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裕和:人物履歷,紀念文章,樂時鳴,楊立平,汪道涵,胡立教,劉凱夫,忻元錫,吳凡吾

宋裕和(1902-1970)，又名友訓，汝城縣延壽鄉壽水村人，出生於貧苦農家。抗日戰爭中，他歷任新四軍軍部軍需處副處長、供給部長、後勤部長。他衝破日、偽、頑軍設定的重重經濟封鎖，力辟財源，保證了軍需供給。

解放戰爭期間，他任華東軍區後勤部司令員，出色地組織領導了淮海戰役中龐大的後勤、支前工作。後調任華東財政委員會副主任，參與領導上海的資財接管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食品工業部副部長、軍委總後勤部副部長兼營房部部長、建築工程部副部長等職，曾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5年任全國政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69年被“疏散”到江西省撫州市。1970年12月12日病逝於撫州。

基本介紹

中文名：宋裕和
出生地：汝城縣延壽鄉壽水村
出生日期：1902
逝世日期：1970
職業：後勤部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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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履歷

1926年，宋裕和積極參加農民運動，次年2月，任第八區(延壽)農協籌備委員，不久，當選為區農協副委員長，後繼任委員長兼區農民自衛軍大隊長。5月，加人中國共產黨。

“馬日事變”後，奉縣農軍總隊部命令，帶領延壽地區農軍參加保衛縣城。8月15日，國民黨軍十六軍范石生部在土匪何其朗引導下攻陷縣城，他同突圍出來的農軍到達濠頭，與縣農協宣傳部長何舉成帶領的農軍匯合，到江西邊境開展游擊活動。9月下旬，奉中共湖南省委指示，隊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一團，仍活動在湘、粵、贛邊境，相繼參加攻克桂東、汝城縣城等一系列戰鬥。

1928年2月，部隊在韶關被范石生部圍襲，宋雖衝出重圍，但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只得暫時回到延壽家鄉。土匪胡風璋聞訊，派200多名匪兵前往緝捕，他被迫穿過重重封鎖上了井岡山，分配到紅四軍政治部當宣傳員。後任連指導員、團政治委員、紅三軍支隊和無線電總隊政治委員。1929年12月底，參加在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當選為前委委員。1934年l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任中央軍委總部三局局長，負責後勤工作。到達陝北後，任軍委總部二局副局長。1936年5月，到紅軍大學一期一科學習。次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糧食局長。見照片：（1936年秋，堅持井岡山鬥爭的部分同志在陝北紅大留影。前排左起：羅榮桓、譚希林、陳光、楊立三、陳士榘、宋裕和、林彪；後排左起：趙爾陸、張樹才、張純清、蕭克、孫開楚、毛澤東、譚政、譚冠三。）

紀念文章

樂時鳴

紀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樂時鳴

湘南高舉農奴戟,

轉戰贛閩籌款糈。

確保長征通電訊，

奮求解放主軍需。

清廉淡泊堅操守，

好學勤勞忘弱軀。

奉獻終生欽亮節，

功標青史仰遺模。

1990年12月於北京

楊立平

紀念宋裕和部長

楊立平

千棵柳處見長者，

垂詢湘南話汝城。

倏忽風雲卅五載，

猶憶音容笑貌生。

註：1 千棵柳系當年華中局駐地。

2 汝城，宋部長故鄉。

1991年元月

汪道涵

不能忘記過去

參加今天這個紀念座談會，我感到很興奮。一方面是紀念宋裕和同志，同時也會見了許多老戰友。這也是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優良傳統的一個具體行動。

我與宋裕和同志在一起有兩次。一次1942—1943年，他在新四軍任供給部部長，我在淮南搞政府工作。第二次是1946年在山東，我在新四軍任軍工部部長，我倆都在軍部，常有聯繫。

我和宋裕和同志相處時間不算長，但他的思想作風和工作精神卻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宋裕和同志是一位工農出身的幹部，但他很善於揣摩知識分子幹部的心理，因而很理解他們，關心和愛護它們。我舉一個例子：那是在蘇北鹽城的時候，當時部隊一伙食很差，已經很久沒有吃到葷菜了。我們幾個小知識分子幹部，嘴上不講，心裡很饞，想吃點肉。這被宋裕和同志知道了。他對我們說，肉我們吃不起，星期天請到我們家吃一次蛋炒飯吧。宋裕和同志比我們大，他把我們看著是小青年，小知識分子。我們把他看著是革命前輩，革命大家庭中的兄長。在生活條件艱苦的那些日子，他為了關心我們，多次叫我們到他家吃飯，其中去得比較多的有唐少田、於眉和我三個人。宋裕和同志就是以這種同志加兄長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人員，尤其是比他年輕的知識分子幹部。他總是最大限度的發揮出自己的那一份熱量，來增加革命隊伍的溫暖。我總感到，在他的身上表現出知識分子幹部常常缺少的一種閃光的東西。

宋裕和同志將嚴於律己的作風用於處理軍民、軍地關係，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今天來仍有借鑑作用。他做了一輩子後勤工作，從紅軍開始，直到擔任三野後勤司令和總後勤部的領導工作。又大量的軍民、軍地關係方面的問題要他去處理。他遇到這類事情，總是嚴格要求自己的幹部、戰士，寬待民眾和地方的通知，因而使許多問題都能得到迅速而圓滿的解決，並擴大了黨和軍隊在人民民眾中的影響。戰爭時期的後勤工作是很艱巨的，有時是在沒有根據地的情況下進行保障供給的，困難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宋裕和同志堅決執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尤其對軍民、軍地關係問題上處理更為出色，從而得到了和地方的擁護和支持。如果沒有軍民、軍地的密切配合，在那樣條件下要做好後勤保障，取得戰爭的勝利，那是很困難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

