貧辦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同頒發了連片貧困區規劃綱要《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 年）》。 該規劃覆蓋71 個區縣（實際上該區域的貧困縣為64 個， 有7 個縣並非貧困縣， 雖也納入片區一起規劃， 但不享受連片特困地區的扶持政策， 圖1-1）。
檔案頒發至今， 對於基層實施， 主客觀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具體困難。 筆者於2012 年6 月到武陵山區腹地的渝黔湘鄂四省邊區十餘個區縣廣泛而深入調研，該區域被譽為“地球上生態旅遊的明珠”， 也被理解為“資源匯聚的谷地、創新創造的生地、示範發展的高地、生活夢想的福地。” 土地面積近14 萬km2， 總人口3200 萬。 作者深入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工業園區）、規模化種植區（農業園區）、旅遊景區景點實地參觀； 與地方政府官員、企業家座談； 與普通村民屈膝交談； 與該區縣集多重身份（公務員、學者、教師） 於一體的黨校有關領導、專家座談交流。 歸納起來， 總的印象是： 人們充滿激情、信心， 進取心、危機感； 也有發展戰略、思路和實施工作上的諸多茫然； 各行政單位、業界的競爭很激烈； 社會各層面發展的公平性不充分； 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很大。
2004 年全國政協提出設立“武陵山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綜合試驗區” 建議；同年， 重慶師範大學鄧正琦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渝鄂湘黔跨省界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聯動和經濟力量整合研究”， 提出打破行政界限， 構建“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 的經濟聯動與整合模式， 並於2006 年發起， 並由秀山縣委縣府主辦的四省市理論研討會， 鄧正琦教授的主張被重慶市政府採納。 黔江區於2007 年1 月和4 月對武陵山民族地區的地州（市） 進行考察， 提出建立“中國・武陵山經濟協作區” 構想。
2004 年10 月開始， 全國政協民宗委牽頭， 國務院有關部門及鄂湘黔渝四省市有關負責人參加的“武陵山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 年會， 依次輪流在重慶、武漢、長沙、貴陽召開。 四省市就武陵山民族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打造旅遊精品線路達成協作開發共識， 並建議將這一地區的協作開發作為一個完整的板塊納入國家發展總體規劃等達成了共識。
2009 年12 月21 ～22 日溫家寶總理率領國家有關部門赴重慶考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人員到黔江調研， 接受了黔江的提議。
2009 年12 月31 日， 國務院第40 次常務會議通過《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發〔2009〕3 號）， 提出協調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鄰地區成立“武陵山經濟協作區”， 組織編制區域發展規劃， 促進經濟協作和功能互補， 加快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10 年10 月， 武陵山經濟協作區內“5+6” 板塊的有關負責人在黔江討論通過了《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章程》 《武陵山經濟協作區合作框架協定》， 擬從交通、工業、農業、旅遊、物流產業、勞務、資源環境、科教文衛、會展服務業九個方面加強合作。
2010 年3 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辦公廳發布《關於開展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 （ 〔2010〕448 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編制《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 《武陵山協作區發展規劃》。 編制領導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名副主任擔任組長， 湘鄂渝黔四省市一名副省（市）長任副組長； 編制工作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西部開發司負責同志任組長， 湘鄂渝黔四省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人為成員。
2010 年9 月28 日， 湖南武陵山經濟協作區・龍鳳先行區正式啟動。
2011 年2 月16 日， 湖北在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隆重舉行儀式， 率先啟動武陵山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建設。
國務院已批覆《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 年）》， 明確在武陵山片區內設立武陵山龍山來鳳經濟協作示範區。 三項改革： 行政管理、要素市場、投融資體制等領域改革。 五個一體化： 城鄉統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特色產業、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等一體化建設。 四條原則： 資源整合、錯位發展、優勢互補、良性競爭。 五同措施： 交通同網、旅遊同線、產業同步、環境同治、信息同享。 目標： 融城（龍鳳同城、一河雙城）； 60m2 中等城市、中心城市。 步驟：2012 年， 做好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 在同城建設、統籌城鄉、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協作發展取得初步成果； 到2015 年， 在城鄉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特色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新進展， 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到2020 年，全面建成一體化發展體系， 成為武陵山區的重要城市和經濟成長極。
