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自選集:新聞傳播學,發展,作者,尹鴻簡介,人文學者,訪談,作者簡介,研究領域,

尹鴻自選集是由尹鴻自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聞傳播學名家自選集，納入這一系列“自選本”的作者們，則是改革開放以後湧現的新一代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名家”。他們大多來自高校或其他教學研究崗位，都是當代新聞傳播學界某一個方面的領軍人物，都是術業有專攻，腹笥豐碩，蜚聲於時的新聞傳播學界的佼佼者。作者尹鴻就是一個人文研究者。他的學術生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西比較文學、美學、悲劇等領域都有很好的研究。

基本介紹

書名：尹鴻自選集：媒介圖景·中國影像——新聞傳播學名家自選本
作者：尹鴻著
類別：新聞傳播
定價：38元
出版時間： 2004-9
開本：16開
版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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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學

新聞傳播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眾多門類中的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新聞學的研究有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傳播學的引起關注和廣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由於新聞傳播學者們的努力，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已經由被某些業界人士妄自菲薄的“無學”，變成了“顯學”。

在國家頒布的學科目錄中，從無到有，由附屬在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變成了獨立門戶的一級學科。

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是中國新聞傳播學迅猛發展的時期。新聞學理論、新聞史、新聞法治、新聞職業道德、廣播電視和輿論監督的研究，全面鋪開。新聞理論的研究也由純黨報理論的研究，擴展到一般新聞學理論的研究。傳播學的研究，則外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相滲透，內與新聞學相融合，也有了很大發展。傳播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研究，以及傳播輿論學、符號學的研究等，都受到人們的關注。新傳媒的研究、媒介經濟的研究，也開始成為熱點。新聞傳播學已經進入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互交融、“多角度學術發展的階段”。

中國新聞傳播學今天的繁榮發展，是幾代學人篳路藍縷辛勤耕耘的結果。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薪火相承，代有傳人，各領風騷若干年。他們當中的佼佼者，都堪稱名家，都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過貢獻。

作者

和他們的前輩們比較起來，他們這一代的“名家”們具有以下的特點，即:（一）具有較深厚的人文理論根底;（二）具有較合理較全面的知識結構;（三）具備必要的學科前沿知識;（四）思想活躍，不刻舟求劍，不作繭自縛;（五）接受過改革開放的洗禮，接受過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潤，具有較開闊的學術視野。他們是開拓創新的一代，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一代。

讓新聞傳播學的“名家”們出“自選本”，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版創意。首先，都出自“名家”。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質量上的保證，避免了在數量眾多的新出的各類專著中，挑花了眼或挑走了眼。其次，都出自“自選”。既是“自選”，選出來的，必然是個人滿意的自認為可以傳世的精品。不會災梨禍棗，不會誤人子弟，也可以大大減少讀者和學子們的經濟負擔。這對社會，對學術，對文化的發展，都將會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賀這套《新聞傳播學名家自選本》的問世，並相信它一定會受到海內外新聞傳播學者和學子們的關注和歡迎。

尹鴻簡介

尹鴻訪談錄

尹鴻，作為近些年來活躍在學術講壇上的一位學者，已有不少的報導引用展示他的學術見解、學術觀點。而對於學術品格、學術立場這些對於學者來說應該最為寶貴的品質卻鮮有關注。特別是對於像尹鴻這樣一批年紀很輕就取得很高學術地位的青年學者而言，關注他們如何應對物質世界的誘惑、如何保持學術品格這一更深層面的論題可能尤為必要。在尹鴻一本著作的後記中偶然發現一句話：“用生命貫穿學術、用學術充實生命”，非常意外地給我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一問題的現實文本和某些質感元素。由此，誕生了“生命學術與學術生命”的訪談主題。

人文學者

尹鴻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名從事文化研究、影視藝術研究和媒介批評的“人文學者”，儘管這些年來他似乎也從事過一些關於影視產業、傳媒政策等方面的實證性研究，因而，似乎更多地被人們註解為“一半人文科學，一半社會科學”。

他進行了10年的影視傳播研究，追蹤了十多年的中國當代電影，並對當代中國的電視媒介形態展開過深入研究，同時，還試圖在媒介批評研究方面有所突破；這些共同構成了他學術生涯的另一半，而且為他注入了某些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人文視野與科學方法的某種融合，也許共同造就了現在的尹鴻。

