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清話》是傅璇琮先生為學界友人的學術著作所作序文的輯集，收錄了自二十世紀80年代初至2008年初20多年間的序文73篇。在“自序”中，作者曾說其作序，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敘“切於學”的旨趣。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品賞析,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書中的序文是按寫作年月的先後排列的，透過書中文字，讀者不僅可以了解作者的人品與學問，也可以從中透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學術界所經歷的學術觀念、思想、方法、範式的演進過程與學術研究視野不斷開拓發展的歷史。從這個層面上說，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現代學術演變的“史”的特徵。
作品賞析
書序這種文體，不僅在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而且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特點，即使在當代，它仍然顯示著很強的生命力。不過，就這糠元凳肯種文體本身特點而言，它也潛藏著某種可能滑向世俗乃至庸俗的危險因素。因此，序文之好壞優劣與是否有價值，實際上也最能考驗出執筆為文者的品德與功力，套用古人的話說，它實際上也是一種“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曾鞏《寄歐陽舍人書》）的文體。在《學林清話》的“自序”中，作者曾明確說到他為人作序，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敘“切於學”的旨趣。
友情是人類最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之一，但友情也是有著層次上的差異的。“君子之交淡如水”，這是先哲的箴言，也是作者為文作序時“抒友情”的基調。不過作者寫“淡如水”之交誼，並不意味著感情的淡薄，相反，在“抒友情”時，他總是灌注著一種誠摯篤厚的真情。書中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有這種誠篤真情的體現。作者在給孫映逵的《唐才子傳校注》、吳在慶的《杜牧論稿》、胡可先的《政治興變與唐詩演化》等書的序文中，曾多次提及他與吳汝煜先生相交相知的過程以及吳先生的人品學問，收在該書中寫給吳先生著作的序文，即有兩篇，即《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序》及《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序》。在這兩篇序文中，作者對兩部學術著作的價值以及學術貢獻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給《全唐詩人名考》作序時，吳先生已因病住院，序文的末尾，作者引述了陶淵明《答龐參軍》“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雲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歡心孔洽，棟宇為鄰”的詩句，然後深情地回顧了他們1984年在廈門的一段學術交往情誼：“我們時常面對遠方的水天一色，暢敘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有共同的愛好與志趣。但他在徐州，我在北京，除了幾次參加學術會議，很少見面，比起陶詩所說的‘棟宇為鄰’來，相差實遠。但書信是不斷的，他給我的信總是那么謙遜、周詳。現在他積勞成疾，以後要編寫著作恐怕是很困難了，什麼時候我又能為汝煜同志的新著作我所能作的一篇小序呢？默誦‘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我實已難以為言。”體現了作者對友人的誠篤真情。
作為給同道學人學術著作的序文，切磋學問是作者極用心力之處，這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切於學”的旨趣。在好幾篇序中，作者都曾引到南朝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文心雕龍·知迎仔朽音》的地鍵凳一段話：“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序文中對著者作品的價值、意義做出精到的揭示，客觀公正地指出其欠缺與不足，體現了作序者的學術良知。作者為序時，是以一種嚴謹認真、從不苟且的態度來著筆的。他不止一次說過，他有一個習慣，“為友人作序，雖然不過一二千、二三千字，但總要翻閱全書，有時不止看一遍。”正因為如此，作者的序言，往往寫得準確精闢，沒有虛語陳言。在給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的序中，作者有這樣一段話：“我讀這本書，以及讀《中國古代文學風格學》、《迎匪局她跨射晚明小品研究》（後者是吳承學的另外兩本學術著作），曾於燈下默想，承學先生治學有怎樣一種路數？於是得出八個字，這就是：學、識貫通，才、情融合。再演繹為四句話：學重博實，識求精通，才具氣度，情含雅致。我認為，博實、精通、氣度、雅致，確是這些年來吳承學先生給學術同行的一個總印象，也是承學先生一輩中的前列者這些年來在其著作成果中所顯示出來的藝術才能和精神素質。”在給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的序中，作者在概述了陳尚君先生的學術成果及學術成績後，又從治學路數與研究風格的角度，概括其治學特點，認為“尚君先生治學，一是勤而博，一是細而精，這兩者往往是結合的。就是說，要搞一個專題，總要在這一專題所涉及的資料範圍內，儘可能求全求實，同時在資料蒐集考辨的過程中，細心發現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抉道乘隱發微，提出新見”。