從公共選擇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視角看， 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難度之大， 從改革開放30 多年來的實踐、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度變遷足以說明。
類似“西南六省七方經濟協調會” 1984 ～ 2006 年各方輪值， 召開了21 次協調會， 雖有旅遊、交通等淺層面上的一些合作， 後也不了了之， 各自為政。 2007年， 又設立成渝統籌城鄉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成渝經濟區（2008 年進入國家戰略、2009 年編制規劃、2010 年提升高度、2011 年規劃獲準通過）。
多年來， 以行政命令模式組建， 全國各地類似宏大的區域發展規劃、協調發展組織， 難以計數。
從區域經濟學視角看， 武陵山協作區欠缺一個能夠帶動區域發展的大城市，缺乏產生極化效應和輻射帶動功能發揮的牽引力。 發展經濟學視角， 山區發展的內生力十分薄弱。 公共經濟學視角， 即使外驅力拉動不止， 國家投入巨大， 但功效甚微。 公共管理學視角， 行政成本之高無需贅言。 關鍵問題是， 若不充分確立自組織自發展的權利主體地位， 發揮技術上必要的地緣經濟區諸種資源和市場的自動協作、協同、合作， 而忽視發展（市場、利益） 主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側重山民參與式發展， 一味強調政府作用， 大抵依舊只能停留在公文上。 同時，即使在同一特困連片區， 各區縣發展水平差異也很大（表1-1）。 而且， 有些區縣及其下轄鄉鎮的有關數據統計缺失， 甚至曾經已有的電子網頁也被刪除了。 從公共選擇經濟學視角（奧爾森， 2007） 看， “分利集團的擴大將增加法律的繁文縟節， 強化政府的作用， 造成協定的複雜性， 並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 並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 “不存在這樣的國家： 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並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集體選擇經濟學理論認為（奧爾森，1995）， 在其他條件相同時， 成員獲得的收益取決於所占利益集團收益的份額，利益集團越大， 其中個體數量越多， 收益就越小， 離最優水平就越遠， 成員數目多的利益集團的效率是低下的。
地貌學範疇的“山地”， 往往是自然地理學、環境科學視野下自然、生態、環境條件較惡劣， 發展經濟學、社會學視野下生產生活條件差， 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後， 旅遊經濟學視野下自然和人文資源豐富多彩， 公共管理學視野下經濟社會問題較為複雜的“山區”， 國家發展戰略視野下必需的自然資源儲量大的“特殊” 區域。 但也是集山區、資源富集區、基因庫保存區、山高石頭多地區、貧困區、災區、山民散居區、閉塞落後區、社會負擔區、邊區、老區、民族地區、高發生率貧困區、高返貧率集中區、“三不管” 地區、庫區、國防工業區、生態環境脆弱區、建設成本高昂區於一統。 因此山地開發、山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成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亟待研究和解決的歷史性課題。 山地農村區域經濟協調、協同發展， 山民參與式發展， 是實現山區開發的戰略性目標。
第一節 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人類感性的知識和經驗驅使人們避難就易、避重就輕、趨利避害， 人類歷史坐標的起始點總是首選廣闊的平地。 當人類感知也理性地認識到必須回頭支付學費成本之後， 當人們再難以選擇低投入高產出的效益、效率、效果之後， 甚至因為自己極端、不理性的首選及其行為， 反而制約了繼續前進的手段和道路之後，人類就要帶著從平地上創造的財富而被迫返回山地的治理了。 雖然感性和理性總是相背離， 但這也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成因。 科學哲學、工程哲學、系統科學下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 就是這樣被人類中的精英樹立的， 普眾就跟上回歸山地了。
一、公共選擇經濟學問題： 我國山地區域開發、治理的公共政策變遷背景
我國貧困區， 幾乎全分布在中西部廣大山地區域的農村。 山區發展存在的問題， 既有共性， 也有個性。 歷史和現實、主觀和客觀條件， 促成了山區落後的原因。 本書擬從科學哲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視角， 在因果觀、發展觀的坐標體系中求解山地農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問題。
面積廣、人口多、戰略意義深遠、問題深刻的山地， 大抵意味著集自然生態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區域治理方式等問題於一合集的山區（地貌學、社會學視角）、自然和社會文化基因庫完好保存區（動植物、人文）、資源富饒區（我國主要資源儲備源）、貧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災區（旱澇、洪澇、土石流、裸石化、地質沉降、病蟲害、貧病愚弱等災害交織）、鄉村污染性缺水區（工礦業初級加工的三廢、生產生活垃圾、人蓄糞便排放污染）、能源資源耗竭區（中心城市、當地無償/ 低價使用）、山民散居區（村落民房零星分布）、閉塞落後區（遠離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的中心城鎮、村民自身觀念進化）、社會負擔區（公共管理、財政負擔）、邊區（國境線、國內不同行政區分屬）、革命老區（革命根據地）、民族地區（多成分少數民族聚居地）、高發生率貧困區（貧富分化嚴重）、高返貧率集中區（脫貧後再次致貧）、“三不管” 地區（行政區地緣交界處， 誰都該管， 但誰都不管。 基於經濟的政治計算、政治的經濟計算）、庫區（水資源豐富、水利設施建設條件充分之地）、建設成本高昂區、山高石頭多地區、國防工業區， 是多區交織於一統的問題區域、待發展區域。
二、《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與貧困山區開發的公共政策變遷