訪談

問：您20多年的學術生涯，大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劃分的原因是什麼？

尹：第一個階段可以說是學習階段，我是“文化大革命”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那時的大學階段正處於新舊交替時代，接受過很多無用的東西，同時，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觀念。新舊交替、中西差異對我的衝擊很多，但是也成為了一個很好的積累過程，給我提供一個思考的機會。接受任何新東西都是在與舊東西的比較中完成的，所以後來發現許多學術問題都經過了自己認真的比較和思考，〖JP2〗而不完全是從書本中讀來的。在四川大學中文系的本科以及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學習，使我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現代西方文化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了解。

後來考上博士，來到北京，當時正值美學研究的高峰期，於是學了很多哲學，開始對悲劇產生興趣，通過對悲劇的研究又使我對中西文化有了進一步認識。博士論文是研究弗洛伊德與中國現代文學，受到當時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影響，當時主要考慮到心理學思潮與現代文學的發展有深刻的聯繫，而此前這個領域的研究還相當缺乏。這段時間，自己還參加了一個項目，與人合作出版了一部國內最完整的研究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著作。這些研究，對於我在一個中西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化，在大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學藝術的思維方法和知識構成產生了長遠的影響。我後來的研究思路與這段工作有密切聯繫。

問：您的研究好像總是將已有的理論和具體的文本創作，或者說具體的媒介現象聯結起來，顯示出一種非常“務實”的學術特色，但您是否會擔心這樣的批評，比方說對您始終未能建構起具有容納力、概括性的理論體系的批評？

尹：實際上，我從來沒有進行過空洞的理論研究，都是將理論與具體的文化現象結合起來的，也可能是我沒有那么形而上的抽象能力。但這種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我研究成果的鮮活性，因此使我的研究更易被接受，更易被傳播。�

也許會有人批評我沒有建構過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確實是這樣的。主要是我覺得框架的東西不是我追求的東西，他容易束縛住人們的想像力，容易落入削足適履的教條之中。當然，也可能是我的研究還沒有達到那樣的抽象水平，所以目前還不能建構起一個更完整的能夠包容萬象的理論。�

對我來講，我不追求純理論的原創性，我覺得我在學術上的建樹可能更多是對歷史進程、文化現象的分析，我的原創風格可能體現在這方面，而不是體現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上的，將來也不大可能轉向純理論，因為我更關注研究對象的整個發生、發展過程。�

問：如何評判您的這一學術風格？

尹：這樣做可能使我的研究比較兼收並蓄，不走極端，壞處是可能不夠深刻，因為我很少將一種學說、一種理論推向極端，常常難以達到一種由於片面帶來的深刻，因此，很少能夠給人振聾發聵的印象；但是因為比較客觀，不走極端，比較開放、多元，所以我的學術觀點可接受性比較強，一般來說引起強烈反對的比較少。�

問：第一個階段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方面，後來有什麼變化呢？

尹：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我剛剛在北師大獲得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當時的文學研究經過前一段的喧譁正處在一種比較困惑的時期。與此同時，媒介研究開始發展起來，但是當時的人文學者對這個領域還比較陌生。我在北師大，離電影學院、電影資料館都很近，起初是當票友，後來發現從事媒介研究的人很少，但媒介對於社會的作用卻日益增大，而且在20世紀後半期以來，影視媒介在西方可以說是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實驗場，這些因素加上我個人對於電影這種視聽語言本身的喜好，都促使我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影視文化，以至於後來完全放棄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而進入了影視研究的新領域，並參與了中國高校第一個電影學博士點的創建。

我做電影研究以後，也沒有走上純理論的道路，依舊是用理論來分析當代中國影視文化。除了當代中國影視文化外，也有一些延伸，比方說中國電影史、外國電影史、媒介文化研究等，這些是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參照和背景。

電影與文學不同，它是一種媒介，不僅與藝術而且與技術、工業、市場、政治、流行文化等都有更加密切的聯繫，因而在電影研究中我意識到藝術和美學的方法已經不夠用了，必須要積累一些傳播學的方法、傳播學的理論，從藝術背景到傳播背景，於是我指導的研究生方向確定為影視文化傳播而脫離了單純的藝術研究。