另一方面，作者的序文所述，還不僅僅限於著者知音的層面，他常常超越著者作品本身，從整個學術界研究的範式、視野、方法等角度，揭示某些著作所具有的開拓、創新意義，並通過推獎與引導，來推動整個學術研究的更新、發展與進步。就該書序文所涉及的範圍，其中有三個方面是比較明顯的。
一是他對資料搜輯與文獻考據的研究方法的推崇與倡導。中國大陸的學術界，舉牛炒碑有相當一段時間由於過分強調研究中對規律等的揭示與概括，因而將資料搜輯與文獻考證詆為瑣屑而極為輕視。作者是不贊同這樣的觀點的，書中有好幾篇序都表示了他對此的看法。寫於1988年夏的《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序》中曾明確說：“編制索引和整理資料，是學術事業中的服務性行業，它有著強烈的利他的性質。但是它要服務得好，其本身必須具有一定的學術深度，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本身即是具有較高學術素養的研究者。”寫於1990年9月的《吳在慶〈杜牧論稿〉序》中，則針對鄙薄考證的觀點作了有力的批駁。而在1997年春給《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序》中，通過對陳尚君先生考證成果的分析又講到：“從這裡，我倒有一個想法。過去往往對史料考證不夠重視，認為考證只不過是限於文獻資料本身，無關宏旨。不說別的，僅從上述尚君先生的幾篇考證文章，就可看出，資料的考證往往與作家作品的整個思想發展，與某一時期文藝觀念的演變，有著密不可分的交叉聯繫。而考證，從治學路數來說，並非只是所謂餖飣之學，實是一種細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沒有對某一學科的整體的把握和考察，沒有具備一種綜合的科學思維方式，是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效的工作程式的。”把對資料考證的認識提到這樣的一種認識高度，作者是走在學術界前列的。後來，在古代文學研究界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富有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與考據成果，這與作者所倡導並堅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關係的。
作者並不是只重視文獻考據之學，他也一直在倡導資料考據與文藝學的細緻分析相結合等富有價值的治學路數。在1991年1月所寫的《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序》中，他曾敏銳地指出著者在其著作中體現的兩點使人感興趣的方法，即“充分運用計量史學的方法，把作者大量搜尋到的材料，用統計、數學、表格列出”，認為“這樣做，不僅醒目，更重要的是加強我們作文學研究時的科學觀念”。其次是“作者對某一時期某一作家賦的觀念的研究，不局限於過去通常所作的僅限於一些理論著作，而是嘗試著從作品本身加以探索”，並由此對著者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和古典文獻研究所養成的“在文學的審美研究中加強現代科學思維訓練的學術品格”表示讚賞。作於1990年秋冬之際的《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序》中，他對羅宗強先生的文學思想史與士人心態研究所體現的研究思路同樣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與肯定，這都體現了作者在治學方法上的敏銳眼光與開闊弘通的胸襟。在1997年3月給《日晷叢書》所作的序中，他揭示了中國大陸古典文學學術研究的轉型期及其研究範式的轉化，他說：“80年代（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確實進入一個嶄新的轉型時期。這是20世紀前80年所未曾有過的。所謂轉型，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對古代文學由單純的價值判斷而轉向文學事實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觀框架的設施而向客觀歷史的回歸。這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在觀念上的一大躍進。”“轉型期的另一表現，就是重視‘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這些年來，文學與哲學思想、政治制度，以及與宗教、教育、藝術、民俗等關係，已被人們逐漸重視。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這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學術研究范型變化的一種非常精確的把握與概括，體現出作者對學術研究態勢的一種高屋建瓴的統攝眼光，而且這種立足於學界研究現狀的概括與把握，反過來也引導著年輕一代學人的選題與研究方向。
