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理論批評

宋代文學理論批評,宋代的文學批評比起唐代來,又有了不少新的發展。它的內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論爭更激烈,而且和時代的演變以及文學創作中的不同傾向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給予文學批評以明顯而深刻的影響。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戒、陸游、楊萬里、戴復古、劉克莊等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繼承唐代韓、柳古文和李、杜詩歌的優良傳統,分別批判晚唐體、西崑體和江西詩派的文風和詩風,要求文學積極反映社會現實,關心國計民生,發揮教化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代文學理論批評
  • 性質:文學
文論,詩論,詞論,

文論

宋代文論,主要特點是環繞對“道”的理解以及“道”與“文”關係的論爭開展的。   
宋初的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針對當時片面取法晚唐、五代的華靡文風,提倡古文,推尊韓愈,要求文章闡述儒家之道,輔助教化,被稱為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他們的主張又有小異。柳開要學“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與文(《應責》),先學韓愈,後期又拋開韓愈,“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東郊野夫傳》)。但他的散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王禹偁主張“文,傳道而明心”,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讚美韓愈文的“必出於己”(《答張扶書》),成為後來歐陽修提倡古文革新運動的先聲。柳開、王禹偁後,楊億、劉筠的西崑體興起,愈加講究辭藻、聲律、對偶,講究駢文。穆修專學韓愈、柳宗元,稱“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後序》)。石介稍後,著《尊韓》夜汗拔棕,要學韓愈,不提柳宗元。著《怪說》,強烈反對楊億的西崑體。他們都主張學古聖賢之道。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論翻項敬文也強調明道尊韓。但他所講的道,不同於柳開等人的古聖賢之道,也不同於王禹偁的“傳道而明心”。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習戒譽書》),即從關心百事中求道。在道與文的影遙微關係上,他說“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同前)。但他又認為“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無黨南歸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辭之美。他又認為“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論尹師魯基志》)。這就同柳開、石介堅決反對駢文的見解有所不同。   
北宋後期的文論,主要有曾鞏、王安石、蘇軾等繼承歐陽修的文論,加以發揚光大。曾鞏的文論,關心史事,主張“畜道德而能文章”,要“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加上“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南齊書·目錄序》)。對人物,要能辨別“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寄歐陽舍人書》)等。王安石同樣強調文章要以適用為本,“文者務為有補於世”。他認為“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又認為“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上人書》)。他把文辭比做器物上的“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然容亦未可已也”(《上人書》),認為文辭也要講究。他以“禮教治政”為文,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顯得狹窄。   
此外,道學家周敦頤提出“文所以載道也”(《通書·文辭》),發展到程頤的“作文害道”(《語錄》)說。他們所講的道,主要是關於身心性命的義理之學。他們由重道輕文,進而重道廢文。   
蘇軾的文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主張文須“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文集序》)。他論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強調只有在不斷的生活實踐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徵及規律。這就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更進一步,要從迎她熱實踐中去體認道了。他又高度重視文采、技巧,倡言辭達,他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他讚賞的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又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結合蘇軾從長期的體會中去認識道,這個認識要通過文辭來作出充分表達,這就象繫風捕影了。正由於他在長期實踐中對道有深切體會,所以他的文思象“萬斛泉源”,這種文思的表達,又有“隨物賦形”的特點。因此,蘇軾的文論成為北宋後期最傑出的文論。他的散文創作也能夠貫徹他的文論,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論,有的強調道德與養氣,胡銓說:“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德盛則其旨也必遠,理也。”(《答譚思順》)陸游論文,稱“文以氣為主,出處無疊陵乃協愧,氣乃不撓”(《傅給事外製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質結合,稱“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上辛給事書》)。當時道學家朱熹繼承周、程的觀點,提出“文道合一”說,認為只要道章修道明理,文便“從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後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綱目》,只從“明義理,切世用”著眼,不注意文章的藝術性,暴露了道學家文論的缺點。但道學家的文論影響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論,還是胡銓、陸游等的文論。再象陳亮說“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書作論法後》)。他講的“意與理勝”,反對道學家的空言性命與心性,認為它是“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乾序》)。他論文要求講求天下之實,理百事。葉適的文論,認為“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度總論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較切實明通。   
總的看來,宋代文論的一個特點是:提倡平易通暢的文風。王禹偁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答張扶書》)。歐陽修的散文,蘇洵稱為“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閒易”(《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是平易流暢的。宋代文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散文的藝術性。象蘇軾崇尚自然,提出要“隨物賦形”(《文說》),講求形象;又稱“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認為下筆前做到“胸有成竹”(《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才能達到內外一致、心手相應的境地。這樣看來,宋代文論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結合當時的需要作了一些發揮罷了。   