正是有了這種轉移，我才可能將電影的研究擴大到對電視媒介的研究。特別是我來到清華，進入傳播學研究領域以後，變化更加明顯。雖然我關注的重點仍然是電影和電視，但研究過程中，更多的藉助傳播學背景而不是先前的藝術背景了，比方說我以前研究電視，主要是電視劇，現在更多的集中在電視節目形態、媒介產業化等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學的背景，即便是研究電影，與以往也有所不同，更關注電影工業、電影政策等方面的內容。� 問：回頭看這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作為一個學者，對您自身而言有哪些收穫？對於社會而言，或者說對於您所從事的這一領域以及相關層面，有哪些貢獻？能否對您的學術成果進行一個自我梳理？

尹：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時，我當時研究過西方現代主義的幾乎所有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在研究的廣度、豐富性及相互關係的複雜性方面都達到了一定水準。另外，我的博士論文《弗洛伊德主義與中國20世紀文學》，就這一項目來說，我不僅僅是找到一種資料上的對應關係，主要是從觀念上挖掘了弗洛伊德主義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影響，我個人認為這一研究還是達到較高水準的。到現在為止，這些研究還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穫，在台灣、香港地區以及國外一些大學，這些著作還被列入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文獻，他們有人甚至不知道我是研究電影的，但知道我搞過比較文學研究，這些資料在中國來說也是比較完整的。�

另外，我還研究過悲劇哲學和藝術，對於中西方悲劇藝術、悲劇意識做過比較系統的研究，特別是對悲劇與人生、與人生哲學的研究，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當然，我最主要的研究還是集中在“當代中國影視文化”。大概分為幾個部分。一個方面是對當代中國影視文化與當代中國複雜的現實關係的研究，在這方面也提出過一些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比方對“一仆三主”的社會語境的分析，對主旋律的“倫理泛情化”、“家國主義”策略的分析，對商業娛樂電影與中國國情之間的文化衝突的分析，對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態度的分析，對中國電影新生代體驗風格的分析，對好萊塢全球化策略的分析，對中國電影的政治倫理情節劇模式的分析，對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的分析，對中國電視文化多元性的論述以及對一些具體的影視形態和模式如“真人秀”節目的研究，應該說都做出了一些原創性的成果。我想，在中國複雜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下把握中國影視文化的規律、走向和它的特質，是我的研究對於當代中國電影最有影響的方面。此外，我還做過一些中外影視文化比較研究，這些研究都是試圖將中國媒介置於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分析西方媒介文化如何被中國吸收、使用，以及這種吸收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提出和闡述了市場、產業與文化的關係，引入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概念，具體分析了很多中國媒介經濟、媒介管理等方面的現實問題。� 此外，在近10年中，我還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影視評論者，是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參與影視評論的，形成了我作為一個批評者的位置。我對20世紀90年代許多重要電、電視文本和文化現象，都發表過批評意見，許多批評還產生過一些影響，作為當時影視文化的一種“文獻性紀錄”被保留下來。我做過多年的“年度電影備忘”和年度電視綜論，對當年度電影電視的趨勢、發展格局、走向作批評研究。因為一直保持著這樣一種對當代中國電影的動態研究，而且是比較完整的動態研究，這不僅對於人們了解、研究當代中國電影會提供比較大的幫助，而且對於構建一種批評的氛圍也起到了作用。

還有一方面，就是媒介文化理論。可能是我個人受批判學派影響比較深的緣故，我始終想建構一種媒介批判的視野、方法和立場，希望在市場、政府與人文傳統之間，保持一種大眾文化的開放性，保持文化的一個公共空間、公益領域，為文化提供一種倫理根據、一種價值尺度。1995年我從加拿大做訪問學者回國以後，就提出了“媒介生態環境”的概念，目的是希望能夠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健康、公正的媒介文化批判體系。但是，這個工作至今仍沒有完成。目前，我還在繼續這個工作，隨著媒介的市場化和功利化程度提高，媒介批評的重要性將更加顯示出來，我希望我能夠在這方面有一些理論的建樹。

治學之道千千萬，學問人生各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將學問做得有格有致，可能是學者的一種無意識的追求。

