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
- 作者：趙毅衡
- 出版日期：2013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1136801
- 外文名：The Lure of the Other Shore
-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 頁數：247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是一本歷史癖的胡塗亂抹。
作者簡介
趙毅衡，著名文學與文化理論家，1978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師從著名詩人學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論為終身研究方向。1988獲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學位，到英國倫敦大學任教。2005年到四川大學工作，2008年恢復中國國籍，2009年創建“符號學一傳媒學研究所”。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創見，英文與中文著作豐富，得到過多種研究獎。近年主編《符號與傳媒》刊物，主持《符號學論壇》網站，集中力量於符號學與廣義敘述學的研究。
圖書目錄
自 序
擴編新版按言
第一部分西遊記
徐志摩：最適應西方的中國文人
求博還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留學民族主義：朱湘的留美之怒
許地山留學：如何對待自己的“留學愛國主義”
聞一多與美國“死水”
《虹》後之《霞》：“時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說
拚命精神，打油風趣：劉半農之留學
穆旦：下過地獄的詩人
李金髮：不會寫作，才會寫詩
留學而斷送前程的康白情
老舍：倫敦逼成的作家
邵洵美：中國最後一位唯美主義者
蔣希曾：一個不該被忘記的華人作家
組織成的距離：卞之琳與歐洲文學家的交往
林語堂與諾貝爾獎
胡愈之與世界語烏托邦
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
蕭乾：永遠的少年
這個啞巴太會說：英語散文家蔣彝
郭嵩燾：西方官司中國打法
第二部分東遊記
莊士敦：我的老同事
朱利安與凌叔華
艾克敦：胡同里的貴族
瑞恰慈：漫遊鏡中的阿麗絲
燕卜蓀：某種複雜意義
蒙羅：“在中國色彩中得到安寧”
韓約翰寫薩凡奇
高羅佩的一個世紀，狄仁傑的一個甲子
奧尼爾：道家救贖華爾街
狄金森：頂戴花翎的劍橋院長
毛姆與華僑持槍女俠
賓納：弄假成真的“中國式詩人”
奧登：走出戰地的詩人
金斯堡的l00個問題
第三部分夢遊記
芳香而危險的愛情：凱瑟有所
斯奈德：儒佛道社會主義者
弗賴：在文明的另一極
鄂狄葉：從《玉書》到《大地之歌》
韋利，書呆子藝術家
羅厄爾：“女羅斯福”拆字
擴編新版按言
第一部分西遊記
徐志摩：最適應西方的中國文人
求博還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留學民族主義：朱湘的留美之怒
許地山留學：如何對待自己的“留學愛國主義”
聞一多與美國“死水”
《虹》後之《霞》：“時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說
拚命精神，打油風趣：劉半農之留學
穆旦：下過地獄的詩人
李金髮：不會寫作，才會寫詩
留學而斷送前程的康白情
老舍：倫敦逼成的作家
邵洵美：中國最後一位唯美主義者
蔣希曾：一個不該被忘記的華人作家
組織成的距離：卞之琳與歐洲文學家的交往
林語堂與諾貝爾獎
胡愈之與世界語烏托邦
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
蕭乾：永遠的少年
這個啞巴太會說：英語散文家蔣彝
郭嵩燾：西方官司中國打法
第二部分東遊記
莊士敦：我的老同事
朱利安與凌叔華
艾克敦：胡同里的貴族
瑞恰慈：漫遊鏡中的阿麗絲
燕卜蓀：某種複雜意義
蒙羅：“在中國色彩中得到安寧”
韓約翰寫薩凡奇
高羅佩的一個世紀，狄仁傑的一個甲子
奧尼爾：道家救贖華爾街
狄金森：頂戴花翎的劍橋院長
毛姆與華僑持槍女俠
賓納：弄假成真的“中國式詩人”
奧登：走出戰地的詩人
金斯堡的l00個問題
第三部分夢遊記
芳香而危險的愛情：凱瑟有所
斯奈德：儒佛道社會主義者
弗賴：在文明的另一極
鄂狄葉：從《玉書》到《大地之歌》
韋利，書呆子藝術家
羅厄爾：“女羅斯福”拆字
序言
這本薄薄的書，寫了二十多年，從1978年允許我按自己的興趣讀書開始，一直到今天。當然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別的事，無非是讀書教書寫書——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從馬齒徒長到滿鬢蒼然，多少“事業”不過是人生的規定動作，得分失分都不會太意外。人生悲哀莫過此：動作做完，鞠躬下台，回想起來，只有一兩個過門動作，允許別出心裁。
這本書不然。這是我想寫的書，沒有人要我寫這種文字，絕對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課業，既不能靠此爭工資升級，又不能作學術會議發言，到哪個大學都算不上學術成果。一句話，這是純為愛好而寫，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胡亂塗下的遊戲文字，但是又積習難改，好玩之中，想說出點意思。
本書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些什麼。為什麼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遊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遊“文化革命”的中國。
