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鳳悲歌:狂人李贄傳》並沒有對李贄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儘可能在選定的容量內，容納更多的史實材料，奢望不過是為李贄研究者編寫翔實的李贄年譜與學譜提供參考意見，為普通讀者了解李贄提供比較清晰的閱讀線索。
基本介紹
- 書名：威鳳悲歌:狂人李贄傳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18075460, 9787218075464
- 作者：鄢烈山
-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223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人民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威鳳悲歌:狂人李贄傳》以史為據，通過對“異端”人物李贄的坎坷一生及其思想、活動的介紹，發掘了李贄作為反封建鬥士、思想解放先驅的價值
作者簡介
鄢烈山，湖北人；1982年夏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退休前任南方報業集團高級編輯、《南方周末》總編助理；雜文家，時評家。迄今在海內外出版著作20多種，其中《一個人的經典》獲全國第三屆（2001—2003年）“魯迅文學獎”。
圖書目錄
前言
引子
第一章辭官雲南
第二章求友黃安
第三章削髮麻城
第四章初居龍潭
第五章厄難武昌
第六章困鬥龍潭
第姜騙陵七章壯行南北
第八章被逐麻城
第九章流落通州
第十章自刎詔獄
尾聲此翁千古在
李贄年表
寫作與出版附記
引子
第一章辭官雲南
第二章求友黃安
第三章削髮麻城
第四章初居龍潭
第五章厄難武昌
第六章困鬥龍潭
第姜騙陵七章壯行南北
第八章被逐麻城
第九章流落通州
第十章自刎詔獄
尾聲此翁千古在
李贄年表
寫作與出版附記
後記
2009年5月下旬在北京參加一個論壇，返程在武漢停留；6月1日，內侄告訴說，幫我在擱樓里找到了《李贄傳》的手稿，一張不差。這是天意：就那么放在那裡沒人管，16年過去了，居然沒有老鼠和蟑螂齧咬，也沒有被蟲蛀！此前，民間出版家賀雄飛先生就提議叫我重出李贄傳；因為沒有手稿，我不願照老樣子再版。現在好了，按我的手稿付印，在著作權上與任何人沒有關係，也可消除前兩版在內容上的遺憾。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的梁光玉先生路過武漢，與朱健國和我三人相聚。梁提議寫一本晚年流寓湖北麻城的明代思想家李贄的傳記，並表示他願在工人出版社爭取出版。那是一段十分沉悶的歲月，主流媒體正在問“姓社姓資”、反“和平演變”，雜文難寫難發，研究和寫作這樣一個異端歷史人物對於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是通過朱健國，梁與我才認識的，他當然是希望我們兩人合作，至於怎么合作他不必管,他只是建議寫作風格可以參閱《弘一法師傳》和《蘇東坡傳》（林語堂著）。這顯然是一個非營利的文化項目，我從不願為“抽屜”寫作，有人願意出版，能夠給我表達的機會，不掙錢也不貼錢，我很樂意去乾。
確定這個寫作題目後，我著手研讀李贄原著、參考書目和祖迎肯資料，梳理和考辨人物生活與思想歷程，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作出素材取捨，寫出原稿，並將手稿複寫件交給在武漢471廠情報室工作的妻妹王黎光，錄成說棄催了電子文本。朱健國按束詢組照他的寫作風格和理解，修改了朵影道愉原稿“引子”和“第一章 辭官雲南”部分內容；並提議用“中國第一思想犯 李贄傳”做書名；且請他的專訪對象蔡尚思先生題寫了書名和三句關於李贄的評語。更主要的是，朱為此書的順利出版創造了條件。所以，1993年8月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一思想犯 李贄傳》，署名為鄢烈山 朱健國”。當然沒有稿費與版稅，兩人各得了1000冊書自銷代酬。我沒有這種行銷能力，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南下廣州時扔了，至今手上還有幾十本。
大約是1999年吧，時任時事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的祝勇先生到廣州，在南方周末編輯部我所在的公共辦公室里與我有一面之緣，短時間的交談。回北京後，他提議再版李贄傳，我當然求之不得，朱也表示同意。能夠再版且有稿酬可拿，我感激還來不及，根本不會去干涉他的編輯權。他有他的考慮，將書名改成了樸實的“李贄傳”，雖然沒有“中國第一思想犯”吸引眼球，卻在學術上更嚴謹、政治上更少不必要的風險。時事版《李贄傳》（2000年3月面市），取消了“工人版”不倫不類放在內頁的蔡尚思題寫的書名，同時記殃取消了“工人版”放在封二的蔡尚思評李贄短論；“引子”內容也有個別詞句和段落的改動和刪節，更多的是訂正了“工人版”印刷中出現的一些莫明其妙的字詞錯誤（當是那時電腦排印技術粗糙造成的）。
當初答應書稿讓朱健國修改是不得已——畢竟是“合作”嘛。兩個人的寫作習慣（所謂“文筆”、“筆調”、“風格”）自然會有不同，對歷史材料和李贄文章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實上，朱的修改版（工人版）就是在謀篇布局和敘述體例上也前後不一。在朱修改過的引子和第一章，他在正文（特別是第一章開頭）里加了一些歷史背景資料，而原稿全書對此的處理是放在附註里，不影響正文敘述時空的連貫性；在第一章原稿里，我用了李贄內心獨白加作者旁白的特殊敘述希凶櫻灑方式，來回顧李贄辭官前的經歷，他則把第一章與全書“統一”，都改成了第三人稱敘述。產生歧誤的修改是，我追溯李贄的家世譜系，囿於手頭資料不足，採用以李贄為“原點”而上溯的表述，即其父為上溯第二世祖，祖父為上溯第三世祖，一直上溯至第七世祖李駑；朱除了將李駑保留“上溯第七祖”的敘述外，其他改成了“六世祖”、“五世祖”等習用的“順敘”用語，這就將李氏譜系弄擰了弄亂了。前兩次出書，我以為他只改動了第一章第一節之前的開場白部分，這次認真對照原稿，才發現他改動了第一章各節，包括家譜敘述。
現在有機會按原稿付印，可以保持本人著述風格的完整，並訂正某些錯謬，得感謝賀雄飛先生的支持。特別要鳴謝的還有浙江的李延良先生：我與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購買了“時事版”《李贄傳》，用他的過硬功夫“咬文嚼字”，找出了許多文字錯誤，給我寄來了勘誤表；本書若能順利出版，也有他的勞動和智慧的結晶。
另有一事說明一下：張建業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會2000年5月出版的《李贄文集》，沒經授權在卷七收錄了“工人版”的《李贄年表》（略有刪節，將“背景”中張居正的“奪情”錯改為“守情”），沒有說明出處，經交涉支付了1000元稿酬。
鄢烈山 2009/07/20 於廣州