今天，我們應嚮往未來，但我們不能忘記過去。本來，上午還有一個專業會議要我出席。當新四軍研究會後勤分會告訴我要召開這個會，我馬上表示一定來參加。我們不能忘記過去，不能忘記革命。沒有革命，其他專業工作就談不上。在國際風雲變幻、內外敵對勢力顛復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今天，我們來紀念宋裕和同志，繼承和發揚革命前輩的美德和優良傳統，對於保衛無數革命志士用鮮血和汗水得來的勝利果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著尖銳地現實意義。

1991年6月

（這是汪道涵同志在南京軍區後勤部、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後勤分會召開的紀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據記錄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胡立教

一位值得敬佩的戰友

宋裕和同志是我們的前輩，也是我尊敬的一位戰友。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和毛委員、朱總司令、陳毅同志在一起，並在他們領導下工作。那時，我還在家裡讀書。1928年，我參加了革命，開始在地方工作。1929年到了部隊。1930年打張輝瓚的時候，我就和宋裕和同志在一起工作了。我當時15歲，他比我大十幾歲。先是在紅三軍，我是該軍特務團團委青年委員，兼該團宣傳隊長。不久以調團二連任副政委、政委。打了張輝瓚之後，我調到軍部。這時，中央軍委決定，要爭取從張輝瓚那裡解放過來的幾個電台技術人員建立起紅軍自己的無線電通訊，成立紅軍無線電總隊。宋裕和同志被調任無線電部隊政委。當時的技術人員有王錚同志，劉寅同志。王錚同志後來是我軍副總參謀長，劉寅同志是電子工業部長，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宋裕和同志當時對解放過來的無線電業務技術人員，不僅政治上關心，生活上也很照顧。儘管條件十分艱苦，還是每人每月發三塊銀元，由老宋直接發到他們手裡。

紅軍長征以後，我和宋裕和同志又在一起。我在中央軍委二局，王錚在三局，宋在四局任局長。

1937年我同宋裕和同志一道調新四軍工作，一道離開延安到了武漢，後又隨軍部到了皖南，又同宋裕和同志在一起，直到解放上海。

全國解放後，宋裕和同志到了北京，我也到了北京。我們之間一直沒有離開過。

我和宋裕和同志戰友情誼極深。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我們經常往來。“文革”中間，他和王震同志被充軍到江西撫州。如果不是這樣，他不會死得那么早。

宋裕和同志為了黨的事業，國家的事業，特別是在戰爭中的支前、供給等後勤工作，鞠躬盡瘁，功垂史冊。我和他幾十年的共事相處，深感到他的身上有幾個鮮明的特色，很值得我們學習。

一是，忠於黨，忠於他的事業。他這個人，凡是黨分配的工作，從不挑剔，幾十年如一日，甘做無名英雄。

二，政治上十分堅定。在政治風浪之中，在生死考驗面前，他絕不動搖。文革中，他頂著壓力為我和許多老同志實事求是地寫了證明材料，這些老同志對他非常感激。在戰爭年代，更是哪裡有困難、有危險，他就到哪裡去。只有前進，絕無退縮。

三是，頑強的工作精神。在他那裡，不曉得什麼叫疲勞，什麼叫困難。再大的困難，他也能想辦法去克服。長征途中，籌集糧草真是難上加難，他在那種境況下受命負責供給工作，為了部隊的作戰與生存，為了中央領導機關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說，他是想盡了一切辦法的。

四是，對同志親密無間。對上對下都如此。一個通訊員要他講革命故事，他只要有時間就會講給他聽。解放後，我送給他一張照片，是我和他兩個人在1938年合拍的。當他知道這照片我只有一張，送給他自己沒有了，又把這張照片送還給我。這說明，即使在細小事情上，他都很注意為別人著想。同志們都感到，與他相處沒有距離，心情舒暢，因而革命的積極性也更為高漲。

宋裕和同志的確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同志，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今天，在懷念他的時候。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仍是那樣清晰在目。

現在有些青年同志，不知道過去戰爭年代的艱難困苦。這主要有一個教育問題。如果把宋裕和同志的生動事跡講給他們聽，或者拍成電影電視讓他們看，相信青年同志也會為之感動的。

1991年6月

（這是胡立教同志在南京軍區後勤部、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後勤分會召開的紀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據記錄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劉凱夫

追思我的領導和戰友宋裕和同志

宋裕和同志是一位參加過秋收起義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革命前輩。他從中央蘇區開始即從事紅軍的糧款籌集和軍需供給，可謂我軍後勤保障工作的創始人之一。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年代，我有幸幾度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有時朝夕相處，有時書信往來，他對我的信任、關心、教誨和相互之間的革命情誼，雖已時過境遷，幾十有年，但許多往事至今仍然在目。