問： “整合”和“原創”對於一個學者而言，分別意味著什麼？您個體的經歷如何？

尹：我理解，所有的原創都是在整合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整合的原創是自以為是的胡說八道。對於學術來講有這么一個過程，一定階段的整合研究是必要的。但關鍵是，可能目前我們會有些人為了整合而整合，將國外的搬過來沽名釣譽。其實，對於中國現階段的傳播學研究而言，從國外引進的過程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紮下去，將這些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而在整合的基礎上產生原創。�

對於我個人而言，我的原創性體現在我闡釋方面的原創性，也就是說我吸收別人的理論，但又不會被束縛，也不會將之推向極端，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文化背景的認識來考察我的對象，提供一些原創的闡釋方法、闡釋視角。

問：在研究過程中您是如何平衡“感性”與“理性”的？個體經驗在您治學過程中是個什麼位置？應該處於什麼位置？

尹：我始終懷疑“為學術而學術”。我一直強調做學術是我體驗生命的一種方式，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對象能喚起我的熱情，也就是說能喚起我的關懷。沒有熱情我是一般不會去做。�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力求做到客觀，從多方面來考察，因此研究的成果是相對客觀的，是為人們接受的。但是在對研究成果的表述上，我不能，也不願迴避表達自己的主觀性，因為這是我對生活表態的一種方式，如果不能這樣，我就沒有一種表達生活的可能性了。在表述時，我會帶著自己的體驗來表述，因此，我的教風、文風可能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個性化的印象。而實際上我的研究方法、研究事實是客觀的。當然，這樣研究可能使一部分人因為接受我的風格個性而接受我的研究，甚至被這種表述的修辭所征服而放棄了理性的考察，也可能使另外一些人因為不喜歡我的文風而拒絕我的研究。但是，我想，學術研究也需要不同的個性、熱情，才能形成它的博大和豐富，世界上沒有所謂絕對的公正、客觀，但是正因為有各種差異的呈現，我們才能夠得到一個相對客觀的可能性。個性的多樣性是學術的多元化的前提。

問：其實您非常堅持地認為自己是一個人文學者，一個人文學者進行社科研究的優勢在哪裡？劣勢在哪裡？

尹：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人文學者。剛來清華最不適應的就是，時刻有一種被迫要變成社科學者的危機或壓力。

人文學者的優勢在於背後依靠的人文傳統，人文傳統帶來的一種共同情感，這種東西更容易被人們接受。劣勢在於，可操作性不夠，比方說得出一個判斷，可是這個判斷如何變成一些可操作性的步驟或可操作的元素去實現它就很難。這與人文學者比較少或者沒有接受過社科訓練有關。

所以，我現在試圖將這兩種方法和態度作融合，雖然我知道這兩者的立場和方法以及傳統都很不一樣，但是我認為也可以找到一些共同平台。中國的傳媒研究需要這種方法論的綜合和平衡。

問：如何做出學術研究的“品位”、“品質”、“品格”來？

尹：先說“品位”，就是不要媚俗，不要人云亦云。“位”首先牽扯到如何做人，如何給自己定位，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關係到用什麼態度做學問，如果很俗氣，他的學問不可能有品位。

“品質”的要求就是要有一定的方法論基礎，做出來的東西要有質量，質量來自你的知識積累、你對方法論的認識和把握。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專業素質，這是保證品質的前提。

“品格”就是要有一種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不僅要對對象有了解有研究，而且有判斷、有闡釋，有前瞻的東西去引導它。做出的判斷要有影響，能夠感染人、影響人。成為“格”的東西，一定是對自己研究的領域、對他人有影響的東西。這可能是一種比較高的境界。�

非常流行的一句話“無知者無畏”，很想知道“有知者是否有畏”，作為當今學者，面對政治、面對市場，是否有所畏懼？是否應該畏懼？是否能夠真的做到無所畏懼？一個學者，應以怎樣的態度、怎樣的立場、怎樣的行動來確立自己的學術品格、建構自己的學術準則，從而做到無愧學術、無愧社會。關注學者的“畏”與“無畏”可能會找到解讀的依據。

問：您覺得評判一個學者學術地位的標準應該是什麼？

尹：標準？標準總是與一定的數量和一定的質量相關。質量在某種程度上源自一定的數量，因為沒有一定的數量，本身就會限制你的研究的深度、廣度，從而會影響到研究質量。� 但現在可能由於量化指標對於學術評判要求越來越高，往往流於另一種傾向，追求數量而不追求質量，大家都在一個平面上抄來抄去，沒有創新元素。

