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甲午戰爭,英日同盟,日俄戰爭,相關組織,第二次同盟,第三次同盟,
人物簡介
日本安政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於 日向國（今宮崎縣）飫肥藩士家庭。父貫平，母梅子。小村於1861年（文久元年）入振德堂藩校學習，1869年（明治二年）畢業。1875（明治八年）以文部省首屆畢業生赴美留學，學習法律科。1880年（明治十三年）由美留學歸國，在司法省任職，先後任上等裁判所判事、大審院判事等職。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外務權少書記官。1886年（明治十九年）升任外務省翻譯局次長，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任翻譯局局長。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因得伊藤博文內閣外相陸奧宗光賞識，以駐華使館參事官身份任臨時代理公使。
小村壽太郎是積極主張侵略中國的所謂“日清開戰論”倡導者，被稱為“開戰之急先鋒”。出任駐華代理公使後，他竭力蒐集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產業、民族風俗，以及列強在華活動等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回本國”。由於小村壽太郎身材矮小，為人狡猾奸詐又善於盜竊情報，到任後不久，北京外交使團各國公使就送給他一個“鼠公使”的綽號，以諷喻他向老鼠一樣狡黠機詐。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小村壽太郎被任命為駐朝公使。1896年經陸奧宗光推薦，任外務次官。1898－1900年先後任駐美、俄公使。1901年轉任駐華公使，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活動及《辛丑條約》的簽訂。1905年以全權代表身份出席朴次茅斯會議，簽訂日俄《朴次茅斯和約》。1908-1911年任第二次桂太郎內閣外務大臣，簽訂《日俄密約》、吞併朝鮮、收回關稅自主權。1911年11月病死，被授予侯爵。
甲午戰爭
1894年2月15日，朝鮮東學黨武裝起義在全羅道古阜郡爆發。日本政府決心利用朝鮮東學黨起義事件，以保護駐朝使館、僑民為名派兵入朝。為了製造挑起戰爭的藉口，6月7日訓令小村照會清政府，以朝鮮王朝現有重大變亂事件為由，日本擬出兵入朝。6月9日，總理衙門據理駁斥日本的照會。12日，小村再次向清朝政府提出強硬照會，堅持要派兵入朝。6月17日，日方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無理要求，中國政府予以斷然拒絕，認為“止可由朝鮮自行釐革，中國尚不干預其內政，日本素認朝鮮自主，尤無干預其內政之權”。理屈詞窮的日本政府無言以對，便於22日由小村再次照會清政府，提出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要求，日本斷然不會撤去在朝軍隊的無賴要求。這就是所謂對中國的第一次絕交書。
小村壽太郎
小村壽太郎小村壽太郎回國後，受到日本政府的嘉獎。被任命為戰地行政官，隨同山縣有朋的第一軍赴朝，從事新的侵略活動。10月25日，日本第一軍攻陷九連城、安東縣。並在安東縣設立“軍管民政廳”，小村出任民政長官，開始對中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
英日同盟
甲午一戰，日本本想借戰勝之威，不僅從中國攫取巨額經濟利益，而且想趁機涉足中國大陸，日本這種獅子大開口式的豪奪，引起了西方列強的嫉恨，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迫使日本退出已到手的遼東。這件事使日本的統治者痛切地感到：單靠軍事上的成功不足以保證和維護它的既得利益。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只有在歐洲列強間尋求盟邦，才能保證在將來不再陷入孤立無援的窘境。但在歐洲列強中，到底誰是日本的“朋友”呢？實際上，從三國干涉還遼以後，日本政府便面臨兩種抉擇：要么通過“日俄協商”，緩和與俄國在朝鮮問題和中國東北問題上的矛盾；要么依靠對外結盟的辦法，依附強援，實現自己的對外目標。起初，小村壽太郎與日本絕大多數政要一樣，希望通過與俄協商，以“滿韓交換”的方式謀求妥協。但俄國在遠東咄咄逼人的攻勢和在滿韓問題上的態度，使日本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對“日俄協商”產生了懷疑，更多的人傾向尋求同盟以制俄的途徑。當時身為駐俄公使的小村壽太郎在透徹地考察了俄國的態度後也對“日俄協商”不再抱有幻想。
