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孔子見老子圖
- 出處：史記
作品簡介,歷史記載,孔子學易,
作品簡介
《孔子見老子圖》屢屢發現於包括山東、江蘇、河南、陝西和四川在內的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其為證實發生於春秋末期的孔子問禮於老子這一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事件的確實存在,從歷史文物方面提供了有力地證據。同時,《孔子見老子圖》亦為研究儒道思想之關係的發展脈絡,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歷史信息。
春秋晚期 “孔子問禮於老子” 的典故在 《水經注》 和 《史記》 等文獻中均有記載。 《孔子見老子》 圖像布局常見的構圖方式有孔子拜見老子， 孔子率眾弟子拜謁老子， 孔子率弟子拜謁老子時中間出現稚童項橐， 以及畫面上僅孔子與老子、 項橐二人相向而立四類場景。 由於創作地域差異和創作者的藝術思想、 思維方式與雕刻技法各異等原因，不同地區出土的《孔子見老子》圖像表現形式也各不相同。 《孔子見老子》 圖像的主題思想是強調虛心學習的精神和宣揚儒家上下尊卑的觀念， 同時也反映出儒道思想之間的文化交流。
歷史記載
在我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孔子和老子是兩位具有代表性和開創性的人物。作為儒家與道家學說創始人，他們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基本同處一個時代，諸多文獻和考古資料都證實孔子曾多次向老子問禮。第一次有年代可考的是孔子17歲時問禮於老子，即魯昭公七年（前 535 年） ，地點在魯國的巷黨。 《禮記·曾子問》載有孔子向老子問禮的四則故事，其中載：： “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土恆，日有食之’ ”[1] 。 《水經注·渭水注》記載： “孔子年十七，問禮於老子”[2] 。第二次是在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 ，地點在周都洛邑（今洛陽） 。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矢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 《史記·孔子世家》亦載：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 ‘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3] 第三次是孔子53歲時，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 ，地點在一個叫沛的地方。
《莊子·天運》載曰： “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4] 。第四次在鹿邑，具體時間不詳。 《呂氏春秋·當染》記載：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5] 。關於這次拜見老子，也有出土實物可證，即1992年安徽省亳州市文物部門在鹿邑太清宮鎮東北方向 5 公里的安溜鎮發現了“問禮宮石刻” ，所指即孔子問老子故里處，說明孔子也曾到過老子的故里鹿邑 [6] 。
在出土漢畫像石中， 關於 《孔子見老子》雕刻圖像是常見的，儘管各地出土的這個畫像在藝術表現手法、雕刻風格、視覺形象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但孔子問禮老子、宣揚儒家思想的主題卻是統一的。 “孔子問禮於老子”這件事不是我國古代兩位學者簡單的“歷史會面” ，而是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老子的時代還沒有儒道之分，諸子門派對立是發生在孔老逝世之後，諸子崛起各執師之一端互相非難的百家爭鳴之時，這個現象從《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家的著作目錄中可以看出。
雖然《孔子見老子》 畫像在表現形式上存在著差異， 但它們共同的主題是積極宣揚謙虛好學、尊老敬賢美德的儒家社會思想。《孔子見老子》畫像也反映出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儒、道文化同源而異流，兩家文化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諸多共通之處，只是由於不同的文化主張，產生了兩條風格各異的思想文化發展道路。因此，漢畫像石《孔子見老子》圖像也反映出了儒、道兩種思想文化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交流與發展。
孔子問禮於老子
《史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記》所載基本上是可信的。這裡的老子對孔子所說的“深藏若虛”、“容貌若愚”、“去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與《老子》書中的一一貫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學派的《莊子》、儒家學派的《禮記》和綜合各家學派的《呂氏春秋》，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這一史實。
《莊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條。這十六條中有八條是記述孔子與老子之間的關係的。在這八條中，《天地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至道”的問題；《天道篇》記述了孔子與老子談《詩》、《書》、《易》、《禮》以及“仁義”等問題；《天運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求道、仁義、古代典籍(六經)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問題；《田子方》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道”(宇宙論)問題；《知北游》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地萬物的自發性的問題。《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則從無紊亂”[9]②。這裡所說的“對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行輩”，當屬所謂“重言十七”吧!
