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41年端午節,舉行了第一屆詩人節的慶祝活動。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說:“抗戰以來,由於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 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五幕歷史劇《屈原》,自元月二十四日起在《中央日報》連載十五天,四月二日起公演,引起巨大轟動,與今日之寂寥恰成鮮明對比。
創作背景
在這個熱鬧的時代,讓我們重讀《屈原》,回望詩人的命運。
上個世紀初話劇出現於中國,帶著新鮮的趣味和蓬勃的生機,以及明顯稚嫩的特徵,中國人並沒有完全了解話劇的構造和編織的規律,就已經開始把它當做傳遞思想和情感的有力武器了。郭沫若1942年1月寫的話劇《屈原》便是這樣的作品,它不成熟卻切中時代的要害,那些看來十分明顯的文學缺陷,都被鮮明的主題和昂揚的激情所掩蓋,成為呼喚愛國主義、抵抗日本侵略的風雲之作。
七十餘年後時代變遷、意識形態流轉,這部一度被奉為歷史劇經典的劇作,如今自己也躺在歷史裡,少人評說,更少有人想得起來去排演。它為什麼被推上峰巔,又為什麼被人冷落?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歷史的歸歷史——是時候用文學的目光重新打量郭沫若的《屈原》了。
劇情
南後的陰謀
劇本《屈原》中的故事極其簡單:第一幕,屈原教育學生宋玉,要像橘樹一樣“獨立不倚”,在大波大瀾的時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並且通過侍女嬋娟的口交代,秦國使者張儀遊說楚王,詭稱秦以商於六百里之地予楚,條件是楚齊絕交。屈原則主張“聯齊抗秦”,目標是成就統一大業。第二幕,南後在楚宮內廷設計陷害屈原,假裝暈倒在屈原懷裡造成調戲自己的假象。楚王罷了屈原的官並且改變主張,宣布和齊國絕交同秦國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憤怒被大家認為是瘋了,於是鄉鄰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眾人,痛罵張儀怒責南後,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關進東皇太一廟。第五幕,嬋娟找到屈原,誤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漢北。
《屈原》最重要的戲劇性事件在第二幕,南後假裝暈倒以陷害屈原,以達到“短期間內打破國王對於屈原的信用”的目的。此事件是全劇的樞紐,也是邏輯中心,其他場次都是此事件的鋪排和延展。
但是,劇本里沒有一句話直接說明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只是說張儀要選個美人進獻給楚懷王,上官大夫靳尚還提到南後陷害魏美人奪寵,劇本似乎是暗示南後害怕張儀獻美人會奪了她的寵愛,所以要陷害屈原。然而陷害屈原與南後專寵,與楚懷王改聯齊為聯秦的主張,實在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劇本的結尾,屈原又對太卜說,“請你相信我,我現在只恨張儀……是那張儀在作怪啦。”這意思是說張儀通過南後陷害屈原,從而達到楚懷王改變主張的目的。但是南後和張儀在陷害屈原之前從未見過面,劇中也沒有張儀收買南後的描寫,反而是南後派靳尚給張儀“送了一千五百個大錢”。
由此看來,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不足,而且是混亂的,對於劇作來講這是核心性的硬傷。退一步講,假設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成立,楚懷王看到屈原懷抱南後,便立即決心“一定要和齊國絕交,要同秦國聯合起來,接受秦國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認為屈原道德敗壞便不假思索地迅速改變了國策,邏輯上也實在有些牽強。你也可以說這正是楚懷王昏庸的表現,但是這樣的塑造實在是過於粗糙、簡單和幼稚了。
屈原的憤怒
被楚懷王稱為“楚國的大事大計、法令規章,都出於你一人之手”的屈原,被南後陷害了,並不急著辯解被誣的真相,而是反覆說“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意思是說,屈原憤怒得“發瘋”,是因為國家被出賣。然而他很快被挾持下場,沒有機會聽到楚懷王“絕齊聯秦”的決定。也就是說,從屈原被罷官到他回家,再到他出走這段時間,其實屈原一直不知道“國家被出賣了”,直到第四幕釣者告訴屈原,楚懷王“決定和秦國要好”。所以這之前屈原的憤怒就顯得莫名其妙。
