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學以成才說
- 定義：把學習看做成才的關鍵條件，或認為人才的成長要依賴後天學習和努力的觀點
孔孟荀的觀點,孟子主張性善論,人當貴學,
孔孟荀的觀點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即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即人的先天本性是差不多的，只是後天的教育和學習使他們出現了較大的差別。在培養人才方面，孔子十分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他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同上）“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一個人即使有良好的願望，但如果不努力學習，也會走向其反面：“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這說明，學習對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人們只有努力學習，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才。後來，子思則說：“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說苑·建本》）這更明確指出學習可以使一個人增長才幹。
孟子主張性善論
但他認為一個人只有經過教育、學習，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擾，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而只要接受教育，刻苦學習，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在這裡，學習與不學習又成了動物與人的分水嶺。
荀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孟的思想，也十分重視學習。他說：“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荀子·法行》）“乾、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勸學》）他堅持性惡論，認為不學習就無法改變這種惡性。“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同上）“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荀子·儒效》）。意即學習與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是做人還是當禽獸，而且關係到一個人的貴賤貧富和聰明愚蠢。
材雖美不學不高《禮記·學記》綜合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明確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學習不僅對一個人成才而且對鞏固國家的統治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是至關重要的。《呂氏春秋·尊師》認為：“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強調指出好學對人才修養身心的重要作用，認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呂氏春秋·勸學》）。
《韓詩外傳》認為人的材質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得到發展，所謂“材雖美，不學不高”，並以玉石不鏤刻則不成器為喻，說明人“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還以文王、武王為例，說明由於他們“智而好問”、“勇而好問”，即知學樂學，故而成為聖王。劉向認為：“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者，未之有也。”（《新序·雜事》）他還吸取了荀子“善假於物”的思想，提出了“學所以蓋才也”（《說苑疏證·建本》）的主張，認為只有肯於問學，方能“廣明德慧”（同上），否則“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同上）。
王充認為“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論衡》），批判了那種“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錯誤觀點，指出“不學不成，不問不知”，並進而提出“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人有知學，則有力”等命題。徐斡則突出強調了學在“成德立行”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他認為：“學者，心中白日也。”如能勤心研讀六籍，便可“昭明而成博達”，否則，“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中論·治學》）。三國時諸葛亮明確論述了學與才的關係問題，指出：“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諸葛亮集·誡子書》）他肯定了人的才能來源於學，而且只有通過學才能發展人的才能。《顏氏家訓》認為，一個人為學，應該是由少至老，孜孜不倦，“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冥目而無見者也”（《勉學》）。
人當貴學
南宋陸九淵說：“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者也，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陸九淵集》卷十一）“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可嘆哉？”（同上）學習對人的發展的意義是很重要的。它不僅使人致明致知，而且是人賴以生存的前提，猶如魚兒不可須臾離開水一樣。
明代王陽明繼承並發展了“學以成才”思想，進而明確提出了“人當貴學”的主張。他認為：“善人雖資性美好，若不循守聖人已行之跡，亦不能人聖人之室。言人當貴學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存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王陽明全集》）
明清之際思想家張履祥明確地提出了“好學近知”（《楊園先生全集》卷四十一《備忘三》）、“無才由於不學”（《楊園先生全集》卷二十六《願學記》）的論斷。他認為“人雖有美志”，不學，“則不知聖賢之正道，而異端邪說足以惑之”（《楊園先生全集》卷四十《備忘二》）。只有學方能“理明而義精”（《楊園先生全集》卷三十五《澉湖熟約》）。唐甄繼承張履祥“無才由於不學”的觀點，明確地提出了“才成於學”（《潛書注·法王》）的命題，給“學以成才”賦予辯證的觀點。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認為：“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心固有之知能，得學而適遇之者也。”（《讀四書大全說》卷三）這裡的“固有之知能”，系先天因素；“得學而適遇”，系後天因素。其意思是，智力和能力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礎上，通過後天的學習、“適遇”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還提出了“可盡之能者，學也”（《四書訓義》）的觀點。充分肯定了學校在發展人的認識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康有為則從人與動物的區別及人與人的差異，論述了為學的重要意義。他說：“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同是人也，能學則異於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同是博學，通於宙合，則勝於一方矣；通於百業，則勝於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於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於人者，在勉強學問而已。”（《康有為全集》）他還認為人之所以能駕御萬物，“惟其倫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於萬物也”（同上）。可見，康氏論學已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