並且，細查《莊子》書中關於歷史人物相互關係的記載，如關於孔子與其弟子顏淵、子路、冉求，孔子與葉公子高，孔子與楚狂接與，惠子與莊子，公孫龍子與魏牟，管仲與齊桓公等等相互關係的記載，其中在時代上絕對可能與大概可能的問對或交往有七十九次之多，而在時代上絕對不可能者只有兩次[10]①。這就是說，《莊子》書中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記載，並非憑空杜撰。
《呂氏春秋》一書，乃是匯合儒家、道家、農家、陰陽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書中明確提到老子的有五處：(1)《貴公篇》說老聃“至公”；(2)《當染篇》說“孔子學於老聃”；(3)《去尤篇》說老聃“立乎獨，必不合乎俗”；(4)《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5)《重言篇》說“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老聃是也”。這些記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還表明“老子與孔子同時，且為孔子的先生”這一事實，它在呂氏門下的那一批學者們那裡“也是毫無疑問的”[11]②。
有關老、孔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的典籍記載，見於儒家學派的《禮記》中的《曾子問》。《曾子問》中有四則記載了孔子說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則是“吾聞諸老聃日”。另一則還說到“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在內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況下，孔子從老聃那裡所得到的教示。徐復觀教授認為：《曾子問》中的故事“在內容上，與《莊子》及其他諸子中之傳說，並不相同；這系傳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屬於另一系統，但在孔老的關係上，卻大體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認此故事是真的。”他還說：“《禮記》編定於漢朝，儒道兩家的對立，已甚為明顯。著《曾子問》中的四個故事，非傳自先秦儒家之舊，則漢初儒家，又何肯將其雜入。以長他人的志氣呢?[9]”⑧
先秦的三大不同學派都共同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百家、獨尊儒學的學術氣氛下的漢儒作品，如《韓詩外傳》也記載了“孔子學於老聃”，《孔子家語》也有“孔子問道於老子”的記載。所有這些古代典籍都證明，“孔子學於老聃”是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
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地點和內容
“孔子問禮於老聃”是一個歷史事實，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地點和內容。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時間，有四種說法：(1)孔子十七歲時問禮於老子，高亨據邊韶《老子銘》、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問禮於老子”，根據《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記載而持此說[12]。①(2)孔子三十四歲時問禮於老子，清人閻若璩據《曾子問》中關於孔子從老子助葬時“FI有食之”的記載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記載而推算出當時孔子的年齡。(3)孔子五十一歲問禮於老子。《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黃方剛認為：“老子居沛，莊子屢言之，沛為宋地。孔子是年適至宋，因復見老子，頗合情理。[10]”②孔子五十七歲時問禮於老子。黃方剛又據《曾子問》中“日有食之”的記載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記載，認為孔子兩見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歲。第二次孔子五十七歲。[10]”⑧
關於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地點，也有四種說法：(1)《史記》的《老子傳》、《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於周(今河南洛陽)。(2)《禮記·曾子問》說孔子“助葬於巷黨”，而巷黨可能是魯地[13]④。(3)《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蘇沛縣)，與老子故鄉相隔不遠。(4)《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居陳三歲”而老子是陳人(苦縣原屬陳)，因此，孔、老也有在陳相遇的可能性[14]⑤。事實上，孔子問禮於老子，在時間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點上可能不止一次。我認為，《禮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是年輕時的孔子與中年時的老子相遇的說法，孔子十七歲時，老子由於政治上的某種緣故，流放到魯國[15]⑥，是以孔子在魯求教於老子並“從老聃助葬於巷黨”。而《史記》中所記載的“孔子適周”、“孔子居陳三歲”和《莊子》中所記載的“孔子南之沛”，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後的孔子周遊列國時於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況。當時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學派所記載的，只是各家所分別熟聞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學派所記載的，只限於魯國的情況；莊子學派所記載的，只限於沛地的情況；而司馬遷所記載的，則著重於周地的情況；等等。