80年代開始的國際大串聯，人頭攢動，狂潮洶湧。這次的大規模集體舞，每年來回的人數，可能超出上半世紀全部的總和，其歷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說到一些有關情況，暫時就不給當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書寫到的人，絕大部分已經辭世。留下一輩子是非，正好讓我們後代自由發揮。
20世紀，中國人到西方，是去做學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爾的學生，金岳霖、張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學生，吳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學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學生。大部分人是望門弟子，嚴復沒有做成赫胥黎的學生，李劫人沒有做成左拉的學生，李金髮沒有做成波德萊爾的學生，邵洵美沒能做成王爾德的學生，只是倫敦和巴黎的空氣中，全是這些人的遺蹤神韻。至今中國人來西方，大半還是當學生。像我這樣教書的，只是教師不是老師。
西方人到中國，是來做老師的：莊士敦來做溥儀的老師，燕卜蓀給西南聯大做老師，杜威羅素蕭伯納來給整箇中國知識界當老師，瑞恰慈幾乎要給全體講漢語的人做老師，1951年，最後一位硬想留下來的老師燕卜蓀被趕走，換上俄國人做老師。我個人認為，有師無類，有人講課總比沒人講課好。最好是師出多門，三人行必有吾師；只要不做一邊倒的“好學生”，不必句句當真理就是了。瞧著把俄國老師也趕走了，天下事益發不可為。
一教一學，教的什麼學的什麼?是近代西方特產，20世紀最重要一門功課，即是“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意識，可以說是“學得性現代意識”，不是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吾友王宏圖謂：“中國文化傳統資源，不敷以支持現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用來支持現代化的，而是維持歷史相對穩定地循環往復。不過這不是中國文化的重大缺陷。張之洞挑起的體用之爭，李約瑟發起的中國固有現代性源頭之尋，都是無事生非，自己找事。
現代性及其“進步”觀念，只是歐洲文化的產物，其他文化都缺乏這種前行性。如果現代化無可避免，學習就是；傳統文化有維持穩定的價值，繼承就是。何必在優劣高下上糾纏一二個世紀，趨長避短見機而作，“何必日面子”?
日本人明治維新一開始就能做到這一點，中國五四一代，也能做到這一點。回顧徐志摩、許地山、聞一多、老舍、劉半農，他們留學時，都遇到這個面子問題，他們的對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於“民族大節”。就這一點，我們都有必要懷念五四那一代留學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東方學習。他們真是西方人中的聖賢。感覺到西方文明存在問題，也就是覺悟到現代性並非萬靈妙丹，“進步”並不無窮盡地給人類帶來好處。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國作為“理想文明”的榜樣——古代中國，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並不缺少信徒；以及當代中國，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國，幾乎是“另類文明”的地上天堂。
對於這一類中國崇拜者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到中國親歷一番：本書第三部分“夢遊者”中，有幾位短暫到過中國，卻沒有多說。一點不奇怪，他們對所見所聞寧願保持沉默，不想改變頭腦中已經形成的中國神話。還有些更聰明的中國迷如龐德，如韋利，乾脆一輩子不到中國來，遙遙保持“崇拜距離”。
“夢遊”西方的中國人?就免了。可以說，絕大部分現代中國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學點東西，千方百計到西方走一遭，不會驚破好夢。除了一次大戰之後的西歐荒蕪殘破，曾使梁啓超不勝驚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現實嚇一跳的。極而言之，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界，從極左到極右，都醉心於這種那種西方思想，整部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夢遊記”。有幾個人，能在掃描範圍之外?
我能想起的幾個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將，1920年與傅斯年共赴英倫，慨然有盡收西學之志。不料在英國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打道回府。後來在自述中說“金鎊漲價，自費籌劃尚有未周”。傅斯年回憶錄說是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氣斯麵包難於下咽。俞出身蘇州名門，同光朝大儒俞曲園脈裔，從小就延請家教學英文，“籌劃”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國門就精神頹唐，終身厭聽“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將西方“科學式”批評用於紅學，50年代被批判為胡適學派第一人。或功或過，能歸於一個月的留學?
