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羅英(1910年11月19日—2017年2月27日),女,原名姚自珍,筆名羅洪,中國近、現代知名作家,1910年11月19日出生於江蘇省松江縣。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隨筆《在無聊的時候》發表於當年5月號《真美善》月刊。主要從事小說創作,第一篇小說《不等邊》,發表在同一雜誌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解放後在上海作家協會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擔任編輯直至退休。先後出版《腐鼠集》《兒童節》《這時代》《踐踏的喜悅》等十二部短篇小說集,《春王正月》《孤島時代》《孤島歲月》等三部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一種。2006年出版《羅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說大多描寫社會的眾生相,筆觸細膩,人物性格鮮明。
2017年2月27日,因病於徐匯區中心醫院安詳離世,享年108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姚羅英
- 別名:姚自珍,羅洪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松江縣
- 出生日期:1910年11月19日
- 逝世日期:2017年2月27日
- 職業:作家
- 畢業院校:蘇州女子師範學校
人物生平,童年,求學,創作,抗戰,解放後,80年代,新世紀,人物成就,寫作特點,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童年
1910年11月19日,姚羅英在江蘇省松江縣一個普通職員家庭里誕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羅洪是她的筆名,也是她日後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羅洪。她的父親在一所工業專科學校當過化學教員,也當過醫院的藥劑師。父親小時候,念完國小到上海讀中學,家道已很拮据。後來又到日本學醫兩年,因家裡無力供應便回來了。她父親年輕時經濟不寬裕,但特別喜歡訂閱期刊和買新書。這一切,對羅洪愛好文藝以及從事創作,都有一定影響。
姚羅英念國小時,開始大量讀書,有遊記、談論古今的雜文、講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還有側重於科學性文章的《東方雜誌》。讀完國小,她考取了蘇州女子師範學校。
姚羅英念國小時,開始大量讀書,有遊記、談論古今的雜文、講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還有側重於科學性文章的《東方雜誌》。讀完國小,她考取了蘇州女子師範學校。
求學
中學時期,姚羅英狂熱地愛著文學,閱讀了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契訶夫的許多小說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劇本,還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偉大作家的不朽之作。
1929年中學畢業後,她回家鄉當了兩年教師。第二年,她便開始寫作。處女作是隨筆《在無聊的時候》(1930年5月16日刊於《真善美》第六卷第一號),第一篇小說《不等邊》於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雜誌發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說《校長女士》(發表在《婦女雜誌》上)是她觀察了一位校長頗有典型的性格、行動後寫出的,由於細節加工不夠,真人的影子較濃。小說發表後,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怕校長報復她。結果,那位校長見了她總是笑,一反常態。其實,那篇小說雖然也有點批評,卻沒什麼刻薄的嘲諷,因此校長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這樣她才放了心。
1929年中學畢業後,她回家鄉當了兩年教師。第二年,她便開始寫作。處女作是隨筆《在無聊的時候》(1930年5月16日刊於《真善美》第六卷第一號),第一篇小說《不等邊》於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雜誌發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說《校長女士》(發表在《婦女雜誌》上)是她觀察了一位校長頗有典型的性格、行動後寫出的,由於細節加工不夠,真人的影子較濃。小說發表後,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怕校長報復她。結果,那位校長見了她總是笑,一反常態。其實,那篇小說雖然也有點批評,卻沒什麼刻薄的嘲諷,因此校長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這樣她才放了心。
創作
處女作發表後,姚羅英仔細考慮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等問題,並用自己第一次創作的感受,去印證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這樣,她開始了寫作生涯。為了保證有充裕的寫作時間,她辭去學校工作,到蘇州當家庭教師,為一個國中學生補習功課。這時,她認識了蘇州東吳大學學生——作家、文學翻譯家朱雯(1911年10月12日—1994年10月7日)。朱雯是一個有才華的文學的青年,他從事詩歌和小說創作,已經出版了一個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
1931年春天,巴金到蘇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羅洪對巴金剛在《小說月刊》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滅亡》很感興趣。她覺得《滅亡》是巴金運用自己特有的表現方法來表達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跟巴金一起的還有研究歷史的楊人楩。當時巴金只有二十七歲,比較沉默,但待人熱情而誠懇,他正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這一年她與朱雯(王墳)合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
“九·一八”事變後,姚羅英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小說《水》,寄給《小說月報》,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閘北一場大火,燒毀了編輯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離開蘇州時丟失。後來,她將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了短篇小說《到哪裡去》。