一、在夏家渡的夜宿和談話

1940年12月初，皖南事變發生前夕，政治軍事情勢吃緊，使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為了應付不測，新四軍的後勤系統開始梯次向長江邊沿移進。我當時任第二兵站站長，駐在太平。大約是12月5日或6日，我奉到命令將第二兵站從太平移駐到夏家渡。時隔不久，大約12月20日左右，宋裕和同志率領軍部後勤系統各單位和執法連組成的先遣支隊，向蘇北轉移途中到達了夏家渡。這支隊伍大約有千人左右，宋任支隊長，軍部軍法處長湯光恢同志任政治委員。執法連的人都很威風，給我印象很深。因為他們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新的駁殼槍，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那是葉挺軍長親自幫助武裝的。

在夏家渡，宋裕和同志就住在我的房間，為他臨時加了一個單人鋪。晚上，兩個人作了長談。他向我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情況，講了他這次帶領先遣人員渡江北進的意圖，井告訴我第二批轉移的人員馬上就會跟上來。

當時，我們兵站的任務很重，不僅要接送新四軍北撤的人員，而且還有印刷機器、醫院設備和藥品等各種物資1100多擔，也要我們負責轉運。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宋裕和同志在談話中特彆強調兩點：一是時間緊急，要分秒必爭，不允許有任何拖延；二是對駐地周圍的友軍負責人的政治態度要逐個進行分析，做好統戰工作，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實踐證明，這一條非常重要。夏家渡周圍駐的是國民黨108師的一個旅。旅長姓王，湖南人。這支部隊老底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宋帶領的先遣支隊要經過他們防區，新四軍有一份公函給他們。這份公函是我親自送給王旅長的。經過工作，王對我們比較友好，表示對我軍北上抗日願意給予方便。同我們兵站駐地最靠近的是國民黨108師的一個炮兵營，營長姓張，東北人。他對我們的態度比那位王旅長還要更好一些。他主動提出如有困難可以找他解決。我們運送那1100多擔物資，都是由他出面指令國民黨當地區政府派出民工負責運輸並按時完成了任務。

宋裕和同志在夏家渡停留的時間很短，但那天夜晚他對我的談話，從全局到局部，從情況到分析，從要求到方法，對我們第二兵站在倉促之中能夠順利地完成那些繁重的運輸任務和安全轉移，起到了隨時制宜的作用。

二、“外松內緊”愛護幹部的獨特風格

我們兵站從江南撤到蘇北鹽城以後，得悉皖南事變發生。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陰謀，中央軍委發布了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新軍部隨之在蘇北鹽城建立。在後勤機構設定上也不再受國民黨的約束，決定撤消軍需處，建立供給部。宋擔任第一任供給部長。當時，有幾個撤退到鹽城的兵站外派到其他地區執行任務，決定我們第二兵站人員留在軍部編入供給部機關序列，並任命我為軍實料第一任科長。

在這之前，為供給部的機構設定、幹部來源以及工作制度，宋裕和同志多次找我商量，徵求我的意見。我總是先聽他的構想，尊重和贊同他的考慮。也有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補充，他總是認真聽取並採納。經過上下醞釀，很快決定在部內設立軍實科、糧秣科、會計科、總務科和警通排。幹部主要來自兵站系統，其次是抗大五分校的畢業生和少數教職人員，再就是從部隊抽調的，如會計科馮文就是從二師調上來的。還有幾個人是從醫院已治好的傷員中調來的。

宋裕和同志對他的下屬幹部很信任，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很愛護，無論是政治思想上還是生活上都很關心；很嚴格，幹部有缺點、錯誤，批評起來從不客氣。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外面，無論是會議上還是同外單位接觸中，當有人談到他下屬幹部的問題時，他從不輕易相信，更不隨聲附和，反而要往往說一些這個幹部的好話。而在他回部以後，必定要找這個幹部談心，把外面的反映告訴他，並了解真實情況，絕不聽信傳言，更不護短。他認為供給部的幹部工作認真，作風廉潔，生活艱苦，在兄弟部門之間理應為大家所了解，有一個良好的聲譽。而要保持和提高這一聲譽，又要從嚴格要求做起，從自己帶頭做起，他不允許對工作有絲毫的敷衍塞責。他對下屬幹部的這種“外松內緊”的做法，大家都很讚賞。

三、辦事公道、敢於負責的可貴作風

宋裕和同志工作大膽，敢於負責；辦事公道，甚至愛打不平。有人說他脾氣不好，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毛主席曾強調、金無足金，人無完人。看人要從大局著眼，看其主流，更不能以偏概全。他對於自己下級的缺點批評是很嚴厲的，甚至也有批評錯了的。但他一旦發現自己錯了，也敢於認錯，絕不搞文過飾非。下面幹部對他有時脾氣不好，是能諒解的，因為大家知道他是出於公心，出於好心，沒有私心。

宋辦事公道，對人公平，從不抹煞別人的成績。當時軍部沒有錢，沒有物資，錢要靠各師、主要是駐在經濟條件比較富裕地區的一、二、七師上繳；物資則靠自己採購。但軍供給部只配備一個專職採購員，非常辛苦。當然，大量重要物資還要靠葉進明、忻元錫等同志通過地下航線從上海採集。宋對於各個方面、各個同志的貢獻總是牢記在心，常有評說，並流游出革命戰友之間的感激之情。