特別是俄國利用干涉還遼有恩於清政府，急劇加快東進步伐，在中國大肆攫取各項權益，“締結中俄密約，設立中俄銀行，敷設東清鐵路，租借旅順大連，最後更利用義和團事件占領滿洲，並將其鋒芒伸至韓國。” 不僅使日俄在遠東的矛盾急劇激化，而且也使在遠東占有絕對優勢權益的英國感到威脅。從19世紀末，隨著英國經濟在世界總體經濟中所占份額不斷降低，英國在世界範圍的殖民利益也受到俄法德在不同地區的不斷挑戰。在非洲同布爾人的戰爭已使英國人焦頭爛額，波斯、印度、阿富汗，尤其是在遠東，俄國人的進逼更使英國難以單獨招架。這樣，日英結盟的客觀形勢逐漸形成。所以當伊藤內閣的外務大臣加藤高明收到其駐英公使林董的有關報告時，為了進一步權衡同盟的利弊得失和成否可能，加藤將林董的電報轉發給當時擔任日本駐華公使的小村壽太郎，以徵詢他對日英同盟的意見。接到加藤的電報，小村便立即回電錶示贊同，並列舉之所以贊成的理由：“1、在遠東針對俄國的三國同盟（原同盟提議為德國首倡，而且德國此時甚至比日英更熱心）可以鞏固日本（在這一地區）的地位。為什麼這樣說呢？在日俄發生衝突的時候，以英德聯合的力量足以使法國嚴守中立；2、當日本與俄國有事之際，如果沒有他國援助日本，日本在華南的利益將會陷於危險。若借三國同盟訂立適當的協定，在此種情況出現時，（該協定）將會起到保護日本利益的效果；3、三國同盟的目的，不過是在遠東保持勢力均衡，所以絲毫沒有使日本捲入歐洲變局漩渦之中的危險。” 這裡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小村對締結對俄同盟急不可待的心情，同時我們在此也可以隱約看到小村利用同盟爭霸東北亞，確保日本在華權益的戰略意圖。
1901年6月成立的桂太郎內閣之所以選任小村壽太郎出任外相，其目的便是希望以山縣有朋為後盾，以桂和小村攜手的力量，把日本外交政策轉到通過與俄國抗衡以實現日本既定戰略目標的軌道上。這樣只要不打算對俄國進一步妥協，無論是繼續交涉，還是付諸戰爭，尋求盟友都成為日本實現國家目標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實際上，“作為駐俄公使，小村早就對俄國的遠東政策洞察頗深，”他認為：“和俄國親昵協商，（保持）遠東永久的和平，不與俄國一戰終將難以實現，而日英如不攜手，與俄國一戰亦不會有好的結果。” 這早就與桂太郎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9月21日，完成《辛丑條約》簽訂工作回到日本的小村壽太郎一接任外相，便把“全部經歷傾注到本問題（日英同盟）上”，與桂太郎一起，整日研究“今後的交涉方案” ，積極推進日英同盟的準備活動。10月8日，他電訓林董：“我政府就同盟問題經過反覆仔細地考慮，對（貴官）前述的意見予以認可，關於這一問題，特此授予（貴官）正式與英國政府交換意見的許可權。” 於是自去年4月以來，以委婉的言辭和心照不宣的態度進行的有關同盟的交涉，開始甩掉以前的虛托和偽裝，進入直接的和正式的談判。
在締結第一次日英同盟的過程中，小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頻繁地遊說於諸元老之間，以求其對日英同盟的諒解，而且他還在12月7日諸元老審議日英同盟問題時，將自己的意見命屬下寫成文字材料供元老參考，在這篇“著名”的《關於日英同盟的意見書》中，他首先闡述了日本面臨的形勢及俄國在遠東的政策，接著他對日英同盟和日俄協商的利弊得失進行了一番比較，他認為日俄協商其害有四：其一，日俄協商“維持東亞的和平只不過是一時之舉”。俄國的侵略野心終難滿足，將中國全境置於其勢力之下是俄國追求的目標，所以和俄國協商不足以保證維持穩定而恆久的和平；其二，日俄協商給日本帶來的經濟利益少。滿洲鐵道和西伯利亞鐵道現在雖可利用，並能從中獲得不少的利益，但在該地人口繁衍、諸般事態進步之前，不能認為該地在貿易上會有什麼希望。而人口繁衍、事態進步對該地來說還是相當遙遠的事；其三，日俄協商“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其結果將對我利益造成不小的損失。近來清國上下親近我邦，信賴我邦之風日長。實應乘此機會，或通商，或（興辦）工業，或在清國擔任文武顧問，我邦人應為之事不一而足，為此維持清國上下如今日之良好感情極為緊要。