上世紀90年代初，時任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的梁光玉先生路過武漢，與朱健國和我三人相聚。梁提議寫一本晚年流寓湖北麻城的明代思想家李贄的傳記，並表示他願在工人出版社爭取出版。那是一段十分沉悶的歲月，主流媒體正在問“姓社姓資”、反“和平演變”，雜文難寫難發，研究和寫作這樣一個異端歷史人物對於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是通過朱健國，梁與我才認識的，他當然是希望我們兩人合作，至於怎么合作他不必管,他只是建議寫作風格可以參閱《弘一法師傳》和《蘇東坡傳》（林語堂著）。這顯然是一個非營利的文化項目，我從不願為“抽屜”寫作，有人願意出版，能夠給我表達的機會，不掙錢也不貼錢，我很樂意去乾。
確定這個寫作題目後，我著手研讀李贄原著、參考書目和祖迎肯資料，梳理和考辨人物生活與思想歷程，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作出素材取捨，寫出原稿，並將手稿複寫件交給在武漢471廠情報室工作的妻妹王黎光，錄成說棄催了電子文本。朱健國按束詢組照他的寫作風格和理解，修改了朵影道愉原稿“引子”和“第一章 辭官雲南”部分內容；並提議用“中國第一思想犯 李贄傳”做書名；且請他的專訪對象蔡尚思先生題寫了書名和三句關於李贄的評語。更主要的是，朱為此書的順利出版創造了條件。所以，1993年8月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一思想犯 李贄傳》，署名為鄢烈山 朱健國”。當然沒有稿費與版稅，兩人各得了1000冊書自銷代酬。我沒有這種行銷能力，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南下廣州時扔了，至今手上還有幾十本。
大約是1999年吧，時任時事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的祝勇先生到廣州，在南方周末編輯部我所在的公共辦公室里與我有一面之緣，短時間的交談。回北京後，他提議再版李贄傳，我當然求之不得，朱也表示同意。能夠再版且有稿酬可拿，我感激還來不及，根本不會去干涉他的編輯權。他有他的考慮，將書名改成了樸實的“李贄傳”，雖然沒有“中國第一思想犯”吸引眼球，卻在學術上更嚴謹、政治上更少不必要的風險。時事版《李贄傳》（2000年3月面市），取消了“工人版”不倫不類放在內頁的蔡尚思題寫的書名，同時記殃取消了“工人版”放在封二的蔡尚思評李贄短論；“引子”內容也有個別詞句和段落的改動和刪節，更多的是訂正了“工人版”印刷中出現的一些莫明其妙的字詞錯誤（當是那時電腦排印技術粗糙造成的）。
當初答應書稿讓朱健國修改是不得已——畢竟是“合作”嘛。兩個人的寫作習慣（所謂“文筆”、“筆調”、“風格”）自然會有不同，對歷史材料和李贄文章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實上，朱的修改版（工人版）就是在謀篇布局和敘述體例上也前後不一。在朱修改過的引子和第一章，他在正文（特別是第一章開頭）里加了一些歷史背景資料，而原稿全書對此的處理是放在附註里，不影響正文敘述時空的連貫性；在第一章原稿里，我用了李贄內心獨白加作者旁白的特殊敘述希凶櫻灑方式，來回顧李贄辭官前的經歷，他則把第一章與全書“統一”，都改成了第三人稱敘述。產生歧誤的修改是，我追溯李贄的家世譜系，囿於手頭資料不足，採用以李贄為“原點”而上溯的表述，即其父為上溯第二世祖，祖父為上溯第三世祖，一直上溯至第七世祖李駑；朱除了將李駑保留“上溯第七祖”的敘述外，其他改成了“六世祖”、“五世祖”等習用的“順敘”用語，這就將李氏譜系弄擰了弄亂了。前兩次出書，我以為他只改動了第一章第一節之前的開場白部分，這次認真對照原稿，才發現他改動了第一章各節，包括家譜敘述。
現在有機會按原稿付印，可以保持本人著述風格的完整，並訂正某些錯謬，得感謝賀雄飛先生的支持。特別要鳴謝的還有浙江的李延良先生：我與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購買了“時事版”《李贄傳》，用他的過硬功夫“咬文嚼字”，找出了許多文字錯誤，給我寄來了勘誤表；本書若能順利出版，也有他的勞動和智慧的結晶。
另有一事說明一下：張建業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會2000年5月出版的《李贄文集》，沒經授權在卷七收錄了“工人版”的《李贄年表》（略有刪節，將“背景”中張居正的“奪情”錯改為“守情”），沒有說明出處，經交涉支付了1000元稿酬。
鄢烈山 2009/07/20 於廣州
序言
最早接觸李贄是在“文革”中（1973年在沔陽師範學校讀書時）奉旨“批林批孔”的時候。毛澤東欣賞的馮天瑜怎么批孔的早已忘光，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三篇文章：荀子的《天論》、柳宗元的《封建論》和李贄的《贊劉諧》。有孔教信徒宣傳“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譏諷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李贄對此言的機智恢諧大表讚賞。當時我只是領會了此言的邏輯力量，因為孔子是慕古而稱頌“先王”的，劉諧之言揭露了如此尊孔與孔子本人思想的內在矛盾。後來重讀此文，覺得它不也是對“東方紅太陽升”的有力駁斥嗎？多讀了一些李贄之文，更加明白至死仍以儒士自居的李贄，並非專為砸爛孔子的神位，而是反對獨尊孔教禁錮天下人思想的“執一”（文化專制主義）。“文革”後上大學，文藝理論教科書更有李贄的《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失卻真心，便失去真人……”說得多么好呀，這個對“異端”的指控供認不諱的老頑童！
“思想解放”大潮中，讀李贄之文，心中多有共鳴。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標榜“士貴為己，務自適”，揭露那些虛偽的教條，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他重視實學和事功，認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業的才智高於僵死的倫理道德榜樣；他的以民為本，不僅主張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權利……李贄的許多思想，不僅在他的那個時代會被掌權者視為滅而始安的“異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國文學家雨果，在巴黎各界為小說家巴爾扎克舉行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滿懷激情地宣告：“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切虛構都消失了。從今以後，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一個思維人物不存在了，舉國為之震動。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國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預言，在法國也許早已成為現實：拿破崙·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隳滅，世人傳誦這個被打敗的將軍和被廢黜的帝王，主要是因為他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國到了沒有虛構神話的時代嗎——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遠沒有到。