二是呼籲對海外研究成果的重視與引入。由於特殊政治文化環境影響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學者對海外的漢學研究狀況與成果是很有隔膜的，因此，在新時期，中國大陸的讀書界、學術界都非常渴望了解與借鑑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1987年，賈晉華女士翻譯了美國學者史蒂芬·歐文的《初唐詩》，傅先生應邀作序，在《歐文〈初唐詩〉中譯本序》文中，他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演進的角度，介紹了近現代西方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認識的深化歷程以及現當代西方漢學家的研究狀況，指出“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以綿密的材料考證見長，而美國在這方面卻常以見識的通達和體制的闊大取勝”，從巨觀上對日、美兩國漢學研究的特點做了概括，由此他對歐文先生《初唐詩》的研究特點與成績也做了精到的點評。同時，從更高、更遠的角度，他想到了如何更好地借鑑海外研究成果的問題，指出：“由歐文先生的著作，使我進一步感到，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結構中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狀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夠。我相信，在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價值的著作，一定還有不少，它們以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獨特的文學現象，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誤失，也能促使我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研究這些誤差的原因，加深我們的認識。如果我們能有計畫地編印一套漢譯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肯定會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讀書界的歡迎，也將會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結構起到積極的協調作用。”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已有不少海外漢學研究著作的譯本，作者當初的構想與呼籲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到了21世紀之初，作者則與海外學者聯合，主持編撰了《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的大書，其中海外部分，對台、港、澳地區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了系統的介紹，從而更全面地促進了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三是對古典文學研究工程中重要課題的提出、規劃與構想。作者曾主持、規劃並完成了許多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大工程，這是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學人都非常清楚的。在該書的相關序言中，作者及時提出或構想的一些具有重大價值的學術課題，對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工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有些不僅在當時非常重要，就是在後來也仍然如此。作於1989年春的《點校本〈五代詩話〉序》文，作者由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中的一些問題，指出“從理清基本事實來說，五代文學需要做的事情實在不少”，並構想在“從頭由理清材料著手，踏踏實實地把五代文學中存在的問題搞清楚”的同時，“選擇一些前人已經下過工夫的著述，如李調元的《全五代詩》，王士禛、鄭方坤的《五代詩話》等，作一些必要的整理，加以出版，供研究者參考”。五代文學長期被作為晚唐文學的延續，學術界對它的重視是不夠的。作者這裡提出五代文學及其事實清理的問題，是一個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課題，而所做的初步的研究構想，也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此外，在1986年11月所作的《〈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序》中由黃庭堅研究引出的關於宋代文學及黃庭堅研究的三個問題，2003年5月所作的《〈全宋筆記〉序》引出的關於筆記研究如何建立科學體系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具體課題構想的建議等，都體現出了其學術工程建設總體設計規劃師敏銳的學術戰略眼光。
無論是抒“淡如水”的友情，還是述“切於學”的旨趣，《學林清話》都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即一種由真情與真知相交融而達致的境界。前者是作者品德的體現，後者則是作者作為學者的學識的呈示。還有一點，那就是作者作為大學者所具有的寬厚謙遜以及獎掖後進如恐不及的美德。書中序文中所涉及的著作，不可能每一部都完美無缺，但是作者作序時，並沒有對一些不足之處作有意的規避，而是本著對作者、對學術負責的精神，以長者的寬厚，採取商榷的態度，向著者提出自己的意見，絕無一點驕人的盛氣。至於作者的謙遜之德，更是常常映現於序文之中的，《〈李白在安陸〉序》、《〈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序》、《〈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序》等文都是例子。作者對於學術上有創見、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所體現的獎掖之勤，就如同一千多年前北宋文壇一代宗師歐陽修。這些都是作者在書的《自序》中所表現出的意趣。
作者將此書命名為《學林清話》，源於陶淵明《與殷晉安別》中之“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的句子。唐宋文人述及交往的文字里，常常出現“清話”一詞。用這樣的字眼來作為書名，是十分恰切的。