詩論

宋代的詩論,在北宋時與文論並茂。到了南宋,漸次發展,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領域。宋代的詩論,同詩歌創作流派與風格的盛衰消長,緊密呼應。   
宋初詩歌,基本上沿襲晚唐、五代。王禹偁反對“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哀高錫》)。他論詩推崇白居易,但影響不大。稍後西崑體興起,更加注重形式的華麗。石介批評他們“淫巧侈麗,浮華纂組”(《怪說中》)。梅堯臣論詩,提倡《詩經》和《楚辭》的傳統,主張“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詩必須真正有感而作,用比興手法來表達。他還提出作詩要“意新語工”,“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引語)。在風格上,他提出“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平淡是用樸素的語言寫出“意新語工”的詩來。歐陽修論詩,推重梅聖俞詩的“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感人之至”(《書梅聖俞稿後》),主張詩體雅正、風格變化和詩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主張(《梅聖俞詩集序》),又讚美“子美(蘇舜欽)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梅堯臣)覃思精微,以深遠閒談為意”(《六一詩話》)。因此,他能領導北宋的詩歌革新運動,作出了貢獻。王安石論詩重視政治內容,喜愛杜甫,對李白詩則有微辭。他在晚年提倡用事和對偶的工巧,有助於詩歌創作藝術技巧的提高。蘇軾的詩論,既稱“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又讚美“蘇(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劉(楨)之自得,陶(淵明)、謝(靈運)之超然”,又讚美“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書黃子思詩集後》),能夠讚賞各種風格。蘇轍稱他“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東坡先生墓志銘》)。蘇軾對詩歌的藝術規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評韓柳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等獨創見解。黃庭堅論詩主張“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還要“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答洪駒父書》),即就作者所接觸到的外界事物,進行陶冶,從中產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陳言加以熔鑄,點鐵成金,成為創作。他的詩歌創作和理論,影響很大,形成了江西詩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詩人只注意“取古人之陳言”,以文字為詩,以學問為詩,而忽略了他的“陶冶萬物”,“有宗有趣”的主張,因此受到後人的批評反對。   
南宋初期,蘇黃詩體風靡一時,而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流弊日益顯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反映在詩論上,首先是張戒,在他的《歲寒堂詩話》中,激烈地反對“子瞻(蘇軾)以議論作詩,魯直(黃庭堅)又專以補綴奇字”,反對“蘇黃用事押韻之工”。他主張“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陸游早年受江西詩派影響,後來從生活與創作實踐中深刻領悟到“工夫在詩外”(《示子遹》),提出“大巧謝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韻》)。楊萬里最初也是取法江西詩派,以後逐漸擺脫束縛而自成一家。他感到“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雔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誠齋荊溪集序》),著重寫生活中的感觸。姜夔論詩也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後來“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嚴羽的《滄浪詩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具有比較完整的系統和綱領。嚴羽不滿意蘇黃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詩風,猛烈抨擊江西詩派。他力主“妙悟”,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推崇漢魏盛唐詩,強調“詠吟性情”,“唯在興趣”,以及筆力雄壯、氣象渾厚、音調鏗鏘等,在探討詩歌的藝術特徵、辨別時代風貌和體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見解。然而他又把盛唐詩作為極限,把“熟參”古人作品當作“悟入”詩道的唯一途徑。以禪喻詩是《滄浪詩話》的一大特點,嚴羽認為盛唐詩人的高明在於“妙語”,如“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與嚴羽大體同時,還有江湖派中傑出的詩人戴復古和劉克莊的詩論。戴復古作《論詩十絕》,反對模擬藻飾,崇尚獨創精神和雄渾的詩風。劉克莊批評作詩“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詩序》),擊中了宋詩的弊病,但他也肯定宋詩自有發展、創造之處。戴、劉詩論的影響雖不及嚴羽,但他們對江西詩派的批評,卻比嚴羽更為激切。總的看來,北宋的詩論,從梅堯臣的“意新語工”,到歐陽修的“覃思精微”,到蘇軾的“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都著眼在思理上。這跟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密切相關。南宋的詩論,主要是對江西詩派的爭論,圍繞著這一論爭,詩論家們對於詩歌與政治、詩歌與生活、詩品與人品,以及詩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韻律等理論問題,發表了許多卓有見地的看法,從而豐富了古典詩歌的美學理論。   
宋代產生了“軼事小說”體的“詩話”,是一新型的文學評論形式。第一部詩話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開頭即表明“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繼它而起的司馬光《續詩話》和劉攽的《中山詩話》,都是以“記事”為主,品評詩句,表達了一些對詩歌的理論見解。宋代的詩話失傳了不少,從現存的40多種詩話來看,其“軼事小說”成分逐漸減少,而文學批評成分則相應地增多。北宋中葉以後的詩話,如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等也敘述遺聞軼事,但密切地聯繫著當時詩歌的實踐,給詩歌寫作以具體的指示,有了新的內容。到了南宋,出現了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和嚴羽的《滄浪詩話》。這三部詩話,已不再著重掌故的記述、用事造語的考釋和尋章摘句的批評,而是發揮了對於詩歌理論的比較全面和根本的意見。詩話在明清兩代愈益發達,成為中國傳統的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此外,宋人還編詩話,把散見於各種書籍里的詩文評論和掌故搜羅在一起,象阮閱的《詩話總龜》、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都是比較流行的詩話彙編。 宋代刻本《詩人玉屑》   

