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莽蒼蒼齋:小莽蒼蒼齋,名稱的由來,田家英生平,學者信札初探,藏品賞析,相關圖書,

小莽蒼蒼齋是田家英的書齋名，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早年參加革命，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

基本介紹

中文名：小莽蒼蒼齋
齋主：田家英
齋主出生年份：1922
齋主去世年份：1966

小莽蒼蒼齋,名稱的由來,田家英生平,學者信札初探,藏品賞析,相關圖書,

小莽蒼蒼齋

“小莽蒼蒼齋”是田家英的書齋名，因主人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非常敬仰，特借用譚氏書齋名“莽蒼蒼齋”來命名，前冠以“小”字，既是為了區別，也是遜讓前輩之意。

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早年參加革命，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平生喜好書法，對清代歷史頗有研究，曾有寫一部《清史》的想法，為此，他多方收集清代名人墨跡，作為研究清史的史料，經過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收集到了有清一代眾多文化名人的手跡，其專門和齊全的程度在國內收藏界罕見其匹。

20世紀90年代初，田家英夫人董邊，女兒曾立、曾自將其生前收藏的一百多件清代學者法書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

名稱的由來

田家英跟隨毛澤東十八年，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事業，他是《毛澤東選集》四卷九百多條注釋的主編。田家英是個書生，毛澤東戲言在田死後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有方閒章，上刻“京兆書生”四字。讀書人有讀書人的優秀傳統———好學深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自重自尊，不慕名利，不貪權勢，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這些優秀的傳統融入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之中，鑄就了田家英這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會異化為政客官僚，始終保存了書生的本色。田家英公務之餘，研究清史，他收集史料、書籍之外，旁及書畫，尤其是清代學者的墨跡，進而形成了名聞天下的“小莽蒼蒼齋”的收藏。“莽蒼”，語出《莊子》，草碧無際之狀也；“蒼蒼”，亦出《莊子》，碧天無際之色也。“莽蒼蒼”有天下一統之概，譚嗣同用以為齋名。田家英沿用之，前冠以小，有遜讓前賢之情，亦有以小見大、對立統一之意。“小莽蒼蒼齋”應有書齋獨坐、心懷天下的含義。

田家英生平

1922年1月4日，田家英出生，隨即3歲喪父，9歲喪母，11歲因為家貧被迫輟學，在哥嫂的成都藥鋪當學徒，田家英從小喜歡讀書，輟學之後，依仗一本字典，通讀了《資治通鑑》、《史記》和許多中國古典文學著作，並且在床頭書寫了一副對聯：“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

1935年，13歲的田家英，就在報刊雜誌堅持不斷地發表詩歌和文章，在四川被譽為“神童”。

田家英在中學時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其間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並開始以“田家英”為筆名發表文章。還參加了共產黨員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且因此而被學校開除。

1938年赴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同年畢業後任中共陝北公學總支秘書、歷史教員，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畢業後留在馬列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工作。

1941年，田家英被選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後又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編寫國小課本。

1946年，田家英被毛澤東看中，聘為其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師。

1948年，田家英在胡喬木的推薦下成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

1954年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秘書室的工作。

田家英參與了《毛澤東選集》一到四卷的編輯工作，主要負責注釋的撰寫。他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詩詞等的編寫工作，並主筆草擬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的開幕詞。

60年代初，由於在包產到戶和大躍進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不同，田家英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

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為毛澤東做會議紀要時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批判《海瑞罷官》一劇的意見，被批判。

1966年5月，田家英被列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黨，遭到迫害。5月22日，田家英被勒令停職反省，罪名為“一貫右傾”、“篡改毛澤東著作”，工作由戚本禹接替。23日上午，田家英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

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為田家英平反，並由鄧力群主持了其追悼會。

學者信札初探

2011-11-09 陳慶慶中國文物報

“小莽蒼蒼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22——1966年）的書齋名，以專藏清代學者墨跡而著稱。自50年代起，田家英在公務之餘即著手收集清代學者墨跡，並將輯藏與研究相結合，形成了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專項收藏特色。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他收集到一批清儒翰墨，包括清代各個時期文人學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墨跡和書法名家的珍品，構成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同時成就了名聞海內外的“小莽蒼蒼齋”藏品。

