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
辦學概況1902年,敬敷書院改為安徽大學堂。當時巡撫王之春認為,城內的"求是學堂房屋較敬敷書院為寬,且同一培植人才,(兩校)歸併辦理易於措手",於是將安徽大學堂遷至城內鷺鷥橋與求是學堂合併辦學。安徽大學堂是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學,安徽省布政使、按察使親自擔任學堂總辦(校長)。安徽大學堂的學生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在全省招收新生,"飭各屬州縣選生申送,縣各二名,合共百人為住堂正額生";二是"以原求是學堂肄業者充之,作為師範生";三是令原敬敷書院學生"以及舉人孝廉生童等人均改入該堂附課",為此設附課生(旁聽生)120名。1903年,劉葆良擔任安徽大學堂總辦,著名經學大師姚永概擔任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大學堂開設的課程有英文、國文、東文(日文)、倫理、輿地、中外政治、中外歷史以及經學大義、群經源流等等。這一年朝廷頒布了《奏定高等學堂單程》,規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設高等學堂一所,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而大學堂目前只能"先就京師設立以為之倡,俟將來各學大興,即擇繁盛重要省份增設"。根據這個章程,1904年,安徽大學堂改為安徽高等學堂。1905年初,安徽高等學堂由鷺鷥橋遷往同安嶺老敬敷書院舊址新建成的校舍,並將學額擴大到240名,實際招生300名。根據《奏定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的新生須從中學畢業生中考選,但當時中學也才開辦不久,無畢業生可招,只好"甄留在大學堂肄業各生及考選中國經史文學具有根底者入堂"。這一年,總辦劉葆良辭職,總教習姚永概奉巡撫之命赴上海面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嚴復擔任安徽高等學堂總辦(後稱監督)。1906年3月15日來得來安慶就職。來得針對安徽高等學堂當時管理混亂、學風散漫等弊端,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教學與管理整頓。經過嚴格的考試,淘汰濫竽充數的教員(包括日籍教員數人),聘用合格的教員,加強外語教學。將所有的學生重新考試分科,對程度過差的學生另行開班補習中學課程。鑒於當時安徽無師範學堂而省內各中學又急需教師,嚴復在學生中"擇其年齡較長或程度較深者",編成師範速成班,給他們集中開設中學課程和教育學等師範專業課程,一年後畢業輸送到省內各府縣中學堂任教。將餘下的學生編成五個高等預科班。1907年招預科新生170人,在新生中挑選學生再編一個師範班,其餘學生編成四個預科班。至此,安徽高等學堂辦學逐漸步入正軌,1907年在校生10個班284人。據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學部官報》載,1907年安徽高等學堂有管理職員9人,專職教員15人,兼職教員3人。學堂設監督(校長)、監學、總教習、齋務長、庶務長、掌書、檢察、監膳、會計、雜務等。開設課程有中外國文、經學倫理、中外歷史、中外國輿地、英文、數學、心理學、生理學、論理、天文地文地質、物理、化學、動植物學、法律、兵制、動靜力學、理財學等;並說安徽高等學堂"自嚴監督到堂後始專力注重英文算學,查上年考試卷,英文算學成績欠佳而經學倫理歷史地理則成績均良,足見教員大半得人,校地大略合用,但天井小空氣不足,經費尚不絀,管理員教員中尚有可省者"。當時學堂經費歲入61675兩(白銀),支出56460兩,略有寬餘。然而嚴復的整頓觸及到官紳們的私利,受到舊勢力的排擠,1907年6月8日,嚴復遺憾地離開了安慶,辭去了高等學堂監督之職。年事已高的老翰林洪思亮稱生繼任監督。1908年學堂開始招本科新生。因各地申送來的中學畢業生程度參差不齊,達不上本科教學要求,學校與省提學使(省教育行政主管)商定開辦新生本科補習班。1909年高等學堂的本科班才開辦起來,經過嚴格篩選,進入本科班的正式學生僅12人。當時本科班的課程按照《奏定高等學堂章程》第一類學科,即為預備進入經學、政法學、文學、商學諸科大學學習者開設,預科課程按當時中學的四五年級程度開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高等學堂暫停辦。從1902年至1911年,安徽大學堂、高等學堂共培養師範畢業生兩個班104人,預科畢業生前後五屆近300人,本科班12名學生和未畢業的部分預科生辛亥革命後轉入京師大學堂學習。皖籍教育名人王星拱、高語罕、高一涵、鬍子穆、趙倫士、陳我魯、曹鏡清等均畢業於安徽高等學堂。
整頓
1906年3月15日,嚴復接受安徽巡撫的再三聘請,來到安慶就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雖然嚴復當時在國內知識界已負有盛譽而安徽巡撫對他也禮遇有加,但未到安慶之前,嚴復就收到了匿名信,恐嚇他不要前往安徽高等學堂就職。當時的安徽高等學堂,"大紳士則謀監督,小紳士則謀管理雜差",學堂人浮於事,管理混亂,學風散漫。針對此嚴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主要做法是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和不能勝任教職的教員,二是裁減過多的管理人員,三是嚴格教學管理,整頓教風學風,四是教學上根據安徽當時教育發展的迫切要求,注重外語和師範教育。他首先對全體學生進行摸底考試,根據成績將學生重新分科(由本科降為預科),給他們補習中學課程,將程度太差的30多名學生淘汰出校。即使是即將畢業的學生,不及格也毫不留情地預以留級;其次就教學問題找教員分別談話,"問各人對各該科的教授法怎樣,回答得滿意,便下聘書,若是不滿意,就不下聘書。幾個所謂的東洋教習不肯見機而作預先逃走,經過嚴氏一番過問,都得了不及格的評語,嚴氏當著他們的面,板著面孔勸他們回日本"。教學上也一改過去散漫的習氣,嚴復的助手監學周鼎觀規定"上英文課一句中國話也不準說,誰(學生)說中國話就馬上被罰"。經過一番整頓,學堂面貌大變,教學與管理走上了正軌。嚴複寫信曾欣慰地說:"來皖卒卒無一隙之睱,高等學堂大考,退者至州餘人,全城震悚,語吾手辣。然經此一番淘汰,學生知功課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無所用人情勢力。此堂是後可望必成矣"。但嚴復的整頓,觸犯了地方官吏紳士們的私利,也得罪了有各種勢力背景的教員們,"舒服慣了的先生們,怎能吃得了這種苦頭,地方紳士們首先鼓動要畢業生的學生,以反對周監學為名,提出驅逐嚴蠻子,打倒周舅子,風潮就這樣起來了"。嚴復後來分析說,"高等學校之有風潮,實因官界與我挾妒反對,而紳界則以學堂為利藪,各思分肥。學生一因去年沙汰過多,二因求請畢業不遂,三因夏考在即,恐復被沙汰。周鼎觀平時辦事得罪多人。當時之事原可勸阻即定,而提學司故縱之。現在官界惟一撫台、紳界惟一姚叔節一人(支持我),余非反對即系隨風,故吾斷無更留(安慶)之理"。
1907年6月8日,嚴復被迫離開了安慶,他感慨地說:"嗟嗟!學堂本教育之地,而小人視利藪,學生劣者不可沙汰,沙汰即起風潮,此後學界尚可問乎?"
嚴復辭職後,高等學堂又漸漸回到老樣子,"只聽到朗誦中文之聲,不再聽到朗誦英文之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