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會

媒介化社會（Media society），是指一個全部社會生活、社會事件和社會關係都可以在媒介上展露的社會,媒介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媒介影響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滲透。當今人民民眾看待社會和現實是通過記者的眼睛和媒體的視窗在看世界。發生了一件事情，媒體報導刊登了，人民民眾就覺得是真的。但是媒體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很多媒體為了顯示自己的報導是真的，顯示自己強大的影響力，搶奪的是媒體注意力，爭取自己的記者第一時間出鏡，只要有記者出鏡，有同期聲，似乎自己就是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媒體。但是，往往並非有畫面、有照片就等於是大新聞，等於是真新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媒介化社會
• 外文名：Media society

形成

媒介化社會是社會媒介化的結果，是媒介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模式的一種表述。人類先後經歷了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的時代，媒介技術的不斷豐富使人的多種感官得到調動，逐漸實現全面“延伸”。電子化傳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實現了信息的遠距離快速傳遞，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隨著媒介融合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認知和應對世界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如果說當今社會從權力結構上看是知識化的，在深層結構上是網路化的，那么在社會表現上則是媒介化的。

在媒介化社會中，社會、媒介和客群均是核心和關鍵。只有釐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才能深刻地闡述清楚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及其機制。正是這三者的有機結合才使媒介化社會成為現實。

首先，媒介技術的發展為媒介化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技術支持。媒介化是在媒介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強調媒介如何對社會產生更加廣泛、深入的影響。社會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介的出現，但媒介化的突飛猛進則是自電視普及之後開始，電視極大的提高了人們對於媒介的依賴性，並大大增強了媒介對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在網路技術出現後，社會的媒介化進程開始大大加速，電視台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和電視的結合實現異地直播，人們可以通過手機上網進行購物、學習等。

其次，客群對信息的進一步需求甚至依賴為媒介化社會提供了重要條件。一方面，面對不斷發展的社會，人們迫切需要通過大眾媒介來了解周圍世界的變化，從而實現觀念、看法的調整。另一方面，新的媒介技術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媒介生產觀念，信息發布門檻降低，手機等移動媒體廣泛分布，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在媒介化社會中，人們通過媒介實現自我價值，對媒介漸漸產生了依賴。

最後，環境建構是媒介化社會的外部特徵，它既是媒介技術不斷演化的結果，同時，也為媒介技術的革新提供了社會土壤。媒介為人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信息和各種便利，同時也營造了一個與我們的現實世界相對應的“擬態社會”。人們通過“擬態社會”形成對現實世界的認知並指導現實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客觀環境與信息環境之間的差別，因此，“擬態社會”反過來會影響現實社會。

形成邏輯

媒介化，已經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童兵等人認為，媒介化社會的形成有三重邏輯：以媒介融合為特徵和趨勢的媒介技術演化的結果提供了媒介化社會的技術推動力，為社會的不斷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客群對於信息永無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賴構成了媒介化社會形成的主體牽引力，是媒介化社會的必要性前提；而現代社會信息環境的不斷“環境化”，恰恰展示了媒體的巨大影響力和建構性，是社會媒介化的必然後果，是媒介化社會的外部表征。

媒介融合、信息依賴和環境建構這三重邏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媒介化社會的建設性力量。媒介發展的歷史表明，媒介化作為一個過程，幾乎是和人類社會一起開始的，但是正是有了這些力量的推動，我們才能夠說今天是一個媒介化社會。其間所經歷的變化就體現在媒介角色、傳播效果及客群地位的演變上，無論是哪一點，都已經遠不是此前的任何一個社會形態可以比擬的。傳播變革自進人大眾傳播時代，媒介邏輯就占據了整個傳播活動的核心，使之具有了存在論的意義。

不過，拉什(ScottLash)和盧瑞(CeliaLury)又將媒介化社會的分析更推進了一步。他們認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當初對文化工業的批評固然發人深省，但是文化工業本身到了全球化時代又有了新的變化。在早期經典文化工業理論中，文化是以商品或同一性產品的形式流通；在全球文化工業興起的時代，“一度作為表征的文化開始統治經濟和日常生活，文化被‘物化’(thingified)。在經典文化工業中，媒介化主要發生在表征的層面，而在全球文化工業中(就反抗和統治而言)則是通過‘物的媒介化’實現的”。正是由於物的媒介化，電影就變成了電腦遊戲(或者相反)，卡通人物就變成了玩具收藏品或服裝，音樂變成了商場裡播放的背景音樂或手機鈴聲。總之，“當媒介變成物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一個只有操作、沒有解釋的工具性的世界。我們更多地‘做’它們．或是用它們來做事，而不是‘讀’它們。”

由此，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媒介化社會中“物的媒介化”導致了其對象也發生了變化。在傳統的大眾傳播時代，作為媒介產品消費者的客群被諸多理論家賦予了積極意義。最著名的當然是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主將之一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1)所提出的三種解讀方式(主導式解讀、協商式解讀和對抗式解讀)，其中的“協商式”和“對抗式”就突出了客群的主動“闡釋能力”。但是，在媒介化社會中，意義就已經不再是闡釋性的，而是行為性的。這種行為性在很多時候就表現為對對象的消費，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不得不忍受不斷被割斷的劇情連續性：我們在瀏覽網頁的時候．同樣無法迴避間或彈出的對話框。所以，德賽圖(MicheldeCerteau)一針見血地指出，消費與生產的合二為一是當代社會的主導性景觀，“一個理性化的、擴張主義的、中心化的、奇觀式的以及聲勢浩大的生產，正遭遇著一種判然有別的生產，它的名字叫‘消費’。其特徵是：詭計、分裂(這是環境使然)、偷襲、私密性、不知疲倦卻靜悄悄地行為。”

在媒介化社會裡，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發生的種種時代變化都與媒介的參與息息相關。媒介邏輯不僅是引發和推動這些變化的原因，而且更是為進一步的發展演變提供架構支持。一言以蔽之，媒介邏輯是媒介化社會的形成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