田家英在收藏清代學者墨跡時，尤其注重尋覓文人書信。至十年浩劫前夕，已入藏清人信札600餘通，涉及清代學者、書家、官員、文士300餘家。這批藏品的時限，上溯至清康熙五年，下止於民國初期，跨越250餘年之久。內容涉及對國事吏治的評議，艱難生活的記載，文人交往的描述，學術探究、典籍整理、修志續譜、雕版印書等等的討論。其豐富的內容，集中體現了田家英的收藏初衷，是“小莽蒼蒼齋”藏品中史料價值最為豐富的一部分。

一

反映清代學者的學術活動是“小莽蒼蒼齋”藏札的一大特色。

清乾嘉時期是以考據為特徵的漢學大興的時代，一批博古通今的大家由此產生。學者們普遍重視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目錄、版本的研究，以經學為中心，旁及國小、史學、金石、地理、天文、歷算及諸子百家，對中國2000多年以來的文獻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對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因此，切磋經義、辨析禮儀、考釋音韻、訓詁解疑、抄殘補缺之類的論學信札，在這一時期大批出現。“小莽蒼蒼齋”就收藏有乾嘉時期洪亮吉、章學誠、阮元、姚鼐、王念孫、錢大昕、趙翼、盧文弨、孫星衍、顧廣圻、黃丕烈、翁方綱、武億、王昶等學者的論學信札。

在這些論學信札中，學者們常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告知。

如江聲在致孫星衍的信中敘述了自己研究“明堂之制”的結果。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自漢代以來，歷代學者對於“明堂之制”皆有所研究。至清代，對於“明堂之制”的考證更是形成了一股風氣。毛奇齡的《明堂問》、惠棟的《明堂大道錄》、戴震的《考工記圖》、孫星衍的《明堂考》，均是清人對於“明堂之制”研究的代表作。江聲是著名經學家惠棟的弟子，他潛心經術，深諳校勘之學。江聲在信中首先比較了先師《明堂大道錄》與孫星衍《明堂考》的優劣，接著便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認為：“《盛德篇》屋圜徑二百十六尺，乾之策也；堂匚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聲據以推算，而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就一面而言，非四面也。其四隅各余匚三筵有半之坫焉。”這通信為了解清人對於“明堂之制”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學者們對於著作的摘瑕指謬，也是“小莽蒼蒼齋”藏論學信札的重要內容。

如樑上國在致友人的信中反駁了毛奇齡的名著《大學證文》。毛奇齡是清初乾嘉考據學的先導，他的《大學證文》一書不僅詳辨了諸家《大學》改本的異同，而且考證了各種改本的源流。而晚於毛奇齡120餘年出生的學者樑上國，卻大膽地指出了前輩學者著述的種種不足之處。樑上國在信中稱:“毛氏本勝朝遺士，獲舉鴻詞，急思並長於當代，故其為書務掊擊前儒，而於有名之朱子，掊擊尤不遺餘力，一片私心真肺肝如見矣。”他認為毛奇齡的著作“無一條可取，而其中顯然欺誣者，如窮理本孔聖之言，而偏嗤為朱子之新說”，“又朱子規勸友人之語，而誣指為朱子自悔之詞”，“如此立說，黑無天日，真欺盡天下讀書人，誤盡天下讀書人也”，“此書若頒布，必有大招物議者也”。樑上國精通經學，勤於著述，曾督學奉天和廣西。他的著作《駁毛氏大學證文》，更是對毛氏著作博而不精的細加駁正。

學者們在摘瑕指謬之後，還常常相互商榷，這些內容也多出現在“小莽蒼蒼齋”所藏的論學信札中。

如任大椿在致藺生的信中，生動地描繪了幾位學者對文章得失的討論。從信中可知，他在閱讀藺生所作《書薛蘭州事》和《張白蓴先生墓碣》兩篇文章時，二雲和實齋兩位先生正好在座。實齋認為：藺生“文雖佳，吾卻惜其過於文耳”。任大椿卻認為：“不然！後世之人所以不及古人者，正在文不及古人”。並稱“實齋見解甚高，筆下正坐欠文耳”。任大椿曾任《四庫全書》纂修，精通禮經，尤長名物。信中所提及的二雲即邵晉涵，實齋為章學誠，兩人均為乾嘉時期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信中所描述的對話，正是學者們對於先聖之言“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的商榷。史書記載，章學誠眼識甚高，從不輕易讚許他人，從這通信中也可見一斑。