尤為可嘆的是，李贄在他生活的明末，雖然為當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卻是一個極受尊敬並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思維人物。他只有一個舉人出身，而敬重他學識的眾多朋友都是進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學友、忘年交焦竑是狀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會元”（禮部舉行的進士會試第一人）、老二中郎20歲就中進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貴人，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顧養謙、梅國楨、劉東星、汪可受都官至總督（顧梅汪總督軍務，劉總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輩汪可受是李贄身故後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關中書院”仍有汪可受興學的記錄）。他的影響力風靡一時，難怪皇上要擔心他“惑世誣民”了。
可是這樣的思維人物在當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
流寓“湖廣”的三個偉大歷史人物中，政治家諸葛亮、文學家蘇軾都得到了他們應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陽隆中與黃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裝妝飾得更輝煌，慕名前往訪謁者絡繹不絕；而作為思想家——“異端”思想家的李贄，生前既不能不狼狽以避，身後的麻城龍潭也永是蕭條可掬，連讀書人也沒有幾個知道麻城龍潭曾為何人所棲。這在從前並不奇怪，統治者需要鞠躬盡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個孔子就足夠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獨尊地位的國教，一切對孔教“不敬”的“異端”思想家，只要他們對豐富中華文化，啟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應當重新評估他們的價值，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李贄，以他對專制主義禁忌的猛烈衝擊力，以他前無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觀點的深刻性，理應得到比諸葛亮、蘇東坡更大的光榮。比李贄早兩年（1600年）犧牲於羅馬鮮花廣場的火刑柱上的布魯諾，他的罪名是“異端”。李贄這箇中國的“異端”分子，對專制主義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與布魯諾是血脈相通的。李贄，是中國的“布魯諾”，理應像布魯諾一樣贏得後人的尊敬。
對一個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讓他的思想抖落歷史的塵垢而大放光彩。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寫了這部傳記，不僅是為驅李的“湖廣”愚氓補過，更是為了拋磚引玉，推動李贄的“發掘”與普及。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作者確立了撰寫這本書的兩條指導思想。一是堅持學術性原則。與歷史小說、傳奇、演義劃清界限，傳主的生平事跡與思想觀點言必有據。總體上也不取《史記》那樣的文學樣式，“合理想像”地進行場景描繪；有幾處為了行文方便採用的描述，其性質是一望而知的，不至於使實質性內容真假莫辨。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史傳，傳主的每一句話都應當與可資核查的日記、演講辭、文章等文獻資料完全一致；但這樣一來，李贄原著及相關資料原文的古奧艱澀，勢必給普通讀者帶來閱讀困難，因此在言必有據的前提下，作者沒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學術性當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觀性，選擇、理解、分析、評說的主觀色彩是不可避免的，這便是蘊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這種“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傳的結構上。第一章“辭官雲南”既是追述李贄前五十四年的經歷（家世與生活感受，仕途與政治抱負，學術與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辭官的思想動因。採用心理分析的層次結構不言而喻含有某種假定性，作者認為，這是無害於學術性的。
第二條指導思想是更注重從積極的方面，發掘李贄作為反對專制主義的鬥士、思想解放先驅的價值。恰如李贄的《書胡笳十八拍後》（《續焚書》卷四）說：“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余故詳錄以示學者，見生世之苦如此，欲無入而不自得焉，雖聖人亦必不能耳。讀之令人悲嘆哀傷，五內欲裂，況身親為之哉！際此時，唯一死快當，然而曰‘薄志節兮念死難’，則亦真情矣。故唯聖人乃能處死，不必以死勸人。”人們當然可以據此批評李贄的不徹底，沒有堅決與專制主義的節烈觀決裂，沒有跳出專制思想體系的大框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服從於揭示時代悲劇性的總體構思，就是這樣做的），但更應當把這段話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考察，揭示它的進步意義。畢竟，這段話飽含著對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摯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發於真情；重點在“不必以死勸人”六字，針對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殺人教條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義是主導方面。現代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的人們，是不應輕易譏笑從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後面的勇士的。在注重發掘積極方面價值的同時，作者也儘量避免對傳主的偏愛，把傳主拔高到現代民主主義的高度。李贄反對文化專制（“執一”），但並非“儒教叛徒”；李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但時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對整個的專制思想體系。這就是作者為李贄傳確立的基調。
