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小人物，一般是指人物設定平凡沒有什麼背景的角色，其在19世紀俄國文學占有重要地位。
1830年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羅維奇·別爾金為筆名發表的短篇小說《驛站長》是第一本真正描寫小人物命運的小說。作家關注的一般都是出於社會階層下級小官員和小職員的，通過對他們悲慘命運的描寫來批判當時社會下的醜惡和黑暗的社會現實。這類人物要么是受盡凌辱處於社會下層的低級官吏和勞動人民，要么就是沒有崇高生活目標、精神上無所依附、庸俗無聊的小市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小人物
- 外文名：an unimportant person
- 發源地：俄國
- 時間：19世紀
中國小人物,俄國小人物,
中國小人物
中晚唐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中起著一種承前啟後的作用，不僅是傳統文學前後演變的中介，更是正統文學向市民文學轉變、雅文學向俗文學轉變的橋樑，在中晚唐文學中出現的許多“小人物”形象就能看出這一點。所謂“小人物”，是指與傳統詩文中經常出現的士大夫形象不同
的普通人物；有關人物的生活內容的描寫，不再集中於政治生活而是轉向世俗生活（尤其是愛情生活）。最值得關注的是中晚唐傳奇中出現的小人物。傳奇在唐代文學中是新興的文體，與市民文學距離最近。它屬於敘事文學，自然離不開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寫得最出色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如《李娃傳》中設計拋棄鄭公子之後又捨身救助瀕臨絕境的鄭公子的妓女“一枝花”，《柳毅傳》中為落難龍女而赴龍宮報信且不願“領賞”的落第書生柳毅，《崑崙奴》中為成全少主的愛情而冒險劫取一品勛臣家女伎的家奴等形象，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節行超凡、才能出眾的人物，作者將其作為正面人物加以刻畫，體現出一種新的文學趣味。後來的戲劇和小說等通俗文學，深受中晚唐傳奇的影響，不少名著就是在改編唐傳奇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在題材和人物形象上與其淵源甚深，如《牡丹亭》把柳生的地位下移，頗與唐傳奇中的人物相仿佛。即使是宋詞這種抒情文學，由於同屬市民文學，兼之時代較近，也多受唐傳奇沾溉，如宋詞多次用“藍橋”的典故，與裴鉶《傳奇》中裴航、雲英的故事有關。晏殊詞多次出現的詞句“不如憐取眼前人”，則化自元稹小說《鶯鶯傳》。至於趙令畤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直接歌詠唐人傳奇中的故事，與唐傳奇的關係就更直接了，並成為傳奇與戲曲小說的一個中介。
周星馳在《功夫》中塑造的小人物
周星馳在《功夫》中塑造的小人物詞是在中晚唐時期興盛起來的一種新的抒情文體，也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問題，只不過詞中的人物形象體現為抒情形象。就詞中的抒情形象而言，基本上是才子佳人，與此後戲曲小說中出現的才子佳人形象同屬一個類型，如張泌《浣溪沙》中出現的人物：“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訊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在這首被魯迅先生視為描寫盯梢的作品中，人物“佯醉且隨行”的舉動，頗接近《李娃傳》中鄭公子的行為，無論是“佯”還是“詐”，都有些狂而俗的味道。韋莊《思帝鄉》詞中對愛情的世俗化表達：“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在柳永詞中則表露為“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陰虛過”的生活嚮往，到了《西廂記》發展為對“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渴盼。就人物對情愛的張揚態度而言，詞、曲是前後相承的。
受中唐古文運動和傳奇的影響，中晚唐詩歌中的敘事因素大大增強，出現不少優秀敘事詩，這對中國古典詩歌來說是一大發展，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後來的市民文學。中晚唐敘事詩一改以往詩歌傳統，不再以士大夫形象為抒情主體，而是大量抒寫小人物形象，有些形象成為後來詞曲、戲劇小說中的人物原型。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和杜牧《杜秋娘詩》、《張好好詩》、韋莊《秦婦吟》等作品，在寫小人物命運的同時或者寄託文人的身世之感，或者折射時代風雲，在藝術構思上對宋詞將身世之感與艷情融為一體,和《長生殿》、《桃花扇》等戲劇將歷史風雲與男女愛情融為一體，也有不小的啟發。
以上強調中晚唐文學中出現的小人物形象，並不是說以前的文學創作就沒有這類形象，而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體現出的新思想、新情趣，並在後來的詞曲、戲劇、小說等通俗文學中發揚光大，因而蘊涵著豐富的文學史信息。雖然這些作品的作者還是文人士大夫，但其思想性格與創作情趣都已經向市民階層傾斜了。這無論是對後來的詩文，還是詞曲戲劇小說等，都有深刻的影響。
俄國小人物
真正描寫小人物命運，作家關注的一般都是出於社會階層下級小官員和小職員的，通過對他們悲慘命運的描寫來批判當時沙皇專制下的醜惡和黑暗的社會現實。
1830年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羅維奇·別爾金為筆名發表了《別爾金》小說集，其中包括五個短篇小說，即《驛站長》、《風雪》、《射擊》、《棺材匠》、《村姑小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驛站長》，它敘述了一個忠厚善良的小人物維林辛酸悲慘的一生。他終日辛勞為旅客服務，遭到往來官吏的欺凌，在這不寧靜的生活中只有單純美麗的女兒是他的欣慰。女兒被拐走後，他悵然若失，想盡辦法來到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兒杜妮婭。可是狠心的軍官明斯基卻將他拒之門外。維林孤苦無靠，回去之後不久就悲憤而死。小說鮮明地表現出作者的民主主義思想。
作者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寫了小職員的命運，開了俄國文學描寫“小人物”的先河。尼古拉·華西里耶維奇·果戈理的中篇小說《彼得堡故事》（1835--1842）把諷刺矛頭指向了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錢崇拜的彼得堡。小說繼普希金之後通過對小官吏小職員不幸遭遇的刻畫，發展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描寫“小人物”悲慘命運的主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大體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1844年到1859年代表作品是中篇小說《窮人》（1845）。後期從1859年到1881年，代表作品是長篇小說《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其中，《窮人》敘寫一位上了年紀的窮公務員傑符什金和一個住在同一座貧民公寓裡的賣淫姑娘瓦爾瓦拉·陀勃羅謝洛娃從互相關懷到互相愛憐，最後又分離的故事。貧窮使他們互相親近，但貧窮又注定他們必須分開。瓦爾瓦拉無以為生，嫁給了地主貝科夫而離開傑符什金，後者只好發出悲慘的“絕叫”。小說的意義在於繼承普希金和果戈理開創的傳統——寫“小人物”，同時又有所創新。以往作家寫“小人物”，大多從同情和憐憫的角度出發，寫出他們的悲慘境遇和辛酸的身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則進了一步，寫出他們的思想感情，表達他們內心深處的憤懣與不平，因而作家被譽為“窮人”的代言人。
普希金
普希金除了“小人物”，在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中，“多餘人”和“新人”作家重點描寫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