另外，在“小莽蒼蒼齋”的論學信札中，學者們還常常提及收集資料的艱難和秉承嚴謹治學態度的重要性。

如鄧顯鶴在致友人的信中講述了自己編寫《武岡志》的不易。鄧顯鶴是乾嘉時期著名的文獻學家，《清史稿》談及他“以纂著為事，系楚南文獻者三十年”。曾國藩則稱“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饑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為之者”，“全省之方輿略備，巨製零章，甄采略盡”。武岡僻處湖南西南隅，山高勢險，苗瑤雜處，是歷代用兵扼塞之區。鄧顯鶴在信中稱，自己在編寫《武岡志》的過程中，“費苦心搜緝”，“得之佚聞，訪之私乘，參之別記，證之國史，凡荒陬古寺殘碑短碣，搜羅殆盡”。儘管如此，仍感不滿，“惜為時太促，採訪不周，又偏隅無多書可考，訛謬滋仍，深用慚憾，耿耿在抱”。正是由於有了這種殉道士的精神，才使得全志對武岡各種情況記載甚詳，充分體現了地方特色。並且深受章學誠所創“三書”（志、掌故、文征）、“四體”（紀、譜、考、傳）體例的影響，層次清晰。無怪乎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其列為清代名志之一，而《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則稱讚此志：“不循尋常方誌體例，別出心裁，深得史家之良法美章，獨具卓識，可稱名著。”

再如姚鼐在致友人的信中談及了應該如何做學問。姚鼐是桐城學派創始人之一，他在漢學盛行之時，獨排眾議，不拘門戶之見，漢宋兼容，提出“義理、考證、辭章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辭有所附，考據有所歸”的觀點。姚鼐在信中寫道：“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為要務。竊謂學者以潛心玩索，令胸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急急於著述，斯為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以此意通求之為佳耳！”如此嚴謹的治學態度，使姚鼐“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為世所稱誦者……皆義精而詞俊，優絕塵表。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曾國藩稱：“惜抱固當為百餘年主盟。”

這些論學信札大多是將學術與書信融為一體，內容囊括經史，上究天文，下研地理，旁涉文字、音韻、名物、典制。旨在發表學術見解，進行學術交流與爭鳴，堪稱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論文，為中國文化的積累立下了汗馬功勞。

學者校勘、刻書是清代社會學術活動的重要內容，“刻書之多，超乎前代，而且考證校讎之學，至乾嘉而極盛，校刻之書，多精審可靠”。特別是在江浙及安徽的徽州一帶，人文淵藪，文化積澱深厚，加之物產豐盛，經濟富足，具備了藏書、刻書的有利條件，因而湧現了一批藏書、刻書大家。在“小莽蒼蒼齋”藏札中就能見到他們的墨跡，如江蘇“崑山三徐”中的徐元文，吳縣黃丕烈、潘祖蔭，儀征阮元，陽湖孫星衍；浙江錢塘厲鶚，仁和盧文弨，海寧吳騫、許連及蔣氏光煦、光焴兄弟；安徽徽州鮑康，等等。他們的往來書信，記述了購書、抄書、刻書活動的興盛，校書、編書過程的辛勞，以及他們為此孜孜不倦、一絲不苟的進取。

20世紀60年代，杭州古舊書店收到海寧別下齋後人賣出的1000餘通清人信札，“小莽蒼蒼齋”從中精選了40餘通入藏。別下齋是蔣光煦的藏書樓名，蔣氏三代藏書，其中多宋元刊本及舊精鈔本。其從弟蔣光焴亦喜藏書，建藏書樓衍芬草堂和西澗草堂。蔣光焴不僅是藏書家，還致力於校讎刻書，他以宜年堂藏本刊印的羅復所著《詩集傳音釋》，被認為是明代以來最善本。在顧廣譽致蔣光焴的信中就對此事進行了評議。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詩集傳》，在元代有眾多學者對其進行闡釋，其中許謙所著《詩集傳名物鈔》是成就較高的一部，羅復又對許書進行了音釋纂輯。顧廣譽在信中將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與羅復的《詩集傳音釋》進行比較、考證，認為：“羅與許同時，乃並其書為之音釋者”，“羅說適與許符，足見全采白雲《名物鈔》之言，羅氏原書正是如此”。並對蔣氏刻書予以肯定：“閣下重為授梓壽世，又附以校勘記，可謂有功是經，猶且審定再三，具見用功之詳慎。”同樣談及此事的，還有伊樂堯致蔣光焴的信。他在信中讚譽了光焴刻印《詩集傳音釋》，稱：“詩傳自明代為坊刻所變亂，學者不獲見朱子之原本三數百年矣！而兄乃取元本付梓，令兄生沐先生暨諸君復為精於讎校，於以嘉惠藝林，誠不朽之盛事也。”