按我的理解，判斷一個學者的標準可能有幾個方面：一方面是他在自己的學科領域產生的影響力，具有一種公認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不在於他在學術機構有一個類似“會長”或“副會長”的職位，而是指他的學術理論的被引用率，被正面的引用率，以及他的學術觀點、學術方法對他人的影響力。

問：除了在自己學科領域的影響力，是否還包括社會影響力？

除了在自己學科領域具有公認的影響力，另一個判斷學者地位的標準，我認為，還在於他在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取得的成就高低，或者說他在理論上、方法上、概念上、資料上所具有的公認的價值和原創性或者開創性。

問：您對您目前獲得的這樣高的學術地位是怎樣看的？從質量、數量兩方面來反觀您的學術成果您的自我評價是什麼？

尹：我目前的學術地位，還不能說很高。我能得到目前的學術地位，一方面在於我確實認真地做過一些研究，不論數量、質量方面都還不算差。特別是我對於當代中國影視文化的研究，我想我目前取得的成果還是得到國內外相關學術界的承認的。我在電視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說，體系性的東西不是很多，但在我已做過的包括電視品牌研究、西方節目形態、電視劇研究等方面，就項目本身而言，也還算處於前沿狀態。這些東西給我提供了學術地位的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之所以有這個位置，與這個學科領域整個的學術水準還不是很高有關，雖然我們有很多優秀的學者，但總體來講，整個學科的學術水準還不是很高。因此，只要認真做過一些研究，特別是所做的工作又有些突破與創新，相對來說，獲得一定位置比較容易，因為我們這個領域的學術規範、學術傳統都還沒有完全形成，不像在傳統學科中，要想很年輕就獲得一個很高的學術地位非常不容易。可以說，我選擇了一個強手不那么多的領域來做這件事。�

但換句話說，也說明這件事有一定難度，之所以大家不去做，是因為沒有積累、沒有傳統，這些增加了在這一領域做出成就的難度，但是一旦做出成就，就很容易獲得地位，我覺得我對自己的估價基本就是這樣。實際上做的事情還很不夠。�

問：很想聽聽您對“學以致用”、“學術獨立”的理解？特別是從您個人經歷、個人立場的角度。

尹： “學以致用”，從我的立場來講，它不是唯一的學術追求，但它是一種有價值的學術追求。學，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用。實際上我們很多的“學”，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的。但是“學以致用”並不是急功近利，“學”要比“用”有前瞻性、引導性，“學”始終要讓“用”在一個更開闊的空間上發展。�

問：自身的經歷呢？

尹：我可能屬於比較“學以致用”吧，一方面，因為我是老師，直接將自己的“學”用於教學生；另一方面，與媒介接觸比較多，大量的交流、評獎等活動，通過影響媒介從業人員來達到“用”的目的；還有就是通過大眾媒體來間接地影響公眾，因為我較多地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意見，這些東西可能會對公眾的媒介認識產生一定影響。�

問：學者該如何保持學術的獨立？

尹：學術獨立其實關鍵在於自己的品質，學術獨立的核心是說真話。現在的“學術獨立”雖然越來越困難，就像你剛才說的學術與市場、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日趨複雜，但這是一個尺度問題。其實任何一個人生活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會有妥協，但這個妥協還是有個“度”，有個底線問題，你想得到支持、得到發言空間的可能性，就像人與人交流，更何況是與一個比你有權力的人交流，你勢必會做出一些妥協。但是對於我個人來講，任何妥協都有底線，雖然不是所有真話都可以說，不是所有想做的事都可以做，有可能做的事也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事，說的話不是自己最想說的話，因為你受到體制、市場各種權力因素的影響。但有個底線是，絕不說完全違背自己願望的話、絕不做完全違背自己願望的事。而且絕不去主觀上奉承，當然這樣你可能有些話不能說，有些事不能做，但絕不可以做違背自己學術良心、道德良心的事情，這個對於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底線了。我不能說我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是至少基本做到了，我不是說我做過的事都有價值，其實很多事都無價值，但是我絕不做違背自己學術良心的事。當然，在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學術品格的底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畢竟誘惑很多，而且比壓力更加有動力性，所以，提底線，本身就很悲壯，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堅守某些東西。�

問：那么，你對眼下人們常常提到的學術腐敗是如何看待的呢？

尹：學術腐敗其實跟社會機制有關係。腐敗的根源就是當人們發現不腐敗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機會小，而腐敗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機會大，而且腐敗獲得利益的風險、成本和代價都很低，而廉正獲得利益的風險、成本、代價很高的情況下，腐敗就會成為一種瘟疫，四處蔓延。�

對於我來講，我在學術環境比較正常的時候就比較早獲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雖然目前也面臨種種誘惑，但是有一定的抵制誘惑的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抵抗腐敗的內在基礎比較好。如果到現在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獲得，我估計這種腐敗對自己的誘惑可能就更大。當目前為止，對於我來說，小腐敗可能會有，但是人為的主動的大腐敗肯定沒有。最大的腐敗可能是“一稿多用”（笑），我現在最大的憂患也在於此。雖然我明確告訴他們已經在哪裡發表過，但是有時候想拒絕媒體都難，媒體總會強調我們這本刊物與那本刊物的客群群不同。一方面媒體有這種需求，一方面一個人精力有限，每年也就那么幾個研究成果，被引用被轉述的情況多了，客觀上就造成了一種“一稿多用”的現象。我想，這之間可能還是個尺度問題，而且還有個觀念問題。雖然現在也會有因為各種利益，放棄一點兒原則的時候，但我還是一直提醒自己，這些東西不那么重要，作為一名學者，讓人尊重還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追求讓人尊重。這可能源於我一直在學校，一直面對學生。學生的尊重使我能夠保持自己的這種生活狀態和人格狀態。學生不是因為你有權，或者因為你有錢而敬畏你，而是從骨子裡尊重你，這種感覺是我最大的快樂。這么些年來，我上課從來不用點名，上課的學生永遠比選課的人數多。正是有了學生的這種尊敬，即使遇到一些特別不公正的時候或者是別人利用不正當的手段影響我的時候，我也能夠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幾乎在每一本書的後記中，都感謝學生們給予我的支持，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最大的力量。�

問：您覺得20年的研究之於您所處的這一領域，或者說您學科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尹：我覺得可能是兩個方面。因為媒介文化自身在當代文化中扮演著一種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我的研究正好為這個相對研究比較薄弱的領域提供了一種比較完整的素材、相對完整的成果。有人說我的研究是個文化備忘錄，因為我常常將研究置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將影視作品還原到社會狀況中去，這樣做不僅能為人們理解影視文化，而且還能為人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一些相對完整的素材與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我在努力建構一種媒介批評態度，在媒介文化發展的情況下，一個人文學者對於媒介文化應採取何種態度和立場，是我一直思考並親身實踐的。我以為，一方面要積極參與，一方面要清醒地保持自身的人文價值、人文立場，不要媚俗。至少對我來說，在研究中都試圖堅持這樣一種立場。�

問：您會如何用一句話概括您的學術成果？

尹：一句話概括我的學術成果？沒有特別的想過。不過，我20多年所做的，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能是通過解讀媒介來體驗人生、觀照社會。解讀媒介是我人生的一種體驗，是我觀照社會的一種途徑。

作者簡介

尹鴻，1961年生，重慶合川人。文學博士。1982年、1984年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碩士學位，1989年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

現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兼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高校電視藝委會副主任，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理事。多屆中國電視“飛天獎”、“星光獎”評審。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

研究領域

媒介批評、影視傳播。

主要著作

《新中國電影史》（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韓國學古屋 2002年；北京出版社 1997年）。《尹鴻影視時評》（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2年）、《世界電影大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l999年）、《鏡像閱讀》（海天出版社1998年）、《徘徊的幽靈――弗洛依德主義與中國二十世紀文學》（雲南出版社1994年）、《悲劇意識與悲劇藝術》（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主要編著：《Media in China》（ Routledge Curzon， 2002年）、《全球化與大眾傳媒》（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百年電影經典》（東方出版社2001年）、《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 10餘種。主編系列教材“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影視傳播主流教材譯叢”。出版《悲劇》等譯著2部。發表相關論文、評論300多篇。

尹鴻自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