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安崗,1918年生。中國新聞記者、報刊主編、新聞教育家、新聞學者。原名安正元,筆名鄭遠。天津人。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東南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勝利報》、《晉冀豫日報》總編輯,《新華日報》太行版副總編輯,新華通訊社
晉冀魯豫前線總分社社長兼新華總社特派記者,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建國後,歷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經濟日報》總編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主席團委員,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先後負責創辦《市場報》和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市場》、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經濟動向》等。
人物生平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新聞宣傳戰線優秀領導幹部、著名新聞理論家教育家、經濟日報原總編輯安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4月28日21時15分在海南逝世,享年95歲。
在安崗同志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對親屬表示慰問。
安崗同志1918年12月出生於天津,曾參加“一二·九”學生愛國救亡運動。1936年4月在北京參加黨領導的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2月起歷任山西青年抗敵先鋒隊委員、“
犧盟會”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月任晉東南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任太行區《勝利報》編輯主任、社長。1941年7月起歷任《晉冀豫日報》副社長、社長。1941年底任中共北方局機關報《
新華日報》華北版社論委員。1943年10月任《新華日報》太行版副總編輯。1945年9月任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社長。1946年6月任晉冀魯豫《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48年4月起歷任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新華社臨時總社負責人。1949年10月起任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記者。1955年4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1959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社務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他身處逆境,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恢復了他在人民日報社的領導職務。後兼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1985年起任《
經濟日報》總編輯、高級編輯,1995年12月離休。
安崗同志是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先後兼任國際記協《國際新聞工作者》中國編委,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國新聞學會副會長,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太行新聞學會會長,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主席。
安崗同志長期擔任黨報領導工作,是公認的辦報“行家裡手”。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守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始終注重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提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遵循“腳底板下出新聞”的準則,根據新的實踐經驗,不斷推動新聞事業的創新發展。他博學深思,精研業務,在選題策劃、採訪寫作、版面編排、標題製作、經營管理、廣告公關等方面都有獨到的思考和創見。
在擔任經濟日報總編輯期間,順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趨勢和要求,他提出努力辦好經濟黨報的指導思想,明確“經濟日報是黨在經濟戰線上的喉舌和輿論陣地”,較好地解決了報紙的屬性、定位、工作方針和發展目標等問題。他多次強調,報紙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方向,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回答和闡釋經濟改革和建設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為推動和落實中央決策服務;要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斷促進新事物的成長、新問題的解決、新觀念的形成;要堅持不懈地推進新聞工作的改革創新,充分調動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創造性;要整合新聞資源,開發信息產品,發展信息產業,服務經濟建設。他指導策劃了《重走長征路》、《讓
王府井大街亮起來》等重點報導,採用對比、組合、系列等報導形式,抓住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典型事件,反映經濟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受到業界和讀者的好評。他先後推動創辦《中國企業家》雜誌等一批報刊,為向國內外讀者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傳播經濟信息作出了重要貢獻。