在這些信札中，學者們還暢敘了刻書心得，其中最為精闢的是許連致蔣光焴的信。許連也是當時的刻書大家，他刻書嚴謹，寫板、雕工、紙張、印製，無不精絕一時，後人稱其所刻書為“古均閣本”。在信中，許連談到刻書有三樂與三憾：“竊嘗論之，刻書有三樂：終年讎校，孜孜不倦，可以收束身心，一樂也；嫏嬛秘籍，傳之人間，有裨來學，二樂也；日積月累，版片既多，子孫得以坐享羨餘，較諸良田，尤無欠缺，三樂也。又有三憾：所刻部籍，無關學問，無益世人，轉瞬便成瓿覆，一憾也；臆改臆刪，妄自點竄，致古人面目全非，二憾也；刻既舛訛，印復率劣，即善本亦不耐觀，三憾也。弟以為能去此三憾，更增一樂。”這是對古籍整理出版的見道之語，十分珍貴。

除整理刻印古籍之外，清代學者還熱衷於蒐集碑版，考訂金石文字，然後刊刻影摹，流傳於世。“小莽蒼蒼齋”藏札對這一風尚也有所記載，如孫星衍致何道生的信。孫星衍是貫通經史訓詁之學的大家，對金石碑版研究甚深。他所到之處，如有殘碑斷碣，必拓印下來，記錄在案，並與友人中喜好金石者互郵所獲，交流心得。在致何道生的信中，他寫道：“山左尚多古碑古蹟，現在遣人拓致，當以佳拓八分書奉寄。”如此，孫星衍歷經二十餘年辛勤搜尋，集眾家之長，終於著成《寰宇訪碑錄》一書，此書堪稱金石目錄之冠。

再如黃易致孫星衍的信。黃易為“西泠八家”之一，精於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廣搜碑刻。他在信中談到：“弟繁累已極，幸吉金樂石，日有所得。”信中還敘述了與好友汪雪礓（字中也）互贈武梁祠畫像石的往事。乾隆四十年（1775年），黃易曾在汪處看到武梁祠畫像石的“唐拓”本(明嘉靖唐順之拓本)，滎懷十餘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在濟寧運河同知任上時，查閱《嘉祥縣誌》，訪得漢碑，並考訂出“堂乃武梁，碑為武斑”，旋即出資挖掘，使武梁祠畫像石重新問世。隨後，黃易拓全本送與雪礓，雪礓大喜，欣然許諾以“唐拓”相贈，但不久遽然去世。五年後，雪礓弟踐其兄宿約，將拓本贈與黃易。黃易在信中寫道：“揚州汪中也兄之唐拓武梁祠畫像，是唐襄文公之物，今歸於弟，實為快事”，“當攜此與好事者共欣賞耳”。精美珍貴的武梁祠畫像石能流傳至今，黃易功不可沒。而汪、黃二人志趣相投，互贈武梁祠畫像石拓本的故事，也成為傳為佳話。