詞論

宋詞雖存在著許多流派,但從總的說來,是以晏殊、歐陽修等人的婉約派和以蘇軾、辛棄疾等的豪放派為主。這樣分只是取便說明,不盡確切。象蘇軾、辛棄疾都有寫得宛轉含蓄的詞,象姜夔的詞風格峭拔,跟婉約也有區別。這兩派詞作的風格不同,因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詞論。蘇軾把文學革新的精神擴展到詞的範圍,他提出詞是“古人長短句詩”(《與蔡景繁》),主張詞要寫得“句句警拔”,有“詩人之雄”(《答陳季常》),這就把詞從“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風氣中解放出來,從內容、形式、風格各方面,提高到與詩相同的地位。這種詞體解放的追求與提倡具有衝決傳統的意義。但他的改革,卻受到一些正統詞人的批評。他的門下陳師道和晁補之就不無微辭地說他的詞“要非本色”(《後山詩話》),“不是當家語”(《復齋漫錄》)。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的《詞論》,對北宋詞壇提出了總結性的意見,對前輩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滿:“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批評柳永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晏(幾道)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她認為詞“別是一家”,要講音律、鋪敘、典重、故實,還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詞,當指周邦彥的《清真詞》。到南宋,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新形勢下,對蘇辛詞的評介,成為詞論中的主要內容。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認為蘇詞的重要意義在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題酒邊詞》中提出詞應繼承風、騷傳統,並斷言蘇詞的出現,打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陸游駁斥了前人對蘇詞的責難,指出蘇軾並非不懂音律,僅僅是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老學庵筆記》)。范開在《稼軒詞序》中指出辛詞聲閎意遠,乃源於作者器大志高,蓄積深廣,意氣充沛。劉克莊更極力頌揚辛詞“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辛稼軒集序》)。他批判雕琢纖艷的詞風,指責“美成(周邦彥)頗偷古句”,同時也指出(陸)放翁、(辛)稼軒“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劉叔安感秋八詞》)。   
上述諸人的詞論,圍繞著對蘇、辛二家的評價,反映出南宋詞論的進步傾向。但以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人為代表的另一派著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詞風也在發展。反映在詞論上,張炎的《詞源》獨尊姜夔,以協律、雅正、清空和意趣高遠為標準。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則獨尊周邦彥。他論詞提出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發意不可太高”;提倡綿密妍練的風格。他們兩人的詞論,代表了格律派詞人的藝術觀點。他們都很精通音律,在論詞的格律以及技巧方面頗為精當,在使詞論發展成為專門的詞學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處。
蘇軾的文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主張文須“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文集序》)。他論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強調只有在不斷的生活實踐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徵及規律。這就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更進一步,要從實踐中去體認道了。他又高度重視文采、技巧,倡言辭達,他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他讚賞的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又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結合蘇軾從長期的體會中去認識道,這個認識要通過文辭來作出充分表達,這就象繫風捕影了。正由於他在長期實踐中對道有深切體會,所以他的文思象“萬斛泉源”,這種文思的表達,又有“隨物賦形”的特點。因此,蘇軾的文論成為北宋後期最傑出的文論。他的散文創作也能夠貫徹他的文論,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論,有的強調道德與養氣,胡銓說:“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德盛則其旨也必遠,理也。”(《答譚思順》)陸游論文,稱“文以氣為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傅給事外製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質結合,稱“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上辛給事書》)。當時道學家朱熹繼承周、程的觀點,提出“文道合一”說,認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從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後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綱目》,只從“明義理,切世用”著眼,不注意文章的藝術性,暴露了道學家文論的缺點。但道學家的文論影響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論,還是胡銓、陸游等的文論。再象陳亮說“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書作論法後》)。他講的“意與理勝”,反對道學家的空言性命與心性,認為它是“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乾序》)。他論文要求講求天下之實,理百事。葉適的文論,認為“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度總論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較切實明通。   
總的看來,宋代文論的一個特點是:提倡平易通暢的文風。王禹偁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答張扶書》)。歐陽修的散文,蘇洵稱為“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閒易”(《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是平易流暢的。宋代文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散文的藝術性。象蘇軾崇尚自然,提出要“隨物賦形”(《文說》),講求形象;又稱“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認為下筆前做到“胸有成竹”(《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才能達到內外一致、心手相應的境地。這樣看來,宋代文論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結合當時的需要作了一些發揮罷了。   