然而若與俄國協商，此趨勢必將為之一變，正所謂千仞之功，虧於一簣之憾”；其四，與俄親近必將傷害英國的感情，結果我海軍便不得不保持與英國對等的勢力。相反與英國結盟則其利有七：1、英國不願意再在遠東增加領土上的責任，勿寧說它更希望維持現狀，以便專注於謀求通商上的利益。所以與英國結盟有助於制止俄國的侵略野心，從而能夠比較久遠地維持遠東的和平；2、日英同盟的性質是和平的和防守性的，其直接目的在於保全中國和朝鮮，維護中國在通商上的門戶開放，絲毫也不必擔心引起列國的非難；3、日英同盟一旦成立，清國對我邦的信賴必會比今日更深一層，這樣在清國擴張我邦利益，推行其它諸般計畫便更加容易；4、要使俄國同意按我方的希望解決韓國問題，只有與第三國結盟，這樣俄國就不得不答應我方的要求，而英國恰恰就是這最適當的第三國，所以與之結盟將在韓國問題的解決上使利益歸於我邦；5、由於與英國結盟，其結果不僅會使我邦在世界經濟界獲得很高的信用，而且英國也不會將促進我國的發展置於它的利益之外。甚至連英國的人民也會樂於在財政和經濟上為我邦謀得便宜，所以無論從政府，還是民間都可以得到不少好處；6、英國的殖民地遍及五大洲，假如日英親善，我邦在殖民、通商方面所獲得的好處是滿洲和西伯利亞不可同日而語的；7、維持與俄國海軍實力的平衡不知要比維持與英國的海軍實力平衡容易多少。 小村的這個意見書是在支持俄國遠東政策的德法與英美對立的世界形勢下，在日本處於到底該站在哪一方的重大歧路面前，在充分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後做出的果斷選擇，他決定以維護遠東和平和中國的門戶開放原則為名，在局部解決滿韓問題的基礎上與英美提攜，以排除俄國對這一地區的侵略，減輕日本追求對外政策目標的阻力。
小村對元老的遊說和說服工作主要體現在勸說元老井上馨上，起初井上馨是與伊藤博文一起主張日俄協商的代表，後經過小村和桂太郎的一再說服，特別是小村委託日本外務省顧問丹尼森對其勸說 ，並集除伊藤外其它元老的聯合壓力，最終使井上馨在審議日英同盟問題時也轉而支持日英同盟。
第二，極力排除英國對日本的猜忌，加快締結日英同盟的步驟。日本外交政策長期以來徘徊於日俄協商和日英同盟之間，在日本上層堅持日俄協商的勢力舉足輕重，這不能不引起英國的不安。特別是在日英同盟交涉正酣之際，伊藤卻親赴俄國首都訪問。日本政府的態度不僅使英國擔心，甚至連駐英公使林董也產生懷疑，從伊藤那兒他聽說：看不出桂首相對日英同盟有什麼特別的重視，後來他又聽說，栗野公使的任命，也是以與俄國達成某種提攜為條件的，於是林董電詢小村，“假如有關栗野公使的傳說屬實，這與政府讓本公使交涉日英同盟的一貫方針不相容，而且十分有損於我國政府的名譽和威信。同盟交涉既已開始，如今罷手極難。這不只引起對本公使的責難，而且也破壞了我國政府對友邦的信義，並難免招致與長期以來共同的假想敵提攜的指責。” 接到林董的電報，小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不顧重病在身，立即在病床上口授回電，“我政府從未抱有與以前訓令相矛盾的想法，即使今日也決不改變以前方針，栗野公使的任命不包含任何條件。” 小村及時而明確的電報一掃林董心中的疑惑，林董便信心實足地對英國的猜忌做出了合理的解釋，得到英國方面的諒解。
第三，設法將日英同盟對日本的不利因素降至最低限度。在同盟的交涉過程中，關於同盟條約的公布問題，英國提出：“此類協定以前從未有過公開發表的先例，” 主張以間接的方式通知列國。對此小村認為：以前此類協定之所以不公開，是因為“一般大多數同盟都有特定的針對國，”“而本同盟的目的卻與此相反，它與列國就中國所聲稱的政策一致，若不公開發表，必然會就同盟的目的和範圍產生誇大而有害的謠言，從而對兩同盟國不利。”所以在此問題上他希望英國政府同意公開發表。
另外，小村在對列國通告同盟成立的問題上也煞費苦心，他儘量借同盟維護和平的幌子，掩飾其以同盟為後盾追求國家目標的真實目的，以博得列國的理解和支持。同盟交涉原本是德國首先發起的，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德國並沒有加入同盟，為防止德國的不滿，小村決定將日英同盟的訊息儘早通知德國，在與德國公使的會談中，他一方面強調日本對中國和朝鮮沒有任何侵略的意圖，日英同盟的目的主要在於維護中國和朝鮮的領土完整和在兩國的工商業機會均等；另一方面小村大談日德之間存在的極為友好的關係和日德兩國在遠東極少有利益衝突。
