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講的富國,是以重農為基礎和主要途徑來發展社會生產、增加整個國家的財富,而不是單純考慮如何增加國庫的財政收入問題。但是,出於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他總是力圖把這些社會財富儘量集中在國家手裡,實際是把富國和富民看成相互排斥的,認為要富國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貧。他指出:“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 認為只有採取“弱民”政策,重刑或重賞才能發揮作用,即“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同上),從而國家才能夠通過刑賞手段使百姓專一務農,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先秦荀子以前的儒家學者則較多談論富民而很少談富國。如孟子即激烈抨擊法家的富國主張,指責推行富國強兵政策的人是“暴君污吏”,其富國政策是“富桀”,提倡農戰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荀子綜合前人的富國富民思想,將富國和富民統一起來,提出了既重視富國,又重視富民,以富民為基礎的國富主張。荀子把富民看成是富國的基礎和主要內容,認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指出:“足國之道”在於“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 (同上)。從儒家富民思想的傳統出發,荀子強調富國的內容首先是發展生產,增加整個國家或社會的財富; 其次是藏富於民,即把增加的財富儘量保留在百姓手中以實現富民。最後是在不增加賦稅或減低稅率的情況下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從而使“上下俱富” (同上)。荀子反對統治者一味用搜刮民財的辦法來增加國庫收入,認為採取這種辦法雖然暫時可以增加國庫收入,但這種富國卻縮小和破壞了富國的基礎,不但不能保證富國,反而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百姓反抗,從而使國家政權滅亡。這樣的富國是“求富而喪其國” (同上)。荀子的富國富民思想對後世思想家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