二

記錄清代學者的內心世界及其生活狀態，也是“小莽蒼蒼齋”藏札的重要內容。

藏札中記載了許多鮮活的、不可多得的片斷，留下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間的真誠交往。如王文治在致曹文埴的信中關注摯友：“治屏跡江皋，他人宦況升沉，若弗聞見，惟一二至契不能忘懷，米元章云：‘恭審進位，慶同在己’，家貧，望鄰富，真有此情也。”蔣士銓在致陶其愫的信中談“布衣兄弟之交”要心心相印：“二十年骨肉綢繆之久，中間或泣或歌，或怒或怨，無非天真流露，一過即化。人生貴知所短，凡褊心厲氣，皆我氣質之偏，足下皆知之。而一片血性，又與公所同，故傾吐至是，‘種恩彌怨’四字竊敢為太守銘之座右也。”黃體芳致孫鏘鳴的信中論交友準則：“為國家建一二分事業，為身後留一二分聲名……亟思得兩種益友，一極嚴正者（此人難求），一極練達者（此人易得），朝夕史監，激發我神明，增長我膽識。”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艱辛仕途。其中有伊秉綬“作郡之苦，十倍西曹”的感慨（伊秉綬致勵宗萬信）；有劉墉到任楚南，“離群之苦，苦不可耐，弟不能一日無談天之侶”的嘆惜（劉墉致曹文埴信）；有程鴻詔“初來此邦，所治荒涼，無異遷謫，然不欲為苟退……毅然以師道自任……力求稱職者三年於茲矣”的決心（程鴻詔致陳元祿信）；還有朱錫庚“方今聖人在上，正賴落落數公相與出治……皆志同道合，若一二年之間，並蒙不次之擢，則天下何憂不治耶？”“望眠食珍重，為國自愛”的互勉（朱錫庚致孫星衍信）。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雅致情懷。如趙宗建在讀罷張星鑒“紀游之作”後致信：“足下以一書生為萬里游，一覽其勝，開拓心胸，發為文章，振筆而書”，“弟讀之如獲從游，藉洗齷齪，不獨千里相思一朝而慰也。”厲鶚在收到陳皋的來信及蒲桃後，回信稱此珍品“當歸獻老母，以志故人雅誼”，並述：“每當還里時，孤篷聽雨，翦燭懷人，念之不勝憤結也。”康有為向沈曾植贈《奏稿》一書，曰：“稿已成前日黃花，惟文章頗美，尚復敝帚自珍，姑存為史料，以資後人議論。惟追感明良會合，嘆息參欷，公當亦為之歌泣也。”

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的拮据生活和病痛之苦。“逐年度日維艱，今更不如昔。兄自庚子出都南來，名為宦遊，實避亂而已！故家用自來省儉，自到滬上，格外持算……而諸物昂貴，求似昔日亦不可得”（唐晏致毓廉信）；“惟是長安不易居，米鹽瑣眉之外，酬應如麻，而囊中已漸漸告罄。屢托知好代覓一館，久之寂然”（黃體芳致孫衣言信）；“兄本無大恙，誤服蜀醫之劑，辛散太過，遂至加劇……稍一勞作則汗出如漿，兩腿至晚盡腫，不能穿靴”（朱學勤致王文韶信）；“弟自去秋以來，時患風濕，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變，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中心郁悼，心火上炎，遂患喉病。頻年境遇奇窘，又加以悼逝傷離，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來”（戴望致張星鑒信）。

展誦這一通通書信，猶如閱覽一幅清代學者的生活畫卷，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已然躍於紙上，是我們了解那個年代讀書人的難得文本。

清代晚期國運逐漸衰落，社會矛盾加劇，外敵入侵頻頻。“小莽蒼蒼齋”藏札以作者的親身經歷，見證了中國人民飽受屈辱的歷史。如宗德在致張星鑒的信中哭述了家鄉慘遭戰禍的景象：“昆邑前借夷鬼之力攻復……城中半為鬼穴。客夏由滬返虞，道出馬鞍山下，廬井蕭條，荊榛蔽野，昔日闤闠之地，皆已鞠為茂草。怪鳥啁啾，人聲闃然。埤堄之間，時有數鬼聚語，每一謦咳，聲如梟鳴。水流綠膩，風來皆腥，極目荒涼，（殆）非人境。西過巴城湖，遠望斷葦叢筱中，始漸有炊煙揚起。虞邑附郭五六裡間，其荒涼與昆略同，鄉市遭劫稍輕，瀕海或偶有一二完善之地。東皋所留僅有一樹一石，舊時門巷，模糊莫辨。總宜老屋及貞壽堂基，間架尚存，惟四無鄰居，雖修葺完固，亦非住所矣。山中古寺，如維摩、普仁，均甃石無存。山峰破山，僅留數椽。城中昭明讀書之台，言子弦歌之里，靡不毀棄淨盡，千年遺構，蕩然如掃……傷哉傷哉，劫何酷與！”又如濟澄在致邱光瀛的信中悲敘了外敵入侵後的境遇：“近日關東有事，日俄構兵，我守局外中立之例，固我疆域。”“現在停戰講和，想不日即應開議，未知將來如何了結？但願持平，亦中國大幸也。”“仆賦閒五載，又經庚子大亂，其景況久在鑒中。數年坎坷，更兼喪子。五中積鬱，筆墨難宣。仆平生迂直，即萬分艱迫，不肯輕易向人道一窮字，只盡我所有者典與售之，以延殘喘。近因庚子歲洋兵搜括一空，衣食無措……京中敝親友均屬同病，即稍可敷衍者，業經貸遍，籌畫至再，一策皆無。”這樣的書信，今日讀來，仍不免令人心痛不已。

