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崇禎

內容提要

崇禎帝自即位之日起，試圖一改多年積弊。最初兩年里，釐革、規劃、擢拔，確有成效。他勉勵各地督撫“提起精神，殫靖忠畫”；恢復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誡大臣擯棄門戶之見，化異為同。

他決心要改變大臣們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個官僚機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圍繞自己的旨意拚命地運轉。為此，他總是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崇禎帝習慣於早起，他要思考幾個問題，以便早朝時考一考他的大臣們。他經常利用召見群臣，或給不測之恩，或施不測之威。一次，他讀了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點頭稱是，馬上傳令召見。但大學士劉鴻訓認為此疏“有交際”、“有納賄”兩事不實。崇禎帝則言：“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御史、吏部尚書。”但他還是要韓一良將“納賄”之事解釋清楚。韓含含糊糊，只是回答聽說而已。這下，崇禎帝可火了，罵道：“豈有紙上說一說，就給個都御史？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壞，本當拿問，念系言官，姑饒這遭。”崇禎帝對這一手挺得意，這既是對不負責的奏對的一個警告，卻又表示皇恩浩蕩，不加深責，讓大臣更實心為自己辦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禎帝往往自己親自批閱奏章。崇禎九年（1636）二月，武舉陳啟新上疏，言當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資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並提出了停止科目，薦舉孝廉，蠲免災傷錢糧，專拜大將等建議。當時內閣不敢接納此疏，於是他攜疏在正陽門前連跪三日。後來內臣發現，將此疏轉呈崇禎帝。崇禎帝讀罷，認為陳啟新的奏疏雖然不合進呈慣例，但他指出了時弊，還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職。陳啟新被升為吏科給事中。崇禎帝對於那些紙面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價值的奏疏則非常反感。曾應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總是喜歡從一至數十的羅列，分不出輕重。崇禎帝特地召見，專意詰責。崇禎帝每天不知批閱多少奏疏，碰上這種空洞無物的奏疏也真夠他受的。其實，別說奏章，即使是閣臣的擬旨也是難以對付的。崇禎帝遇事自有主張，閣臣們的票擬如果與之相違，那他還要通讀原疏。崇禎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張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話，崇禎帝即令張作楫回話，這是指誰？張作楫本來是誇大其詞，沒料到皇上如此精細，於是只好參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還涉及到兵部尚書楊嗣昌。見到此疏，崇禎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筆塗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個大“×”。張作楫被革職。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痛恨時艱疏》，勸崇禎帝不要徒倚風雷，不要輕率改作，應當“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心”。崇禎帝大怒，命閣臣擬嚴旨治罪，但每次擬旨都不合意，改擬達四次之多。

崇禎十年（1637），吏部尚書鄭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獄，盧象升等十餘疏言冤，內閣先後擬旨“回話”、“為民”、“提問”，三改，崇禎帝都不滿意。於是親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內閣再擬旨，當晚即下。同年六月，內閣票擬議罷首輔溫體仁，擬旨中有“人夫、祿米”等項，但崇禎帝將這些抹去，只批了三個字：“放他去。”

儘管案牘堆積如山，但例行的經筵與日講仍照常舉行。經筵是皇帝繁忙政務之外，學習“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鑑》等典籍的重要機會。崇禎元年（1628）二月首次開經筵；崇禎七年（1634），日講官由六人增為七人。每次經筵，崇禎帝顯得和藹可親，先是恭聽，講後則常向講官提出許多問題。有的講官進講頗合皇帝口味，則常會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深得皇帝喜歡。崇禎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閣臣之時，崇禎帝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結果文震孟雖然未至，仍被特擢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帝日益把日講與經筵變成召對了。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經筵剛完，即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與考選哪種方法最適合選拔人材？諸臣唯唯諾諾。黃景昉進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含冤下獄。十六日，正逢日講，崇禎帝面諭黃景昉，鄭三俊即使清白，也辦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後，崇禎帝先是嚴厲斥責了一番鄭三俊“欺罔委卸”，接著說：“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其實，崇禎帝也知道此案錯了，只是為了顯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獄為回家聽擬。崇禎帝重視經筵、日講，是因為他寄希望於能從先聖與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國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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