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經歷,展覽,任職,與《山野掇拾》,與魯迅的友情,貢獻,1928,1936,著作書目,
簡介
孫福熙(1898.9—1962.6),字春苔,筆名丁一、春苔、壽明齋,浙江紹興人。1915年畢業於浙江省省立第五師範,在縣立敬敷學校、師範附小任教,1919年,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在館長李大釗領導下勤奮工作,文史哲各系選課旁聽,並與其兄孫伏園一起,結識魯迅和許多進步的教授,曾參加“五四”運動。次年由蔡元培校長介紹,赴法國工讀,先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秘書,後入法國國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開始寫作散文。1925年回國,在魯迅幫助下,散文集《山野掇拾》由開明書店出版。歸國後,先後出版散文集《歸航》、《大西洋之濱》、小說集《春城》等。1928年,到杭州任國立西湖藝術學院教授。主編《藝風》雜誌。1930年,再去法國攻讀,在巴黎大學選聽文學和藝術理論講座。1931年歸國,續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34年至1937年,先後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等地舉辦全國性美展——藝風展覽會。
經歷
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先後到武漢、衡山、紹興、昆明等地分展抗日美術作品。與李寄僧等人創辦紹興孑民美育院,主編《旅行》雜誌。1938年後,歷任紹興稽山中學教師、校長,昆明友仁難童學校校長,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國文及法文教員併兼教務主任,浙江大學文學院、中山大學教授等。建國後,任上海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研究會主席。1951年,參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次年加入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1951年至1962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級編輯、北京編譯社高級編輯等。
展覽
23至26年,先後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等地舉辦全國性美展——藝風展覽會。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創作抗日美術作品。先後到武漢、衡山、紹興、昆明等地展出。27年返紹興,任稽山中學教師並代理校長,發起創辦紹興孑民美育院。28年,去昆明任友仁難童學校校長,兼任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國文及法文教員,併兼教務主任。29年,與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合編《呈貢縣誌》和《旅行》雜誌。35年到上海,以賣畫為生,並編輯《華僑通訊》。37年,任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並在杭州高級中學及國立藝專兼課。
任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上海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研究會主席,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1年參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調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次年,加入全國文藝工作者協會。1954年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後任北京編譯社編譯。其著作還有散文集《三湖遊記》,特寫集《早看西北》,譯作《越南民間故事》,工藝美術專著《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建築風格和裝飾藝術》及《孫福熙畫集》等。
與《山野掇拾》
《山野掇拾》是孫福熙留學法國期間寫成的,也是孫福熙的第一本書。全書共82篇,以遊記的形式記錄了作者在1922年暑假期間,從里昂到Savoie鄉村去畫山野時的種種見聞。法國山村的美景,淳樸善良的鄉民,異國的風俗,短短二十餘天的山村生活,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本沒有將山野掇拾發表的意思;但聞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於是起了藉驛使聊贈一枝之意,想與故人共賞之。然而我失敗了。我本想儘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 書中配有孫福熙先生自畫的四幅精美插圖,封面也是他自己設計的,畫面由各種綠色組成,由淺及深,並用灰色的框線襯托著,畫的上端有孫福熙毛筆手書的“山野掇拾”,畫的下方是孫福熙毛筆簽名。這本書1925年2月由新潮社出版,列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
這本書的出版曾得到魯迅的大力幫助。《魯迅日記》1923年8月12日寫道:“夜校訂《山野掇拾》一過”,翌日又“夜校訂《山野掇拾》畢”,8月14日即“上午寄伏園信並還《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箋”。1924年1月書還未印行,魯迅又預定了五部,準備贈送友人。
在送給魯迅的書中,書上的題詞長且極富感情的,孫福熙先生是一個了。從192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1927年出版的《北京乎》,其間的每一部作品都送給魯迅,並鄭重題詞。可是1929年以後,他即從魯迅生活中消失了。這一年3月20日魯迅在日記中記下“夜……伏園、春台來”,以後就不再見到春台先生字樣了,無論日記,還是書信。
與魯迅的友情
孫福熙與魯迅的關係是很友善的。魯迅在《兩地書》中曾很憤慨於他身邊的一些文學青年。說“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裡卻是暴君,偵探,小人。”因為他們偵探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而且傳播流言。魯迅點了五個人的名,其中沒有孫先生。魯迅也欣賞孫先生的畫才與創作,曾請孫福熙為初版的散文集《野草》,譯文集《小約翰》設計了封面。據《魯迅日記》統計,二人的通信有數十封,其中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三十封,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這些信件均已散佚,內容無從知道了。 大概是從1927年的下半年開始,他們二人之間逐漸產生了隔膜。儘管這一年他們的交往仍很多,僅《魯迅日記》記載就有三十三處,這一年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二封,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十六封。但魯迅對孫福熙的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不理解,魯迅在這一年的7月28日寫給川島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峰和春台之戰,究竟是如何的內情,我至今還不瞭然;即伏園與北新之關係,我也不瞭然。我想,小and春之間,當尚有一層中間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於如此。我以為這很可惜,然而已經無可補救了。至於春台之出而為叭兒輩效力,我也覺得不太好,何至於有深仇重怨到這樣呢?”這一年的12月3日魯迅記到“收春台所贈《貢獻》一束”。
貢獻
是孫氏兄弟所辦的國民黨改組派刊物。魯迅對它很不滿意,在收到刊物的六天后,魯迅在寫給川島的信中這樣寫到:“伏園則在辦一種周刊,曰《貢獻》?實在客氣之至?”。後來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又提到“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1928
6月24日《魯迅日記》出現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這樣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的字樣。這一年日記提到春台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魯迅將剛出版的,由孫福熙設計封面的《小約翰》寄給他,另外兩次是記錄收到了孫福熙的來信,但未見有回信的記錄。 1929年3月20日以後,孫福熙便從魯迅的生活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