當時戰爭環境，敵人封鎖，條件很差，供給部的擔子是很重的。他常對我們說，鹽城周圍有日寇、和平軍、韓德勤，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人員要儘可能到前方去打仗，供給部一個人應該做幾個人的事，上到部長、下到戰士都要做具體工作。宋對這些話是身體力行的。他出身貧苦，沒有讀過書，文化水平低。但他學習努力，文化提高很快，有不少來往文書都是他自己寫的。以此減輕秘書（當時叫書記）的負擔，讓他騰出時間去做其他工作。由於他經常自己動筆，後來他的字寫得已很不錯。

宋裕和同志離開我們20年了。斗轉星移，今非昔比。但是，他那種對國家、對人民、對同志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負責精神和忠誠品質，仍然很值得後人學習。

1991 年 2月

忻元錫

良師益友好領導—懷念宋裕和同志

自《後勒》雜誌要我寫一篇紀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年的文章以來，我的頭腦里就天天浮現宋裕和同志的形象，一位對革命事業信仰堅定，對肩負工作極端認真，對周圍同志和藹可親的領導人的形象。我在新四軍建軍初期就接觸到這位長者，並受到他的關懷教誨。皖南事變後我較早離開軍隊，轉到地方工作，沒有長期直接在他領導多下從事工作的機會，建國嚴十一年來只在上海、北京見過幾次面，儘管如此，他在皖南和鹽城軍部給我的教育和幾十年來歷次相遇所留下的印象，卻使我永遠不能忘懷。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我想如果用現在通用語言，就是宋裕和同志有一種高尚的品德，一種開放的性格，對人們產生很強的透明感和很高的凝聚力。

從南昌建軍之初，宋裕和同志是我接觸到的新四軍幾位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受葉挺、項英等軍首長的委託，對我們這支由青年學生、工人組成的七海煤業救護隊關懷備至。他同劉先勝、張凱、鄭伯克同志不論工作多么繁重，幾乎三天兩頭到救護隊來，關心我們的生活，指導我們學習，找隊員們交朋友談心。他不止一次向大家講述長征的故事，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社會發展史。隊員們從宋裕和同志笑容可掬的面部特徵，很快認出他就是埃特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照片中介紹的跟隨毛豐席從井岡山經兩萬五千里長徵到達延安的為數不多的領導人之一，仰慕之情，隨之驟升，所以大家都特別願意接近他，向他敞開思想，聆聽他的教海。在南昌，項英、李一氓、周子昆，宋裕和、張元壽同志一起部署我們去南方幾個邊區去接運紅軍游擊隊傷病員。這是一件複雜而艱險的任務，對於我們參加革命不久的城市青年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宋裕和同志對此非常關心。我們成功了，他給我們鼓勵，當我們遇到困難或阻力，他便給我們指點。當他知道救護隊里有人鬧分裂，他態度鮮明地支持我們。當他聽說國民黨省政府對我們施行迫害，他及時按李一氓秘書長的指示，布置我們分批開往皖南。煤業救護隊百來人得以衝破內外阻力，集體參軍，實現夙願，宋裕和同志給了我們很大幫助．

到了皖南，宋裕和同志繼續重視和運用我們這批救護隊的力量。他根據東南局和軍部領導的指示，作出了既符合形勢需要，又適應隊員們意願的安排。他支持葉進明、王公道和我使救護隊的汽車配合總兵站的工作，成立了新四軍第一支汽車運輸隊。他支持樂時鳴、蔣傳源同志在徽州、徑縣一帶用工業合作社名義建立造紙、紗布、造燭、製鞋等第一批軍實工廠和作坊。他支持葉進明、陳昌吉同志和我用煤業救護隊籌集的資金，向上海、寧波等地購進設備、成立新四軍第一個印刷所，實現了袁國平、李一氓等伺志的要求，為擴大我軍的宣傳工作創造了條件。他又支持我們同上海的進步上層保持聯繫，動員人力物力和財力援助我軍。更重要的是他深為理解，積極支持煤業救護隊廣大隊員“參軍殺敵”、“追求進步”的要求，使同志們儘快到軍部進教導隊學習或直接分派到前方工作，滿足了大家的心愿。總之，在建軍初期的繁忙工作中，宋裕和同志從未忽視煤業救護隊的參軍以及參軍後的煤業救護隊。1939、1940兩年我在岩寺兵站工作，受張元壽、葉進明為首的總站長領導。但由於我經常被派到屯溪及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和“江南兵站總監部”交涉領取每月九萬元（後改十三萬六千元）軍響及一部分械彈給養，所以要對宋裕和同志為處長的軍需處直接負責。同國民黨官僚機關打交道是很艱難的，尤其是在第一、二次反共磨擦高潮時期，真是跑斷腿，磨破嘴，要有點耐力和韌勁。當我辦成功回來，裕和同志給我鼓勵表揚，發生頂牛有了挫拆，裕和同志同張元壽、葉進明同志都會給我打氣指點。裕和同志說道，我們向三戰區領響是根據國共兩黨談判協定，不是去討飯吃。凡有道理的，當然要據理力爭，爭不到，他們輸了理，你也不用泄氣。中國革命從來不靠國民黨施捨，一靠繳獲，二靠老百姓，三靠自己動手。後來我在堅持鬥爭的同時，運用了一點策略，向宋裕和同志要了一批繳獲的日本戰刀、日本呢子軍大衣和烏龜殼手槍，作為禮品送給江南總監陳勁節及其部下，居然生了效。回來後裕和同志說，這就算是“遷回戰術”吧，咱們共產黨新四軍別的迂迴不起，搞點戰利品去遷回遷回，還是辦得到的。不過此後風雲變幻，國民黨鐵下心要發動晚南事變，我也不再去遷回了。當我從浙江兵工廠搞到一批彈藥槍械回軍部時已經山雨欲來，接近臨戰，宋裕和同志也率先遣隊離雲嶺北上渡江了。