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內容，也有所不同。所謂“禮”，有廣義的與狹義的之分：廣義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禮”，狹義的指婚喪朝聘方面的“禮”。年輕時的孔子，問禮的內容主要是狹義的禮。例如：行軍的時候國王的牌位應該放在何處，出喪的時候遇到日食又如何處理，小孩死了以後應該埋葬在近處還是遠處，居喪的時候應該從軍還是應該退役等等。《禮記·曾子問》中所記載的孔子與老子談話的內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後的孔子問禮的內容，就不限於上述方面的“禮”了。據其他古書記載，孔子及其弟子還向老子請教了“持盈之道”，老子還向孔子談到萬物的生成化育等問題[16]①。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孔子與老子還十分可能談到《詩》、《書》、《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韓宣子訪魯時看到《易》、《象》與《春秋》，曾說“周禮盡在此矣”。這說明《易》是包括在“禮”中的[17]②。又《莊子·天運篇》說，“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問道於老子：求之於度數，求之於陰陽”。這裡的度數、陰陽便是《易經》的基本內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十分可能是受老子的啟發和影響。我個人還認為：老子受到《易經》的影響要遠大於孔子，而老子對於《易傳》的影響也遠大於孔子；在天道觀方面，老子思想是從《易經》到《易傳》的承先啟後的中間環節。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老子的時代還沒有儒家、道家之分。孟子對楊朱墨子、莊子對儒家，荀況對莊子等等，諸子門派對立是發生在孔老逝世之後，諸子崛起各執師之一端互相非難的百家爭鳴之時，這個現象從《漢書·藝文志》序言與其中諸子百家的著作目錄（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中可以看出儒道雖然同源但後期分化對立比較嚴重。
孔子學易
今人所謂學術，古人簡稱為學。有的學者這樣概括：古代的學者，只有一個史；古代的學術，只有一個禮。這種說法，是近乎實際的。禮的範圍如何?《左傳·昭公二年》有段記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由此可見：古代所謂“禮”，的確是以易象為重要內容。孔子曾向老聃問禮，以老聃為師。即是說孔子確向老子學過《周易》。這個《易》，就是“禮”(理)，也即是後來他所說的“道”，實同事而異名。
孔子死後，儒家後學，可能對《易傳》作過加工。他們在學術思想上，顯然和鄒、魯的思(子思)、孟(孟軻)學派對立。這一些都應屬於南方之學。到了秦漢，南北方的界限逐漸消失，所突出的是學派的對立。
孔子學《易》的曲折道路我們從孔子學習《周易》的時間來看，真正作到理論上的突破，當在行年五十歲(或者稍後)見老聃問學以後，據載：
《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類似的記載還見於《易緯·乾鑿度》、《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論語·述而》、《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
《周易》是“極深研幾”(《周易·繫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周易·說卦》)的一門學問，即以孔子的博學多聞，但也只在政治、倫理等方面，正如他的學生所說：長》)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可見他在未再見老子之先，對於“性”與“命”的哲理，是採取謹慎態度的，必須到他晚年，再見老子，接受老子的啟發之後，才有新的進境。所以在他晚年，有這樣的感嘆：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子罕》)
上列幾段引文，都足以說明孔子向老子問學和他聞道的時間表。
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為什麼聞道如此的晚呢?關於孔子學《易》的過程，在《莊子》一書中，可以勾畫出一個輪廓。
道家的《莊子》，儒家的《孟子》，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是百家爭鳴，儒道兩家尖銳鬥爭的產物。儒家孟子對道家老子，尚有“為尊者諱”的痕跡，批判的矛頭不是直指老子，而是指向道家的後學楊朱(據郭沫若)。從學說的觀點看，道家“為我”的思想，老子、楊朱是相通的，批判楊朱也就是批判老子。而道家的莊子則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子，因為他們認為孔子是道家後學，沒有什麼客氣可講。
《莊子》一書對孔子批判言論是極為豐富的，但也保存一些歷史實錄。如《天運》言孔子向老子問學一事，就為我們提供一個線索，沿著這個線索可尋出孔子在學易過程中所走的曲折道路。《莊子·天運》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日：子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日：子又惡乎求之哉?日：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說是“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是說明孔子學易曾摸錯了門，走進“度數”的死胡同，這個“度數”，即《莊子·天下》所謂“其數一二三四”，“其明而在度數者，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先生多能明之”。具體到《周易》的研究，即關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推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五、孔老問學關係的隱而復彰與學術地域性的消失