作為頂層設計， 國家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通過區域開發公共政策歷史變遷可知， 1986 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劃出了18 個貧困片區， 劃定了273 個國家級貧困縣， 但18 個貧困片區覆蓋人口眾多，且受限於當時的國家財力和管理能力， 18 個貧困片區在規劃、管理以及決策方面發揮作用有限。 1994 年《八七扶貧攻堅計畫（1994―2000 年）》 重新調整後， 劃定的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 個； 2001 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 的出台， 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 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 但總數仍為592 個， 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1 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頒布， 國家在重點考慮了在全國經濟排名較低和發展約束、發展條件類似且可連成一片的因素後確定了包含680 個貧困縣的“11+3” 集中連片特困區。 此輪680 個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市在除去原來592 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中劃在特困區之外的161 個， 又加上了248 個新納入特困區的貧困縣構成。 此輪14 個連片特困區橫跨全國2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680 個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在東中西部的分布分別為： 東部51 個、中部161 個、西部468 個， 其中雲南省最多達85 個， 涉及4 個連片特困區。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 將全國劃分出11 個連片特困區， 加上中央已明確實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區和新疆南疆三地州， 共14 個片區被確定為扶貧主攻區。 新劃分出的11 個片區包括505 個縣， 占國土面積139 萬km2， 總人口2・ 2 億， 其中農村人口約1・ 9 億。 若加上西藏、四省藏區、南疆三地州， 國土面積更高達339 萬km2， 人口2・ 36 億。 這些片區覆蓋了現在大部分扶貧工作重點縣和農村扶貧對象， 是全國扶貧對象最多、貧困發生率最高、扶貧工作難度最大的地區。 多年來， 儘管採取了就地幫扶的舉措， 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巨大， 但績效不佳， 區域發展的主體參與性及機會獲得性差等現象突出， 治貧、脫貧效果不明顯。
這些區域均屬山地區域， 山地經濟開發與山區扶貧、區域發展， 採取何種方式方法、途徑、機制， 都是值得探索的。 而區域發展的制度創新， 應該是首要問題。 在理論、科技方面， 文理多學科交叉分析研究和實踐尤顯重要。
三、山區開發協調與合作的漫長歷史過程及其演變： 樣區個案調研及其問題反映
國家扶貧辦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同頒發了連片貧困區規劃綱要《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 年）》。 該規劃覆蓋71 個區縣（實際上該區域的貧困縣為64 個， 有7 個縣並非貧困縣， 雖也納入片區一起規劃， 但不享受連片特困地區的扶持政策， 圖1-1）。
檔案頒發至今， 對於基層實施， 主客觀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具體困難。 筆者於2012 年6 月到武陵山區腹地的渝黔湘鄂四省邊區十餘個區縣廣泛而深入調研，該區域被譽為“地球上生態旅遊的明珠”， 也被理解為“資源匯聚的谷地、創新創造的生地、示範發展的高地、生活夢想的福地。” 土地面積近14 萬km2， 總人口3200 萬。 作者深入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工業園區）、規模化種植區（農業園區）、旅遊景區景點實地參觀； 與地方政府官員、企業家座談； 與普通村民屈膝交談； 與該區縣集多重身份（公務員、學者、教師） 於一體的黨校有關領導、專家座談交流。 歸納起來， 總的印象是： 人們充滿激情、信心， 進取心、危機感； 也有發展戰略、思路和實施工作上的諸多茫然； 各行政單位、業界的競爭很激烈； 社會各層面發展的公平性不充分； 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很大。
2004 年全國政協提出設立“武陵山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綜合試驗區” 建議；同年， 重慶師範大學鄧正琦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渝鄂湘黔跨省界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聯動和經濟力量整合研究”， 提出打破行政界限， 構建“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 的經濟聯動與整合模式， 並於2006 年發起， 並由秀山縣委縣府主辦的四省市理論研討會， 鄧正琦教授的主張被重慶市政府採納。 黔江區於2007 年1 月和4 月對武陵山民族地區的地州（市） 進行考察， 提出建立“中國・武陵山經濟協作區” 構想。
2004 年10 月開始， 全國政協民宗委牽頭， 國務院有關部門及鄂湘黔渝四省市有關負責人參加的“武陵山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 年會， 依次輪流在重慶、武漢、長沙、貴陽召開。 四省市就武陵山民族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打造旅遊精品線路達成協作開發共識， 並建議將這一地區的協作開發作為一個完整的板塊納入國家發展總體規劃等達成了共識。
2009 年12 月21 ～22 日溫家寶總理率領國家有關部門赴重慶考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人員到黔江調研， 接受了黔江的提議。
2009 年12 月31 日， 國務院第40 次常務會議通過《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發〔2009〕3 號）， 提出協調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鄰地區成立“武陵山經濟協作區”， 組織編制區域發展規劃， 促進經濟協作和功能互補， 加快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2010 年10 月， 武陵山經濟協作區內“5+6” 板塊的有關負責人在黔江討論通過了《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章程》 《武陵山經濟協作區合作框架協定》， 擬從交通、工業、農業、旅遊、物流產業、勞務、資源環境、科教文衛、會展服務業九個方面加強合作。