貫穿本傳的脈絡，是李贄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贄說：“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焚書》卷一《與耿司寇告別》）李贄正是這樣一隻在精神宇宙翱翔的鳳凰，一切紛囂依染，不論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誠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原以鳳為歌。”（《敝篋集》卷下之《懷龍湖》）李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對孔孟的一些貽誤後世的思想觀點提出質疑，不僅具有對思想專制的挑戰意義，也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袁宗道在《入都過禿翁墓》中悼念李贄說：“威鳳不潛羽，蛟龍罷隱鱗，網羅耽耽至，何處可藏身！”（《珂雪齋集》卷三）李贄的悲劇性生活經歷，正是一首牢籠中的鳳凰之歌，是對王權專制制度的控訴。
本書並沒有對李贄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儘可能在選定的容量內，容納更多的史實材料，奢望不過是為李贄研究者編寫翔實的李贄年譜與學譜提供參考意見，為普通讀者了解李贄提供比較清晰的閱讀線索。 由於作者學識淺陋，也限於本地可資借閱的研究資料的貧乏，此傳只能算是初稿，真誠地希望文史專家與廣大讀者批評指教。
鄢烈山 記於1993年春，改於2009年夏
“思想解放”大潮中，讀李贄之文，心中多有共鳴。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標榜“士貴為己，務自適”，揭露那些虛偽的教條，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他重視實學和事功，認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業的才智高於僵死的倫理道德榜樣；他的以民為本，不僅主張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權利……李贄的許多思想，不僅在他的那個時代會被掌權者視為滅而始安的“異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國文學家雨果，在巴黎各界為小說家巴爾扎克舉行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滿懷激情地宣告：“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切虛構都消失了。從今以後，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一個思維人物不存在了，舉國為之震動。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國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預言，在法國也許早已成為現實：拿破崙·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隳滅，世人傳誦這個被打敗的將軍和被廢黜的帝王，主要是因為他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國到了沒有虛構神話的時代嗎——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遠沒有到。尤為可嘆的是，李贄在他生活的明末，雖然為當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卻是一個極受尊敬並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思維人物。他只有一個舉人出身，而敬重他學識的眾多朋友都是進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學友、忘年交焦竑是狀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會元”（禮部舉行的進士會試第一人）、老二中郎20歲就中進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貴人，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顧養謙、梅國楨、劉東星、汪可受都官至總督（顧梅汪總督軍務，劉總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輩汪可受是李贄身故後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關中書院”仍有汪可受興學的記錄）。他的影響力風靡一時，難怪皇上要擔心他“惑世誣民”了。
可是這樣的思維人物在當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
流寓“湖廣”的三個偉大歷史人物中，政治家諸葛亮、文學家蘇軾都得到了他們應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陽隆中與黃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裝妝飾得更輝煌，慕名前往訪謁者絡繹不絕；而作為思想家——“異端”思想家的李贄，生前既不能不狼狽以避，身後的麻城龍潭也永是蕭條可掬，連讀書人也沒有幾個知道麻城龍潭曾為何人所棲。這在從前並不奇怪，統治者需要鞠躬盡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個孔子就足夠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獨尊地位的國教，一切對孔教“不敬”的“異端”思想家，只要他們對豐富中華文化，啟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應當重新評估他們的價值，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李贄，以他對專制主義禁忌的猛烈衝擊力，以他前無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觀點的深刻性，理應得到比諸葛亮、蘇東坡更大的光榮。比李贄早兩年（1600年）犧牲於羅馬鮮花廣場的火刑柱上的布魯諾，他的罪名是“異端”。李贄這箇中國的“異端”分子，對專制主義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與布魯諾是血脈相通的。李贄，是中國的“布魯諾”，理應像布魯諾一樣贏得後人的尊敬。