但是屈原必須憤怒,而且必須憤怒得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瘋得鄉鄰都“務必要替他招招魂啦”。這是張儀、南後們想要看到的結果,這樣人們就不會再相信屈原了。屈原被陷害後的瘋態描寫還可以解釋為憤怒,但是第四幕屈原披頭散髮手持寶劍頸戴花環的描寫,給人感覺屈原的精神真的不怎么正常了。
憤怒實在是這個戲要傳達的主旨,屈原的重頭戲是被囚之後在神殿上激情飽滿的《雷電頌》,以表達屈原的憤怒並且實現劇作者對現實社會憤怒的吶喊,是最被人推崇的著名獨白。如此重要的一段戲,之前沒有任何情緒和事件的鋪墊先暫且不說,獨白之後屈原的一段話,更令人匪夷所思。在一番吶喊之後他卻表示“對於南後倒並不怨恨”,並且出人意料地進行了自我反省:“我的性情太激烈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偏,要想矯正卻不能夠。你(鄭詹尹)看我怎樣的好呢?我去學農夫吧?我又拿不來鋤頭。我跑到外國去吧?我又捨不得丟掉楚國。我去向南後求情,請她容恕我吧?她能夠和張儀合作,我卻萬萬不能夠和張儀合作。你看我怎樣辦的好呢?”這段話不僅是自我反省,甚至想要向南後求情,而原因僅僅是不能和張儀合作。更令人不解的是,胸懷國家社稷的屈原居然向太卜鄭詹尹詢問起自己未來的出路來了,而此人正是南後派來給他下毒的,是南後的父親。
評價
縱觀全劇,屈原從來沒有主動做過什麼事,除了罵張儀、罵南後,屈原始終是被動的,被陷害、被招魂、被囚禁、被解救……就連屈原最後出逃的方向都是
衛士甲指引的。屈原在最後說:“好的,我遵從你(衛士甲)的意思。我決心去和漢北人民一道,就做一個耕田種地的農夫吧。”計謀比不過南後,城府比不過張儀,決斷比不過楚懷王,情操比不上嬋娟……一個遇到突發事故便異常憤怒,憤怒到發了瘋,甚至茫然無所適從的人,實在不像是一個地位顯赫的政治家,無意中流露出的懦弱和無所適從更與偉大的愛國詩人形象相去甚遠。
歷史的面目
《屈原》在文學上的稚嫩似乎並不影響此劇上演造成的轟動,想當國中華劇藝社公演《屈原》的場場滿座,金山、張瑞芳、白楊、顧而已等大牌在重慶國泰大劇院舞台上的熠熠星光,以及左右翼文化陣營的唇槍舌劍,國共間宣傳陣地的明爭暗鬥……實在是熱鬧非凡。《屈原》作為激發愛國熱情的藝術作品,時值抗戰相持之時,人民的憤懣之情更容易通過話劇的形式抒發出來,屈原在《雷電頌》中發出的“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聲,一度響徹重慶的上空。後來的很多話劇都可以證明,切中時代的脈搏發出真誠的吶喊,哪怕是稚嫩的作品,仍然能夠得到熱情的呼應。
由於此戲的上演恰值皖南事變的第二年,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很快就被國民黨認為是對政府的隱秘攻擊。根據當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郭沫若的自述,以及當時左翼文化人士關於此劇大量唱和的詩詞來看,這個戲的演出也是共產黨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周恩來甚至認為“《屈原》演出的成敗關係到重慶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衰成敗”。此劇由於從一開始便涉入政治過深,當時的褒貶也都是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出發評論的,甚少從純粹的文學角度和戲劇角度來看待此劇,甚至在人物該不該遵從歷史真實的地方糾纏了很久。解放後郭沫若的文學地位僅次於魯迅,與老舍、曹禺並稱為“郭老曹”三大家,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文學基石。話劇《屈原》也被認定為“散發著愛國主義豪情”的歷史劇而奉為經典,更鮮有批評之聲。
歲月遠去,距離讓我們逐漸看清一部劇作的真實眉目,使我們認識並分清一部戲的歷史作用和藝術價值成為可能。一部劇作到底有多大藝術分量,它為什麼在當時引起轟動而後又少人提及,都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作者自己可以不知道,當時的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後人不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