還有另一個例外：辜鴻銘。此公出生於南洋，在英國留學十年，20歲才踏上中國土地，竟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激烈的擁護者。中文雖然錯字連篇，卻用典雅的英文宣揚中國文明，而且身體力行，主張男人應留辮納妾，女人應纏腳吸鴉片。很多人說辜老只是喜歡逆反，作秀而已，他實際上一半西人血統。這倒解釋了一切：辜鴻銘要留著中國不變，以便為西方文明補缺。如果我像辜鴻銘一樣好走極端，我就說此老是個漢奸。
應當誠實說明，這不是一本成體系的書：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個嚴肅工作，我只是弄些奇聞逸事，茶餘談資。哪怕寫人物，也遠遠說不上全面。我沒有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中一些最重量級人物：去西方者，我沒有說嚴復、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錢锺書；來中國者，我不去碰杜威、羅素、馬爾羅、司徒雷登、李約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夢遊者，我敬而遠之布萊希特、海德格爾、德希達、福柯。為什麼?因為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個特殊的焦點，把重大問題說得有趣一些。這些人物都需要專門研究者來處理，不然很可能胡說一通。
特級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龐德。這是因為我從80年代初就研讀龐德，算是對其人其事有點心得吧。
第二應當說明的是，我有意略過了西方所有的漢學家，同樣也不談中國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為他們對對岸的興趣，是職業性的。他們的貢獻自然極大，沒有他們，文化交流就會在19世紀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礎，不是對異國文化的知識，而是對自身文化的卓見——真正起作用的，必須是誤讀，而有意義的誤讀，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從這個意義上說，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業餘”舞者。
最後應當說清的是：此書中我個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讀各種中英文資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極廉價，這個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卻是做專家的首要條件。我讀到的資料，都是專家們紮實工作幾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為此書中寫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發掘第一手資料的努力，那樣這本書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學術規範，我應當密密加注，說明資料來自何人的功績。但是這些小文，畢競只是輕鬆讀物，加注只能讓非專家讀者厭煩。我在文中儘可能說明資料的來源，尤其當這個源來得有意思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辯解的是，傳記材料雖然來自他人，我卻設法給每個寫到的人，找一個有意思的，或許國別文學史專業研究者沒有看到的角度。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寫了二十多年：傳記多矣，並非讀一本，就能湊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幾年來也就只遇到這些。
這本書不然。這是我想寫的書，沒有人要我寫這種文字，絕對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課業，既不能靠此爭工資升級，又不能作學術會議發言，到哪個大學都算不上學術成果。一句話，這是純為愛好而寫，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胡亂塗下的遊戲文字，但是又積習難改，好玩之中，想說出點意思。
本書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些什麼。為什麼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遊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遊“文化革命”的中國。
80年代開始的國際大串聯，人頭攢動，狂潮洶湧。這次的大規模集體舞，每年來回的人數，可能超出上半世紀全部的總和，其歷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說到一些有關情況，暫時就不給當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書寫到的人，絕大部分已經辭世。留下一輩子是非，正好讓我們後代自由發揮。
20世紀，中國人到西方，是去做學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爾的學生，金岳霖、張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學生，吳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學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學生。大部分人是望門弟子，嚴復沒有做成赫胥黎的學生，李劫人沒有做成左拉的學生，李金髮沒有做成波德萊爾的學生，邵洵美沒能做成王爾德的學生，只是倫敦和巴黎的空氣中，全是這些人的遺蹤神韻。至今中國人來西方，大半還是當學生。像我這樣教書的，只是教師不是老師。
西方人到中國，是來做老師的：莊士敦來做溥儀的老師，燕卜蓀給西南聯大做老師，杜威羅素蕭伯納來給整箇中國知識界當老師，瑞恰慈幾乎要給全體講漢語的人做老師，1951年，最後一位硬想留下來的老師燕卜蓀被趕走，換上俄國人做老師。我個人認為，有師無類，有人講課總比沒人講課好。最好是師出多門，三人行必有吾師；只要不做一邊倒的“好學生”，不必句句當真理就是了。瞧著把俄國老師也趕走了，天下事益發不可為。
一教一學，教的什麼學的什麼?是近代西方特產，20世紀最重要一門功課，即是“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意識，可以說是“學得性現代意識”，不是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吾友王宏圖謂：“中國文化傳統資源，不敷以支持現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用來支持現代化的，而是維持歷史相對穩定地循環往復。不過這不是中國文化的重大缺陷。張之洞挑起的體用之爭，李約瑟發起的中國固有現代性源頭之尋，都是無事生非，自己找事。
現代性及其“進步”觀念，只是歐洲文化的產物，其他文化都缺乏這種前行性。如果現代化無可避免，學習就是；傳統文化有維持穩定的價值，繼承就是。何必在優劣高下上糾纏一二個世紀，趨長避短見機而作，“何必日面子”?
