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文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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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婚姻家庭生活》沒用綜合敘述的方法，只是給溥儀的五位妻子每人寫了一篇傳記，婉容、文繡是合法而有名份的皇后、皇妃，且同時入宮，生活內容交叉，所以才把她倆的傳記放在一起。譚玉玲和李玉琴是溥儀在偽滿當“康德皇帝”時期冊封的偽貴人，我們雖然不能承認她倆在偽宮中的名份，卻不能不把這兩位女士看作是溥儀的妻子，所以就把她們的傳記與溥儀特赦後戀愛結婚的妻子李淑賢的傳記放在一起。這三位女士各自與溥儀的婚姻家庭生活不相交叉，卻共同經歷了溥儀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

我在1984年撰寫並出版的那本《末代皇后和皇妃》，只是依據當時掌握的有限資料，初步勾描了溥儀的五位妻子的歷史原型，尚無條件對她們的思想風貌、性情品格以及她們與時代和環境的關係，作深入的開掘與探討，並給予適當的實事求是的評價，甚至未能剔除某些資料中的虛假成份。因此，我在寫於1984年2月15日的該書初版前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凡入篇的文字筆筆有據，這是無疑的。但請讀者注意：我們的目的僅僅是根據客觀資料描出歷史原型，一般不用更多的筆墨評頭品足，自以為當作文史資料尚可，談到人物傳記，只有將來條件成熟時，再另行撰寫成篇了。”

現在，為溥儀的五位妻子分別立傳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中國末代皇帝的婚姻家庭生活》所以能夠成為值得研究著述的選題，是因為他從一個特殊家庭的角度深刻反映了晚清以來時代變遷的風雲雪雨，具有極為真實、豐富又生動的歷史內含。

作為清朝的皇后和皇妃，作為按清朝禮儀制度冊立的偽貴人，她們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不表現清朝的遺風，不能不留有愛新覺羅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繡和譚玉齡都出身名門望族，在清朝是被認為具有“高貴血族”的女性；李玉琴雖然生在平民之家，卻曾長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家庭里，她們是在中國興旺了將近三百年而終於走向衰亡的愛新覺羅皇族的最後一批代表人物，我們研究皇族的敗落，她們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證。

作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為了幫助丈夫實現“大清王朝”的中興而做了種種努力，同時也在實踐中逐步認清了日本軍閥的嘴臉。婉容在鬼域中掙扎過，文繡因政治裂痕而跟溥儀分手，譚玉齡在枕邊給丈夫講述日寇的殘暴，李玉琴在溥儀受日本窩囊氣的時候給他唱歌、講故事……她們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在她們的生命的日曆上寫下了日本導演偽滿的事實。

作為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后、皇妃、“貴人”和妻子，她們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儀人生途程的最本質、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從她們的經歷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實、最可靠、與普通人一樣食人間煙火的溥儀，而且能找到擅於在複雜形勢中變幻臉譜的溥儀的真正政治面妃。因此，研究溥儀的生平也離不開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

作為具有某方面典型意義的婦女界名人，她們的喜悅和哀怨，她們的理想和結局，無不可以歸放到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當中，婉容、文繡和譚玉齡都是從血淚中走過來的，一個瘋了，一個跑了，一個死了。她們的悲劇既是由封建社會道德觀念釀成，也是外來侵略勢力刺激、催化的結果，因此不能說這只是一些弱女子的個人悲劇而是民族歷史上一幕軟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劇。李玉琴因與溥儀保持婚姻關係的十二年橫跨兩個時代，她才在經歷痛苦與坎坷之後被新中國改變了命運；李淑賢則是作為公民的妻子而給溥儀送終的，他們夫婦間溫馨的感情構成一幕永恆的喜劇，被這喜劇折射著的，當然是全新的時代、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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