個人作品
安崗同志先後出版了《新聞論集》、《安崗新聞通訊集》、《安崗新聞工作60年》、《成長的歲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早期師生憶往事》等著作。
新聞生涯
安崗,原名安正元,筆名鄭遠,天津人,1918年生於天津一個職員家庭,高中期間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與了天津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建設,從事黨組織領導社會活動。1935年毛遂自薦到天津《益世報》當實習記者。1936年“
雙十二事變”後,赴山西參加抗日活動,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相繼在《晉冀豫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
新華社等新聞單位任職。安崗的新聞生涯主體如果由1935年在天津《益世報》做實習記者時始,到1986年卸任經濟日報總編止(1986年以後,他的主要方向轉為公關),時間剛好為50年。
“未曾相逢先一笑,初會便已許平生”——初為記者
1935年聖誕節過後,天津《益世報》的主編吳秋塵收到一封特別的讀者來信,寫信人是天津市匯文中學的一名高三學生。學生在信中說:“我現在急切需要的,不是死的書本,而是看看社會,與發現社會上各種人物的不同生活,經驗及見解。”所以他希望可以到《益世報》做一名實習記者,體察社會。
而這位年輕的學生就是安正元,也就是後來的安崗。年方十八的他因為在1916年聽了這位編輯的講課而一心想到《益世報》當一位實習記者。並且他說:“我要做些不要酬勞的工作,這工作便是我最感興趣的,也是最合適我現在的。”
吳秋塵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請求,安崗於是在《益世報》做起了實習生,期間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造紙專家楊十三先生採訪記》,此後安崗又利用暑假時間,與四位同學一同去農村採訪了警察、農夫、工人、工廠廠長等,最後寫出了4萬多字的通訊,被《益世報》全文登載。自此,安崗與新聞事業接下不解之緣,“讓這位少年走出了書齋,一頭扎進了廣闊的社會,開始了他傳奇的新聞生涯。”
“三人行,必有我師”——領路人
如果說安崗在1935年主動請纓去《益世報》做實習記者是出於對新聞事業質樸的熱愛,那么它可算作是新聞情結的萌發,還不能算真正拜師學藝、正式入新聞之門。而他真正被領進新聞之門,還多虧了兩位《益世報》的“領路人”。
一位是羅隆基先生,羅隆基當時在天津主持筆政,每天都會為《益世報》寫社論,而那時的安崗在《益世報》當實習生,他回憶說:“羅先生的社論有抗日的情緒,有反抗敵人的呼號。所以當他得知敵人揚言要殺掉羅隆基時,他便每個禮拜都去看羅隆基的演講,他暗自想:這樣的人是可以作為我的榜樣的。”羅隆基的榜樣力量給安崗很大鼓舞,1936年“雙十二事變”後安崗便赴山西參加了抗日活動,1937年,不到20歲的安崗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羅隆基是安崗的精神榜樣,那《益世報》的主編吳秋塵算是安崗在新聞界的第一個導師,當時安崗去《益世報》做實習生便是吳秋塵安排的,除此之外,吳秋塵還在新聞寫作上給安崗很大啟發,有一次吳秋塵帶安崗去看“粥場”,到了現場安崗才發現,自己原本構想的讓“慈善家會給窮人喝粥,窮人可以苟延生命,總比倒閉街頭好一些“這種觀念是多么錯誤,慈善家在粥里摻沙子,而粥又少得可憐,實際上是剝削了窮人之後的一點偽善的施捨!吳秋塵還每每提醒安崗多寫文章,鼓勵他“現在多寫,是為了給將來打好基礎。”
安崗在兩位領路人的帶領下進入了新聞界,如魚得水般獲得了自由,開始了他50年的筆政生涯。
“鐘山風雨起蒼黃”——革命年代
安崗還沒來得急同吳秋塵告別,便因為遭到日本人通緝,經人介紹到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鋒隊”離開了天津,1936年到了太原。
安崗在根據地因為有新聞記者的經歷,晉冀特委叫他辦一份解放區的報紙,從宣傳上開展抗日工作。於是由
朱德親筆提寫的《勝利報》便應運而生了,年僅20歲的安崗擔任起總編輯。並相繼開闢了一系列欄目,如《民革室》,系列漫畫《毛三爺》、《勝利畫刊》、《抗日經濟講座專欄》等欄目,深受廣大解放區民眾喜愛。而這一時期,《勝利報》在安崗的帶領下,報導了一系列的事件。如百團大戰,也曾寫作《新民主之意新中國》一文配合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有效地宣傳了黨的理論和政策。
《勝利報》還曾採訪了時任八路軍129師政委
鄧小平,寫作《反對出賣華北》一文,痛批國民黨投降派勾結敵寇,密謀叛國的可恥行徑,向人民民眾傳達了黨堅強有力的呼告。
除開辦《勝利報》進行革命的宣傳外,安崗還相繼在很多新聞單位做出了不俗成績。他先後在《晉冀豫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工作,據統計,僅為《新華日報》(太行版)寫的社論就有200多篇。解放戰爭期間,安崗隨軍參加了平漢戰役,並先後擔任新華社晉冀豫總分社前線分社,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寫作了《哪裡有游擊戰爭,哪裡就能打擊敵人》和《高樹勛率新八軍全部起義》等優秀新聞通訊作品。
進城的一件事,讓安崗深刻認識到知識的可貴。當時安崗協助張馨石辦《人民日報》華北版,在西柏坡遇到
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便問安崗是哪個解放區的?安崗回答說是晉冀豫的,劉少奇又問安崗是怎么辦起報紙來的,他便回答說:“黨叫乾什麼,就乾什麼,是服從工作需要。”劉少奇說,辦報,是黨的大知識分子幹的事,不簡單!這段對話雖然簡單,但是使安崗意識到“劉少奇問的是革命經驗,是說革命光榮,談辦報,是重視知識分子,重視知識,使他認識到知識的可貴。”
新中國成立後,安崗曾任國際記協刊物《國際新聞工作者》中國編委委員,1957年安崗擔任《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寫了很多優秀作品,如《熱愛機器》、《更接近生活》、《企業領導應經常考慮什麼》、《黨組織要關心民眾的思想和生活》、《只當農民花錢》等。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起步