對一個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讓他的思想抖落歷史的塵垢而大放光彩。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寫了這部傳記，不僅是為驅李的“湖廣”愚氓補過，更是為了拋磚引玉，推動李贄的“發掘”與普及。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作者確立了撰寫這本書的兩條指導思想。一是堅持學術性原則。與歷史小說、傳奇、演義劃清界限，傳主的生平事跡與思想觀點言必有據。總體上也不取《史記》那樣的文學樣式，“合理想像”地進行場景描繪；有幾處為了行文方便採用的描述，其性質是一望而知的，不至於使實質性內容真假莫辨。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史傳，傳主的每一句話都應當與可資核查的日記、演講辭、文章等文獻資料完全一致；但這樣一來，李贄原著及相關資料原文的古奧艱澀，勢必給普通讀者帶來閱讀困難，因此在言必有據的前提下，作者沒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學術性當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觀性，選擇、理解、分析、評說的主觀色彩是不可避免的，這便是蘊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這種“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傳的結構上。第一章“辭官雲南”既是追述李贄前五十四年的經歷（家世與生活感受，仕途與政治抱負，學術與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辭官的思想動因。採用心理分析的層次結構不言而喻含有某種假定性，作者認為，這是無害於學術性的。
第二條指導思想是更注重從積極的方面，發掘李贄作為反對專制主義的鬥士、思想解放先驅的價值。恰如李贄的《書胡笳十八拍後》（《續焚書》卷四）說：“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余故詳錄以示學者，見生世之苦如此，欲無入而不自得焉，雖聖人亦必不能耳。讀之令人悲嘆哀傷，五內欲裂，況身親為之哉！際此時，唯一死快當，然而曰‘薄志節兮念死難’，則亦真情矣。故唯聖人乃能處死，不必以死勸人。”人們當然可以據此批評李贄的不徹底，沒有堅決與專制主義的節烈觀決裂，沒有跳出專制思想體系的大框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服從於揭示時代悲劇性的總體構思，就是這樣做的），但更應當把這段話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考察，揭示它的進步意義。畢竟，這段話飽含著對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摯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發於真情；重點在“不必以死勸人”六字，針對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殺人教條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義是主導方面。現代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的人們，是不應輕易譏笑從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後面的勇士的。在注重發掘積極方面價值的同時，作者也儘量避免對傳主的偏愛，把傳主拔高到現代民主主義的高度。李贄反對文化專制（“執一”），但並非“儒教叛徒”；李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但時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對整個的專制思想體系。這就是作者為李贄傳確立的基調。
貫穿本傳的脈絡，是李贄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贄說：“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焚書》卷一《與耿司寇告別》）李贄正是這樣一隻在精神宇宙翱翔的鳳凰，一切紛囂依染，不論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誠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原以鳳為歌。”（《敝篋集》卷下之《懷龍湖》）李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對孔孟的一些貽誤後世的思想觀點提出質疑，不僅具有對思想專制的挑戰意義，也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袁宗道在《入都過禿翁墓》中悼念李贄說：“威鳳不潛羽，蛟龍罷隱鱗，網羅耽耽至，何處可藏身！”（《珂雪齋集》卷三）李贄的悲劇性生活經歷，正是一首牢籠中的鳳凰之歌，是對王權專制制度的控訴。
本書並沒有對李贄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儘可能在選定的容量內，容納更多的史實材料，奢望不過是為李贄研究者編寫翔實的李贄年譜與學譜提供參考意見，為普通讀者了解李贄提供比較清晰的閱讀線索。 由於作者學識淺陋，也限於本地可資借閱的研究資料的貧乏，此傳只能算是初稿，真誠地希望文史專家與廣大讀者批評指教。
鄢烈山 記於1993年春，改於2009年夏
序言
最早接觸李贄是在“文革”中（1973年在沔陽師範學校讀書時）奉旨“批林批孔”的時候。毛澤東欣賞的馮天瑜怎么批孔的早已忘光，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三篇文章：荀子的《天論》、柳宗元的《封建論》和李贄的《贊劉諧》。有孔教信徒宣傳“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譏諷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李贄對此言的機智恢諧大表讚賞。當時我只是領會了此言的邏輯力量，因為孔子是慕古而稱頌“先王”的，劉諧之言揭露了如此尊孔與孔子本人思想的內在矛盾。後來重讀此文，覺得它不也是對“東方紅太陽升”的有力駁斥嗎？多讀了一些李贄之文，更加明白至死仍以儒士自居的李贄，並非專為砸爛孔子的神位，而是反對獨尊孔教禁錮天下人思想的“執一”（文化專制主義）。“文革”後上大學，文藝理論教科書更有李贄的《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失卻真心，便失去真人……”說得多么好呀，這個對“異端”的指控供認不諱的老頑童！