三年皖南，一生難忘。宋裕和同志作為軍部領導成員，對於我的教育與影響很大，是我“一生難忘”的一部分。他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愛護與使用，有一二事例給人印象至深。煤業救護隊初到皖南，一位救護隊的青年文書，為了分送絲棉背心給軍直各處領導人，附了一封信，抬頭處只有姓名，沒有稱謂。宋裕和同志有一次至吸隊部，找到那位姓余的青年文書，語重心長地說，小同志弟啊，寫信用什麼稱呼也有學問啊！稱先生，這是對軍外朋友；叫處長，太嚴肅了些；叫我老宋口頭很好，見於文字又太隨便，最得體、最親密、最好的還是寫宋裕和同志。你送我背心，是件好事，信寫不好，看的人不滿意，影響效果，你看對嗎？這位年輕人聽了很受感動，他對我說，過去學校的老師，公司的業師，都沒象宋處長這樣教育我，他們對我做錯事要么瞪眼睛，要么罵山門，革命隊伍的領導人是真正的好老師啊。這位青年文書，從此一改粗心大意成為個很出色的幹部。還有宋裕和同志根據他從中央蘇區、長征和陝甘寧邊區積累起來的豐富的實踐經驗，在會面領導龐大的軍需系統工作中十分重視財務會計，使我改變了參軍初期對財會工作的偏見。軍需處原來已有惠廉、朱蔚雲兩女同志先後擔任財務科長，當他知道煤業救護隊介紹參軍的青年中有一位名秦樹鎬的懂得現代會計，宋裕和同志很快向教導總隊指名請調到軍需處當副科長，協助領導在全軍建立會計制度，制定供給標準，研究籌款渠道。他說，一個五口之家，不會算賬，胡收亂化，便過不了日子。我們是個越來越大的軍隊，沒有制度，不懂理財，就養不起軍隊，就打不了勝仗，革命能成嗎？這一番深入淺出的話，不但改變了我當時對財會工作的偏見，而且在以後長期歲月中，越發使我明白財會工作在革命事業中的重要性。

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反動派取消了新四軍的番號，以劉奇、陳毅同志為首的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以宋裕和、葉進明同志為正副部長的軍供給部也相應建立起來。1941年春我從皖南突圍經上海回蘇北軍部，曾短期住在供給部，從而得有機會與宋部長朝夕相處。在我向他匯報皖南事變的親身經歷時，他多次表達了對敵痛恨的凜然正氣。他說，說我們游而不擊，你又發了這么多的“傳令嘉獎“豈不矛盾？這么多的戰利品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又說，說我們違抗軍令，看是什麼軍令，你抗日的軍令我就執行，你投降的軍令我就不聽，你搞反共磨擦的軍令我就頂著乾。有一次插話，他說，我們被人家罵為赤匪多少年了，罵出一個新四軍。現在又罵我們是土匪，那我們自由了，我們會變出更大更多更神的新四軍！宋裕和同志這種正氣磅礴、大義凜然的氣概，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向我們顯示了一個革命家樂觀主義的戰鬥精神。正是在這個時候，宋裕和同志作為一個久經考驗的我軍後勤領導人，已經根據華中局和新軍部領導的指示精神，不失時機地進行著全軍後方勤務工作的統盤籌劃和建設改革，使之充分適應敵後發展的形勢需要，並把後勤工作包括軍實、糧秣、軍工、民工、交通運輸，有步驟有計畫地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結合起來，使我軍的後勤工作，更充分地獲得民眾支持和政權保證。同時，他也十分注意敵占區特別是上海的秘密工作，陸續派出一批得力幹部從事地下的採購運輸，同根據地的後勤工作互為配合。這一切，都不同於皖南時期，這是中央蘇區時期軍隊後勤工作的傳統繼承，又是抗戰時期敵後鬥爭中我軍後勤工作的新發展。宋裕和同志在這一重大的轉折中，把握住形勢，把全軍後勤工作推上新的台階。宋裕和同志在國內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對我軍後勤工作的貢獻，真是難以估量的。這都有待於現在的後勤領導機關來分析研究。

抗戰結束之前，我即調到地方工作，此後天南地北，我沒有機會經常聽到宋裕和同志的教誨。直到全國解放，我在江蘇省當人民銀行行長，他是華東財委副主任，可算是間接地在他領導之下工作了，偶有機會在上海相見。但是解放初期，上海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正在重建，財經工作十分繁重，他是傾注了全付精力去工作的，人也消瘦許多。他用習慣的口吻笑朗朗地對我說，忻隊長啊，同志弟啊，勝利來得不容易啊！毛主席說這還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哪，今後任重道遠，咱們得好好學習，跟著黨乾一輩子啊！1956年他從北京來上海，葉進明同志和我們幾個軍部老戰友在一起小敘。他用一貫的開朗、親切、樂觀的態度向我們講了同樣意思的話語，這些言簡意賅、意昧深長的話，至今仍在我的腦中。