1932年春,姚羅英與朱雯在上海結婚,朱雯被邀約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藝術理論文章,姚羅英繼續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同年8月,他們回到家鄉。
在寫長篇小說的前後,姚羅英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多發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和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周報》等刊物上。1935年,上海未名書屋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腐鼠集》。關於這部小說集的書名,姚羅英說:“這個書名,當時我起得很得意:《莊子》上有一段話:‘夫(宛鳥)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宛鳥)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覺得用‘腐鼠’來比喻我這些不足道的文章還是十分恰當的。”這是她謙虛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說,書中的故事都是社會給她的一個悲哀或個人生活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擴大起來,便成為筆下的小說。
從上海回家後,她就動手創作長篇小說《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這部長篇的故事背景是故鄉松江,小說通過一個兼做投機買賣的綢緞店老闆的店鋪的倒閉,描寫了各種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的故事。綢緞店老闆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騙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剝削欺哄別人,在他店裡存了錢的小戶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謂社會上層人物,表面上講禮義廉恥,暗中卻勾心鬥爭,互相傾軋,大魚吃小魚的黑暗現實。一位評論家說,這部小說氣氛比較沉鬱,作者沒有給故事安排一個結局。但它所給予讀者的認識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說集《兒童節》,編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五輯,收在裡面的是表現方法、藝術構思有相似之處的幾個短篇。姚羅英對小說的特點十分注意,這幾篇都是心理描寫細緻,採用樸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節一個橫斷面,整個結構嚴謹而完整。
抗日戰爭爆發前,姚羅英寫下了《白的風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其中,《白的風暴》有兩萬多字,背景是淞滬戰役之前的生活,寫印劇廠工人對現實不滿,反對帝國主義勾結反動派進行侵略。但小說被當局禁止,不得發表。後來,她作了較大的刪改,收在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活路》里。
1931年春天,巴金到蘇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羅洪對巴金剛在《小說月刊》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滅亡》很感興趣。她覺得《滅亡》是巴金運用自己特有的表現方法來表達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跟巴金一起的還有研究歷史的楊人楩。當時巴金只有二十七歲,比較沉默,但待人熱情而誠懇,他正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這一年她與朱雯(王墳)合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
“九·一八”事變後,姚羅英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小說《水》,寄給《小說月報》,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閘北一場大火,燒毀了編輯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離開蘇州時丟失。後來,她將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了短篇小說《到哪裡去》。
1932年春,姚羅英與朱雯在上海結婚,朱雯被邀約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藝術理論文章,姚羅英繼續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同年8月,他們回到家鄉。
在寫長篇小說的前後,姚羅英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多發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和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周報》等刊物上。1935年,上海未名書屋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腐鼠集》。關於這部小說集的書名,姚羅英說:“這個書名,當時我起得很得意:《莊子》上有一段話:‘夫(宛鳥)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宛鳥)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覺得用‘腐鼠’來比喻我這些不足道的文章還是十分恰當的。”這是她謙虛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說,書中的故事都是社會給她的一個悲哀或個人生活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擴大起來,便成為筆下的小說。
從上海回家後,她就動手創作長篇小說《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這部長篇的故事背景是故鄉松江,小說通過一個兼做投機買賣的綢緞店老闆的店鋪的倒閉,描寫了各種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的故事。綢緞店老闆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騙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剝削欺哄別人,在他店裡存了錢的小戶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謂社會上層人物,表面上講禮義廉恥,暗中卻勾心鬥爭,互相傾軋,大魚吃小魚的黑暗現實。一位評論家說,這部小說氣氛比較沉鬱,作者沒有給故事安排一個結局。但它所給予讀者的認識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說集《兒童節》,編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五輯,收在裡面的是表現方法、藝術構思有相似之處的幾個短篇。姚羅英對小說的特點十分注意,這幾篇都是心理描寫細緻,採用樸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節一個橫斷面,整個結構嚴謹而完整。