面對國勢衰微，山河破碎，“小莽蒼蒼齋”藏札中不乏曾國藩、彭玉麟、鄧廷楨、丁日昌、楊昌濬、張之洞等清廷要員評點國事的痕跡，但更多的是文人“位卑未敢忘國憂”的抒懷。而書生文弱的肩膀能擔負起什麼？最直接的就是興辦教育，“夫世運隆替關乎人材，人材盛衰繫於有位也”。他們以“講道論德，移風易俗為務”，“企予望之矣”。清末學者孫詒讓在目睹了清廷腐敗、國難當頭、民智晦盲的狀況之後，毅然投身教育，培育人才。“小莽蒼蒼齋”收藏了他寫給劉紹寬、吳鳳鳴等致力於教育變革同人的19通信札。在這些信中，他痛心陳述：“時局艱危，近已到極度”，“中國貧弱……則瓜分之議立行，神州種族，自此為奴隸矣！”“弟近來衰態日增，萬事灰心，所不能忘者，子孫將為外人奴隸，淪胥之痛，萬無可逃”。他大聲疾呼：“以開學堂為第一要務，吾國之弱在於下流社會智識太劣，雖有管葛，無所措手，而種類經數百年時文之浸溺，實受害不淺。體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須實在進化，方有翻身之望。”孫詒讓身體力行，先後在家鄉創辦瑞安算學書院、瑞平化學學堂，在此基礎上，籌建了溫州地區第一所按清政府詔定學制而設的官辦學校——瑞安普通學堂，並親自主持校務。他在信中對中外教育進行了對比，認為“日本學制之善，考察至詳，於中國學界大有裨益”。“大抵中土學校之弊，一在希望大高，學節不無凌躐，一在敷衍牽就，毫無精神”。提出“須按學生年齡、程度及授課時間商定教科”，“教科書須教習於授課時隨課隨編”的辦學思路。孫詒讓在信中還與同人就籌措學校經費，推舉校長、顧問，招聘教員、監員，如何設定課程，如何分班，以及選送教員、學生留學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討論。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兩三年內辦起各類學校三百多所，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礎。“小莽蒼蒼齋”收藏的這批信札，是中國教育改革先驅們實踐的記錄。

三

除史料價值外，“小莽蒼蒼齋”藏札還是難得的書法藝術珍品。

由於信札均是親朋間的私人往來，沒有公函書寫的拘謹，不受館閣體的束縛，因此作者書寫往往是瀟瀟灑灑，信筆揮就而無造作。再加上典雅的文辭，講究的格式，精美的信箋，處處都滲透出文人的修養、氣質，展現了他們的翰墨風采。其中有兩通信札尤為值得一提：一通是江聲致孫星衍的信。江聲精通國小，專工篆隸，生平所作筆札，皆用古篆。這通信即用古篆書寫，全篇行格齊整，用筆嫻熟，在書法研究上具重要價值；另一通是翁方綱致錢泳的信。翁方綱是與劉墉、成親王（永瑆）、鐵保齊名的書法大家。這通信是翁方綱收到好友錢泳寄來《婁壽碑》雙鉤本後的回函，其中錄寫了自作七言古體詩一首，以詩論述了《婁壽碑》的價值以及拓本的流傳情況，“賦此報謝”錢泳。這通信共有行書六頁，書寫灑脫、奔放，體現了行書流暢的真髓。翁方綱在名下不僅鈐蓋了“蘇齋”、“覃溪”二方名章，還鈐蓋了刻有韓愈《雜說》全文的一方印章，這方印總計有朱文篆書115字，文字之長，實屬罕見。如此詩、書、印完美結合，不愧為書法佳作。