2010 年3 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辦公廳發布《關於開展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 （ 〔2010〕448 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編制《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規劃》 《武陵山協作區發展規劃》。 編制領導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名副主任擔任組長， 湘鄂渝黔四省市一名副省（市）長任副組長； 編制工作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西部開發司負責同志任組長， 湘鄂渝黔四省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人為成員。
2010 年9 月28 日， 湖南武陵山經濟協作區・龍鳳先行區正式啟動。
2011 年2 月16 日， 湖北在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隆重舉行儀式， 率先啟動武陵山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建設。
國務院已批覆《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 年）》， 明確在武陵山片區內設立武陵山龍山來鳳經濟協作示範區。 三項改革： 行政管理、要素市場、投融資體制等領域改革。 五個一體化： 城鄉統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特色產業、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等一體化建設。 四條原則： 資源整合、錯位發展、優勢互補、良性競爭。 五同措施： 交通同網、旅遊同線、產業同步、環境同治、信息同享。 目標： 融城（龍鳳同城、一河雙城）； 60m2 中等城市、中心城市。 步驟：2012 年， 做好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 在同城建設、統籌城鄉、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協作發展取得初步成果； 到2015 年， 在城鄉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特色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新進展， 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到2020 年，全面建成一體化發展體系， 成為武陵山區的重要城市和經濟成長極。
從公共選擇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視角看， 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難度之大， 從改革開放30 多年來的實踐、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度變遷足以說明。
類似“西南六省七方經濟協調會” 1984 ～ 2006 年各方輪值， 召開了21 次協調會， 雖有旅遊、交通等淺層面上的一些合作， 後也不了了之， 各自為政。 2007年， 又設立成渝統籌城鄉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成渝經濟區（2008 年進入國家戰略、2009 年編制規劃、2010 年提升高度、2011 年規劃獲準通過）。
多年來， 以行政命令模式組建， 全國各地類似宏大的區域發展規劃、協調發展組織， 難以計數。
從區域經濟學視角看， 武陵山協作區欠缺一個能夠帶動區域發展的大城市，缺乏產生極化效應和輻射帶動功能發揮的牽引力。 發展經濟學視角， 山區發展的內生力十分薄弱。 公共經濟學視角， 即使外驅力拉動不止， 國家投入巨大， 但功效甚微。 公共管理學視角， 行政成本之高無需贅言。 關鍵問題是， 若不充分確立自組織自發展的權利主體地位， 發揮技術上必要的地緣經濟區諸種資源和市場的自動協作、協同、合作， 而忽視發展（市場、利益） 主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側重山民參與式發展， 一味強調政府作用， 大抵依舊只能停留在公文上。 同時，即使在同一特困連片區， 各區縣發展水平差異也很大（表1-1）。 而且， 有些區縣及其下轄鄉鎮的有關數據統計缺失， 甚至曾經已有的電子網頁也被刪除了。 從公共選擇經濟學視角（奧爾森， 2007） 看， “分利集團的擴大將增加法律的繁文縟節， 強化政府的作用， 造成協定的複雜性， 並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 並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 “不存在這樣的國家： 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並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集體選擇經濟學理論認為（奧爾森，1995）， 在其他條件相同時， 成員獲得的收益取決於所占利益集團收益的份額，利益集團越大， 其中個體數量越多， 收益就越小， 離最優水平就越遠， 成員數目多的利益集團的效率是低下的。
作者簡介
馮佺光（1962-），男，苗族，博士。重慶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重慶師範大學市場中介與企業信息管理研究所所長、重慶師範大學農村社會發展與農業經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重慶市區縣經濟學會、重慶市經紀人協會常務副秘書長，中國WTO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與社會保障、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與“三農”有關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等領域。出版專著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主持、參與國家及省部級課題20餘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