作者簡介
另一方面，作者的序文所述，還不僅僅限於著者知音的層面，他常常超越著者作品本身，從整個學術界研究的範式、視野、方法等角度，揭示某些著作所具有的開拓、創新意義，並通過推獎與引導，來推動整個學術研究的更新、發展與進步。就該書序文所涉及的範圍，其中有三個方面是比較明顯的。
一是他對資料搜輯與文獻考據的研究方法的推崇與倡導。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有相當一段時間由於過分強調研究中對規律等的揭示與概括，因而將資料搜輯與文獻考證詆為瑣屑而極為輕視。作者是不贊同這樣的觀點的，書中有好幾篇序都表示了他對此的看法。寫於1988年夏的《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序》中曾明確說：“編制索引和整理資料，是學術事業中的服務性行業，它有著強烈的利他的性質。但是它要服務得好，其本身必須具有一定的學術深度，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本身即是具有較高學術素養的研究者。”寫於1990年9月的《吳在慶〈杜牧論稿〉序》中，則針對鄙薄考證的觀點作了有力的批駁。而在1997年春給《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序》中，通過對陳尚君先生考證成果的分析又講到：“從這裡，我倒有一個想法。過去往往對史料考證不夠重視，認為考證只不過是限於文獻資料本身，無關宏旨。不說別的，僅從上述尚君先生的幾篇考證文章，就可看出，資料的考證往往與作家作品的整個思想發展，與某一時期文藝觀念的演變，有著密不可分的交叉聯繫。而考證，從治學路數來說，並非只是所謂餖飣之學，實是一種細密、清晰的理性思考，沒有對某一學科的整體的把握和考察，沒有具備一種綜合的科學思維方式，是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效的工作程式的。”把對資料考證的認識提到這樣的一種認識高度，作者是走在學術界前列的。後來，在古代文學研究界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富有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與考據成果，這與作者所倡導並堅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關係的。
作者並不是只重視文獻考據之學，他也一直在倡導資料考據與文藝學的細緻分析相結合等富有價值的治學路數。在1991年1月所寫的《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序》中，他曾敏銳地指出著者在其著作中體現的兩點使人感興趣的方法，即“充分運用計量史學的方法，把作者大量搜尋到的材料，用統計、數學、表格列出”，認為“這樣做，不僅醒目，更重要的是加強我們作文學研究時的科學觀念”。其次是“作者對某一時期某一作家賦的觀念的研究，不局限於過去通常所作的僅限於一些理論著作，而是嘗試著從作品本身加以探索”，並由此對著者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和古典文獻研究所養成的“在文學的審美研究中加強現代科學思維訓練的學術品格”表示讚賞。作於1990年秋冬之際的《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序》中，他對羅宗強先生的文學思想史與士人心態研究所體現的研究思路同樣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與肯定，這都體現了作者在治學方法上的敏銳眼光與開闊弘通的胸襟。在1997年3月給《日晷叢書》所作的序中，他揭示了中國大陸古典文學學術研究的轉型期及其研究範式的轉化，他說：“80年代（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確實進入一個嶄新的轉型時期。這是20世紀前80年所未曾有過的。所謂轉型，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對古代文學由單純的價值判斷而轉向文學事實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觀框架的設施而向客觀歷史的回歸。這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在觀念上的一大躍進。”“轉型期的另一表現，就是重視‘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這些年來，文學與哲學思想、政治制度，以及與宗教、教育、藝術、民俗等關係，已被人們逐漸重視。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這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學術研究范型變化的一種非常精確的把握與概括，體現出作者對學術研究態勢的一種高屋建瓴的統攝眼光，而且這種立足於學界研究現狀的概括與把握，反過來也引導著年輕一代學人的選題與研究方向。
二是呼籲對海外研究成果的重視與引入。由於特殊政治文化環境影響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學者對海外的漢學研究狀況與成果是很有隔膜的，因此，在新時期，中國大陸的讀書界、學術界都非常渴望了解與借鑑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1987年，賈晉華女士翻譯了美國學者史蒂芬·歐文的《初唐詩》，傅先生應邀作序，在《歐文〈初唐詩〉中譯本序》文中，他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演進的角度，介紹了近現代西方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認識的深化歷程以及現當代西方漢學家的研究狀況，指出“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以綿密的材料考證見長，而美國在這方面卻常以見識的通達和體制的闊大取勝”，從巨觀上對日、美兩國漢學研究的特點做了概括，由此他對歐文先生《初唐詩》的研究特點與成績也做了精到的點評。