由於日英同盟所宣稱的目的正是美國首倡的主張，所以不會引起太大的麻煩，小村在通知美國時強調，該同盟不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它的目的與列國在遠東所主張的政策完全吻合。本同盟是建立在領土保全和機會均等主義的基礎之上，確信有助於保障全局的和平和康寧，美國政府對本同盟的目的表示同情，是日本政府所衷心希望的。
俄國是日英同盟所針對的對象，但在給駐俄公使栗野的訓電中，小村要栗野向俄國說明時特彆強調，“該協約的性質和目的全然是和平的，其綱領與在遠東有利益的列國所共同尊奉的政策完全一致，這一點也是明顯的。至於該協約中涉及劃分貴國和帝國利益的事項，隨後應本著坦誠友好的態度進行協商並按兩國政府的共同願望使之完成，任何與此相反的打算是沒有的。” 這實際是暗示俄國，此時的日本已非同往日，希望俄國在今後的交涉中適當讓步。
對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小村也要求日本駐各國公使，在對其駐在國說明時強調：“該協約不包含對任何方向的任何威脅，相反它與在遠東有利益的各國所奉行的政策完全一致。” 即使對當時已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小村也絕不大意，他不僅特意囑咐內田轉告慶親王奕劻：“該條約的目的在於維護轉告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和（列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而且該協約實際上是在遠東陸海軍實力最強的兩國的結合，若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富康，凡涉及該協約的諸般事項，應本著坦懷誠實的態度，並應完全信賴同盟國，此乃真正忠於清國的利益，……” 而且他還讓中國駐日公使蔡鈞將同樣的意思轉告中國的外交當局及實力人物如南洋大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小村之所以在向清政府通告日英同盟問題上如此費心，一方面是讓清政府及其實力人物感激日本的好處，一方面也是讓他們知道，今日之日本，已非昨日之日本，這實際上已經為他日後利用日英同盟，在中國謀取利益埋下了伏筆。
日俄戰爭
日本外交官本多熊太郎(1874-1948年)曾著有《膽略外交》一書，其中對小村壽太郎在日俄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日俄戰爭是因為有小村才發生。如果沒有小村，就不會爆發日俄戰爭……至少那個時期有這種說法。我至今依然確信無疑。”本多熊太郎1901年擔任小村壽太郎的秘書，並隨同其參加了日俄朴茨茅斯和會。作為曾經的跟隨者，他對小村壽太郎的評價難免溢美之詞過多，與史實不符，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小村壽太郎“開戰之急先鋒”的作用。
1904年2月8日，日俄戰爭爆發，這場耗時20個月的戰爭是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無視中國主權，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的屈辱和深重的災難。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俄雙方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調停下，在美國朴茨茅斯海軍基地舉行和談。9月5日，小村壽太郎作為日方全權代表與俄方全權代表維特簽署了《朴茨茅斯和約》。該條約包括正約15條，附約兩條。其主要內容：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占利益；俄國將遼東半島租借權和南滿鐵路（旅順至長春等支線）及有關特權轉讓給日本；俄國將庫頁島南部讓給日本。《朴茨茅斯和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和俄國對中國東北開始重新瓜分，為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經營滿洲”，建立滿鐵，奠定了第一個國際法基礎。
日俄雙方雖然簽訂了《朴茨茅斯和約》，但若把條約利益變為現實利益，還必須得到清政府的允諾，因為條約規定，關於中國東北權益事項，“須商請清國政府承諾”。於是，儘快與中國政府交涉，落實《朴茨茅斯和約》利益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