日本人明治維新一開始就能做到這一點，中國五四一代，也能做到這一點。回顧徐志摩、許地山、聞一多、老舍、劉半農，他們留學時，都遇到這個面子問題，他們的對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於“民族大節”。就這一點，我們都有必要懷念五四那一代留學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東方學習。他們真是西方人中的聖賢。感覺到西方文明存在問題，也就是覺悟到現代性並非萬靈妙丹，“進步”並不無窮盡地給人類帶來好處。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國作為“理想文明”的榜樣——古代中國，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並不缺少信徒；以及當代中國，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國，幾乎是“另類文明”的地上天堂。
對於這一類中國崇拜者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到中國親歷一番：本書第三部分“夢遊者”中，有幾位短暫到過中國，卻沒有多說。一點不奇怪，他們對所見所聞寧願保持沉默，不想改變頭腦中已經形成的中國神話。還有些更聰明的中國迷如龐德，如韋利，乾脆一輩子不到中國來，遙遙保持“崇拜距離”。
“夢遊”西方的中國人?就免了。可以說，絕大部分現代中國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學點東西，千方百計到西方走一遭，不會驚破好夢。除了一次大戰之後的西歐荒蕪殘破，曾使梁啓超不勝驚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現實嚇一跳的。極而言之，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界，從極左到極右，都醉心於這種那種西方思想，整部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夢遊記”。有幾個人，能在掃描範圍之外?
我能想起的幾個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將，1920年與傅斯年共赴英倫，慨然有盡收西學之志。不料在英國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打道回府。後來在自述中說“金鎊漲價，自費籌劃尚有未周”。傅斯年回憶錄說是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氣斯麵包難於下咽。俞出身蘇州名門，同光朝大儒俞曲園脈裔，從小就延請家教學英文，“籌劃”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國門就精神頹唐，終身厭聽“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將西方“科學式”批評用於紅學，50年代被批判為胡適學派第一人。或功或過，能歸於一個月的留學?
還有另一個例外：辜鴻銘。此公出生於南洋，在英國留學十年，20歲才踏上中國土地，竟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激烈的擁護者。中文雖然錯字連篇，卻用典雅的英文宣揚中國文明，而且身體力行，主張男人應留辮納妾，女人應纏腳吸鴉片。很多人說辜老只是喜歡逆反，作秀而已，他實際上一半西人血統。這倒解釋了一切：辜鴻銘要留著中國不變，以便為西方文明補缺。如果我像辜鴻銘一樣好走極端，我就說此老是個漢奸。
應當誠實說明，這不是一本成體系的書：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個嚴肅工作，我只是弄些奇聞逸事，茶餘談資。哪怕寫人物，也遠遠說不上全面。我沒有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中一些最重量級人物：去西方者，我沒有說嚴復、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錢锺書；來中國者，我不去碰杜威、羅素、馬爾羅、司徒雷登、李約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夢遊者，我敬而遠之布萊希特、海德格爾、德希達、福柯。為什麼?因為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個特殊的焦點，把重大問題說得有趣一些。這些人物都需要專門研究者來處理，不然很可能胡說一通。
特級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龐德。這是因為我從80年代初就研讀龐德，算是對其人其事有點心得吧。
第二應當說明的是，我有意略過了西方所有的漢學家，同樣也不談中國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為他們對對岸的興趣，是職業性的。他們的貢獻自然極大，沒有他們，文化交流就會在19世紀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礎，不是對異國文化的知識，而是對自身文化的卓見——真正起作用的，必須是誤讀，而有意義的誤讀，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從這個意義上說，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業餘”舞者。
最後應當說清的是：此書中我個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讀各種中英文資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極廉價，這個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卻是做專家的首要條件。我讀到的資料，都是專家們紮實工作幾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為此書中寫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發掘第一手資料的努力，那樣這本書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學術規範，我應當密密加注，說明資料來自何人的功績。但是這些小文，畢競只是輕鬆讀物，加注只能讓非專家讀者厭煩。我在文中儘可能說明資料的來源，尤其當這個源來得有意思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辯解的是，傳記材料雖然來自他人，我卻設法給每個寫到的人，找一個有意思的，或許國別文學史專業研究者沒有看到的角度。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寫了二十多年：傳記多矣，並非讀一本，就能湊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幾年來也就只遇到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