“觀其所藏，知其所養”。“小莽蒼蒼齋”藏札是田家英當年為研究清史而蒐集的重要文獻資料，它經歷了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的不斷積累，“文革”災難的劫後餘生，俞偉超、史樹青諸位專家學者的慧眼識珠，周錚先生前後三遍的披閱釋文，以及齋主後人歷時十餘年的錄入、校對、查詢、整理工作。直到今天，終於形成這篇文章，猶如掀起面紗一角，請世人一覽。但是，隱藏在這些文字背後的信息，以及這批信札所包含的深邃內涵，仍需要進一步挖掘、整理；使它在文化傳承、學術研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真正實現前人的夙願，更要下一番苦功。唯日孜孜，無敢逸豫，吾輩當為之努力。

藏品賞析

梁啓超致建霞書札

縱22.5厘米，橫12.2厘米

釋文：建霞編修先生：伻來得書，盛意相招，敢不如命。殷勤獎飾非所克當。頃定擬初七遄行，望前必當抵湘。文從北行當以何時?千乞少待，一罄積想。匆匆先布，相見不遠。不一一敬復。專承道安。弟啟超頓首。十月五日

作者小傳：梁啓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光緒十五年舉人。康有為弟子。光緒二十一年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主張變法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後，先後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段祺瑞政府的財務總長。五四運動後，倡導文學革命，贊同民主與科學。晚年任教於清華大學。一生著述宏富，於文、史、哲多有著述。工書。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楓園藝友錄》有傳。

康有為致乙老書札

縱23厘米，橫8.5厘米

釋文：頃有門人錢碩甫維漢（參謀部兼大學教員），學博才高，志遠閱深。昔在戊戌曾與舍弟同被逮，故為患難至交。今來為中國大事令告公。且錢碩甫甚敬慕

作者小傳：康有為（1858－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人稱南海先生。光緒二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1888至1898年間先後七次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法。1898年佐光緒帝主持新政，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日本，流轉南洋，遍游歐美，組織保皇黨，反對民主革命。民國成立後歸國，仍志在恢復清室，曾參與張勛復辟。病卒於青島。精書法。著《廣藝舟雙楫》，力倡北碑，對近現代書壇產生了較大影響。博通經史，著述甚多。有《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同書》、《物質救國論》、《電通》及《康子內外篇》、《長興學記》、《萬木草堂記》、《天游廬講學記》等。《清史稿》有傳。

龔自珍行書珠鏡吉祥龕心課冊

縱127.4厘米，橫17.3厘米

釋文：珠鏡吉祥龕心課一卷。苦惱眾生綦並題。己卯歲饌。庚辰歲續。

道光元年九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奉行起，大吉羊，有如三寶，定公。

二十日丁卯，入律。是日誦《初發心功德品》訖，有如所誦。定公。

二十一日戊辰，發大勇猛心，持律。定公。

九月二十五日午初一刻。誦《明法品》，生歡喜奉持心。定公記於定龕中。

十月十一日午初書，定公。一切無能破我法者；一切時無不可證入法界者。是時，誦《升兜率天品》竟，以此為界為證。大心凡夫頂禮。

是日竟柴米，此勿算，以明日算起。

佛言：過去不可得，未來不可得，見在亦不可得。省庵念佛偈；如猛火聚，觸之即燒。

蓮池大師語：客問參禪念佛。可渾融否？答曰：若本兩件事，用得渾融著。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吾友葉先生曰：神明足，之謂貴。

辛巳五月初八夜想及之，是時大病。初九日起而書之。初九日午。初起矣。

作者小傳：龔自珍（1792－1841年），字爾玉，又字璱人，號定庵，一名易簡，字伯定，更名鞏祚。其外祖父段玉裁曾名之為愛吾，別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學務博覽，為清代著名學者、思想家。在經學上，是嘉道間提倡“通經致用”的今文經學派重要人物。當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時，他曾預見英國可能侵犯，建議加強戰備，不與妥協。在哲學上，持“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反對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受佛教天台宗影響較深。散文奧博縱橫，詩尤瑰麗奇肆，自成一家。有《定庵全集》等。《清史稿》有傳。

小莽蒼蒼齋

基本介紹

小莽蒼蒼齋

名稱的由來

田家英生平

學者信札初探

藏品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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