“思想解放”大潮中，讀李贄之文，心中多有共鳴。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標榜“士貴為己，務自適”，揭露那些虛偽的教條，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他重視實學和事功，認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業的才智高於僵死的倫理道德榜樣；他的以民為本，不僅主張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權利……李贄的許多思想，不僅在他的那個時代會被掌權者視為滅而始安的“異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國文學家雨果，在巴黎各界為小說家巴爾扎克舉行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滿懷激情地宣告：“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切虛構都消失了。從今以後，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一個思維人物不存在了，舉國為之震動。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國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預言，在法國也許早已成為現實：拿破崙·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隳滅，世人傳誦這個被打敗的將軍和被廢黜的帝王，主要是因為他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國到了沒有虛構神話的時代嗎——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遠沒有到。尤為可嘆的是，李贄在他生活的明末，雖然為當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卻是一個極受尊敬並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思維人物。他只有一個舉人出身，而敬重他學識的眾多朋友都是進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學友、忘年交焦竑是狀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會元”（禮部舉行的進士會試第一人）、老二中郎20歲就中進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貴人，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顧養謙、梅國楨、劉東星、汪可受都官至總督（顧梅汪總督軍務，劉總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輩汪可受是李贄身故後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關中書院”仍有汪可受興學的記錄）。他的影響力風靡一時，難怪皇上要擔心他“惑世誣民”了。
可是這樣的思維人物在當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
流寓“湖廣”的三個偉大歷史人物中，政治家諸葛亮、文學家蘇軾都得到了他們應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陽隆中與黃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裝妝飾得更輝煌，慕名前往訪謁者絡繹不絕；而作為思想家——“異端”思想家的李贄，生前既不能不狼狽以避，身後的麻城龍潭也永是蕭條可掬，連讀書人也沒有幾個知道麻城龍潭曾為何人所棲。這在從前並不奇怪，統治者需要鞠躬盡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個孔子就足夠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獨尊地位的國教，一切對孔教“不敬”的“異端”思想家，只要他們對豐富中華文化，啟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應當重新評估他們的價值，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李贄，以他對專制主義禁忌的猛烈衝擊力，以他前無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觀點的深刻性，理應得到比諸葛亮、蘇東坡更大的光榮。比李贄早兩年（1600年）犧牲於羅馬鮮花廣場的火刑柱上的布魯諾，他的罪名是“異端”。李贄這箇中國的“異端”分子，對專制主義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與布魯諾是血脈相通的。李贄，是中國的“布魯諾”，理應像布魯諾一樣贏得後人的尊敬。
對一個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讓他的思想抖落歷史的塵垢而大放光彩。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寫了這部傳記，不僅是為驅李的“湖廣”愚氓補過，更是為了拋磚引玉，推動李贄的“發掘”與普及。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作者確立了撰寫這本書的兩條指導思想。一是堅持學術性原則。與歷史小說、傳奇、演義劃清界限，傳主的生平事跡與思想觀點言必有據。總體上也不取《史記》那樣的文學樣式，“合理想像”地進行場景描繪；有幾處為了行文方便採用的描述，其性質是一望而知的，不至於使實質性內容真假莫辨。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史傳，傳主的每一句話都應當與可資核查的日記、演講辭、文章等文獻資料完全一致；但這樣一來，李贄原著及相關資料原文的古奧艱澀，勢必給普通讀者帶來閱讀困難，因此在言必有據的前提下，作者沒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學術性當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觀性，選擇、理解、分析、評說的主觀色彩是不可避免的，這便是蘊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這種“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傳的結構上。第一章“辭官雲南”既是追述李贄前五十四年的經歷（家世與生活感受，仕途與政治抱負，學術與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辭官的思想動因。採用心理分析的層次結構不言而喻含有某種假定性，作者認為，這是無害於學術性的。