宋裕和同志出身貧苦農民，並未受高等學府教育。憑著他對黨的一副赤膽忠心，憑著他對革命事業的滿腔熱情，他在戰爭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又把他學到的東西運用到戰爭實踐中去，因而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智識深度和跨度。正因為這樣，他在中央蘇區敢於領兵攻下敵占城市，完成毛主席委任的任務；他在長征途中競能組建並領導我軍第一個無線電通訊大隊，當好黨中央的作戰耳目；在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之後，肩負我軍繁重複雜的後勤領導工作，並不斷有所創新。他為中國人民解放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奮鬥一生，業績輝煌，理所當然地贏得了人們的崇敬。他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對事業的忘我精神，對知識的執著追求，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對他人的平易寬宏，這些可貴的品德，是我黨我軍優良傳統的生動體現，是我們後輩的楷模，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宋裕和同志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好領導。

1991年2月

吳凡吾秦含章

懷念原中央食品工業部副部長宋裕和同志

光陰荏苒，滄桑多變，有多少往事隨著記憶力的衰退而遺忘，但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情操卻常常令後人懷念不已。1927年5月入黨、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對我軍後勤工作有過卓越貢獻、原中央食品工業部副部長宋裕和同志即是其中的一位。他離開我們已有21個年頭了，但曾在中央食品工業部工作過的老同志，每當回憶起這位老部長時，總是心潮起伏，充滿敬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曾設有食品工業部，部長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同志兼任，副部長即宋裕和同志（來部之前，任華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日常工作主要由宋來主持。當時中央食品工業部的組織機構比較簡單，除辦公廳主任、顧問室有蘇聯專家兩名、俄語翻譯一名，參事室有兩位中國專家以外，其它均稱組。業務組有糖業、水產、米麵、菸酒、油脂五個組；行政方面有秘書、幹部、財務、總務、資料等五個組，全部工作人員百餘人。宋裕和同志常指示幹部組挑選幹部要德才兼備，寧缺毋濫。當時幹部主要來自三部分：即部隊轉業、剛畢業的大學生和一些地方幹部。參事室的專家中有從國外留學歸來，已在院校擔任十多年教授、專門研究農產品加工及發酵工業和對米麵加工頗有研究的專家。宋裕和同志對這些專家很尊重，拜他們為師，常向他們請教。

宋裕和同志對下屬幹部很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放手大膽地使用，各司其職。他對幹部常常一分為二，既指出其缺點，更不抹煞其長處。當有人談到他下屬幹部的問題時，他從不輕易相信，更不隨聲附和，反而往往要講一些這個幹部的好話，決不偏聽偏信，主觀臆斷，對幹部採取十分慎重負責的態度。因此，許多幹部反映，在他手下工作心情舒暢。

宋裕和同志對機關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視，經常了解全部工作人員的思想情況。他很關心大學生的個人生活，包括戀愛結婚問題，並一再指示各業務組要充分發揮大學生的專長。但一經發現大學生的思想情緒中有不健康的地方，也決不放鬆。如他當時了解有些大學生看不起工農幹部，就在一次幹部會議上說，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各有所長，應當互相學習。他說：我是湖南貧苦農民出身，革命鬥爭歷史較長，是紅軍大學（後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第一期畢業生，你們大學生如看不起工農幹部，也就看不起我。大學生聽宋裕和同志講這番話很有道理，態度又誠懇，從此，那些翹尾巴的大學生態度比過去謙虛多了。

宋裕和同志待人和氣，平易近人，平時和大家有說有笑，沒有一點部長架子，所以大家都很願意接近他。他性格活潑，據說他在“紅軍大學”學習時，一次文藝晚會上，他裝扮小腳老太婆走路，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當幹部違反原則，做了錯事，批評起來也很嚴格。

當時食品工業部的辦公地點在市內東城區山老胡同二號的幾個四合院內，因陋就簡，艱苦創業。冬天沒有暖氣，大家燒煤球爐取暖。有一天，他跑到參事室，看到參事室的煤球爐子燒得不旺，他怕凍著參事，就親自加煤撥通火苗到火旺為止，使參事們很感動。宋裕和同志生活儉樸，責己較嚴，遵守財務制度，不搞特殊化。他為了照顧體弱的辦公廳主任，把向陽的房間讓給辦公廳主任住，自己住進了不向陽的房間。他患有嚴重的胃潰瘍，遵照醫囑，需少吃多餐，大家常見他午飯時吃些烤饅頭，午後工間操時以餅乾充飢，堅持工作，很少休息。

宋裕和同志對業務工作抓得很緊，如請教蘇聯顧問搞籌建食品工業部的整體規劃；要各業務組經常下去了解情況。米麵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迅速制定了全國統一的標準麵粉和標準大米的規定。即為了節約糧食，減輕當時糧食短少的困難，通過對麥米營養成分的研究，提出每百斤小麥要磨出81斤，每百斤糙米要碾出白米92斤，簡稱“八一”面和“九二”米。當時儀器工業部號召全國推行這一糧食加工方案，效果很好。以後，全國統稱為標準面和標準米，這是宋裕和同志當時直接抓的一件大事，後來糧食部成立，繼續推行這一加工方案。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食油缺乏，每人每月只配給食油2兩。為了增產食油，宋副部長就組織召開全國油脂工業會議，召集有關領導幹部和技術專家百餘人，共同商量增產油脂的方法，並將全部檔案和方案，編印成冊，分發各地參考執行。