文革期間,安崗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一直到1972年才恢復了組織生活,但是安崗的新聞事業重新起步,應該算到文革結束後。
文革結束後,安崗重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他上任後立刻著手清查隊伍,調整人員,從全國各地請來了一大批專家和學者作為特約記者,還拓展版面,增強報導深度。使得《人民日報》的聲譽逐漸恢復,影響不斷擴大。安崗為《人民日報》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談到安崗在文革結束後最主要的工作,不得不與兩份報紙聯繫起來。
第一份是《市場報》
《市場報》是安崗預料到經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立即向中央申請成立《市場報》,這一舉動被稱為是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創造。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產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的第一家以報導市場經濟為宗旨的專業報紙,是新中國第一張彩色膠印報,當時中外記者排成長龍,搶購報紙,西方各大通訊社幾乎都發了訊息。《市場報》創辦初期,安崗事必親為,《市場報》也率先在版面上刊登廣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安崗排除萬難,站在時代的前沿,使得《市場報》真正成為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報紙,深受讀者喜歡。
第二份是《經濟日報》
安崗在1982年底參與組建《經濟日報》,而他在《經濟日報》,做了一件影響全國新聞界,在新聞史上赫赫有名的事情———策劃實施了重走長征路活動。而具體實施人是當時的《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安崗領導《經濟日報》在頭版專欄開闢《來自長征路上的報導》,派一位老編輯對每日羅開富發回來的稿件進行審閱,登載;而安崗自己每日必定親力親為了解羅開富的具體行程。有一次,安崗前往長征路看望羅開富,到了四川松潘的時候,因為海拔上升到3000多米,安崗因為糖尿病昏厥在車裡。
就是在安崗這種執著敬業精神的帶領下,羅開富重走長征路的創舉在全國掀起一股“憶長征,學習長征精神”的輿論風潮。獲得了業界的一致好評。此後,安崗以羅開富長征採訪為契機,先後策劃實施了“西藏行”、“絲綢之路接力採訪報告”、“長江行”、“遼東半島行”、“珠江三角洲行”以及“河北省四十一個邊界縣騎車採訪記”等一批貼近實際、生活、民眾的好新聞。安崗自己也說:“總編輯不能坐辦公室, 必須是個社會活動家。”這與同樣是《經濟日報》出身的著名老報人范敬宜的“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有異曲同工之妙。范敬宜則稱安崗為“搬不走的新聞教科書”,並用“短平快”、“鐵腳板”、“抓帶響的”來概括安崗的辦報風格。
安崗在1986年退出了《經濟日報》的領導崗位,並開始致力於中國公關事業的前進和發展,當然,安崗並沒有放棄他所熱愛的新聞事業,正如他所說:“我退出了報紙領導行業,但是不會退出新聞事業”。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新聞教育
安崗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報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新聞教育家。1955年安崗領導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說起新聞系的建立還得回溯到1949年8月,當時
毛澤東在中南海專門接見
胡喬木,
鄧拓和安崗,說要辦中國自己的報紙,也要研究我們自己的新聞學。1952年,胡喬木同志傳達黨中央的知識,要安崗在中國人民大學辦新聞系。而當時知識界普遍的觀點是“新聞無學”,有的人甚至質問安崗:“你和鄧拓又有哪個是新聞系畢業的?”但是安崗頂住壓力,在1955年春,開始著手籌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當時的工作人員一共就兩個人,一位是安崗,另一位是東北《工人報》的女將朱石友,當時安崗沒有辦公地點,就借用了夫人樊亢的辦公室,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新聞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建立起來了,逐漸“成為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的重鎮”。
安崗的另一創舉是在1980——1982年間領導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他擔任了第一任所長,並在百忙之中親自為研究生授課。當時的新聞研究所人才輩出,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批研究生大多成為新聞行業的骨幹,如名記者艾豐、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李東東等。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後“50”年
安崗在他的《安崗新聞通訊集》中將自己進北京城以後的36年,概括為三件事,一是編報。如創辦《市場報》。二是辦學。如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三是下去採訪,寫了很多新聞和通訊。
而他也把自己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的打算用三件事概括。
一是“研究50年走過的道路,繼續把自己的得與失、是與非、好與壞”寫下來,供後人借鑑。
二是“搞點社會活動”。安崗在1987年創辦了公關培訓中心,開始致力於中國的公關事業發展。在安崗看來:“公共關係事業,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可以有較大作為的事業。”
其三便是“繼續抓好教育”。他希望可以建立起一個人才交流網,為祖國建設輸送更多的人才。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的這句詩用來形容安崗最合適不過,在他超過五十年的新聞生涯中,他將自己的滿腔熱血都奉獻給了這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