同時，從更高、更遠的角度，他想到了如何更好地借鑑海外研究成果的問題，指出：“由歐文先生的著作，使我進一步感到，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結構中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狀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夠。我相信，在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價值的著作，一定還有不少，它們以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獨特的文學現象，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誤失，也能促使我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研究這些誤差的原因，加深我們的認識。如果我們能有計畫地編印一套漢譯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肯定會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讀書界的歡迎，也將會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結構起到積極的協調作用。”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已有不少海外漢學研究著作的譯本，作者當初的構想與呼籲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到了21世紀之初，作者則與海外學者聯合，主持編撰了《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的大書，其中海外部分，對台、港、澳地區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了系統的介紹，從而更全面地促進了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三是對古典文學研究工程中重要課題的提出、規劃與構想。作者曾主持、規劃並完成了許多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大工程，這是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學人都非常清楚的。在該書的相關序言中，作者及時提出或構想的一些具有重大價值的學術課題，對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工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有些不僅在當時非常重要，就是在後來也仍然如此。作於1989年春的《點校本〈五代詩話〉序》文，作者由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中的一些問題，指出“從理清基本事實來說，五代文學需要做的事情實在不少”，並構想在“從頭由理清材料著手，踏踏實實地把五代文學中存在的問題搞清楚”的同時，“選擇一些前人已經下過工夫的著述，如李調元的《全五代詩》，王士禛、鄭方坤的《五代詩話》等，作一些必要的整理，加以出版，供研究者參考”。五代文學長期被作為晚唐文學的延續，學術界對它的重視是不夠的。作者這裡提出五代文學及其事實清理的問題，是一個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課題，而所做的初步的研究構想，也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此外，在1986年11月所作的《〈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序》中由黃庭堅研究引出的關於宋代文學及黃庭堅研究的三個問題，2003年5月所作的《〈全宋筆記〉序》引出的關於筆記研究如何建立科學體系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具體課題構想的建議等，都體現出了其學術工程建設總體設計規劃師敏銳的學術戰略眼光。
無論是抒“淡如水”的友情，還是述“切於學”的旨趣，《學林清話》都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即一種由真情與真知相交融而達致的境界。前者是作者品德的體現，後者則是作者作為學者的學識的呈示。還有一點，那就是作者作為大學者所具有的寬厚謙遜以及獎掖後進如恐不及的美德。書中序文中所涉及的著作，不可能每一部都完美無缺，但是作者作序時，並沒有對一些不足之處作有意的規避，而是本著對作者、對學術負責的精神，以長者的寬厚，採取商榷的態度，向著者提出自己的意見，絕無一點驕人的盛氣。至於作者的謙遜之德，更是常常映現於序文之中的，《〈李白在安陸〉序》、《〈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序》、《〈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序》等文都是例子。作者對於學術上有創見、有潛力的中青年學者所體現的獎掖之勤，就如同一千多年前北宋文壇一代宗師歐陽修。這些都是作者在書的《自序》中所表現出的意趣。
作者將此書命名為《學林清話》，源於陶淵明《與殷晉安別》中之“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的句子。唐宋文人述及交往的文字里，常常出現“清話”一詞。用這樣的字眼來作為書名，是十分恰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