為了改善飲食營養，增加蛋白質供應，以及為了接管洋商在國內開辦的紙菸生產托拉斯“頤中公司”的準備工作，食品工業部曾召開第一屆全國食品工業會議，主要討論菸草栽培及加工方法和內河養魚。朱德總司令特地到會講話，提出“我們的食品工業總方針是價廉、物美、大家吃”。宋裕和同志在會後一再以此教育全部工作人員貫徹這一方針。

宋裕和同志組織紀律性很強，凡是業務上的重大問題均及時請示楊立三部長和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因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食品工業的條件諸多困難，加上美帝侵朝戰爭爆發，軍隊後勤部門急需一批幹部，1950年底，中央食品工業部即奉命撤銷，大部分業務併入中央輕工業部，宋裕和同志則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營房管理部部長；原食品工業部的幹部轉入輕工業部與營房管理部。

1952年9月起宋裕和同志調任建築工程部副部長。196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初下放到江西撫州。他到了撫州還念念不忘為黨工作，常常給青少年、解放軍戰士講述他當年如何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等。因限於當地的醫療條件，宋裕和同志不幸於同年12月12日病死在江西撫州，享年68歲。

宋裕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無論在部隊或是中央和地方工作，始終保持著一個老共產黨員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本色。今年是我黨成立70周年，我們從這位老黨員身上學到了許多優秀品質。宋裕和同志雖然離開我們已有21年了，但他的風範長存，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特寫此文，以寄託我們對他的哀思與懷念。

1991年11月24 人民日報

葉進明

懷念宋裕和同志

宋裕和同志是我軍優秀的後勤工作領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我黨我軍的後勤供給戰線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新四軍成立時我就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後來在1946.1948年間第三次革命戰爭時期，在山東戰場上宋裕和任後勤部長，張元壽．是後勤司令部參謀長，我任前線後勤部長。建國以後，宋裕和同志在華東財委、總後勤部和建築工程部擔任重要的領導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歷盡艱辛。不幸在那“動亂性年代裡，1970年被下放到缺醫少藥的江西農村被折磨逝世，終年只有68歲。至今離開我們已經整整20周年。作為戰友、同事和被領導者、我深深地懷念宋裕和同志。

我初遇宋裕和同志是1938年1月新四軍建軍初期的南昌新四軍辦事處。那時，我們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在南昌集體參加新四軍，救護隊的幾位領導人忻元錫、王公道、周中奎同志在南昌奉命派汽車往武漢接來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軍需處長宋裕和與總兵站站長張元壽。軍部委派宋裕和、張元壽同志領導煤業救護隊工作。當時我擔任煤業救護隊黨支部書記，從此，我在裕和同志領導下工作達十年以上，直到解放戰爭後期。

裕和同志從江西紅軍時代起就在後勤戰線擔在領導工作，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我經常受到裕和同志的教誨，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裕和同志待人誠懇，平易近人，十分重視發揮下屬幹部的特長，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抗戰初期政治形勢十分複雜、工作十分繁忙的環境下，經常抽時間找幹部談心，了解千部，考察幹部。記得有一次，他找張元壽同志和我談心。他謙虛地說，他是農民出身，要找一個工人同志當助手。他要元壽同志當他的助手，他們是一起從延安來的老戰友。然而，元壽同志說他不是大城市的工人，他想去前方打仗，以得到更多的鍛鍊。元壽同志推薦我當裕和同志的助手。我雖是在上海搞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大城市的學徒出身，但我初到部隊，沒有部隊工作經驗，怕不能勝任。裕和同志從談心中了解到我曾同馮文彬同志和沈鴻同志一起在上海領導過罷工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是共生死同患難的戰友。因為裕和同志同後來到紅軍去的馮文彬和在延安的沈鴻有過親密的交往，他對我有了深一層的了解和信任。不久，宋裕和同志遂決定推薦元壽同志去參謀處工作（後來元壽同志在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時在戰場犧牲），我繼任總兵站站長。此後當裕和同志長期擔任新四軍軍部供給部部長和華東軍區後勤部部長期間，我一直協助裕和同志工作。裕和同志風趣地說：“是工農結合嘛!”

後來，當裕和同志同大學生出身的鄭韋明同志結婚以後，又被人們譽為‘農民幹部與知識分子結合的楷模！’

謹以此短文紀念裕和同志於九泉之下。

1991年2月

趣聞軼事

井岡山

在井岡山，曾經有過第一個紅軍教導隊。“朱毛會師”後從龍江書院遷到井岡山茨坪。周瑞蘭告訴記者，有位名叫宋裕和的老紅軍曾這么回憶：“我們進教導隊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際歌》”……

當年井岡山時期的老將領和老戰士，也多有記述。例如楊至成、何長工、宋裕和、范樹德、龔楚等。他們曾經回憶說：“朱毛會師後，原來井岡山的同志們紛紛奔走相告，說‘這下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又說‘朱軍長有一個禦敵的十六字訣’。”參加南昌起義，時任南昌軍官教育團總務處處長的趙鎔老將軍，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工作者的訪問時，他說：“你們寫朱德同志的傳記，有一件事提醒你們，就是關於‘十六字訣’的問題。一般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其實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來的，他是在許多地方做過試驗的。最早起源於1913年，他在滇南箇舊戡亂、剿匪。”他又說：“我就曾問過他，‘十六字訣’不是您提出來的嗎？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來的了？他說：只要對革命有利，誰提的都一樣”。朱老總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與他的一貫風格一樣，表現出極其博大而寬厚的偉人胸懷。

