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使用的“人才”一詞，確切地說，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於“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強調的是“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有才之人”強調的是“人”，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人的教育應該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髮展的教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是中國教育首要問題
在中文裡，“人才”是一個詞，並不是“人與才”。事實上，我們通常都把“人才”簡單地落腳為“才”。古人講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講的是“才”。我們今天講的大學的根本任務是“人才培養”，講的也是“才”。像清華這樣的研究型大學還特彆強調“拔尖創新人才”，講的還是“才”。所謂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講的仍然是“才”。
“育人”重於“育才”
現在有必要把“人”與“才”拆開來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們使用的“人才”一詞，確切地說，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於“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強調的是“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而“有才之人”強調的是“人”，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
我曾講過很多有關“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我們在總結學院建院30年的三條重要教育理念時，第一條是“育人”重於“育才”。這是從教育者的角度說的。從被教育者角度看，則是“成人”重於“成才”。這裡都是講“人”重於“才”。
“人”重於“才”確實是我們學院的傳統。我們學院首任院長朱鎔基在2011年4月回學院時，對經管學院的學生們說：“做人”比“做官”、“做企業家”更重要，就是講“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華大學綜合體育館，朱院長在“離任演講”中說，“為人比為學還要重要”。1992年清華電機系建系60年，朱鎔基作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學時的系主任章名濤的話，強調學生要先學“為人”，再學“為學”。三次講話，都是講“人”重於“才”。
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盡人皆知。但是它的出處和原始用意，卻非每一個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華學子“做人”的演講。1914年，清華建校剛三年。梁啓超到清華演講，題目是“君子”，對應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啓超以“君子”寄語清華學子，強調的是做人：清華學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後才是做才子。在演講中，他引用了《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的是做君子的條件。他還引用王陽明的話，“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說明“做人”比“做事”更難。正是由於此篇演講，“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才成為了清華的校訓。雖然我們把這個校訓常掛在嘴邊，卻容易忽略這是一篇教導清華學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做人”的傳統。“四書”中《大學》開頭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幾乎每一個中國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話，講的是大學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國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這是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但是這個重“人”的傳統後來發生了變化，使得重“才”逐漸壓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了。落後就挨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後國家實現追趕中，都是一樣的。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在中國近年來有些走向極端。過去35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和開放，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成長在一些人眼裡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不少人討論轉變發展方式，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現代經濟學中，人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勞動力，是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品，是生產要素。勞動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貢獻，它使得人作為投入品更具生產力。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工具。但是，人在現代經濟學中又是消費者，是享受消費品的主體，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式”來度量。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所以在現代經濟學中，人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學使得“人是目的”這一價值更加清晰和突顯。無論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應該是“育人”。
何為“人的教育”
在我看來，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面，因而人的教育應該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髮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對於科學而言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經濟和管理都是社會科學，而人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等。我們說人文學科，但不說人文科學，因為人文不是科學，而是價值、是判斷、是解讀。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都是科學進步與人文進步並舉。如果說科學是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學告訴你什麼是真理，人文告訴你說真話的價值。人文在清華有著深厚的底蘊和傳統。在清華大禮堂中懸掛著一塊匾，是清華1926級畢業生送給母校的禮物，上書“人文日新”四個字，就是一例證。
曾經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女士是這樣來解讀人文的：文學使你看見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可以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宮的可能；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學讓你看見，哲學讓你定位，歷史讓你連線，這些都是人文的價值。
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人格養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礎，也是清華的傳統。100年前梁啓超諄諄教導清華學子要以君子為人格之標準。老清華校長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推崇“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們學院提出學院核心價值：對己/正直誠實、對事/敬業盡責、對人/尊重寬容，第一條就是講人格。“完整人格”是對人格的較高要求，正直誠實是對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對人格的起碼要求就是人格底線。說話有底線，就是說話講真話；做事有底線，就是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線就是文明人的底線。
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曾批評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於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們往往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精英大學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們的正面作用會很大；但是如果沒有人格，他們的負面影響也會不小。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見一斑。
人生既有對人生髮展的夢想，更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記住蘇格拉底的這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在你進入大學的今天，就應是你反省人生的開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發現自己，認識世界的過程。特別是我們學院本科教育改革的兩個支柱之一是“個性發展”，就更需要同學們把自己的個性發展放在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學院以研究創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為哈佛MBA畢業生作演講。兩年後，基於該演講的書《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為暢銷書。克里斯坦森運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分析方法探討這樣的問題：如何確定你在事業中獲得幸福？如何確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關係中獲得幸福？如何確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從而遠離犯罪？他講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礎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啟發。
實現“人的現代化”
今天我講的是，“人”重於“才”；今天我關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闡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髮展；今天我向你們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
我從不懷疑中國會出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才，這是機率為一的事件，不確定的只是時間的早晚和人數的多少。但是，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愛因斯坦早就說過：“學校的目標應該始終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The school should always have as its aim that the young man leave it as a harmonious personality,not as a specialist.）黛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你在成為王子之前，先要成為一個人”（you must be a man before you can be a prince）。如果我們把對培養不好真正的“人”的憂慮放在對培養不出拔尖創新“人才”的擔憂之上，那么中國的教育就會有新面貌。
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那么“人的現代化”就應該是最高層面——價值層面的現代化。這就是為什麼“人”重於“才”。