第二條指導思想是更注重從積極的方面，發掘李贄作為反對專制主義的鬥士、思想解放先驅的價值。恰如李贄的《書胡笳十八拍後》（《續焚書》卷四）說：“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余故詳錄以示學者，見生世之苦如此，欲無入而不自得焉，雖聖人亦必不能耳。讀之令人悲嘆哀傷，五內欲裂，況身親為之哉！際此時，唯一死快當，然而曰‘薄志節兮念死難’，則亦真情矣。故唯聖人乃能處死，不必以死勸人。”人們當然可以據此批評李贄的不徹底，沒有堅決與專制主義的節烈觀決裂，沒有跳出專制思想體系的大框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服從於揭示時代悲劇性的總體構思，就是這樣做的），但更應當把這段話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考察，揭示它的進步意義。畢竟，這段話飽含著對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摯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發於真情；重點在“不必以死勸人”六字，針對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殺人教條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義是主導方面。現代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的人們，是不應輕易譏笑從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後面的勇士的。在注重發掘積極方面價值的同時，作者也儘量避免對傳主的偏愛，把傳主拔高到現代民主主義的高度。李贄反對文化專制（“執一”），但並非“儒教叛徒”；李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但時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對整個的專制思想體系。這就是作者為李贄傳確立的基調。
貫穿本傳的脈絡，是李贄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贄說：“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焚書》卷一《與耿司寇告別》）李贄正是這樣一隻在精神宇宙翱翔的鳳凰，一切紛囂依染，不論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誠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原以鳳為歌。”（《敝篋集》卷下之《懷龍湖》）李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對孔孟的一些貽誤後世的思想觀點提出質疑，不僅具有對思想專制的挑戰意義，也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袁宗道在《入都過禿翁墓》中悼念李贄說：“威鳳不潛羽，蛟龍罷隱鱗，網羅耽耽至，何處可藏身！”（《珂雪齋集》卷三）李贄的悲劇性生活經歷，正是一首牢籠中的鳳凰之歌，是對王權專制制度的控訴。
本書並沒有對李贄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儘可能在選定的容量內，容納更多的史實材料，奢望不過是為李贄研究者編寫翔實的李贄年譜與學譜提供參考意見，為普通讀者了解李贄提供比較清晰的閱讀線索。 由於作者學識淺陋，也限於本地可資借閱的研究資料的貧乏，此傳只能算是初稿，真誠地希望文史專家與廣大讀者批評指教。
鄢烈山 記於1993年春，改於2009年夏
“思想解放”大潮中，讀李贄之文，心中多有共鳴。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標榜“士貴為己，務自適”，揭露那些虛偽的教條，是“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他重視實學和事功，認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業的才智高於僵死的倫理道德榜樣；他的以民為本，不僅主張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權利……李贄的許多思想，不僅在他的那個時代會被掌權者視為滅而始安的“異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國文學家雨果，在巴黎各界為小說家巴爾扎克舉行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滿懷激情地宣告：“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切虛構都消失了。從今以後，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一個思維人物不存在了，舉國為之震動。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國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預言，在法國也許早已成為現實：拿破崙·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隳滅，世人傳誦這個被打敗的將軍和被廢黜的帝王，主要是因為他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國到了沒有虛構神話的時代嗎——眾目仰望的不是統治人物而是思維人物？遠沒有到。尤為可嘆的是，李贄在他生活的明末，雖然為當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卻是一個極受尊敬並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思維人物。他只有一個舉人出身，而敬重他學識的眾多朋友都是進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學友、忘年交焦竑是狀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會元”（禮部舉行的進士會試第一人）、老二中郎20歲就中進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貴人，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顧養謙、梅國楨、劉東星、汪可受都官至總督（顧梅汪總督軍務，劉總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輩汪可受是李贄身故後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關中書院”仍有汪可受興學的記錄）。他的影響力風靡一時，難怪皇上要擔心他“惑世誣民”了。
可是這樣的思維人物在當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