抗日戰爭爆發前,姚羅英寫下了《白的風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其中,《白的風暴》有兩萬多字,背景是淞滬戰役之前的生活,寫印劇廠工人對現實不滿,反對帝國主義勾結反動派進行侵略。但小說被當局禁止,不得發表。後來,她作了較大的刪改,收在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活路》里。
抗戰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姚羅英一家人撤往長沙、桂林。在這裡,姚羅英文思洶湧,思想活躍,寫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編的《文藝陣地》、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漢口和長沙的《東方雜誌》、《少年先鋒》等報刊發表。
敵機開始狂轟濫炸後,姚羅英夫婦過了一年半艱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鄉附近的上海。他們同許多作家和文化人,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民族自衛的愛國運動。先後發表了《感傷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這些作品,連同在大後方發表的散文,編成《流浪的一年》和《為了祖國的成長》。這時期,《文匯報》晚刊,連載了她的長篇小說《急流》;此外,她還創作了短篇小說《倪鬍子》、《雪夜》等。
敵機開始狂轟濫炸後,姚羅英夫婦過了一年半艱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鄉附近的上海。他們同許多作家和文化人,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民族自衛的愛國運動。先後發表了《感傷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這些作品,連同在大後方發表的散文,編成《流浪的一年》和《為了祖國的成長》。這時期,《文匯報》晚刊,連載了她的長篇小說《急流》;此外,她還創作了短篇小說《倪鬍子》、《雪夜》等。
上海,這個特殊的環境,給姚羅英的創作提供了許多特殊的題材,她以後作品中的那些漢奸形象,多半是在這段生活中觀察和概括出來的。1942年至1943年間,她在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上連載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晨》。她認為,“這個長篇沒有將人物和情節充分展開”,後來經過修改,改題為《孤島時代》,於194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占領區加強了法西斯控制和統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關押了一個多月,經受了種種酷刑。憲兵隊到姚羅英家查抄,發現了她寫長篇小說時擬的提綱中的人物姓名,竟以為是抗日組織的名單,如獲至寶,於是也把她抓去審訊。朱雯出獄後,憲兵隊還常到他們家偵伺,後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鄉松江療養,於是才秘密潛赴安徽屯溪。姚羅英跟兩個孩子暫留上海,處理善後,並在上海報上登一訃告,聲稱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陣子,見沒有什麼動靜,才帶著孩子回到家鄉。在那裡,恐怖籠罩著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內遷屯溪的上海法學院教書,同時從事寫作和翻譯。上海孤島時期那段生活,在姚羅英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觀察和感受,寫成《友誼》、《踐踏的喜悅》、《王伯炎和李四爺》等短篇小說,寄往浙江和福建的報刊發表。她這時期的作品與抗戰初期的創作很有不同。這時期的作品比較深沉,在寫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畫。
抗戰勝利了,她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占領區加強了法西斯控制和統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關押了一個多月,經受了種種酷刑。憲兵隊到姚羅英家查抄,發現了她寫長篇小說時擬的提綱中的人物姓名,竟以為是抗日組織的名單,如獲至寶,於是也把她抓去審訊。朱雯出獄後,憲兵隊還常到他們家偵伺,後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鄉松江療養,於是才秘密潛赴安徽屯溪。姚羅英跟兩個孩子暫留上海,處理善後,並在上海報上登一訃告,聲稱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陣子,見沒有什麼動靜,才帶著孩子回到家鄉。在那裡,恐怖籠罩著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內遷屯溪的上海法學院教書,同時從事寫作和翻譯。上海孤島時期那段生活,在姚羅英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觀察和感受,寫成《友誼》、《踐踏的喜悅》、《王伯炎和李四爺》等短篇小說,寄往浙江和福建的報刊發表。她這時期的作品與抗戰初期的創作很有不同。這時期的作品比較深沉,在寫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畫。
抗戰勝利了,她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解放後
1949年秋天,輔仁大學的法國人善秉仁為編纂《中國現代小說和戲劇》及《中國當代小說和戲劇》兩書,專程赴上海徵求文藝界部分人士的意見,葉聖陶、徐調孚、趙景琛、臧克家、唐弢、梅林、孔另境及羅洪夫婦參加了在康樂酒家舉行的茶話座談。1950年,那兩本書的中、英文本同時出版,在姚羅英的著作目錄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兒童節》、《活路》和《這時代》四種,而對於她作品的評論也不甚恰當。
1953年,姚羅英作為作家協會的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同年開始,先後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穫》等文學刊物擔任編輯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1953年,姚羅英作為作家協會的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同年開始,先後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穫》等文學刊物擔任編輯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80年代