1905年11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率領參加日俄朴茨茅斯和會的原班人馬來到北京，由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後任滿鐵第十二任總裁）輔佐，同以慶親王奕劻為首席全權代表的清政府代表舉行談判。談判期間，小村壽太郎按照“強權就是公理”的帝國主義法則，蠻橫無理地強迫清政府無條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12月22日，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該條約是《朴茨茅斯和約》的繼續和補充，它使日本實現了對朝鮮的獨占，並把中國東北南部變成了勢力範圍。小村壽太郎使盡渾身解數為日本謀求了最大限度的權益。
相關組織
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根據《朴茨茅斯和約》，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國中東鐵路南段（長春至大連）和經營撫順煤礦等特權。為了經營南滿鐵路及沿線附屬地，日本政府於1906年11月26日在東京召開了“滿鐵”成立大會。1907年3月5日，“滿鐵”總社由日本東京遷到中國大連，4月1日正式營業。
翻開日本政府的有關檔案，我們可以看清“滿鐵”的性質：由日本政府設立；總裁、副總裁以及理事由政府任命；政府設滿鐵監督官以監督其業務；政府得以發布監督會社（公司）事業的命令等等。此外，有關預決算、財會等都要經日本政府審查批准。由此可見，“滿鐵”的經營範圍絕不僅僅只是一個鐵路，它是在“代替政府經營南滿洲”，並負有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報等方面推行日本“帝國殖民政策”的重要侵華任務，其職能除了經濟掠奪外，還包括文化侵略、間諜活動等。
“滿鐵”的性質決定其在管理上受日本政府的直接監督。成立之初，“滿鐵” 在中央受遞信、大藏、外務三省大臣聯合組成的監督官署監督，於是，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不僅為“滿鐵”的創建立下汗馬功勞，還擔任過“滿鐵”的直接上司。
第二次同盟
在締結第二次日英同盟時，小村外相雖然把精力主要放在締結對俄和約上，但作為鞏固對俄國勝利的果實，防止俄國將來報復的手段，小村仍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首先，小村做出了提前續訂日英同盟的構想。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雖然提高了日本的聲望，為日本帶來了許多實際利益。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勢力的膨脹必然引起其它列強的嫉恨，而俄國在戰爭中的失敗已使它在短期之內無法對英國造成威脅，素來俄國在歐洲的地位就極為重要，俄既戰敗，歐洲之均勢乃失去平衡，德國的勢力陡然大增。為保持均勢，英國必不希望過分削弱俄國。另一方面，日本雖然獲勝，但兵力和財力均近枯竭，與之相反，俄國大軍仍轆轆東調，倘若戰爭繼續下去，勝負之數，頗難逆料。姑且不說通過軍事方式獲得的利益是否可以確保，就是將來是否可以免遭俄國人的報復也是一個令日本統治者頭痛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小村在1905年2月15日東京舉行的紀念日英同盟成立三周年的大會上講到：“今晚，我們為祝賀日英同盟協約三周年而相聚，我們當時所確信的這個同盟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會有極為重要的價值。過去三年的實踐對此做出了充分的證明。我一直希望，為了兩締約國及全世界的利益，此同盟將來應通過續訂加以鞏固” 按照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本同盟“若未經締約國之一方在距五年期屆滿時十二個月以前通告廢止本協定時，則自締約國之一方表示廢止意思之日起，至經過一年之日止，為繼續有效。雖然，若已至上述屆滿期日，同盟國之一方，仍在交戰時，則本同盟當繼續至媾和終結時為止。” 日英同盟距屆滿時間尚早，而且日俄戰爭也沒有結束，談及續訂同盟好象不合情理，但小村希望通過提早續約以鞏固日英關係，以此顯示日英同盟不僅三年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十分鞏固。由於英國不想讓日本在對俄媾和時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英國就必須對日本將來的安全提供保證，所以英國對小村提前續訂日英同盟的構想積極回響，小村的構想也就變成了現實。