流寓“湖廣”的三個偉大歷史人物中，政治家諸葛亮、文學家蘇軾都得到了他們應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陽隆中與黃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裝妝飾得更輝煌，慕名前往訪謁者絡繹不絕；而作為思想家——“異端”思想家的李贄，生前既不能不狼狽以避，身後的麻城龍潭也永是蕭條可掬，連讀書人也沒有幾個知道麻城龍潭曾為何人所棲。這在從前並不奇怪，統治者需要鞠躬盡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個孔子就足夠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獨尊地位的國教，一切對孔教“不敬”的“異端”思想家，只要他們對豐富中華文化，啟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應當重新評估他們的價值，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李贄，以他對專制主義禁忌的猛烈衝擊力，以他前無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觀點的深刻性，理應得到比諸葛亮、蘇東坡更大的光榮。比李贄早兩年（1600年）犧牲於羅馬鮮花廣場的火刑柱上的布魯諾，他的罪名是“異端”。李贄這箇中國的“異端”分子，對專制主義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與布魯諾是血脈相通的。李贄，是中國的“布魯諾”，理應像布魯諾一樣贏得後人的尊敬。
對一個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讓他的思想抖落歷史的塵垢而大放光彩。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寫了這部傳記，不僅是為驅李的“湖廣”愚氓補過，更是為了拋磚引玉，推動李贄的“發掘”與普及。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作者確立了撰寫這本書的兩條指導思想。一是堅持學術性原則。與歷史小說、傳奇、演義劃清界限，傳主的生平事跡與思想觀點言必有據。總體上也不取《史記》那樣的文學樣式，“合理想像”地進行場景描繪；有幾處為了行文方便採用的描述，其性質是一望而知的，不至於使實質性內容真假莫辨。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史傳，傳主的每一句話都應當與可資核查的日記、演講辭、文章等文獻資料完全一致；但這樣一來，李贄原著及相關資料原文的古奧艱澀，勢必給普通讀者帶來閱讀困難，因此在言必有據的前提下，作者沒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學術性當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觀性，選擇、理解、分析、評說的主觀色彩是不可避免的，這便是蘊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這種“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傳的結構上。第一章“辭官雲南”既是追述李贄前五十四年的經歷（家世與生活感受，仕途與政治抱負，學術與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辭官的思想動因。採用心理分析的層次結構不言而喻含有某種假定性，作者認為，這是無害於學術性的。
第二條指導思想是更注重從積極的方面，發掘李贄作為反對專制主義的鬥士、思想解放先驅的價值。恰如李贄的《書胡笳十八拍後》（《續焚書》卷四）說：“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余故詳錄以示學者，見生世之苦如此，欲無入而不自得焉，雖聖人亦必不能耳。讀之令人悲嘆哀傷，五內欲裂，況身親為之哉！際此時，唯一死快當，然而曰‘薄志節兮念死難’，則亦真情矣。故唯聖人乃能處死，不必以死勸人。”人們當然可以據此批評李贄的不徹底，沒有堅決與專制主義的節烈觀決裂，沒有跳出專制思想體系的大框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服從於揭示時代悲劇性的總體構思，就是這樣做的），但更應當把這段話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考察，揭示它的進步意義。畢竟，這段話飽含著對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摯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發於真情；重點在“不必以死勸人”六字，針對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殺人教條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義是主導方面。現代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的人們，是不應輕易譏笑從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後面的勇士的。在注重發掘積極方面價值的同時，作者也儘量避免對傳主的偏愛，把傳主拔高到現代民主主義的高度。李贄反對文化專制（“執一”），但並非“儒教叛徒”；李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但時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對整個的專制思想體系。這就是作者為李贄傳確立的基調。
貫穿本傳的脈絡，是李贄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贄說：“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焚書》卷一《與耿司寇告別》）李贄正是這樣一隻在精神宇宙翱翔的鳳凰，一切紛囂依染，不論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誠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原以鳳為歌。”（《敝篋集》卷下之《懷龍湖》）李贄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對孔孟的一些貽誤後世的思想觀點提出質疑，不僅具有對思想專制的挑戰意義，也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袁宗道在《入都過禿翁墓》中悼念李贄說：“威鳳不潛羽，蛟龍罷隱鱗，網羅耽耽至，何處可藏身！”（《珂雪齋集》卷三）李贄的悲劇性生活經歷，正是一首牢籠中的鳳凰之歌，是對王權專制制度的控訴。
本書並沒有對李贄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儘可能在選定的容量內，容納更多的史實材料，奢望不過是為李贄研究者編寫翔實的李贄年譜與學譜提供參考意見，為普通讀者了解李贄提供比較清晰的閱讀線索。 由於作者學識淺陋，也限於本地可資借閱的研究資料的貧乏，此傳只能算是初稿，真誠地希望文史專家與廣大讀者批評指教。
鄢烈山 記於1993年春，改於2009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