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西夏文譯本》，用西夏文翻譯的漢文典籍，稱為“夏譯漢籍”，是研究西夏的重要資料。譯自漢文的儒家經典《孟子》，是“夏譯漢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西夏文譯本》，儒家典籍在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傳播，值得深入研究，對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意義深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孟子西夏文譯本.
- 別名：《孟子》
入夏實證,對西夏的影響,
入夏實證
西夏王朝統治者主張儒佛並重，在利用佛教淨化民眾思想的同時，也大力汲取中原民族的儒家文化，如三綱五常、聖人名教等，以維護統治。西夏第二位皇帝李諒祚（1048年—1068年在位）執政後，廣泛推行以儒學為主的漢學，開始向宋朝求賜大批經、史書籍。
西夏拱化元年，即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宋朝“以國子監所印的《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出於向“四夷”傳播聖道，實行教化的目的，宋朝顯得特別慷慨，在詔賜《九經》的同時，連《孟子》也一併賜予西夏。《孟子》一書首次傳入西夏社會中，之後多次被譯為西夏文。
西夏文《孟子》現存三種寫本。夏譯《孟子章句》是西夏天盛九年（1157年）的本子，為卷子裝，草書，內容為趙岐的《孟子章句》卷十三《盡心上》。可以算是中原正統經學在西夏傳播的惟一實證。夏譯《孟子傳》文中有“傳曰”字樣，充滿了北宋新經學派風格，現存有22葉，內容屬《孟子》卷八《離婁下》。夏譯《孟子》是現存三種西夏文《孟子》中分量最大的，內容為卷四《公孫丑章句下》、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夏譯本只有經文，趙岐注已為譯者所刪。
多種西夏文寫本《孟子》，通過敘述題材的同一性，構成一個整體，又通過各自敘述的差異性記錄了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儒學思想的發展狀況。《孟子》中，如堯、舜、孔子、孟子、曾子、周公、管仲、君子、小人、仁義等的翻譯在西夏文中是驚人一致，這也從側面表明當時西夏人對儒家典籍的熟悉程度。
法國藏敦煌西夏文獻中也有漢文寫本《孟子》，是伯希和於1908年在莫高窟P.181號窟發現的，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字頭相對，屬於縫繢裝，內容為《孟子》卷十裡面的部分內容。不同出土地點，不同文本，不同裝幀形式，足見《孟子》一書在西夏傳播之廣，西夏人重視《孟子》可見一斑。
對西夏的影響
《孟子》一書傳入西夏後，對西夏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西夏人在對宋交往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孟子的話以維護本國的利益。
在《宋大詔令集》中的裝敘西夏誓表部分，有一段記載：“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衛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懍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眾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百殃而鹹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尤，乞頒回於誓詔。”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西夏其實是在表白，要“以小事大”，向宋投出橄欖枝的同時，言外之意也希望宋朝能夠“以大事小”，雙方達成和議。
可以看到，中原王朝傳統的“天下觀”已為西夏王朝所接受，西夏主動承認自身是“天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空間上西夏與北宋納入同一個“天下”之中。
影印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元豐五年，即夏大安八年（1082年），西夏南都統、星茂威明吉鼐在永樂戰役大獲全勝後，想趁勢求和，在致書宋朝官員環慶路經略使盧秉時，直接提到《孟子》，談到“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鬥，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得天下’者也”。
天盛十三年（1161年），金國皇帝完顏亮仗恃金朝的強盛，發動兼併戰爭，宋朝將領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合兵討伐。西夏仁孝帝從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出發，在回書中一面對金朝大加口誅筆伐，一面慷慨聲援南宋，稱此抗金之舉為“以至仁伐至不仁，因多助攻其寡助”。
前句便出自《孟子》卷十四《盡心下》：“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後句出自《孟子》卷四《公孫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見西夏在官方文書中對《孟子》一書的徵引，嫻熟而貼切。
西夏譯自漢文的儒經除《孟子》外，還有《論語》《孝經》等。對儒家典籍的重視，實際上是對中原傳統文化認同的一種體現。
這種文化認同，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內在底蘊。尤其是在民族政權對峙時期，西夏還有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所表現出的這種文化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後來的元朝實現統一的中國創造了條件。
儒家典籍在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傳播，值得深入研究，對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意義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