其次，在同盟的性質和範圍問題上勸說政府採納英國的建議。小村提議提前續訂日英同盟的建議雖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英國政府的回響，但是在同盟的性質和範圍問題上，英國主張將以前的防守同盟改變為攻守同盟，將其適應的範圍擴及印度。日本政府雖支持續訂同盟，但只希望同盟的範圍依然如故，而且要求儘量避免產生對日本的進一步束縛（即防止把日本捲入東亞地區之外的戰爭）。也就是說在新協約中，日本除了要求追加其對韓國的保護權之外，不願再做任何改動。從林董的報告中，小村看到：要實現提前續約，接受英國的建議十分重要，而且事實上正如林董的分析，對同盟做較大的改動，實際對日本也有利。5月24日，小村就續訂日英同盟問題向內閣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書。其大意如下：為防止俄國日後的報復，確保戰後經營在和平環境中進行，就應斷然接受英國的建議，將現今的協約改為攻守同盟。因為：1、從維護和平的目的考慮，攻守同盟比現行協定更為有效，英國決不是一個喜歡多事的國家，攻守同盟也不過是為進一步鞏固和平，在這一點上，兩國的意見完全一致；2、俄國為其日後報復，必將擴充軍備，但如果我們與英國締結攻守同盟，俄國就沒有復仇的機會；3、通過這次戰爭，我國的真正價值得到了列強的承認和讚許，但也引起了它們的嫉恨與不安，而且隨著戰後我國國力的發展，這種嫉恨和不安會日益加深，並使我國陷於孤立。但如果與英國訂立攻守同盟，這種憂慮便能防止。 小村的意見在內閣會議和元老會議上得到一致同意，連伊藤博文也成為本案的熱心支持者， 隨後該方案得到天皇的批准。其實所有這一切，正如小村自己所說：“我們應趁……英國內閣尚未交替，內外形勢未發生變化之際，迅速訂立協定頗為要緊。”
第三，與第一次日英同盟相比，小村在協約具體條文的確定中，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關於續訂日英同盟的意見書中，小村就提出了協約的大致內容， 後經內閣會議對個別字句進行調整之後，以小村電訓的形式將日方的提案告知林董，由林董轉交英方。當英國企圖將波斯也列入它們的範圍時，小村以“新協約的地理範圍應以印度及其以東為限，故波斯無論如何都在其範圍之外”，予以明確回絕。 英國提出修正案以後，小村又在仔細審議的基礎上提出反修正案，比如將“東洋”改為“東亞及印度地區”、將“保障”改為“確實”、將“維持兩締約國在東亞及東南亞的領土完整”改為“保持兩締約國在東亞及印度地區的領土權利”，從而使協約更準確、更嚴謹，同時避免日本承擔更多的義務。後來小村儘管擔任了日俄談判的全權代表，在美國主持與俄國媾和，但他仍然關心和指導著同盟條約的逐條修訂，直到日英雙方達成一致。
最後，小村選擇了對日本有利的公布新協約的時間。當時英國不希望進一步削弱俄國，日本也無力繼續進行戰爭，儘快對俄媾和對日英來說都是上策，而為了促成日俄的儘快媾和，通過對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從而要求日本不要向俄國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就至關重要。而對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辦法就是在日俄媾和之前與日本簽訂攻守同盟。但是如果在日俄談判的過程中便公布這一同盟，俄國就會因感到公然的侮辱而拒絕繼續和談，甚至俄國的主戰派也會以此為藉口要求繼續作戰，日俄談判的前景可想而知。所以，當英國主張協約的公布時間應視日俄談判的進展而定時，桂太郎徵詢小村的意見，接到電報，小村立即回電：“在根據和談的進程確定發表的時機之前，將發表的日期暫時擱置，是為上策。”《朴茲茅斯條約》簽訂後，英國又以同盟條約簽訂一事已泄露於世為由，主張儘快公布同盟條約。但小村認為：在俄國批准《朴茲茅斯條約》之前，應儘量避免再傷害俄國人的感情，故同盟條約的發表應等到《朴茲茅斯條約》批准之後。英國因不願使之長期秘而不宣，德國政府及民間又盛傳新同盟協約與德國在東亞的權益相背，日本擔心會引起更多的誤解，小村便同意就同盟的性質、目的及拖延發表的理由向德法等國內部通報。總之，小村壽太郎順應了客觀形勢的發展，及時續訂了日英同盟，為日本立下了又一“偉大功績”。