孔子學於老聃，是歷史的存在。但在儒道兩家鬥爭中，道家儘量宣揚這一點，而儒家則“諱莫如深”。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家一直被尊為正統，而道家往往被稱為“異端”，因之孔子學於老聃這件事便被掩蓋下來，但“一葉蔽明”，終不能改變歷史的存在，所以在諸子及儒家後學的著作中，流露不少真相。如：《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註：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
《韓詩外傳》卷五：
武王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潛夫論·贊學第一》：
孔子師老聃。
除此而外，《小戴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孔子四次向老子請教，《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稱“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這些人對孔子都是師友之間。《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於周見老子，其內容略與同書《老莊申韓列傳》相同，其尊事老子態度與其他古籍所載一致。
至於道家之書《莊子》所載，多出儒家數倍，更多的是孔子向老子問學的言論，有時竟不擇手段地醜詆。如《莊子·盜跖》、《莊子·胠篋》。
《莊子》為什麼能毫無顧忌地對孔子進行攻擊呢?因為孔子曾經“嚴事”老子，老子是高踞講席的傳道者，孔子是登門求教的後學，憑這一點就贏得壓倒對手的優勢，所以關於孔子向老子問學的事，他們是津津樂道的。
道家攻擊儒家的有利條件，正是儒家反擊道家的不利條件，所以關於孔子“師事老聃”的事，《論語》中隻字沒有提到。不僅孔、老的問學關係被淹沒，即關於孔子“學易’’的事，記載於《論語·述而》之中的，魯論的作者站在衛道的宗派立場，亦予以篡改。由於諱言孔子向老聃問學，甚至連累到孔子向老子問學的《易》。
由上列《魯論》的作者篡改《論語》的原文問題，由此追溯源流，弄清西漢初年學派對立的一個問題。關於《論語》，漢時魯人所傳日《魯論》，齊人所傳日《齊論》，這兩書現在都亡佚了。《論語》之有《齊論》、《魯論》，正如《詩經》之有《齊詩》、《魯詩》。《齊論》、《魯論》的本來面貌我們現在雖然看不到，但《齊詩》、《魯詩》在漢代的傳人和他們的學術思想、政治態度，我們是可以勾稽出來的。
據《漢書·儒林傳》所載有下列二事：
申公魯人也……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上(武帝)因廢明堂事……申公亦病免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日：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疾免。
由上列兩段引文，我們可以明確下列情況，其一，申公與轅固，為漢初《魯詩》與《齊詩》今文學派專家，而申公受《詩》於齊人浮丘伯，可見齊詩與魯詩並沒有什麼根本分歧。其二，兩個詩家均站在正統儒家的立場，對老子學說採取敵視冷漠的態度。其三，兩人都是以同樣的原因在政治上失意。
我們再看今文學家另一個治《詩經》的流派：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不僅如此，我們再檢討倖存於現在的《韓詩外傳》，其一，直言不諱地說孔子向老聃問學(已見前)，並連篇累牘地載著老子的語言，如老子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等(卷九)；其二，稱說孔子序次《周易》[如謂：“孔子日：《易》先同人而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卷八)]；其三，闡明陰陽變化的道理[如：“傳日：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來之理，合天人之際……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卷七)]。
《小戴禮記》是這樣，所以它在《曾子問》中四次提到老子向孔子釋疑答問，在《表記》一篇中，三次引用《周易》原文，而在《禮運》篇中，謂“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日命，其官於天也”。說明唯心主義的“道(禮)”的一系列演變。
《大戴禮記》是這樣，稱道與老子觀點相同的老萊子。不少的篇章談到“陰陽內外”(《文王官人》)，“明幽雌雄”(《誥志》)，“陽德陰刑”(《四代》)，“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本命》)的辯證關係，它在《易本命》中說：“夫易之生人禽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舊注謂“《禮運》日：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禮易說雖株(殊)而會歸”。這不僅溝通了《大、小戴禮記》，而且溝通了禮、易與道的關係。
《潛夫論》也是這樣。說“孔子師老聃” (已見前)，與“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同列。他在漢代學者中，可謂最善於學易的。凡《周易》精湛的理論，他盡收筆底，供其議論驅遣，王謨稱之為“通儒博雅之書”。看來不是過譽。王謨又說他說詩“與毛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韓詩為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漢魏叢書·潛夫論識》)，可見他與韓詩的觀點一致。
以上所列諸家，除《呂氏春秋》、司馬遷外，其餘如韓嬰(《韓詩外傳》作者)、戴德(《大戴禮記》作者)、戴勝(《小戴札記》作者)，均屬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