大柏地戰鬥雖然取得勝利，但由於未能得到民眾的支持，紅四軍來不及擴大戰果和打掃戰場，而是帶著傷員迅速轉移，連夜經寧都衝出敵人的包圍。甚至俘虜的敵團長蕭致平、鈡桓，也沒有時間調查識別，讓他們混在俘虜里釋放了。

二個月後，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再次返回大柏地，想起戰前吃掉的民眾“過年料”，指示宋裕和帶著銀元去賠償。宋裕和帶著宣傳隊，召集民眾自報“損失”，民眾也不客氣，東家十塊，西家二十塊，一共要了三千五百塊大洋。

三打龍巖1929年5月初，蔣桂戰爭基本結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即以3個旅分別由贛州、泰和、臨川向雩都、興國、寧都、瑞金推進，企圖圍殲紅四軍於贛南地區。此時，粵桂軍閥卻燃起戰火，接鄰粵東地區的閩西各大、小軍閥，先後投入了這場混戰。盤踞在龍巖的土著軍閥陳國輝，追隨閩南的國民黨新編第一師張貞部加入了討桂陣營，於5月中旬出兵潮汕地區參加軍閥混戰，出現閩西腹地空虛的局面。

5月中旬，毛澤東、朱德在贛南寧都附近，接到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建議紅四軍再來閩西的書面報告後，鑒於贛南敵軍集中，閩西空虛的情況，決定避開贛敵進攻鋒芒，再度入閩，開闢閩西新的割據區域。5月19日，紅四軍從瑞金出發，經長汀古城、四都挺進到濯田。在濯田，毛澤東代表紅四軍前委寫了信兩封，派前委委員宋裕和先行出發，一封轉交鄧子恢，告知紅軍的行動，要求特委做好策應準備；另一封交給上杭地方武裝負責人傅柏翠等，要他們在5月21日到達連城縣廟前，共商紅四軍下一步行動計畫。

古田

新泉整訓後，紅四軍進入上杭古田，一方面繼續開展政治軍事訓練，另一方面在為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會議做認真準備。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等人都是日理萬機，殫精竭慮。白天，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黨代表聯席會，晚上，毛澤東在前委機關駐地“松蔭堂”的如豆燈光下時而凝神靜思，時而奮筆疾書。有一次，夜深了，油燒完了，毛澤東請前委秘書宋裕和從廚房裡找來松枝做成火把，繼續寫作。忽然，一顆火花濺到毛澤東披著的軍棉衣上，燒了一個小洞，滋滋地冒著煙，疲倦至及正打著盹的宋裕和突然發現，忙不迭地將火掩滅，毛澤東抬頭對著宋裕和友善地笑了笑，接著又若無其事地伏案疾書，直到東方吐白天欲破曉。

陳毅

這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十四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進犯的主力仍是贛軍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閩西革命根據地，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後，經過七個多月的經營，已得到初步鞏固。於是，朱德、毛澤東在一月上旬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離閩回贛，打破他們的第二次“會剿”。中共閩西特委得知後，來信要求紅四軍留下一個縱隊。毛澤東對送信人說：敵軍是跟著我們走的，不會留在閩西跟你們走。他還寫了八個字：“離開閩西，鞏固閩西。”在贛南和贛西地區，留在那裡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通過游擊戰爭發展民眾武裝，實力和編制都有擴充。一月間，贛西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它們和其他游擊隊合編為紅六軍，由黃公略任軍長。紅四軍在回贛南的途中，接到有關報告，就派前委委員陳毅、宋裕和先行趕去，協助黃公略做籌備工作，迎接紅四軍返贛。陳毅並擔任了紅六軍政治委員。

似有心靈感應，張茜也在3月23日致信陳毅。她收到丈夫3月23日的家書後，又於4月1日回復。陳毅見信後，於合肥瑤崗再次修書於張茜：

倩兒：

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一日兩信收到。康生同志亦有電來說願幫忙照料你等。宋裕和同志亦電告三個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兩信知你已布置妥善，更放心了。我現在由蚌埠轉至合肥附近，一片黃金菜花，一片稻田，麥綠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愛，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鮮感覺。

你既然任醫學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護三個小孩，我不能兼顧，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工作很忙，每每開會，寫檔案，談話，幾乎沒有多的休息時間，如果亦有稍稍可空閒的功夫，就想你能來我身邊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為欠為念。好在勝利很快，望於打下南京之後，火車搞通，即盼你能同三個小孩迅速南下會合，不然讓多年來夫無妻伴，妻無夫陪，兒子離父母，父母離了他們愛兒呀！望注意身體，你吃得太少，要養得胖胖的來見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談。乘劉彬同志北來順帶此信。

仲啟

四月五日

紅大一期一科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窯洞裡。

羅榮桓、陳光、耿飈、張愛萍、宋裕和等人正在討論毛澤東講過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前幾章內容，大家都認為這對於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很有指導作用。

後來他們自編自演了一台讓很多人幾十年後都記得起的一齣戲。。。。

宋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