“文化大革命”中,姚羅英被迫退休。80年代以來,姚羅英再度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福建文藝》、《上海文學》、《文匯報·筆會》、《人民日報·大地》、《女作家》等報刊上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寫出了反映上海“孤島”時期生活的中篇小說《夜深沉》(1981年《長江》文學叢刊第4期),及當代愛情悲劇的《沒有寫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
從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創作雜憶》,這些關於她創作歷程和作品的回憶文章,是對她進行研究的寶貴資料。她的作品選後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年“小說卷”、《中國新文學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說卷”、《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第三編小說第3集及《20世紀中國女文學文庫》“新女性的地平線’等重要選集之中。
新世紀
三卷本《羅洪文集》於2006年編輯出版。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編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語》出版,書中收入了包括羅洪、歐陽翠、歐陽文彬、黃宗英、姚芳藻、黃屏、彭新琪等七位從80歲到100歲健在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羅洪(姚羅英)以百歲高齡領銜。
2009年,《上海文學》6月號刊發了百歲女作家羅洪(姚羅英)的短篇小說《磨礪》。百歲作家堅持創作並推出新作,在中國文壇史無前例。羅洪依然思維敏捷,保持著嚴謹的敘事風格。小說中的時空跨越半個多世紀,講述了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反右”運動中遭遇衝擊,最終獲得平反的故事,文中栩栩如生地表現了人物的赤子之心與愛國情懷。
2017年2月27日凌晨,上海文壇最年長,同時也是中國文壇最年長的女作家,因病於徐匯區中心醫院安詳離世,享年108歲。
人物成就
羅洪(姚羅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後共發表、出版了九個短篇小說或散文、特寫集和三部長篇小說,1980年又為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叢書”自選了一本集子,取名《踐踏的喜悅》;還有新編短篇小說集《倪鬍子》(鄭樹森編;1982年,台灣遠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短篇小說《浮蟻集》,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她的舊作選集《逝去的歲月》。
寫作特點
羅洪(姚羅英)在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說,尤其是社會小說。她的小說,有壯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戰故事,有對醜惡勢力的鞭撻,有對光明的追求,也有對解放後新人新事的歌頌。
羅洪的小說寫得心平氣和,少有轟轟烈烈氣壯山河的氛圍,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羅洪的小說具有自己的藝術風格,多工筆、善白描,文筆流利、灑脫,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她的創作風格,是在民族的災難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態人情的小說,如《踐踏的喜悅》《王伯炎與李四爺》及《友誼》等,都是成功之作,對人物的靈魂挖掘得既深又細。其實,解放前羅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沒有多少“輕鬆”的地方,讀者從中看到的是動盪的社會、垂危的祖國,其憂慮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著淚水,凝視社會、人生和前途 。
讀羅洪的作品,不僅可以通過時間的隧道回顧到歷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強烈領略到她那獨特的籠罩全書的一種哀愁傷感的氛圍。羅洪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她攝取生活的能力與把握題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裡並無複雜錯綜的故事,而以側重人物性格刻畫見長,特別是細微精緻的心理描寫,竭盡當時的人情世態,在她那幾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別的作品裡,依然浮現出她作為女性那種特有的絲絲情狀。
人物評價
“羅洪的小說,似乎由拘謹到灑脫,由工筆到寫意,由堆砌到白描。”(趙景深)
“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婦女,不寫家庭瑣事,更不寫工人、農民和士兵;她用這樣的大手筆,以藝術形象,集中而生動地描繪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發生在上海附近一個古老城市的舊中國錯綜複雜的生活畫卷。”(趙家壁《寫我故鄉的一部長篇創作——羅洪舊作《春王正月》)
“……她的短篇,雖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總的來說,還是有點成績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羅洪比較成功的短篇,在經驗剪裁上是要算乾淨的,作者並不羅嗦,也相當有控制。在題材和人物上,羅洪算得上是廣闊和多樣的。文字方面,羅洪不時都能避開濫情和‘新文藝院’的毛病,相當樸素簡潔。……此外,和新文學時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羅洪的作品是能夠突破所謂‘閨秀派’‘委婉纖柔’的作風,題材也不限於家庭生活、個人情緒等‘茶杯里風波’。這應該是她比較特出的地方。”他說的是羅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說是對她作品的整體評論。(鄭樹森《讀羅洪小說札記》 )
“她的小說之所以成為一種幾乎接近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正好說明了‘文如其人’這一條古今中外的文學原理。”(施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