2003年電視劇《走向共和》神谷秀澄飾演小村壽太郎
第三次同盟
與小村在前兩次日英同盟締結過程中所做的工作相比，在第三次日英同盟締結中的作用就不值一提，但聯繫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利用英國的支持，侵略中國、併吞朝鮮，甚至不顧英國利益在中國東北橫行無忌，不僅在遠東市場上與英國展開激烈的競爭，而且在英國屬地也呈現出積極的競爭態勢。所以，英國官民對日感情漸疏，解盟之說不斷。在此背景下成功地續訂盟約，小村對日本外交的貢獻就不可忽略。
從英國方面來說，日本從日英同盟中獲利頗豐，而自己沒有得到任何實際好處，特別是日本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執行的政策與日英同盟所宣稱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主義屢屢牴觸，英國在這一地區的商業利益大受損失。1907年英俄協約成立後，以俄國為對象的同盟已沒有必要的想法就在英國出現，隨後日英兩國在關稅問題上又發生爭執，特別是英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避免與美國開戰的信條日益強烈，所以它十分擔心由於日英同盟而把自己捲入日美衝突的漩渦。由於各種原因互動作用，英國輿論界反對續訂同盟的呼聲越來越高。
從日本方面來說，首先日俄戰爭後，日本積極推行“大陸政策”，在中國東北和朝鮮肆意攫取各種權益，這樣圍繞大陸權益，日本與列強的矛盾日益激化；其次，在日本與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過程中，由於一些具體問題，它們之間也發生了許多爭執；最後，由於日本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在美國和英屬各殖民地，排斥日籍移民的事件層出不窮。圍繞移民問題，日本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關係日益惡化。所以，儘管小村知道英國對日感情淡化，但他認為與英國再續約不僅必要，而且可能。日英同盟長期以來作為日本外交的基軸，對日本帶來了莫大的利益，此時與英國再續約，從積極方面，可使各國知道英國對日本的政策仍持支持態度，從消極的方面，可使俄國不萌復仇之念，繼續與日本合作。日英同盟的再續訂對日本絕對有利不言自明。日俄戰爭以來，英國雖然對日本的所作所為不滿，但日英同盟在過去十年間，為維護英國在遠東的霸權和世界格局中的主宰地位仍然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從全局著想，英國今後仍然需要日本，特別是正值歐洲大戰前夕，在海軍軍備限制問題、摩洛哥問題、巴格達鐵路問題、非洲及南洋殖民地等問題上，英德矛盾日益尖銳，英國若拒絕與日本續約，必將把日本推向自己的反面，那么，在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對比就對英國更加不利。所以英國即使在遠東吃虧也要維持與日本的同盟。至於在具體交涉中，小村怎樣與英國討價還價，這裡不再累述。
日英三次同盟，恰好都是在小村擔任外相期間完成的，而且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在哪一次同盟中，小村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明治時代的最後十年，日本政治依然處於元老時代，作為一個在出身上與藩閥沒有任何聯繫的外相，能夠很快博得諸元老的信任和支持，在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不能不說是小村“傑出”才能的表現，當然這也與小村一心一意為日本謀求利益分不開，因為不管日本統治階層存在多大分歧，但他們在追求國家的對外目標這一點上始終是一致的。“小村外交”的出現表明日本藩閥政治走向解體，代表日本整個國家利益的政治家和軍人開始打破狹隘的地域觀念，統治階層不再根據出身，而是根據政治觀點劃分派系。小村利用日英同盟這一外交基軸，為日本在推行“大陸政策”，爭奪東亞霸權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便是日本至今仍然津津樂道“小村外交”的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