詩論

宋代的詩論,在北宋時與文論並茂。到了南宋,漸次發展,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領域。宋代的詩論,同詩歌創作流派與風格的盛衰消長,緊密呼應。   
宋初詩歌,基本上沿襲晚唐、五代。王禹偁反對“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哀高錫》)。他論詩推崇白居易,但影響不大。稍後西崑體興起,更加注重形式的華麗。石介批評他們“淫巧侈麗,浮華纂組”(《怪說中》)。梅堯臣論詩,提倡《詩經》和《楚辭》的傳統,主張“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詩必須真正有感而作,用比興手法來表達。他還提出作詩要“意新語工”,“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引語)。在風格上,他提出“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平淡是用樸素的語言寫出“意新語工”的詩來。歐陽修論詩,推重梅聖俞詩的“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感人之至”(《書梅聖俞稿後》),主張詩體雅正、風格變化和詩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主張(《梅聖俞詩集序》),又讚美“子美(蘇舜欽)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梅堯臣)覃思精微,以深遠閒談為意”(《六一詩話》)。因此,他能領導北宋的詩歌革新運動,作出了貢獻。王安石論詩重視政治內容,喜愛杜甫,對李白詩則有微辭。他在晚年提倡用事和對偶的工巧,有助於詩歌創作藝術技巧的提高。蘇軾的詩論,既稱“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又讚美“蘇(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劉(楨)之自得,陶(淵明)、謝(靈運)之超然”,又讚美“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書黃子思詩集後》),能夠讚賞各種風格。蘇轍稱他“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東坡先生墓志銘》)。蘇軾對詩歌的藝術規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評韓柳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等獨創見解。黃庭堅論詩主張“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還要“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答洪駒父書》),即就作者所接觸到的外界事物,進行陶冶,從中產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陳言加以熔鑄,點鐵成金,成為創作。他的詩歌創作和理論,影響很大,形成了江西詩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詩人只注意“取古人之陳言”,以文字為詩,以學問為詩,而忽略了他的“陶冶萬物”,“有宗有趣”的主張,因此受到後人的批評反對。   
南宋初期,蘇黃詩體風靡一時,而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流弊日益顯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反映在詩論上,首先是張戒,在他的《歲寒堂詩話》中,激烈地反對“子瞻(蘇軾)以議論作詩,魯直(黃庭堅)又專以補綴奇字”,反對“蘇黃用事押韻之工”。他主張“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陸游早年受江西詩派影響,後來從生活與創作實踐中深刻領悟到“工夫在詩外”(《示子遹》),提出“大巧謝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韻》)。楊萬里最初也是取法江西詩派,以後逐漸擺脫束縛而自成一家。他感到“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雔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誠齋荊溪集序》),著重寫生活中的感觸。姜夔論詩也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後來“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嚴羽的《滄浪詩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具有比較完整的系統和綱領。嚴羽不滿意蘇黃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詩風,猛烈抨擊江西詩派。他力主“妙悟”,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推崇漢魏盛唐詩,強調“詠吟性情”,“唯在興趣”,以及筆力雄壯、氣象渾厚、音調鏗鏘等,在探討詩歌的藝術特徵、辨別時代風貌和體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見解。然而他又把盛唐詩作為極限,把“熟參”古人作品當作“悟入”詩道的唯一途徑。以禪喻詩是《滄浪詩話》的一大特點,嚴羽認為盛唐詩人的高明在於“妙語”,如“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與嚴羽大體同時,還有江湖派中傑出的詩人戴復古和劉克莊的詩論。戴復古作《論詩十絕》,反對模擬藻飾,崇尚獨創精神和雄渾的詩風。劉克莊批評作詩“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詩序》),擊中了宋詩的弊病,但他也肯定宋詩自有發展、創造之處。戴、劉詩論的影響雖不及嚴羽,但他們對江西詩派的批評,卻比嚴羽更為激切。總的看來,北宋的詩論,從梅堯臣的“意新語工”,到歐陽修的“覃思精微”,到蘇軾的“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都著眼在思理上。這跟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密切相關。南宋的詩論,主要是對江西詩派的爭論,圍繞著這一論爭,詩論家們對於詩歌與政治、詩歌與生活、詩品與人品,以及詩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韻律等理論問題,發表了許多卓有見地的看法,從而豐富了古典詩歌的美學理論。   
宋代產生了“軼事小說”體的“詩話”,是一新型的文學評論形式。第一部詩話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開頭即表明“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繼它而起的司馬光《續詩話》和劉攽的《中山詩話》,都是以“記事”為主,品評詩句,表達了一些對詩歌的理論見解。宋代的詩話失傳了不少,從現存的40多種詩話來看,其“軼事小說”成分逐漸減少,而文學批評成分則相應地增多。北宋中葉以後的詩話,如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等也敘述遺聞軼事,但密切地聯繫著當時詩歌的實踐,給詩歌寫作以具體的指示,有了新的內容。到了南宋,出現了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和嚴羽的《滄浪詩話》。這三部詩話,已不再著重掌故的記述、用事造語的考釋和尋章摘句的批評,而是發揮了對於詩歌理論的比較全面和根本的意見。詩話在明清兩代愈益發達,成為中國傳統的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此外,宋人還編詩話,把散見於各種書籍里的詩文評論和掌故搜羅在一起,象阮閱的《詩話總龜》、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都是比較流行的詩話彙編。 宋代刻本《詩人玉屑》   

詞論

宋詞雖存在著許多流派,但從總的說來,是以晏殊、歐陽修等人的婉約派和以蘇軾、辛棄疾等的豪放派為主。這樣分只是取便說明,不盡確切。象蘇軾、辛棄疾都有寫得宛轉含蓄的詞,象姜夔的詞風格峭拔,跟婉約也有區別。這兩派詞作的風格不同,因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詞論。蘇軾把文學革新的精神擴展到詞的範圍,他提出詞是“古人長短句詩”(《與蔡景繁》),主張詞要寫得“句句警拔”,有“詩人之雄”(《答陳季常》),這就把詞從“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風氣中解放出來,從內容、形式、風格各方面,提高到與詩相同的地位。這種詞體解放的追求與提倡具有衝決傳統的意義。但他的改革,卻受到一些正統詞人的批評。他的門下陳師道和晁補之就不無微辭地說他的詞“要非本色”(《後山詩話》),“不是當家語”(《復齋漫錄》)。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的《詞論》,對北宋詞壇提出了總結性的意見,對前輩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滿:“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批評柳永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晏(幾道)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她認為詞“別是一家”,要講音律、鋪敘、典重、故實,還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詞,當指周邦彥的《清真詞》。到南宋,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新形勢下,對蘇辛詞的評介,成為詞論中的主要內容。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認為蘇詞的重要意義在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題酒邊詞》中提出詞應繼承風、騷傳統,並斷言蘇詞的出現,打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陸游駁斥了前人對蘇詞的責難,指出蘇軾並非不懂音律,僅僅是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老學庵筆記》)。范開在《稼軒詞序》中指出辛詞聲閎意遠,乃源於作者器大志高,蓄積深廣,意氣充沛。劉克莊更極力頌揚辛詞“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辛稼軒集序》)。他批判雕琢纖艷的詞風,指責“美成(周邦彥)頗偷古句”,同時也指出(陸)放翁、(辛)稼軒“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劉叔安感秋八詞》)。   
上述諸人的詞論,圍繞著對蘇、辛二家的評價,反映出南宋詞論的進步傾向。但以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人為代表的另一派著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詞風也在發展。反映在詞論上,張炎的《詞源》獨尊姜夔,以協律、雅正、清空和意趣高遠為標準。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則獨尊周邦彥。他論詞提出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發意不可太高”;提倡綿密妍練的風格。他們兩人的詞論,代表了格律派詞人的藝術觀點。他們都很精通音律,在論詞的格律以及技巧方面頗為精當,在使詞論發展成為專門的詞學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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